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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沃寿 著，常蕾 译

图书标签:

• 佛教
• 中国历史
• 宗教
• 文化
• 历史
• 哲学
• 中国文化
• 信仰
• 古代史
• 社会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86524

版次：1

商品编码：12232199

包装：精装

丛书名： 海外中国哲学研究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09-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172

字数：98000

编辑推荐

　　《中国历史中的佛教》风行美国课堂数十年的汉学经典之作，鸿篇巨作易见，深入浅出难能。平装版风行十周年之际，特别推出精装纪念版。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中的佛教》是美国汉学家芮沃寿（Arthur F. Wright，1913—1976）关于中国佛教史研究的一部通论性著作。作者以1958年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演讲稿为基础写成此书，一经出版后，即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赞誉，著名学者纷纷发表书评，甚至在此书出版近半个世纪之后依然有新的书评出现。时至今日，这本书仍是美国大学生了解中国佛教的必读之书。
　　作者试图展示从佛教进入中国至6世纪，佛教如何适应中国文化，减少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摩擦与碰撞，为儒释道三教合和打下统一的思想基础，作者还将研究视野进一步延伸至近代中国社会，检讨佛教如何在近代社会继续发挥其影响和作用，兼顾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思想、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作者简介

　　芮沃寿 ( Arthur Frederick Wright，美国，1913—1976 )，1947年获哈佛大学博士，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佛教研究学者、耶鲁大学查尔斯·西摩讲座历史教授。芮沃寿是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专家,他终生致力于研究中国佛教发展史，并在二战后将研究转往中国儒家思想和隋唐史这两个新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目录

目录

总序1

前言1

第一章汉代的思想和社会

第二章准备时期

第三章驯化时期

第四章独立成长时期

第五章挪用期

第六章佛教在中国的遗产

精彩书摘

第一章汉代的思想和社会
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

佛教改变中国文化是东亚历史上重大的主题之一。3这个历程可以追溯至将近两千年前。而且无论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人生活和思想的哪个方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响。通过检视这样一个历程，我们可以指望学到什么？在最一般的层次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文明之间相互作用的某些模式，这与我们20世纪世界的文化问题有特别的相关性。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对宗教作为把一个伟大文明的元素输入到另一个文明的载体的角色有所了解。这可能会引导我们批判地反思汤因比的理论，即：宗教在保存一个瓦解的文明和它的继任者之间的连续性元素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大乘佛教——作为“内在无产阶级的教会”，在汉文明中断时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接下来，我们可以对佛教作为世界宗教的特性，及其与其他伟大信仰的相似或不同之处，作出暂时的判断。当我们考量佛教在中国历史4中的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印度与中国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还要警惕那些以“东方文化的一体性”（the unity of Oriental culture）为假设前提的种种阐释。最后，我们应当找到理解中国文明的线索：对其思想特有的和持久的模式的洞察；理解其文学与艺术传统、其制度以及个人与群体行为模式的关键。并且，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不把这些事物看成是静态的实体，而看成是为了应对不断变动的环境带来的长期挑战，而随着时间变迁的文化的各个面向。

　　对这些范围广阔的问题和过程的考察，可以采用共时性的方式，即分不同章节讨论中国文化中受到佛教影响或改造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可以采用历时性的方式，即按时代来分割。我选择了历时性的方式。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习惯于思考一个文明整体在时间中的变化，以及这个文明的各个方面在某个特定时刻的交互作用。我尤其想要强调中国文明中的发展变化，来中和那种从赫尔德、黑格尔、马克思到诺思罗普(Northrop)诺思罗普（Filmer S. C. Northrop，1893—1992），美国哲学家，著有《东西方的相遇》（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1946）等书。——译者注、魏复古(Wittfogel)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1896—1988），美国汉学家，著有《东方的专制》(Oriental Despotism, 1957)等书。——译者注一直持续不衰的欧洲中心论的执念，即认为中国人以及其他“东方”民族，如兰克的那句不屑一顾的名言所说的那样，是“永远静止的民族”（den V�塭lkern des ewigen Stillstandes）。

　　对佛教与中国文明做一番如此的探究不是一件易事。很大一部分困难来自于中国佛教资料的性质。仅中国佛典的篇幅就大约是《圣经》的74倍，而且关于这些佛典的组织、文本分析和阐释的问题令人望而生畏。五十年来出现的相关的专题研究5、索引和字典对分析这些汗牛充栋的文献来说只能算是刚刚起步。而当我们把佛教与中国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探讨时，问题又加倍了。中国在一切民族中关于自身历史的记录最为篇幅浩繁，我们还处于对这些记录加以组织和分析的早期阶段——这个历史记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足以使历史学家陷入绝望。据估计二十五史翻译成英语需要4500万字，而这些尚且是整个文献中很小的一部分。这个估算来自于德效骞：《中国史书的可靠性》（Homer H. Dubs,“The Reliability of Chinese Histories”），载《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VI，1946)，第23—43页。关于中国的现代历史研究在最近的四十年里有所进展，但最多也仅相当于对一片辽阔的未知土地的试探性勘察。

　　如何理解和解释我们已知的东西也构成问题。当我们说佛教影响了中国人生活与思想的方方面面时，我们是说：佛教对各方面都发生了同样的影响，以同样的方式影响到同等的程度吗？显然不是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文明，其艺术的、文学的、哲学的或者其他的传统通常会有各自不同的模式和发展动力。可是，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又发现自己对这些独特的模式不甚了了，更不用说它们以何种方式在历史中互相影响。还有，我们知道，在我们将考察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是由许多不同的亚文化构成的，但我们并不很清楚这些中国6不同地域的典型亚文化的具体细节，也不清楚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如何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

　　不过值得高兴的是现在有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专题研究和理论假设来帮助我们在这可畏的资料与问题的谜团中理出头绪。在这些思想中，我们发现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理论对我们当前的研究相当有用。他的理论讲的是在像中国这样以农为本的、阶层二分型的社会中，精英和农民是以何种方式相互作用的。他把这两个社会阶层的文化分别称为大传统和小传统。前者是有教养的、理性化的、自觉的，包含着对社会的——艺术、哲学以及制度方面的——外显的理想的连续而明确的表述。后者则是农村民众的不自觉的、缺乏批判性的民间传统——代代因袭的行为规范和信仰。如果我们铭记这一区分并注意观察这两个传统如何通过政府、经济政策、宗教和艺术相互影响，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佛教和中国文化在每个时期中的互动。

　　一说到时期，我们就碰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从过往的时间不再被看成是一个个分立的英雄壮举的高峰而是被看成一个过程那个时刻起，就开始困扰历史学者。这就是分期问题。我对本课题研究的这个过程所做的时期划分只能视为一个假设，是为了处理漫长时段和繁复事件而采取的方便的、然而也是尝试性的手段。这些时期被冠以不同的名7字，提示每个时期佛教与它所进入的文化相互作用的不同模式。不过这只代表对特定时期内何种互动模式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判断，而不是说一种模式的盛行就排除了别的模式的存在。毋宁说是这样的：在我们考量的这几个时期里都有许多模式并存，而且在一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互动模式既在上一个时期有所预示，又在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内产生回响。

　　在考量以如此多的途径改变了中国文明的漫长过程之前，我们应当先简要地考量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根据实情建立起一些基点，以便衡量和理解之后发生的变化。

　　汉帝国是以强力统一中国的秦的继任者，它以中国北方的平原为中心，在这之前，这片土地上已有一个至少肇始于1500年前的可辨识的中国文明。南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是居住着土著的极不开化的蛮荒之地。在遥远的南方，汉朝的戍军控制着北印度支那，中国对于整个南方的扩张刚刚开始。汉帝国的西方和西北方铺展到草原和沙漠地带，在那里，中国人试图用战争或外交掌控帝国的通道。标志着中国农业边界的长城保护着帝国的北方。长城之外是养育了另一个与其敌对的生活方式的草原。8在遥远的东北方，汉帝国在今天朝鲜平壤的附近建立了一个繁荣的殖民地，它维持着对南部的控制，这片土地位于该殖民地和长城靠海的终端之间。

　　汉帝国的社会秩序基本上是一个有着两个阶级的系统。旧封建贵族统治的崩溃先是部分地由实现了统一的秦帝国（公元前221—前207）对封建制度的扫荡式清算所造成，最后完结于贵族在推翻秦政权的内战中的失败。有着平民起源的汉朝政府将官爵和土地封赏给宗室大臣们，但或予或夺都取决于皇帝的兴致。那些封建政府的官员、东周时期逐步形成的氏族地主，和在新帝国中通过买卖或垦荒获得土地的人，成为汉代的精英阶层。他们有求知所需的富贵和闲暇。他们为汉朝的第一位皇帝提供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自此以后，他们作为官僚政府的设计者和职能人员、文化遗产的保存者和解释者，以及全国和地方的新社会秩序的守卫者继续工作而巩固自身的地位。他们之下是生活在乡村的农民，自主劳作或成为佃农，缴纳租金和税收，在从上方摊派下来的军事和公共工程中服役，生存在温饱的边缘上。

　　汉代是一个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荒田不断地开垦，人口也许增长到了5600万这是公元156年的数字。参见毕汉思：《中国的人口普查》（Hans Bielenstein,“The Census of China”），载《远东古代博物通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XIX，1947)，第126页，第139—145页。。9国际贸易繁荣，技术和艺术都有极大的提升。财富的增损在贸易与投机、采矿、炼铁、制盐中起伏。士族官员们（gentry�瞗unctionaries）始终努力抑制那些常常与帝国权力结盟的暴发户们。较为幸运的上层阶级的家族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奢华。他们在自己的田产上，在城镇中，或者在都城中建造精巧的宅院，装饰以取自或远或近的奢侈品；他们的女人们穿着时髦，纵情享受最新的时尚。汉代中国是扩张的、忙碌而充满生机的、外向的。亚历山大·索伯（Alexander Soper）提出汉代生活的精神是：
汉代是一个疆域扩张的时代，拥有巨大的新财富和新权力的时代，政治和经济责任得以增长的时代。这个时代现实的气氛没有给反社会的梦想太多怂恿。那些能说会道的汉代人——朝臣、士兵、官员或城镇居民，身处繁忙而成功的帝国中，着迷于如炫目盛会般的都市生活。对他们来说，皇宫是对想象力最显著的刺激，这一表明人类伟大的最佳的象征物，如今以超乎想象的辉煌、巨大、多样的规模耸立着。亚历山大·索伯：《中国早期的风景画》（Alexander Soper, “Early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载《艺术通告》（The Art Bulletin，XXIII，1941），第143—144页。
　　中国的新繁荣所带来的感官满足，并不仅限于那些领略了首都壮丽的人。下面是一个公元前56年被解职的官10员对他退隐庄园的生活的描述：
田家作苦，岁时伏腊，亨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这首诗作者引文中没有。——译者注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卬，顿足起舞。《汉书》卷六十六。引自马伯乐：《土地政策史》（Henri Maspero, “Histoire des régimes fonciers”）的译文，载《历史研究》（Etudes historiques, Paris, 1950），第158页。（此段引文选自《汉书》卷六十六的《杨恽传》。——译者注）
　　如果这就是汉代官员和士族们的急务和乐趣所在，那么汉代的思想有着一种罗马式的帝国实用主义的特征就毫不为奇了。戴密微：《佛教在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渗透》（Paul Demiéville, “La Pénétration du Bouddhisme dans la tradition philosophique chinoise”），载《世界历史笔记》（Cahiers d�餳istoire mondiale, III, 1956），第20页。在这个强健的社会里发展出的观念和价值的综合体是后世中国很多朝代的思想的关键。佛教渗入中国的第一阶段所遭遇到的，正是这个综合体和与之相伴的世界观。这个综合体是于特定的社会状况中得以成型，并在精英阶层的思想中取得权威性的。这提示出：尽管这一综合体令人赞叹地适应于帝国权力巩固和扩张的时期，但是它在一个崩溃与危机的时代却是不胜任的。

我们称之为汉代儒学的观念体系可以视作新的士11族精英阶层对合理化新帝国秩序和他们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这一问题所作出的知性反应。新秩序中的许多因素，比如世袭的君主制，不是由新的精英所设计，而是超出他们的控制，萌发于历史的发展。现在他们不得不作出理论解释；并且面对这样发展出来的复杂的新秩序，早先宣扬的儒学的简单教诫显然不适用或者不足够。这解释了为什么汉代的儒学设计者们（formulators）如此广阔地汲取非儒学的传统来发展时代和他们自己智力所需求的思想结构。我不相信汉代儒学可以被统统简化为权力系统的合理化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它是如此，但是它同时也是严肃、协调的努力，致力于理解、系统地安排人类有关宇宙、人类行为、文化以及作为其历史的过往文化的知识。

　　汉代孔门弟子所看到的宇宙，是这样一种包含一切关系的系统，即人、人类制度、事件和自然现象都以一种有序的、可预见的方式互相作用。缔造者们广泛地依靠比附来发展出这些关系的基本原则，也即是说，特定的自然中的层级被当作特定的人类关系和制度配置的模型。让我们转向这个系统中部分宇宙论的观念。

　　天、地和人被认为是不可分解的三位一体。董仲舒，12汉系统的首席设计师，这样安置：“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第十九章，译文引自即将出版的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传统资料汇编》（稿本）的秦汉思想部分，狄百瑞编（Source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 edited by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第7页。由此而来，自然的和人类的事务就有即时的关联性，统治者既有宇宙的责任，也有人类的责任。

天被认为主管或指挥“阳”与“阴”这两个刻画、激活一切现象的互补的存在模式。如葛兰言（Granet）指出的，这个观念也许很早之前就已经从原始农耕生活里季节的交替中发展出来了。几个学派的哲学家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念，现在汉代的儒学家用其来说明和解释自然的和人类的事件。因此，阳被视为包括了男性、明亮、创造性的、太阳、东方等含义的存在模式，而阴则包括了与之互补而不是相反的现象，如女性、阴暗、退隐的、月亮、西方等等。在这个观念的帮助下，辅以同样是从儒家传统之外吸取的五行的概念，汉代人将所有现象分类组织到有秩序的层级之中，这个层级中的变化是用阴阳的互相消长和五行的有规则的更替来加以解释的。

　　可以用这些分类和运作的原理来分析的天、地、13人三者，通过君主联结起来，“王”字中贯通三条横线的那条竖线正是君主的象征。作为天之子，统治者与仪式的适时履行有关，与天文学和历法有关，与响应各种可以被解释为反映了上天的赞同或反对的现象有关。在与大地的关系中，统治者要通过监督做出妥当的农业安排来确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实现这个的途径之一是公布一部建立在天象观察的基础之上的农业历法。另一个方法是建立恰到好处的关于土地使用、税收和（交换大地的慷慨果实的）贸易的政策。在做这些的时候，他就转到了人的领域。此时他必须首先关注他的臣民是否有足够的谋生手段，因为人只有在满足了物质需要后，才能在德性上完善自己。一旦这个实现以后，统治者要通过传授礼、乐和道德规范来教化他的子民。因为人的天赋是不等的，所以只有少数人能够把这个过程贯彻到超凡入圣的圆满境地。统治者对人民的责任包括促进这少数人的道德和学问的完成，以及用这些完人为国家服务。他们将使整个社会完善。

　　如果这是人对自己和周围的世界的观点，那么是什么权威认可这样的观点并提供了应用它们的钥匙？董仲舒的回答是：在古代智慧的精华——经典中：14
君子知在位者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中国传统资料汇编》，第1章，狄百瑞汇编稿本，第12页。（此引文出自《春秋繁露·玉杯第二》。——译者注）
　　请注意，在推重“六经”的时候，董仲舒提出：它们与那些君王可能被引诱去施行的邪恶方法相比是更为可取的。这些邪恶方法的例子有：任用没有教养的官员，使用武力，颁布划一而严峻的律法。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威胁到新的士族精英阶层仍然脆弱的权威。但是，如果君王，比如汉代的皇帝们，想要使经典中表述的原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教育的基础，那么他如何确立这些原则能胜过对立的学说，并被正确地解释和应用呢？董仲舒又提供了答案：统治者镇压离经叛道的学说，并建立一个国家支持的教育中心，15合格的儒家导师在这个教育中心里传授正统思想；而且，让如此获得的正统知识成为任命官僚职位的基础，通过官僚机构，受过正统教育的人可以在整个社会中最大限度地传播被认可的教导。在汉朝，这些原则逐渐获得了制度形式。到了东汉时，太学招收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30000人。官员们正是从这个群体中选拔出来的。度过了无数压制与挑战的孔门弟子，已经为他们自己及其学说在汉代世界里赢得了优势。在思索这些学说的一些影响之前，我们先暂时探讨一下他们是如何，又是为什么胜出的。

　　首先，汉代的儒家学说从许多学派的教导中丰富了自身。它吸收道家的思想，合理化了自然中的人；结合了荀子关于人性本恶的观点，据此至少认可了最低限度的法律约束，没有这种约束，中国的皇帝休想进行任何统治；它已经从多种来源中创造出一个新的帝国权力的基本原则。它就是这样让自己适应了汉帝国的现实。这些调和的基础是儒家士族与帝国政权的共同利益。二者都强烈地反对分封制的复苏——那会剥夺士族和君主艰难赢得的特权。君主和儒家都要求合理化新的国家和社会的教条，这样才能确保稳定。16儒家发展出这些，君主以法令将之制度化。士族需要一个能够保证他们占有土地和获得权力的秩序，皇帝们需要官员、土地管理者和征税者。汉代儒家发展了包括以农为本在内的政治经济原则，理顺了这些关系，而且君主赋予这些原则以制度的力量。

　　我们勾勒出的这些互惠的利益所支持的系统，在形成和限制汉代思想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仅能在这一章有限的篇幅内提出其中的一部分。比附式的推理，对同等性的强求被推到极致。过去朝代的更迭被运作成证明五行的不变序列。政府的部门分成等级，一个服从另一个，每个等级分别与五行中的一个元素相联系。《春秋繁露》第五十九章，狄百瑞汇编稿本第34—37页。仪式的法令被改写以使其季节和履行与宇宙秩序相联系。皇帝在宇宙中的位置在宇宙性殿堂（“明堂”）的详尽规范中得到精致的发挥，在那里，所有等级秩序的原则都被象征性地表现出来。

　　孔子，这位春秋时期鲁国的谦逊的老师，被神化为他从未梦想过的一个统一帝国的先知和守护神。古老的典籍遭到生拉活拽、篡改、“诠释”，以便伪造出一种与这些书的时代和作者不相符的一致性。本来只是古代占卜的原始文献的《易经》与孔子联系在一起，从而变成了各种各样比附式构造的权威。17早先的人们在其中咏唱他们的希望与畏惧的《诗经》被歪曲，为已获许可的道德准则提供权威。海陶玮：《韩诗外传：韩婴为〈诗经〉的教诲性用途所给出的示例》(J.R. Hightower, Han�瞫hih wai�瞔huan: Han Ying�餾 Illustrations of the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the “Classic of Songs”, Cambridge, Mass., 1952)。新的“经”，比如《孝经》，甚而把孔子改造成葛兰言所说的盲从式道德的守护神。

　　看起来极好地服务于君主和精英需求的帝国儒学，最后却被证明有几个致命的缺陷。它在比附推理方面走得太远，招致了无神论者和自然主义者的批判，从而使整个高度衔接的结构都被置于怀疑之中。王充（公元27—97）的抨击开始了这个侵蚀的过程。关注稳定和等级的汉代儒学逐渐僵化为专注于权威经典解释的争论和诡辩的繁琐哲学。这削弱了它自我更新的容受力和解决社会及政治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无论是智力的还是实际的新问题的能力。而且这个思想体系已经与汉代的制度秩序完全交织在一起。当那个秩序开始崩溃时，儒学也就被削弱了；当汉帝国垮台时，儒学就彻底地不足信了。

　　公元2世纪的社会与政治变动加大了汉代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中的裂缝。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追踪这些变动带来的影响，不过在这里先简要地勾勒一下也不无裨益。18一个有深远意义的变化是汉室皇权的削弱。汉代儒学把皇帝尊为宇宙的轴心，但实际上东汉的皇帝常常沦为对立集团操纵的傀儡和贪婪的权力斗争中可怜的人质。这些统治者成了已经变化的社会政治秩序的牺牲品，而这个秩序中的种种势力是他们的前任们曾奋力掌控的。一些有雄厚基础的旧士族世家因为长期掌握权力而在政治上固若金汤，他们的土地和财富持续增长，终于占据了广阔的地域，拥有了成千上万的佃农和奴隶。那些通过贸易聚敛了大量财富的家族一方面买官鬻爵，另一方面兼并越来越多的田产土地。另外一些权势家族是由太监或嫔妃的亲戚们建立的，外戚们利用自己与王权的接近大肆扩张。这些或新或旧的豪姓巨族把越来越大的权力紧抓在手中。他们尽力独占职位，为了他们自己及其追随者的利益而操纵官员选拔制度。他们的巨大产业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既是商业和制造业的中心，又是农业的中心；他们支配着大量的依附者，这些人耕种他们的田地，维持他们奢侈华丽的屋宅，还可以武装起来，或者进行防御，或者延续他们主人的世仇。事实上，帝国已经被诸多相互竞争的权力中心撕扯开，这些权力中心对来自首都的任何可能威胁到他们的秩序越来越不屑一顾。

《东方智慧的流转：宗教、哲学与社会变迁在中国》 本书旨在探索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种思想体系如何交织、碰撞、融合，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些塑造了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观念力量，考察它们如何发源、传播、演变，以及在与本土文化的互动中催生出新的生命力。 第一章：思想的火花——早期中国文化的原型 在文字记录的黎明之前，华夏大地上已孕育出独特的宇宙观和生命观。本章将追溯那些构成中国文化基石的早期思想流派，如原始宗教信仰中对天地鬼神的敬畏，以及早期哲学思辨中萌发的对秩序、和谐的追求。我们将审视那些流传至今的神话传说、祭祀仪式，以及早期文献中闪烁的哲学智慧，如《山海经》中瑰丽奇幻的想象，展现了古人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与探索；《尚书》中对政治伦理的早期思考；以及《诗经》中朴素的情感表达与社会生活图景。这些零散但重要的信息，勾勒出中华文明早期的精神面貌，为后来的思想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我们还将探讨早期社会结构，如氏族制度、早期国家雏形，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权力、责任、社群关系的初步认知。这些早期社会现实，不可避免地对当时的思想产生了塑造作用，反过来，思想的萌芽也为社会组织的演进提供了理论支撑。 第二章：诸子百家的时代——思想的春天与碰撞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极为活跃、观念极为开放的时代，史称“百家争鸣”。本章将深入探讨在这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涌现出的主要思想流派，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注重道德修养与社会秩序；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崇尚自然无为，追求精神自由与超脱；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倡导兼爱非攻，主张节用尚贤；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提倡君权至上，强调法律制度的约束力。我们将逐一剖析这些思想流派的核心论点，追溯其创始人及其弟子的思想传承，并考察它们在当时社会动荡中的实际影响，分析它们如何回应当时的政治危机、社会矛盾，以及如何为后世的统治和文化发展提供不同路径的选择。这一时期思想的百花齐放，不仅丰富了中国思想的宝库，也为后来的哲学体系构建提供了多元的资源。 第三章：统一与融合——帝国的精神构建 秦汉大一统的格局，在政治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同时也对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的整合与重塑。本章将分析秦朝的法家思想如何服务于中央集权，以及其短暂的统治如何为后来的思想格局埋下伏笔。随后，我们将重点考察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分析儒家思想如何在这一时期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及这种确立对中国社会结构、教育体系、伦理道德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尽管儒家居于主导地位，但其他思想流派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在民间或学术领域以不同的形式延续。本章还会探讨汉代社会对神仙方术、谶纬之学的热衷，以及这些现象背后所反映的民众对超验力量的渴望和对未来命运的关切，展现了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多元精神世界。 第四章：外来思想的冲击与本土化——文化的新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民族融合的时代，也是外来思想在中国传播并被本土化的关键时期。本章将深入探讨来自印度地区的一种重要宗教，及其在中国长达数个世纪的传播与演变过程。我们将考察其最初是如何传入中国，如何在不同时期与中国本土的哲学、伦理观念发生碰撞与融合，以及如何在社会各个阶层获得不同程度的接纳。我们将分析这一宗教的教义、仪式、艺术风格等如何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并催生出本土化的宗派，如禅宗的形成，以及其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社会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本章还将考察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如何与中国原有的思想资源（如道家、儒家）产生互鉴，如何在相互渗透中发展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并最终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五章：士人心态的变迁——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一直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他们的精神世界与社会变迁息息相关。本章将审视在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价值取向、学术追求以及他们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我们将考察从先秦的游士，到汉代的儒生，再到魏晋名士，以及宋明理学士人，他们是如何理解自身的社会责任，如何在乱世中寻求出路，如何在太平盛世中施展抱负。本章将分析儒家思想对士人品格的要求，道家思想对其精神自由的启示，以及其他思想流派对他们观念的影响。我们将探讨士人阶层在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价值困境，如“出世”与“入世”的选择，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著书立说、参与政治、教育后代等方式，试图影响社会走向，塑造文化传承。 第六章：民间的信仰与世俗生活——观念的力量 除了官方推崇的思想和知识分子的学术探索，广大的普通民众有着自己独特的信仰和精神世界。本章将关注民间信仰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包括对祖先的崇拜、对自然神灵的祭祀、对地方神祇的尊奉，以及各种节庆习俗中蕴含的观念。我们将分析这些民间信仰如何与主流意识形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及它们如何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伦理观念和社会行为。本章还将探讨民间故事、传说、谚语等文化载体中体现出的朴素价值观和生活智慧，以及它们如何构成了中华民族集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着重分析这些源自民间的力量，如何在历史的进程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支撑着社会的稳定和文化的延续。 第七章：思想的遗产与当代回响——传统与未来的对话 在历史的长河中，各种思想的流转并非静止不动，而是不断地演变、适应、再生。本章将回顾前几章所探讨的各种思想流派在中国历史中的发展轨迹，并分析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影响。我们将着眼于这些思想遗产在近现代中国的命运，考察它们如何被重新诠释、批判或吸收。我们将探讨这些古老的思想资源，在面对全球化、现代化等新的挑战时，如何依然能够提供启示，如何在当代社会中找到新的生长空间。本章旨在引发读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价值的深思，以及思考如何在这种丰富的精神遗产中汲取智慧，为构建面向未来的社会与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我们将探讨传统思想的哪些方面仍然具有生命力，哪些方面需要被批判性地继承，以及如何在不同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展现中国思想的独特性与普适性。 本书并非旨在详尽梳理某一特定宗教在中国历史中的具体细节，而是试图以更宏大的视野，聚焦于那些塑造了中国社会精神面貌的观念力量的交织与流转。通过对早期文化原型的追溯，对诸子百家思想的审视，对统一帝国精神构建的分析，对域外思想传入与本土化的考察，对士人心态变迁的描摹，对民间信仰与世俗生活的探索，以及对思想遗产与当代回响的思考，我们希望能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思想文化画卷，展现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如何以开放的心态吸收、融合、创造，最终形成了独具魅力、历久弥新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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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赞叹的是，作者对佛教思想内部张力的捕捉。这部作品并非一味地歌颂或赞美，而是敢于直面历史记载中那些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侧面。例如，书中对中国历史上多次“排佛”运动的梳理，不仅仅是简单地记录事件，更是深入探究了精英阶层对寺院财富和政治影响力的警惕。这种批判性的视角，让历史的图景更加真实可信，避免了将佛教浪漫化的倾向。阅读这些章节时，我深刻体会到任何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在进入一个新的社会结构时，必然会引发结构性的调整和反弹。同时，作者对不同宗派之间，如天台与华严，以及后来的禅宗与净土宗之间的学术辩论，也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展示了信仰内部的思想活力与竞争。这种对思想史细微差别的精准拿捏，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宗教学功底，使得本书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部高水平的宗教思想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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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其对“在地化”过程的深度挖掘上。它清晰地展现了外来文化如何被本土文化“驯化”和重塑的精妙过程。作者花了大量篇幅比较了印度佛教与汉传佛教在义理上的细微变迁，特别是禅宗的横空出世，被视为一次对本土精神的完美回应。读到关于禅宗公案和顿悟思想的讨论时，我仿佛进入了一个充满机锋与灵性的世界，那种追求“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境界，与中国文人追求的洒脱自然不谋而合。此外，书中对图像学和建筑艺术的穿插论述，也令人耳目一新。精美的石窟造像、庄严的寺庙布局，不再是孤立的艺术品，而是佛教思想物化的载体，是特定时代精神风貌的缩影。这种跨学科的视野，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理解历史的维度，让我们看到了信仰如何在物质层面留下不朽的印记。全书的论证，建立在对一手资料的审慎解读之上，使得其结论经得起推敲，充满了学者的严谨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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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厚重的著作，甫一上手，便被其宏大的叙事框架所震撼。作者显然对中国历史的脉络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他没有将佛教仅仅视为一种外来的宗教现象，而是巧妙地将其置于整个历史大潮之中，探讨它如何与儒家、道家等本土思想产生激烈的碰撞与最终的融合。书中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与早期传播，描绘得尤为生动，仿佛能看到那些远渡重洋而来的僧侣们，如何在充满疑虑与排斥的土地上，艰难地播撒下信仰的种子。尤其是在对玄奘西行求法的叙述中，那种既有虔诚的信仰驱动，又不乏探险家精神的复杂人性被刻画得入木三分。作者引用的史料扎实可靠，从碑刻铭文到私人记载，都经过了细致的甄别和梳理，使得整个论述充满了历史的厚度和说服力。阅读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了一种“观照历史”的视角，即佛教如何参与塑造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伦理观念乃至艺术审美，它绝非孤立的文化元素，而是中国文明肌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宏大叙事下对细节的精准把握，让人在惊叹之余，也对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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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的结构安排极其精巧，犹如一幅徐徐展开的中国历史长卷，而佛教，则是贯穿其中的一条金线。开篇的铺陈稳健有力，引人入胜，而随后的章节则如同多棱镜，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角度折射出佛教的复杂影响。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内容时，依然能保持叙事的节奏感。无论是对早期佛教在地方豪强支持下发展壮大的描绘，还是中晚期佛教在士大夫阶层中寻求转化的讨论，都显得张弛有度。读到清朝对佛教的管理和对藏传佛教的政策时，能明显感觉到作者的笔锋转向了对国家权力与宗教边界的审视。整本书的落脚点非常高远，它引导读者思考的不再是“佛教是什么”，而是“佛教如何成为了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以及在现代社会，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位这段复杂的遗产。这是一部需要静心细读，并能带来持久思考的回味之作，其阅读体验是丰富而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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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此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其叙事风格的清新与锐利。不同于许多严肃的历史著作那种板起面孔、引经据典的刻板，本书在阐述复杂的教义演变时，却不失一种近乎文学的细腻笔触。尤其是在描述佛教在中国各个王朝的兴衰沉浮时，作者似乎总能抓住那些最富戏剧性的转折点。比如，对唐代武宗灭佛的分析，书中没有简单地归咎于皇帝的独断或道教的煽动，而是深入剖析了当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矛盾如何共同作用，使得“无德之僧”成为了众矢之的。这种多维度、去简单化的解释方式，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乐趣。更令人称道的是，作者对不同地域、不同阶层对佛教的接受差异的探讨。他细致地描绘了寺院经济在地方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普通百姓对净土法门的朴素信仰，这使得佛教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哲学思辨，而是扎根于生活土壤的真实存在。全书行文流畅，逻辑严密，即便对于初次接触这一领域的读者来说，也能轻松跟上作者的思路，领略到历史的波澜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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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已收到，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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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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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挺好的，目前来说没有问题。一直很信任京东，多年的老司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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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偏理论少历史。可贵的地方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客观的审视两种文明相遇和融合的大视角。芮涛寿将中国佛教史分为准备、独立、挪用时期。粗线条，重点讨论佛教东入以后与原生文化的互动、磨合。有些部分读起来很像简单的梳理中国历史，但芮沃寿的写作立场还是较为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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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完好，快递小哥给力，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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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不错，谢谢大家。活着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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