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以一種現代解釋學的方法，從諸如現象學、捨勒哲學、存在主義哲學、日常語言哲學、施特勞斯哲學、後現代主義哲學、社群主義哲學、阿佩爾哲學等現代西方哲學理論成果以及由之形成的新的哲學語境齣發，對中國傳統哲學內在本質嘗試瞭一種全新的和全方位的解讀，以期從中發掘齣掩埋在古老傳統形式下的其現代特質和活的生命，並在此基礎上最終為我們揭示齣中西哲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旨，也即整個人類哲學殊途同歸之旨。

作者簡介

張再林教授

長期從事中西哲學比較、中國哲學的現代闡釋的研究，並為中國大陸“中國哲學身體維度”研究的開創者。

現任西安交通大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西安交通大學文化哲學研究所執行所長，西北大學特聘教授，西北大學東西方哲學研究所所長；美國羅耀拉大學兼職教授, 颱灣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員，颱灣元智大學“國科委”立項客座教授,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兼職研究員。

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身體哲學分會主席，全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哲學》雜誌編委。

代錶著作：《作為身體哲學的中國古代哲學》《中國古代身道研究》《中西哲學的歧異與會通》《治論：中國古代管理思想》《車過麻城 再晤李贄》等。

目錄

目錄

序 2

上 編 5

一、理想的認識論與日常的認識論　　——中西認識論的歧異與會通 5

二、智的本體論與愛的本體論——中西本體論的歧異與會通 11

三、認知的倫理學與直覺的倫理學　　——中西倫理學的歧異與會通 19

四、主客關係的美學與主體間關係的美學　　——中西美學的歧異與會通 25

五、外在的超越與內在的超越　　——中西宗教觀的歧異與會通 31

六、愛知之學與成人之教——中西哲學觀的歧異與會通 45

七、語義學的語言哲學與語用學的語言哲　　——中西語言哲學的歧異與會通 53

八、理性之治與德性之治——中西政治哲學的歧異與會通 65

下 編 82

九、對話主義哲學與中國古代哲學 82

十、後現代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 86

十一、西方現代現象學與中國唯識論學說 92

十二、“麵嚮事物本身”與莊學精神 99

十三、現代西方哲學的四大理論轉嚮與中國傳統哲學的基本精神 105

十四、西方社群主義與儒傢政治哲學 110

十五、從阿佩爾哲學看中西文化的會通 119

精彩書摘

一、理想的認識論與日常的認識論——中西認識論的歧異與會通

　　正如分析哲學中有理想的語言學派與日常的語言學派之間的分野一樣，我們將提齣“理想的認識論”與“日常的認識論”這兩個概念以錶示中西認識論之間的區彆。

　　(一)

　　傳統的西方認識論是一種徹頭徹尾的理想的認識論的學說。在這裏，“理想”一詞意指高於現實的和終極指嚮的東西。故所謂理想的認識論，是指一種與常識的認識理論相區彆的非常識的認識理論，一種以追求絕對的逼真、嚴格的科學為宗旨的理論。正如常識滿足於對常規思維的習以為常一樣，理想的認識則始於對常規思維的理性超越和存疑待審。就此而言，理想的認識論不失為一種名副其實的真正認識論：它要求我們破除之於常規思維的積習和迷信，揭示“認識之為認識”的絕對無可置疑的堅實依據，從而最終建立一種具有廣泛的普適性、嚴格的規範性和完善的體係性的極其理想的科學理論。

　　這種理想的認識論在柏拉圖的哲學中始開端倪。柏拉圖不僅把哲學定義為“愛知”，由此而為西方哲學奠定瞭唯知識論的緻思取嚮，而且還從中為我們區分齣知識與意見，也即理念與現象這兩種認識對象。如果說現象作為凡人的肉眼的“看”的對象是一種相對的、易變的和不真實的錶象的話，那麼理念作為哲學傢的精神的“看”的對象，則是一種絕對的、永恒的和真實的錶象，因此，在他看來，知識的理論其實就是“錶象的理論”。而在諸錶象中，唯有理念這類錶象纔是哲學研究的真正對象，它作為一種極其精確的“特許錶象”，是一切認識現象的基礎並代錶瞭人類認識追求的終極理想。

　　柏拉圖的工作毋寜說為我們預示瞭整個西方哲學發展方嚮。一部西方的哲學史，不過是柏拉圖的這一理想的認識論的腳注和補充。自近代以來，柏拉圖的唯知主義逐漸朗現為西方哲學中異軍突起的認識論轉嚮，而從中又齣現瞭大陸唯理論與英國經驗論的雙雄對立。但是，這種認識上的互爭雄長並沒有掩蓋其實質上對柏拉圖所開創的理想主義的認識論的共同的皈依。從柏拉圖的絕對的認知理念齣發，如果說以笛卡爾為代錶的唯理論認識路綫由外及內地把人類的認識最終還原為一種精確的“內視錶象”的話，那麼以洛剋為代錶的經驗論路綫則由內及外地把人類認識最終還原為一種精確的“外視錶象”。萬變不離其宗，無論是這種“內視錶象”還是這種“外視錶象”，作為一種絕對理念的變種都不失為一種新型的特許錶象的理論。這一事實錶明，近代哲學傢的種種努力依然沒有走齣柏拉圖的理想主義的認識論的陰影，他們不過是用一種新的絕對錶象的膜拜取代瞭柏拉圖的舊的絕對錶象的圖騰。

前言/序言

序

　　這是一本有關中西哲學比較研究的專著。長期以來，受西方哲學的強勢話語的影響，作為一門學科或學術的中西哲學比較研究，其身份的閤法性似乎一直受到某些專業人士的質疑。在一些人看來。中國有沒有自己的哲學都尚且成為問題。遑論所謂的中西哲學比較這樣的問題。然而。盡管麵臨諸多非議，但中西哲學比較研究日漸成為當今的一門“顯學”卻是有目共睹的不爭的事實。幾代海外學者在這方麵結下的纍纍研究碩果自不待言，近些年來中西哲學比較研究在國內的悄然升溫便是其有力佐證。在國內從事比較研究的治學者當中，既有一批初齣茅廬的青年學者，又有像張世英教授這樣一批老一輩的長期緻力於西學研究的學卓詣精、德高望重的專傢。而國內老一輩學者這一“齣入佛老，又返之六經”、從西學轉嚮中學的學術經曆錶明，中西哲學比較研究在當今中國作為一種學術運動已呈欲罷不能之勢。

　　中西哲學比較研究之所以在今天依然使很多學者難以釋懷地涉身於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該研究所特有的和至今未能解脫的問題情境。這種問題情境就是，由於人類的看似不可逆轉的所謂“現代化”進程、由於西方文明的幾乎所嚮披靡的勝利，東方文明的創巨痛深和其所處的危若纍卵、岌岌可危的曆史處境。它不僅使具有黃金般古老而自信的中華文化傳統麵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也使每一個文化的中國人開始緻詰自己長期浸淫於其中的業已習成的價值取嚮和生活方式。正是這種特定的解釋學語境，使中國學人開始以西方文化文本為理論參照對自己傳統文化文本給予重新的定位和解讀，藉以重新為整個民族也為自己的個體生命尋找安身立命之基、精神和心靈寄托委任之處。因此，中西哲學比較之治學之初衷與其說是由於一種知識論的緻思興趣，不如說是更多地齣於一種切身的存在主義式的憂患意識，存在主義式的生存反思。“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其心思及境界迥非那些習慣於從知解上入思的所謂專業化的學問傢們所能領悟。

　　其實，動力還來自西方文化一翼。中西哲學比較之所以成為人們趨之若鶩的今日之顯學，除源自東方文化的危機外還得力於西方文化本身不可救治的衰落。誠如施特勞斯所說，西方文化“大難臨頭，依然歌舞升平”。盡管西方文化在當今世界已成為一種咄咄逼人的強勢話語，盡管西方文化對東方文化業已取得瞭似乎不可逆轉的驕人的勝利，但以古希臘的知識論取嚮為其主要傳統的該文化卻盛極而衰地日漸暴露齣其自身深層的矛盾和內在的不足，在曆史辯證法的鞭策下同樣難逃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命運，其實際上早已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瞭。從近代就開始的西方蜂擁而至的人文主義哲學思潮對古希臘單維的哲學傳統全麵而深入的批判和檢討即是其睏境的印證。因此，實際上，正如在現代中國文化中我們看到一種對其傳統的生存論的反思那樣，在現代西方文化中我們亦看到一種對其傳統的生命根基的質疑運動：同時，正如時代正在召喚著中國文化走齣“中央之國”的自戀誤區以把自己納入世界性的視域中那樣，時代亦開始召喚著西方文化剋服其旁若無人的私語時癥以與東方文化尤其是中國文化從事“兩造之至深根源的會通”(施特勞斯語)。

　　這種文化的雙嚮互動運動錶明，中西哲學比較已不再是以個彆民族為單位的微觀的比較，而是基於普遍人類族類的立場的宏觀的比較，其所涉的思考也已不再是一種專業化的、技術性的思考，而是一種浸濡著生命感和曆史厚重的攸關整個人類命運的根本性思考，即擔荷起人類終極關懷的真正意義上的哲學思考。這種更具普遍性的比較、這種更具終極性的思考也正是本書的主題。本書之區彆於其他中西哲學比較專著的特異之處在於，其不僅試圖從認識論、本體論、倫理學、美學、宗教學、語言哲學及政治哲學等多個層麵對中西哲學給予一種全方位的比較，而且更重要的是，在這種比較中，通過對諸如現象學、捨勒哲學、對話主義哲學、日常語言哲學、施特勞斯哲學、阿佩爾哲學、後現代主義哲學等眾多現代西方哲學流派的深入解讀和思考，通過一種從中所透顯齣的與西風東漸相對應的堪稱東風西漸的當代哲學運動，在一種中西哲學雙嚮互動之中以揭示中西文化會通之旨，即不同民族之於共同的普世性的類哲學的趣嚮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