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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面临重返保守主义的“逆全球化”风险，在此背景下，中国坚定不移地主张一个更加开放的全球化市场，并在2015年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为促进全球背景下的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提供方案。
　　 两年多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诸多愿景逐渐变为现实，与此同时也要开始面对和解决更多落地和执行层面的挑战，更要始终坚持共商、共享、共建原则，实现市场运转、互利共赢。此外，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崛起在全球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分野，不少国家对中国的领导角色心存芥蒂。政治偏见是否会成为“一带一路”的绊脚石？敏感的地缘政治会如何影响”一带一路“的有效推进？财新传媒汇集不同领域的专家、官员及相关投资机构管理者，回顾“一带一路”发展进程，预言和分析新时期“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者和广大受影响人群提供解读以及可操作的指导性意见。

作者简介

　　财新传媒：提供财经新闻及资讯服务的全媒体集团，依托专业的团队和强大的原创新闻优势，以网站、期刊、视频、图书、会议等多层次的业务平台，为中国受众群，提供准确、全面、深入的财经新闻。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1986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荣膺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并获得法国奥佛涅大学、美国福特汉姆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林毅夫现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贾康：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

精彩书评

　　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适合当领头羊，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由国内基建项目的大规模投资所推动的，中国在该领域积累了丰富而先进的经验，并且拥有庞大的建材行业。此外，中国目前坐拥3.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这个数字未来还有可能继续增长……
　　——林毅夫《风物长宜放眼量——展望“一带一路”》
　　2008年以来，中国与23个国家实现了货币的直接交易，其中包括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还在23个国家/地区建立了当地的人民币清算安排，指定了当地的人民币清算行……中国大力发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参与者有不少是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机构。
　　——周小川《“一带一路”投融资应以市场化为主》
　　在实际生活中，开始的切入点在于，要在“一带一路”网状系统和各个节点上加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基础设施的加强，才能使各个相关经济体“货畅其流”，把土特产品卖出去，接下来，也就是我们资源配置中说的“地尽其力”，即发挥土特产品产能的潜力。进一步来说，它带动的是“人尽其才”……
　　——贾康《供给侧改革与“一带一路”内在契合》

前言/序言

　　代序：“一带一路”倡议给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带来新思路何亚非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一带一路”倡议于２０１３年提出以来，在各国引起强烈反响。“一带一路”建设这些年进展顺利。２０１７年５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云集各方来客，全球目光聚焦中国、聚焦被称为中国方案的“一带一路”倡议。虽然部分西方国家仍然对“一带一路”建设心存疑义，但是公开反对者寥寥。这是这几十年来全球治理领域从未有过的盛况。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全面深入地认识“一带一路”倡议呢？这一倡议给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又带来哪些新思路呢？
　　我们要对当今世界有一个客观深刻的了解和分析。
　　习近平主席说，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美国战略家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也分别呼应说，当今的国际体系正在经历４００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力量的中心从大西洋两岸转移到了远东。
　　诚然如此，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美国世纪”已经终结，世界进入“后美国时代”；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双双进入转换期和调整期；世界政治、经济也双双进入动荡起伏的“新常态”。
　　时代变迁必然会引发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整体力量上升，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力量格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２０１４年的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以中国为代表的７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大于老牌工业化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全球治理开始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西方“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东西方”或者“南北方”可能会经历持续时间较长的“战略僵持期”。
　　二是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实力相对下降，金融、经济危机不断，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危机，西方国家对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产生了严重的“战略焦虑症”和“不适应症”。美国新保守主义派甚至断定，新兴大国不可能和平崛起，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必有冲突。美国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洲特别是东亚，奉行“亚太再平衡”和“离岸制衡”战略，并在亚太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均由此而起。贝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政府如此，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政府也是如此。世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以及发生大国冲突的风险都在增大。
　　三是世界经济自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来长期低迷，原有增长模式动能耗尽，难以推动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加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和发展方式。各国都在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
　　四是全球化新时代来临，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博弈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分化程度加深。不少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忽视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等问题，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思潮泛滥，政治极端化倾向严重，原有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改变。现在，世界基尼系数远超０畅４的警戒线，甚至已经达到惊人的０畅７。
　　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反全球化特征明显，“美国第一”成为唯一基准。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退出枟巴黎协定枠，反对自由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全球化由此将面临四大严峻挑战。
　　第一，美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者，认为全球化偏离了“美国化”的既定轨道，因此对维护现有国际体系逐渐失去兴趣，倾向于推动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特朗普上台后的种种表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未来的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国际秩序及全球治理目前都处于“自由漂移”状态或“自我驾驶”状态，全球化不确定性增大，前途难卜。
　　第二，全球化主要的参与方——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或者说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反而不断激化，引发社会的撕裂及精英与民众阶层的对立和对抗。卡尔·马克思在枟资本论枠中论述这对矛盾之所以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化迅速发展带来资本、人员和其它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了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加上技术革命和社会信息化日新月异，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但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倾向于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如美国１％的高收入人群的财富相当于底层９０％老百姓财富的总和。
　　第三，全球化前景巨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地缘政治极度不稳定，大国关系更趋紧张，“修昔底德陷阱”等对大国冲突的预测不绝于耳，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很不安宁、很不安全。
　　全球安全体系处在“双轨”相悖的尴尬境地：以美国为中心的军事同盟体系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显然与时代的进步格格不入；而中国等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倡导树立新安全观，主张建立以共同参与、平等协商的全球伙伴关系为基础的集体安全机制。２０１７年９月，金砖国家峰会通过了枟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枠，该宣言中关于国际安全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的表述清楚地表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决心更多地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坚定维护世界和平，增加国际安全机制的包容性、开放性、普惠性，走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集体安全道路。
　　第四，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我们普遍有文明是相互冲突还是相互交流与融合的困惑。当代出现的许多问题事实上都与文明之间缺乏对话与交流有关，无论是西方文明自以为是的优越感，中东乱局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政治社会秩序崩溃、难民潮涌现，还是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从根源上看，都与文明、文化之间没有很好地进行交流、沟通、融合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现有国际体系里，西方国家总是认为，西方文明是最优秀的，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是最好的。西方国家把文明和政治制度分成三六九等，极力推广西方的“先进”文明及民主思想、政治制度，抹黑其他文明和政治制度，并将由此产生的冲突和矛盾归咎于文明冲突。其结果显而易见。
　　对世界形势和未来发展有了正确认识以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背景下来认真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贡献了什么样的新思路和新方案。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自身成功的治理经验和全球化的复杂现状出发，从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中汲取营养，提出了一系列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为世界经济未来发展和解决全球化、全球治理难题贡献力量。中国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政治体制保障之下，取得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公平的国内治理的巨大成功。这给世界提供了可供选择、可资借鉴的全球治理新思想、新理念、新模式。
　　回顾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思想的脉络主线。
　　２０１３年，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此后，中国身体力行，牵头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新的投融资渠道。
　　中国领导人多次对外宣称，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并在脱贫、妇女权益、维和、发展等诸多领域给予实质性的支持。２０１６年，中国作为２０国集团（G２０）主席国主办具有历史开拓意义的杭州峰会，就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具体方案。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对外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的全球治理新思想，倡导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世界的事情大家在平等基础上商量着办，而不论国家是大是小、是富是穷。中国创新全球治理思想也是对国际体系指导思想的创新，颠覆了西方长期以来以意识形态对立和排他性军事同盟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思想。
　　２０１７年初，习近平主席进一步升华了中国的全球治理思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构想及其实现路径，希望各国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之间经济依赖日益紧密的人类利益共同体出发，经过发展战略对接和文明包容融合，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集体安全的道路，最终实现建立“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
　　习近平主席在２０１７年厦门金砖国家峰会的系列讲话中强调“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提出从世界历史发展和金砖国家自身发展两个维度来看待金砖机制，希望以“金砖＋”等创新机制加强和拓展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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