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购 新常态改变中国2.0:全球走势与中国机遇 胡舒立 经典好书值得再读！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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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王烁，黄山 编，希拉里，基辛格，保尔森 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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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 中南博集天卷官方旗舰店

出版社： 中国文史出版社

ISBN：9787503464973

商品编码：1660476119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07-01

编辑推荐

1.希拉里、基辛格、保尔森等世界政要带你读懂中国未来大趋势！
2.谈中国改革、金融、法治、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关键议题，评析其中的挑战和机遇！
3.分析中国农业、医疗等领域的发展前景与潜在机会！

内容简介

《新常态改变中国2.0:全球走势与中国机遇》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驶入深水区，值此错综复杂之际，财新传媒专访希拉里、基辛格、保尔森等世界具影响力的政要，从中国经济转型、改革路径，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能力和法治的关系等方面，全面厘清当前局势，高屋建瓴地分析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对其中的变革与机遇，给出了极具建设性的观点。

作者简介

希拉里：美国第67任国务卿。

基辛格：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

保尔森：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曾担任高盛集团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时代周刊》“全球具影响力100人”，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世界百名思想者”。

王 烁：财新传媒主编。

黄 山：财新传媒国际新闻部主任.

目录

良好的政治秩序取决于平衡?001
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
记者：胡舒立、王烁
美国篇
“没有什么话题不能讨论”?012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记者：胡舒立、李昕、黄山
中美可以意识形态的不同?017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Kissinger）记者：胡舒立、王烁、黄山
华尔街由远到近，中国由边缘到中心?028
美国第74任财长、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亨利?保尔森（HenryPaulson）记者：胡舒立
我很高兴不再站在峭壁边缘?033
美国第74任财长、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亨利?保尔森（HenryPaulson）记者：胡舒立、王烁、李昕
如何与中国打交道?050
美国前财长、现任保尔森基金会董事长：保尔森（HenryPaulson）驻华盛顿记者：张远岸
金融危机的经典教训?056
美国第75届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F.Geithner）记者：胡舒立、叶伟强、黄山、汪旭、
特派华盛顿记者:李增新
厘清中美经贸分歧?068
美国财长：雅各布?卢（JacobLew）记者：胡舒立、黄山
特派记者:唐家婕、张翃
“遏制中国与我们的目标不符”?079
美国助理国务卿：罗素（DanielRussel）记者：张远岸
“我浸淫政治够久了”?086
第43届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JohnEllisJebBush）记者：黄山
我站在风口浪尖?091
美国驻华大使：鲍卡斯（MaxBaucus）记者：胡舒立
我受够了政治?099
美国华裔驻华大使：骆家辉（GaryLocke）记者：胡舒立
治疗金融癌症的药方？?106
美联储前主席，国际金融论坛荣誉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Volcker）
记者：王力为
对环境的真正保护来自民众?121
美国环保署（EPA）署长：莉萨?杰克逊（Lisa.P.Jackson）记者：胡舒立、张瑞丹、李虎军
病人的需求是医疗服务的核心?128
美国联盟医疗体系副总裁：马奇（GilbertH.Mudge）记者：李妍、薛健聪
实习记者：俞翔
中美反腐合作行动意义有限?134
美国国务院负责APEC事务的高级官员：王晓珉（RobertS.Wang）特派华盛顿记者：张远岸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前景?140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雷吉纳尔多?琼斯高级研究员：加利?霍夫鲍尔（GaryHufbauer）记者：王力为
欧洲篇
改革之难与欧洲之机?146
意大利总理：蒙蒂（MarioMonti）记者：胡舒立、李增新、张远岸
以现代化告别过去?156
俄罗斯副总理：舒瓦洛夫（IgorIvanovichShuvalov）记者：胡舒立、黄山
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169
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TonyAbbott）记者：李增新、陈沁特派华盛顿记者：张远岸
中国加强法治越快越好?176
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MichaelClauss）记者：陈沁
英国加大网络欺凌打击力度?181
英国司法大臣：福克斯（LordEdwardFaulks）记者：陈沁
中企在爱尔兰面临机遇与挑战?185
爱尔兰财长：努南（MichaelNoonan）记者：王玲
新移民改革意欲何为?193
加拿大移民部长：亚历山大（ChrisAlexander）
记者：王玲
鼓励中国学生来新西兰留学?199
新西兰教育参赞：葛佑兰（AlexandraGrace）记者：任波、赵晗
亚非拉篇
“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208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HsienLoong）记者：胡舒立
亚太经济合作可以有多种方式?219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HsienLoong）记者：胡舒立
会诊中日经济病灶?227
日本庆应大学经济学教授、小泉政府内阁要员：竹中平藏（HeizoTakenaka）记者：胡舒立
期待亚投行建成有国际地位机构?241
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StanleyLoh）记者:王玲
看好中以在农业技术领域的合作?246
以色列驻华大使：马腾（MatanVilnai）记者：陈沁
以色列式创新?249
以色列经济部首席科学家：哈桑（AviHasson）记者：王力为
复制中国特区经验?255
哥斯达黎加外贸部长：莫拉（AlexanderMoraDelgado）记者：王玲
中智合作为拉美提供经验?263
智利农业部部长：富切尔（CarlosFurche）记者：王玲
我们的改革并非出于短期政治利益?268
墨西哥驻华大使：温立安（JulianVentura）记者：王玲
重建埃及?272
埃及50人修宪委员会主席：穆萨（AmrMoussa）特派记者：倪伟峰
国际组织篇
优雅前行?28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Lagarde）记者：胡舒立
2030年的中国?288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JimYongKim）记者：胡舒立、李增新、戈扬
愿与亚投行合作?297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TakehikoNakao）记者：陈沁
“一带一路”看硬件也看软件?302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史蒂芬?格罗夫（StephenGroff）记者：王力为
中美的未来不是注定的?306
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Rudd）记者：胡舒立、王玲特派华盛顿记者：张远岸
21世纪亚洲的挑战是保持和平?313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Rudd）记者：张远岸
打破政府担保思维是国企改革关键?31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洲及太平洋部主任：巴奈特（StevenBarnett）记者：王玲
欢迎新伙伴参与非洲建设?32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非洲部主任:萨耶赫（AntoinetteSayeh）记者:王力为
中国改革显疲态?330
中国欧盟商会会长:伍德克(JorgWuttke)记者:王玲

精彩书摘

中美可以意识形态的不同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Kissinger）记者：胡舒立、王烁、黄山
眼前的基辛格，与媒体上的形象并无二致：身材不高，虽显老态，但衣着一丝不苟——黑西服、白衬衫外加精致的袖扣——典型的华盛顿外交家形象。
简单寒暄后，采访迅速切入正题，从基辛格的新作《世界秩序》
（WorldOrder)开始。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基辛格浸淫外交数十年。特别是在1969年至1977年间，他先后出任共和党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以及继任者福特总统的国务卿，成为整个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主要外交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他的现实主义理念也因此得以发扬光大。
从美苏的缓和，到历史性地推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往来进而形成事实上的中美联手抗苏联盟，以及旨在结束越战的《巴黎和平协定》的签订，无一不留下基辛格深深的烙印。争议也罢，褒奖也好，不可否认的是，即便在92岁的高龄，基辛格依然被之后的美国历届政府以及其他国家领导人问计，其影响力可见一斑。而从《大外交》《论中国》到新的《世界秩序》在内的14本著作，几乎没有等闲之作，也足以看出基辛格的智慧与精力。
作为“中国的老朋友”，基辛格同毛泽东以来的中国主要领导人都有过会面。专访前一天，他刚刚获得中国高领导人接见，
并共进晚餐，足见基辛格在中国的影响力。作为当年中美恢复正常关系的操盘手，基辛格对今天的中美关系有足够的洞见：作为当今世界重要双边关系的中美关系，历经正常化以来40多年的风雨，能否以及如何进入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轨道。
历史明示，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并行从来不会一帆风顺。观察者言，在2013年中美两国高领导人加州庄园会晤后，原本预期的两国关系改善未见到来；相反，老问题犹在，新问题不穷，以致在美国国内关注中美关系人士发出中美关系要进行危机管控的呼声。而这，即便对习惯了风浪的中美关系而言，也是不寻常的声音。
好在，中美关系“大而不倒”，重要性就在于此，往往在普遍不看好的情况下，由于两国内部演变和双边互动对全球格局的影响力，使得即便各自国内“利空”因素充斥时，两国关系往往会出人意料地纠偏。比如2014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一片悲观声中，与奥巴马携手夜游中南海，随即公告两国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历史性共同声明。
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关切实在太多，全球治理缺一不可。伊朗核危机、朝鲜问题、后美军时代的阿富汗稳定、突窜的“伊斯兰国”
（IS）、乌克兰危机，包括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动荡，这些国际关系的旧恙新疾，都需要中美两国的合作。因此，即便在价值观、社会制度层面的差异，也无法覆盖利益驱动的中美关系。两国的共同利益如此之大，以至于可以意识形态的不同。这或许也解释了基辛格及其现实主义政治的主张迄今对两国关系的相关性。
基辛格发言，人们在听。
“我不认为任何国家可以凭一己之力打造世界秩序”
守成大国与新兴国家难以避免冲突，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国际冲突的重要根源。德国与英国在次世界大战中的对决，被视为经典的案例之一。这似乎是个魔咒。在过去500多年间，发生过16次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互动，其中12次以战争告终。那么，作为20世纪后半叶大事件之一的中国崛起，是否会落入同一“陷阱”？此外，中国在积极参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秩序之外，也开始通过领衔发起金砖国家银行、稳定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致力于打造新的国际多边金融和经济机构。这会不会遭到美方的质疑和杯葛？就此，基辛格给出他的答案。
你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提到，中美需要从“一战”领悟深刻教训。你说的教训是指什么？
基辛格教训是这个：一国可能由于短期看上去很合理的事情卷入冲突，之后忽然发现自己已陷入不知如何自拔的地步。
我觉得，如果当时各国领导人事前知道“一战”的后果，没人会做当初的选择。所以，中美须谨慎，以防步入表面上合理但仍带来紧张局势的行动；随着时间发展，紧张关系将难以管理。
所以说必须避免失去灵活性，那什么情况下可能会进入僵硬状态呢？
基辛格：两国都得铭记不管分歧如何，共同利益更大。所以出现问题时，中美应该通过妥协来应对，而不是施压。要记住，对和平的需求超乎当下的紧张，中美当基于此解决问题。
在书中，你还提到，伙伴关系得成为现代大国制衡的一部分，但这两者本身是一对矛盾。为何这种矛盾是必要的？两国怎样才能成功管理这对矛盾？
基辛格：中国想阻止外部的人接近其领土，为此开展了相应的防卫，这是可以理解的。鉴于中国的历史，我特别能理解。美国不希望任何地区被一个大国主导，同样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构成了大国制衡的因素。
另一方面，这一平衡中的两个因素，即中国和美国，同样也得寻求合作，正如气候变化方面的协议所示。我相信，中国国家主席今年的访美之行将增进中美之间更多积极的理解。这两方面的趋势必须相向而行。
中国除了在现有国际金融秩序中寻求更大的影响力，还发起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行的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你如何看待其中的战略意义？
基辛格：现在还不够清晰。美国和其他国家正在与中国进行对话。一些美国人将中国的举动理解为试图打造现有金融体系之外的另一套体系，甚至可能终取代前者。我会说，让历史定吧。目前存在对发展和资本的需求，得有一种方式，让机构分担责任，且在那之后我们再看。我不认为任何国家可以凭一己之力打造世界秩序，我肯定中国领导人也明白这一点。
有中国商人获得许可，将在尼加拉瓜修建一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运河。美国会将其视为一个战略挑战吗？
基辛格：有很多人说，不论何时中国在非洲或拉美做了什么，都会损害美国利益。但是，一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为什么会给美国造成损害？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由两国领导人的目标以及他们与对方打交道的能力决定。我们应该明白，中国和美国现在都是大国了，我们在全球都有所经营，在一些地方，我们将并肩合作，在另一些地方则不是。我不认为这条运河是个问题，如果中国想花钱在尼加拉瓜修建运河，而不是建海军基地——为什么我要担心呢？
你在上世纪70年代参与构建了中国、美国和苏联的大三角。到了今天，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是否正在上演新一轮的大三角游戏？
基辛格：就中美俄三边关系，我在任时，我们的理论是美国要和中苏都保持良好的关系，美国跟中苏的关系要比中苏之间的关系好，不选边站。我们明确表达中苏之间的和平解决方案是美国重要利益所在。中国确信，如果苏联攻击中国，美国必会反对。
今天，目前局势下，美中俄这三国之间没有特别的战争威胁。俄罗斯制造了也正在经历欧洲的一场危机，这使得它更加靠近中国。这并不损害美国的利益，我无法想象中国正式与俄罗斯结盟的情景。如果真发生了，美国也会加以应对。目前为止，绝大部分问题关乎能源供应以及其他事务，这些都不直接影响美国。
乌克兰危机会不会导致针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冷战？
基辛格：乌克兰危机应该通过谈判取得和平解决。一年前我给《华盛顿邮报》撰稿时是这么想的，现在也这么想。基本的问题是乌克兰是否应该成为军事联盟（北约）的一部分，或者是否应该属于俄罗斯的军事势力范围。我的观点一直是乌克兰不应该属于任何一边，它应该是一个会场而非战场。如果这一建议早被采纳，我想和平的解决方案应该已经有了。我认为这仍然是当下应该做的，
持续的冲突将损害各方利益。

基辛格同毛泽东以来的中国主要领导人都有过接触，在西方战略家中也属惟一。在3月17日同中国国家主席见面时，基辛格表示，中国正在进行着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大业；美中关系是事关全球和平、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双边关系。构建美中新型大国关系符合双方利益，是着眼长远发展的远见之举；相信今年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将是一次历史性访问并预祝访问成功。
一般而言，往往是客人被称作“中国的老朋友”，而基辛格上来就说自己是“中国的老朋友”，可见其自信。
不可否认，今天中国面对来自国内国外的挑战愈发棘手。所谓改革进入“深水区”，容易做的事和不太复杂的改革已然完成。无论是经济增速的下滑，还是政府债务问题和土地问题，抑或严峻的环境治理议题和围绕人口结构产生医疗、教育、养老等诸方面挑战，都是本届政府必须应对的。同样，在国际上，中国渐渐舒展身躯，“韬光养晦”之说不闻久矣。这既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然后果，也对中国新时期和平发展的形象建设带来挑战。
你与毛泽东以来的中国主要领导人都有亲身认知。你对印象如何？如何在中国外交战略几十年来演变的背景下评价他的外交政策？
基辛格：身负重任，他正试图改变一个拥有13亿人的国家，改变中国多年来业已建立的模式，也正取得一些成功。在中国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世界经济日益复杂之际进行这个转变。我觉得，会作为一位给中国带来重大改革的领导人被载入史册，其中一些改革将为中国带来历史性巨变。
你对今年9月访美有何期待？
基辛格：这将是首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时值美国国内正在准备明年的大选，所以，此次访问对中美关系的延续很有意义。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已历经好几任总统，目前正走向奥巴马执政期的尾声。我相信，对华外交将得到新政府的支持。
同时，美国人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有机会倾听中国领导人阐释其改革计划以及中国的发展。我相信，访美时会描绘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图景，这将非常重要。
你认为中国的崛起是线性向上还是充满波折？
基辛格：历史上，一国崛起总有起伏。我还记得中国1971年的样子，如果有人给我看一张北京的图片，说多年后北京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会说绝对不可能。迄今为止，中国一直在发展，持续了这么长时间，这是的。期间出现一些下行是可能的，不过，当我们观察中国过去30年到40年的发展，我觉得长期趋势是向上的，如果目前正在开展的改革得以落实，更是如此。
世界秩序在十字路口
作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和平和发展，如今都遭到相当大程度的考验。就和平而言，乌克兰危机不止，“伊斯兰国”坐大、发达国家内生恐怖分子威胁、伊朗核问题未结，都严重挑战世界的和平，地缘政治的逻辑重新抬头。同样，在发展端，人类能否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遏制包括埃博拉在内的流行性疾病的扩散、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拉大，以及腐败问题的猖獗和诸多国家结构改革动力的缺失，也令发展前景蒙上阴影。
“伊斯兰国”在中东兴起，它会改变中东的基本格局吗？
基辛格：我们看到中东正同时经历着三到四种革命。有对现政府的不满，有什叶派和逊尼派间的宗教分裂，有民族之间的分歧，还有“一战”以来国际秩序的崩溃。现在，中东国家弃国界于不顾。所有这些危机都同时发生，每一个又某种程度上起源不同。
如你所言，伊斯兰世界正在十字路口，那下一步走向何方？
基辛格：“伊斯兰国”（IS）代表伊斯兰教早期的写照，即世界由哈里发（caliph）统治，他既是宗教领袖，也是世俗领袖，世界不分边界。它不对各伊斯兰国家加以区分，所以这种思维认为伊斯兰教进入阿富汗、中国、俄罗斯和美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如果这变成伊斯兰教的主流叙事，那世界就将进入极其困难的时期，任何拥有伊斯兰人口的国家都无法幸免于此，直到这些人意识到其方式不可接受也无法被忍受。
“伊斯兰国”是神权政治的象征，如何打败它取决于几个因素。首先，外界国家如何应对；其次，穆斯林如何应对，因为他们直接受其影响。在中东，让一些穆斯林国家打击“伊斯兰国”应该不难，但有其复杂一面，“伊斯兰国”人员来自逊尼派，如果使用什叶派力量打败“伊斯兰国”，长期看，这将使冲突更加复杂。
我们理解是因为这涉及了伊朗和沙特的竞争，那正好转到伊朗核问题。解除伊朗核武能力的美伊谈判正在进行之中。你认为解决伊朗核危机的办法是什么？
基辛格：尼克松总统时期，美国和巴列维国王治下的伊朗关系友好，之前几任美国政府期间也是。如果伊朗像一个民族国家那样行事，认可边界，就可以对国家秩序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伊朗文化独特，它是惟一一个一开始被伊斯兰教征服却没有采用阿拉伯语的国家。伊朗的问题在于谋求帝国的建立，不论是由什叶派主导的帝国，还是历史上的波斯帝国（波斯帝国东起现在中国一些地区，横跨整个北非）。问题在伊朗是否能像民族国家一样行事。如果能，那么伊朗同他国建立起良好关系几乎是自然的。
你的书里谈到了社交媒体。考虑到你的资深程度，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看社交媒体如何改变国际政治这个话题的？
基辛格：我不想让自己觉得尴尬，不过我得说我不用社交媒体，我也没有必要告诉所有人我在干什么。当然，网络完全改变了世界，它在人与人之间创造出一些以往不存在的联系，同时也唤醒了自我意识。当你如此依赖他人肯定之时，你对自己的判断还有几分信心？实时的、无处不在的舆论反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
斯诺登事件说明，只要是可能被泄露的，终将被泄露。在这个透明新世界中，你所主张的静默外交（quietdiplomacy）还可行吗？
基辛格：静默外交有两个层面：一、不透露目标；二、不透露行为。有时候这是必要的。
比如，当年我们接受中国领导人邀请访华时，我们觉得好是悄悄地来。因为，如果公开行事，我们就得做出很多保证，中方也得解释他们的动机。我们觉得，先让领导人会面，就未来两国走向达成理解，然后再公布。经中方同意，美国发布了当时对话的记录。那时，我们刚开始建立联系，彼此不了解，我们觉得好保密。
今天，仍然会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得通过静默外交来做：不透露目标，不透露行为。
几年前，我采访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他现正在深切治疗中。你如何评价李光耀的成就？
基辛格：李光耀是个伟人。他接手的是一个落后的海港城市，依靠他对新加坡人民的才智和能力的信念和信任，建立了一个国家。他构建了新加坡的比较优势，奠基于所有人的纪律和才智之上。他让整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辐射其影响力。一个中等规模城镇的管理者在世界上能有如此的影响力，这是令人无比惊叹的表现。
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会呈现何种面貌？
基辛格：他已经构建了一个现代社会。他接手时，新加坡的人均年收入仅为600美元，现在已经超过4万美元。他通过高度的——或许是被西方国家认为过度的——纪律，实现了这一演变。但是，我认为，新加坡会逐步演变成一个参与度更高的国家。他（李光耀）是那些构建了这样一个能持续增长社会的一员，新加坡也会继续被他（的故事和精神）所激励。

前言/序言

良好的政治秩序取决于平衡
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记者：胡舒立、王烁
长于宏大叙事又紧扣现实政治走向，弗朗西斯?福山必然成为各种本地思潮的国际回音壁。
20多年前，“冷战”刚结束，还在兰德公司担任政治研究员的福山发表文章《历史的终结》，随后扩展为专著《历史的终结与后的人》，以浓烈的黑格尔史观，宣布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击中了“冷战”结束后的时代精神。书成为现象级畅销书，人成为全球首席政治寓言家。
从那以来，福山一直活跃在学术与政治交界的地带。政治在变，而福山弃绝昨日之我，也有爱吾师更爱真理的气势：师从政治学一代宗师亨廷顿，但历史终结论与亨廷顿名著《文明的冲突》针锋相对；与新保守主义旗手沃尔福威茨等交游互赞，但在小布什政府陷入伊拉克战争泥沼后就果断撰文《新保守主义之后》，与这个政治思潮阵营割席断袍。
近来，福山更以上下两本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再度震动政学两界。在其中，福山特别地强调了政府能力（statecapacity）建设，而对当下美国政府能力的判断，充分体现于他发表在《外交》季刊上的一篇文章的标题：《衰败中的美国》。
怎么回事？那个主张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制的人，现在主张大政府了吗？这个问题不仅关乎福山自已，也不只是象牙塔里的争论，它与福山的历次著述一样，超出学界的范围，拨动了现实政治的敏感神经，在另一个时代，又一次命中了时代精神，于是在太平洋的两岸，均催动热烈的政治讨论。在美国，在中国，读福山，大家各取所需；谈福山，大家各有所图。
然而说到底，福山自己怎么说？在财新记者近日专访中，他尽陈所学。
中国人次听到你的名字，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你宣布历史终结了，终结于自由民主体制。20多年过去了，世界格局起起伏伏，你的看法变了吗？
福山我对基本问题的观点不变，即随着社会进步和现代化，历史会朝着某一个特定的方向前进。什么样的社会能够屹立在现代化进程的终点？与25年前一样，我仍认为是那些具备一定形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社会。我不认为过去这些年所发生的事情能够真正改变这一点。
但是，过去这些年间发生的许多事件，与你说的这一方向相悖。怎么解释？
福山事实上，自1970年以来，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从35个增加到了110个。近八年出现了下滑，主要是在俄罗斯、土耳其等地。用股票市场作比，我们不知道这是调整——尽管短期下滑，但是长期趋势仍是上扬——还是反转。不过我认为，尽管美国和欧洲经历了种种问题如金融危机，但其治理体制仍是长久而稳定的。
中国人再次听到你的名字，是因为你近来出的一套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在其中，你特别强调了政府能力（statecapacity）建设。有些人因此就说，那个主张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体制的人，现在变成国家主义者了。这是真的吗？
福山不，并非如此。我说的是，良好的政治秩序取决于平衡。一方面，确实需要有强大的政府来保护社会，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但是政府权力需要有法治和民主问责加以限制。没有这些限制机制的，那是独裁；另一方面，如果仅有民主和法治，但是政府能力很弱，也不是一个好体系。真正需要的是平衡，需要强大的政府能力、法治和民主三者并存。
记得10年前，你在课堂上展示了一张政府能力的简单模型，有两个要素，国家能力的范围和强度。它是怎样演变成今天这样一个关于制度的宏大理论的？
福山我的许多观点是由美国这些年来的公共讨论所催生的。美国人很喜欢讨论政府的范围大小，是共和党希望的小政府，还是民主党希望的大政府。我认为这种讨论是错误的。政府不论大小，都可以有成功的社会。但是没有能力的政府不会有成功的社会。因此不论大小，重要的是政府有能力将其承诺兑现。这可能是我当年在写《历史终结》时没有意识到的具有重要性的一点。
政府大小并不重要？
福山并不是我认为不重要，我认为有些政府监管过度，对公民生活干预过多，应当有所收缩。不过，如果一国擅长于此，且民众能够从法律角度接受，就没有问题，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有社会民主、高福利、高税收，
民众获得的政府服务也好，所以他们很满意，这些都是相对成功的社会。政府的大小并不如政府的质量重要。当然，我说的政府能力，并不是指压迫性的能力，而是真正做成事情的能力，比如提供教育、医疗、基建等。
你的制度三要素中谈到了法治（ruleoflaw），在你看来，法制（rulebylaw)与法治两者区别在哪里？
福山法制仅仅是政府命令的传达。法治，意味着政府本身及其领袖，都要和其他人一样受到相同法律的制约。法治本身主要就是限制政府权力，总统也好首相也好不能随意根据需要修改法律，而是一样遵守法律。这一点，是对政府权力很重要的平衡。
那法制比人治是不是有所进步？
福山相比当权者朝令夕改，法制当然好些，尤其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于投资者和商人来说，如果在所有权和争端裁决等问题上的政策不可预见，很难进行商业活动，他们不会冒这个险。
有没有可能实现从法制转向法治？
福山法治意味着对权力的限制。曾有国家实现了从法制到法治的平稳过渡，比如丹麦和瑞典在18世纪都是专制的君主制，到了19世纪都过渡到宪政体系，国王自愿限制了自身权力。所以确有先例。
你的制度三要素，政府能力、法治、民主问责，单独地看，哪个与经济增长有更强的相关性。
福山经济增长取决于不同国家的情况，但大体上都与政府能力和法治的某种组合相关。经济学家们极为强调所有权保护和法治，但我还认为，还需要加上政府能够提供强有力的非人格化的执行机制，有这些，往往就会有强劲的经济增长。
民主过渡总要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
福山不，我认为从长期看，过渡到民主体制将使整个体系更加稳定，更有合法性，对增长来说是好事。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富国都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原因。国家是否稳定，并不仅仅看短期能否拉动投资和增长，而是要看合法性，民众是否认可。这是我为什么认为民主重要的地方。
你说的长期指多久，100年？10年？
福山视情况而定。现代世界中，政治意义上的时间正在加速。在欧洲和北美，许多曾经需要数百年才能形成的机制正在加速发展，因为大家都在学习。社会模式可以复制。比如日本在19世纪晚期现代化的进程很快，因为借用了西方的技术和体系。中国也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获益良多。
按政府能力、法治、民主问责三维度形成的矩阵中，当今世界的主要政治体，比如中国、美国、欧洲、俄罗斯、印度，分别处于什么位置？
福山中国在光谱的一端，政治能力很强，法治较弱，民主问责不够。这跟中国的历史传统有关。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建立了相当现代的国家制度，通过科举考试招募公务员，按教育和能力选才。这种传统延续至今，所以政府并不仅提供经济增长，更有能力向民众提供基本服务。这是很重要的成就。
印度和美国在另一端，有很强的法治、活跃的民主问责，但是政府能力相对弱一点，其中印度更弱。
欧洲国家可能更偏美国那一端，不过这些社会大都在19世纪由君主制演变而来，有着中央政府的传统，所以政府更强势一些。美国从其发展历史来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民主国家。美国人不信任政治权力，所以与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相比，美国对政治权力有更多限制。
俄罗斯很不幸的是根本没有法治，其执政精英可以按照其意愿修改法律，主要是人治。另一方面，俄罗斯确实有民主选举，普京现在很受欢迎。从政府能力角度，俄罗斯实际上远比表面看起来要弱，比中国要弱得多。俄罗斯有强大的警察和军队，但是男性预期寿命正在缩短，现在大约是50多岁，这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简直闻所未闻。俄罗斯的医疗、教育、基建都很落后。
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美国在衰败的文章。为什么你认为美国在衰败？
福山我要作个澄清。我不认为美国文明在衰退。美国经济实际上表现非常好，非常具有创新性和企业家精神，尤其是在信息技术、能源等领域。美国的问题主要在政府。我对衰败的定义是，强有力的精英集团能够获取政治权力，以保护自身利益。在过去几十年，有证据表明美国一些大的利益集团和游说机构的权力正在上升。美国的另一个问题是两党政治的极端化，这锁死了美国政府，使其在一些基本问题上都很难做出决定。
我倾向于认为，议会制比总统制要好。美国过去几年的问题是，总统来自一个政党，国会由另一个政党控制，两者不能合作。在议会制中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按你说的这个逻辑，问题出在美国政治整体，而不是狭义的负责行政事务的政府。
福山我认为问题在于政治体系。好在美国经济生产力很高，以至于政府即便不是很高效，社会也能继续往前走。不过这种情况不会长期持续。从美国历史上看，当大问题出现时，美国体制都能自己解决，尽管有时会慢一点。
2016年美国大选不远了，希拉里·克林顿已宣布参选，可能会出现克林顿对布什的情况。在过去八届总统选举中，至少有六次选票上出现了克林顿或者布什家族的名字。这是不是美国政治衰败的表现？
福山我不认为是。某个家族长期保有政治影响力的例子，到处都有，中国、日本、欧洲。在美国，出现这种情况，是选民的自愿选择，基于对一些已形成品牌的名字的偏好。克林顿和布什这两个名字的品牌就很有力量。我个人并不认为杰布·布什一定就能成为共和党候选人。这个我们等等看。
你在新书中大量写到中国，以前则没有。为什么中国突然令你这么感兴趣？
福山很多原因。很显然，中国崛起是个大事件，对于世界来说都是如此。中国一直都是强有力的大国，但是与全球体系的整合程度从未像现在这么高。每个人都需要了解中国。此外，我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发现，中国作为一个文明，有很多历史并不为外人所知。中国历史传统的丰富厚重本身就非常有意思。不幸的是，20世纪以来，有很多中国人自己就丢失了与历史的联系。这是很大的悲剧，有待恢复。
在中国法治和现代化进程中，中产阶级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福山中产阶级有更高的诉求，他们的期望更高，包括对政府的期望。如果他们不喜欢什么，一定会让政府知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在中国发生了，并且将继续成为改变中国政治的一个要素。
对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成功，有人认为应归功于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将之定义为中国模式。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吗？
福山中国过去做得非常好，但是旧的做法需要改变。中国不会保持过去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速已经降到7％，还将继续下降。中国还没有经历过严重的倒退或者衰退。我认为除非在很大的压力下，否则很难测试一个体系的可持续性。我并不是预计中国通不过这一测试，这还没有发生，只是说需要在不同的情境中看中国的表现。
你怎么看国家资本主义？
福山我不确定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增长的秘密。中国国企的生产效率要明显低于私营部门，可以说国企的存在更多是出于社会稳定考虑，而并非因为新的生产力和增长。中国政府将国企改革提上日程，主要因为国企效率不足。这是其狭义，广义地讲国家资本主义，相对于美国等更市场化的经济体，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更多。在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作了4万亿元投资来刺激经济。这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国家间接向私营市场提供了大量的资源。
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反腐败运动，试图建立更清廉、更有效率、更强有力的政府。你怎么看其前景？
福山中国政府认为腐败在腐蚀其合法性，这种看法是对的。腐败范围很广，需要打击。反腐败需要通过公正的司法程序来进行。从长期看，要关注的是这场运动的可持续性。我认为中国真正需要的是打击腐败的机制，这意味着更独立的司法，以及能够将违法者绳之以法的一套司法程序。
如果腐败已经无处不在，那在你说的这些制度建立起来之前，短期就得采取行动。腐败就像癌症，做手术也是必须的。
福山从政治角度看，如果大规模打击腐败，确实能换来支持，赢得治本时间。不过，应该建立规则和机制，明确未来哪些行为可以接受，确保人们遵守规则。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也面对腐败问题。但是这种自上而下体制的问题在于，只能通过更多上层监督来清理发现腐败的官员。这在信息上存在很大问题。怎么发现谁是真正的腐败者？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反腐败更需要自下而上的程序，因为了解腐败问题的正是和腐败官员打交道的人，应当让这些人加入到反腐败的过程中。中国的规则是自上而下制定的，这可以成为重要的资本，也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做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不能做到的事情。我只是不知道从长期看这是否足够。我认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问责都有必要。
在你的三要素中，政府能力，法治，民主问责，哪一点现在对中国来说重要？
福山强有力的政府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日程上的下一项当然应当是加强法治。首先是加强法制，依照法律做出各种决定；然后，要做到人人都遵守同样的规则，这就是法治。这对中国来说很重要，因为政府行为将更可预期。这将有助于经济发展，消除或者减少腐败。所有这些都与加强法治有关。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民主？
福山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进程不坏。我认为应将法治改革的重要性放在政治改革之前。这也是欧洲许多国家经历过的。在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建设有很多，但是确实需要加强，因为中国法律体系的低效部分还很多。

沉潜与勃发：探寻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新常态”与全球叙事 导读： 本书并非胡舒立所著的《抢购 新常态改变中国2.0:全球走势与中国机遇》，而是旨在深入剖析当前全球经济格局重塑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经历的深刻变革与蕴含的内在逻辑。我们将目光聚焦于那些塑造未来走向的关键变量，从宏观的结构性调整到微观的创新驱动力，力求呈现一幅多维度、立体化的中国“新常态”图景。 --- 第一部分：全球经济版图的重构与中国的定位 第一章：逆全球化浪潮下的产业链重塑 全球化进程正步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阶段。技术进步带来的联系紧密性与地缘政治的冲突加剧，正在共同作用于全球产业链的布局。本章首先梳理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升级对传统国际分工体系造成的冲击。我们分析了“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和“近岸外包”（Near-shoring）等新趋势的兴起，探讨这些变化如何迫使跨国企业重新审视其供应链的韧性与效率。 重点研究部分将集中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演变。面对外部压力，中国并未选择完全“脱钩”，而是通过加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升内部需求的驱动力，并积极参与和引领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我们详细考察了中国在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的“补链强链”战略，以及如何通过区域合作机制（如RCEP）来对冲外部风险，保持经济的连续性与活力。 第二章：技术范式的转移与数字主权的博弈 当代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正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本章聚焦于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革命，及其对经济结构和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我们探讨了各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竞争态势，尤其关注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战略价值。 在中国语境下，数字经济已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辅助力量，更是重塑产业结构、提升治理能力的战略核心。本书分析了中国在数据安全、算法治理和平台经济规范化方面的探索。这种对技术主权的强调，既是对外部“卡脖子”风险的应对，也是中国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我们对比了不同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科研投入效率以及人才吸引力方面的差异，预测了未来十年内，技术主导权对全球经济领导力的决定性作用。 第二部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在逻辑 第三章：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挑战 “新常态”的核心，在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和发展动力的转换。本章深入剖析了支撑过去数十年高速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的内在局限性。房地产行业的周期性调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累积，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必须跨越的“结构性障碍”。 我们通过详实的数据分析，揭示了新旧动能转换的动态过程。旧动能（如传统基建、重工业扩张）正在有序退出，而新动能（如绿色能源、智能制造、现代服务业）的培育速度与规模如何决定了经济转型的平稳性。本书重点讨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层含义，即如何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这一衡量高质量增长的关键指标。 第四章：内需的潜力释放与消费升级的逻辑 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构建强大而有韧性的国内市场成为中国经济的压舱石。本章聚焦于中国庞大消费市场的潜力挖掘。我们认为，中国式消费升级不仅仅是消费总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结构和理念的深刻变化。 本书详细分析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效应，以及新型消费模式（如体验式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的兴起。特别地，我们探讨了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对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的关键作用。此外，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消费差距，也为未来挖掘区域性消费增长点提供了广阔空间。理解这些深层次的驱动力，是理解中国经济稳定性的关键。 第三部分：深化改革与未来发展的前瞻视野 第五章：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公里”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深化改革的核心主题。本章聚焦于阻碍效率提升的关键瓶颈：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定价与自由流动机制的建设。我们分析了户籍制度改革对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影响，探讨了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向“经营城市”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利益再平衡难题。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与风险防范。如何在吸引外资的同时，有效监管跨境资本流动，保障金融稳定，成为考验政策智慧的重大课题。本书强调，只有真正理顺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才能激励企业进行创新和提高效率，这是迈向更高生产率水平的必经之路。 第六章：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领导力 应对气候变化已不再是单纯的环境议题，而是关乎国家核心竞争力和能源安全的重大战略。本章详细阐述了中国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过程中，对传统能源结构的颠覆性重塑。 我们分析了新能源（光伏、风电、储能）产业的爆发性增长如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并探讨了绿色金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政策工具的实践效果。本书认为，中国在全球绿色技术标准制定和供应链整合中的主导地位，是其未来国际话语权和经济影响力的重要来源。这种对可持续发展的坚定承诺，正在重塑全球能源版图，也为国内产业升级提供了清晰的长期指引。 --- 结语：韧性、适应性与历史的耐心 综上所述，理解当下的中国经济，需要超越短期的波动和表面的新闻热点，深入探究其在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全球秩序重构中的复杂互动。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转型期，但转型本身也孕育着巨大的结构性机遇。本书旨在提供一套审慎、深入的分析框架，帮助读者理解中国经济展现出的强大韧性，以及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坚持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的战略定力。这并非抢购式的短期盈利指南，而是关于长期价值、结构演变和历史耐心的深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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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有幸读到胡舒立先生的《抢购 新常态改变中国2.0:全球走势与中国机遇》，着实是一次思想上的洗礼。这本书的视角极为宏大，将中国经济的脉动置于全球大背景下进行审视，让我深刻理解了“新常态”并非仅仅是中国国内的某种状态，而是全球经济结构性变革下的必然产物。作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理论功底，抽丝剥茧般地分析了科技革命、地缘政治、人口结构变化等一系列关键因素如何重塑着世界格局，以及中国如何在这股洪流中寻找并把握机遇。 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抢购”这一现象的解读，它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供需失衡，更是深层次社会心理和经济预期的体现。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环境下，人们对于稀缺资源、优质产品乃至未来发展机会的担忧和渴望，促成了这种“抢购”行为。这种行为的背后，折射出社会转型期的焦虑与希望，也直接影响着消费模式、投资决策乃至产业结构的调整。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抢购”视为一种短期的经济波动，而是将其视为“新常态”下理解中国经济社会运行逻辑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并深入探讨了其对企业战略和政府政策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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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胡舒立先生的《抢购 新常态改变中国2.0:全球走势与中国机遇》，我感觉自己仿佛接受了一场关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战略培训”。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提供具体的投资建议，而在于它构建了一个宏观的分析框架，让我能够更理性、更深刻地理解当下中国经济所处的环境。我尤其欣赏作者对“新常态”的解读，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描述，而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涉及到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以及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改革。 书中将“抢购”这一看似日常的经济现象，与全球走势和中国机遇紧密联系起来，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作者并没有将“抢购”简单地视为一种市场过热的信号，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复杂的经济反应，它可能源于技术迭代的紧迫感，对资源稀缺性的担忧，甚至是地缘政治博弈下的战略布局。这种分析方式，让我看到了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也看到了它所蕴含的巨大潜力。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换位思考”的视角，让我能够更好地理解，在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变革的浪潮中，企业和个人应该如何调整策略，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抓住发展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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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购 新常态改变中国2.0:全球走势与中国机遇》这本书，彻底刷新了我对中国经济的认知。胡舒立先生的分析，不是那种流于表面的泛泛而谈，而是深入骨髓的洞察。我一直认为“新常态”是个挺模糊的概念，但这本书用一种极为生动、具体的方式，将其具象化了。它不再是简单地描述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而是将中国经济的发展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全球背景下，去理解其内在的逻辑和未来的走向。 书中对“抢购”这一现象的解读，让我大开眼界。它不再仅仅是某个产品短期内的供不应求，而是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经济意义。这种“抢购”，无论是对于某种关键技术，还是对具有未来发展潜力的行业，都反映了市场参与者对未来趋势的判断和对稀缺资源的争夺。作者通过这种方式，揭示了中国经济在经历高速发展后，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以及在新的全球格局下，如何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方式，实现高质量的发展。这本书让我明白了，理解中国经济的未来，需要关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抢购”现象背后的深层驱动力，以及它们与全球经济大势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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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抢购 新常态改变中国2.0:全球走势与中国机遇》，我立刻被作者胡舒立先生那种冷静而深刻的笔触所吸引。本书并非一本教人“如何抢购”的实用手册，而是对我们身处其中的时代巨变进行了一次极其精辟的诊断。他没有使用那些空泛的宏大叙事，而是通过对一系列具体现象的剖析，勾勒出了中国经济在2.0时代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我特别喜欢书中对“新常态”的定义，它不再是过去那种增长放缓的简单描述，而是包含了结构性调整、模式切换以及全球性联动等多重维度的复杂概念。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作者将“抢购”这一看似零散的市场行为，上升到了战略高度，将其视为一种“信号”，反映了市场参与者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感知，以及对稀缺性资源和未来收益的预期。这种理解方式，极大地拓宽了我对经济现象的认知边界。它让我明白，我们看到的许多“抢购”背后，可能隐藏着深层的技术变革、产业升级的渴望，甚至是国际规则和地缘政治力量的博弈。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中国经济发展的框架，让我得以更清晰地看到，在复杂多变的全球局势中，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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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先生的《抢购 新常态改变中国2.0:全球走势与中国机遇》给我带来的，是一种醍醐灌顶的顿悟。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它是一幅描绘当下中国经济图景的宏伟画卷，而且是用一种极为清晰、逻辑严谨的方式绘制出来的。我一直对“新常态”这个词比较模糊，总觉得它是一个标签化的概念，但这本书让我彻底理解了它的内涵。“新常态”不再是简单的“增速放缓”，而是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高速增长阶段后，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更加注重质量和可持续性的发展阶段。 书中对“抢购”这一现象的解读，堪称点睛之笔。它不再仅仅是被动地回应市场需求，而是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含义，被视为一种对未来预期和资源稀缺性的直观反映。这种“抢购”，无论是对稀缺的芯片、热门的房产，还是对具有战略意义的科技产品，都折射出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一些深层逻辑。作者通过对这些现象的深入分析，揭示了中国经济在新的全球格局下，如何从过去的“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以及如何在全球供应链重塑的大背景下，抓住属于自己的战略机遇。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教会了我如何透过表面的“抢购”现象，去洞察经济运行的深层动力和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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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活动时买的，正品质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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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科普的书籍，内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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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好的书 还没来得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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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不错的书，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