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王羲之生于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卒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后迁居会稽(今浙江绍兴)。曾历任秘书郎、临川太守、江州刺史、宁远将军、会稽内史、右军将军,所以后世又称其为“王右军”。
少年时的王羲之讷于言而敏于行,非常聪慧,长大以后却能言善辩,对书画悟性甚高,且性格耿直,不流尘俗。
王羲之出身于名门望族,书画世家。其父亲与伯父均为当时赫赫有名的书法家。王羲之从小就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卫夫人。卫夫人名铄,字茂漪,为西晋书法家卫桓的侄女,汝阳太守李矩的妻子。卫氏四世善书,家学渊源,尤善钟繇的隶书。王羲之跟她学习,自然受她的熏陶,一遵钟法,姿媚习尚,自然难免。后来,王羲之出游名山大川,见到了李斯、曹喜、张芝、梁鹄、钟繇、蔡邕的书迹,一改本师,剖析张芝的草书,增损钟繇的隶书,并把平生博览所得的秦砖汉瓦中各种不同的笔法,悉数融入到行草中去,推陈出新,熔古铸今,遂创造出他那个时代的最佳书体,亦即王体行书,当时就受到人们的推崇。后来他被人们尊称为“书圣”。王体书道逸劲健,千变万化,尤其晚年行书炉火纯青,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梁武帝称其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
王羲之一生创作了数以万计的书法作品。据《二王书录》记载: “二王书大凡一万五千纸。”但自恒玄失败,萧梁亡国,王羲之行书或失于战乱,或毁于水火,到了唐朝已所剩无几。后来,由于朝代更迭,沧桑巨变,王羲之的书法真迹至现在早已灰飞烟灭,只能从摹本、法帖及碑刻中寻求消息了。由于篇幅所限,本书选录其《冯承素摹兰亭集序》《虞世南临兰亭集序》《褚遂良临兰亭集序》《赵孟频临兰亭集序》《丧乱帖》《远宦帖》《初月帖》 《姨母帖》《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快雪时晴帖》《二谢帖》《频有哀祸帖》《孔侍中帖》《忧悬帖》《寒切帖》《游目帖》《上虞帖》及《雨后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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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王羲之生于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卒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后迁居会稽(今浙江绍兴)。曾历任秘书郎、临川太守、江州刺史、宁远将军、会稽内史、右军将军,所以后世又称其为“王右军”。
少年时的王羲之讷于言而敏于行,非常聪慧,长大以后却能言善辩,对书画悟性甚高,且性格耿直,不流尘俗。
《冯承素摹兰亭集序》,唐摹本,纵24.5厘米,横69.9厘米,28行,计324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兰亭集序》是主羲之于晋永和九年(353年)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与友人聚会时所写的文稿。唐太宗千方百计得到了它,让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临摹以赐群臣,真迹则带进昭陵成陪葬品。《冯承素摹兰亭集序》即冯承素的摹本,因钤有“神龙”鉴藏印,故又称《兰亭集序神龙本》,最接近真迹。尤其是帖中20个“之”字别具恣态,无一雷同,其章法笔意顾盼,朝向偃仰,气韵生动,风神潇洒,被尊为“天下第一行书”。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不同书籍的详细简介,与您提到的《中国历代法书粹编:王羲之行书卷》无关。 --- 《宋代绘画中的审美变迁与文人趣味研究》 导言 宋代,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绘画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不仅在技法上精益求精,更在精神内涵上实现了深刻的转变。从北宋的宏大叙事、理学影响下的客观写实,到南宋的内敛含蓄、偏向抒情写意,宋代绘画的演进清晰地映射出社会思潮、政治变迁与文人阶层的精神风貌。本书旨在深入剖析宋代绘画的审美取向、风格流变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文人趣味的演变轨迹。 第一部分:北宋的“格物致知”与全景式图景 北宋(960年—1127年)是院体画和文人画初露锋芒的关键时期。在哲学的推动下,“格物致知”成为士大夫阶层推崇的学风,这种理性精神深刻地影响了绘画的创作态度。 1. 院体画的鼎盛与科学性: 北宋初期的宫廷画院,以追求极致的写实和对自然形态的精确把握为宗旨。李成、范宽、郭熙等大家,在山水画领域确立了新的标杆。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以其雄伟壮丽的气势、严密的结构和对北方山体质感的精准刻画,成为理性观察自然的典范。郭熙的“论画”更是将这种科学的观察提升到了理论高度,提出了“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审美标准,强调绘画的全面可感性。 2. 文人画的兴起与“以书入画”的尝试: 与院体的客观写实相对,苏轼、米芾等文人开始强调“意在笔先”。他们认为绘画的价值不在于形似,而在于表达画家的学识与胸襟。苏轼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鄙夫不殊;品之以神韵,高者可以通神明”,直接挑战了传统的“写真”标准。米芾及其子米友仁发展出“米家山水”,以墨色晕染,淡雅疏朗,标志着文人画在精神性表达上取得了突破。 3. 动植物画的写实高峰: 在应用艺术领域,如花鸟画和界画,也展现出高度的写实能力。徽宗朝的画院,集合了大量技艺精湛的画师。他们对物象的观察细致入微,无论是飞禽的羽毛纹理,还是草虫的动态捕捉,都体现出一种近乎博物学的严谨态度。徽宗本人对绘画的推崇,使得院体艺术的集大成者们将对自然的尊重推向了极致。 第二部分:靖康之变与审美精神的转向 “靖康之变”是宋代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北宋的覆灭,使统治阶层南迁,这种国破家亡的背景,深刻地改变了艺术家的精神状态和创作取向。 1. 院体画的南迁与保守化: 南宋初期,宫廷画院依然延续了北宋的严谨风格,但面对北方山河失陷的现实,其创作空间受到压缩。画风趋于精致化,题材也更加偏向于描绘江南的秀美风光,少了几分北宋初期的磅礴大气。 2. 院体山水向“意境”的回归: 以李唐、刘松年为代表的“金陵四家”开始在院体绘画中融入更多个人情感和笔墨趣味。李唐的笔法刚劲有力,既保留了北方山水的雄强骨架,又开始注重线条的力度和层次感。刘松年的画风则愈发简练,构图趋于紧凑,为南宋院体“小景化”埋下伏笔。 第三部分:南宋的“意象化”与文人趣味的深化 南宋中后期,院体画的程式化倾向日益明显,反而为文人画的进一步解放提供了空间。这一时期的文人趣味,从北宋的“理趣”转向了对个人情怀的抒发和对笔墨语言的纯粹探索。 1. 马远与夏圭的“边角式”构图: 马远和夏圭(并称“马夏”)将南宋院体画推向了极致的意象化。他们大量使用“一角”、“半边”的构图方式,大面积留白,营造出空灵、深远、带有哲思意味的意境。这种构图并非是技法的欠缺,而是对“虚实相生”、“计白当黑”美学的精妙运用,引导观者将注意力集中于画面中仅有的几笔,引发对无限空间的想象。 2. 院体文人化的趋势: 在院体内,对笔墨趣味的追求越来越重要。画作不再仅仅是“画景”,而是“写心”。绘画成为士大夫表达忧患意识、寄托理想的载体。 3. 理学影响下的禅宗趣味: 南宋时期,禅宗思想在士大夫阶层中广为流传。这种思想强调直觉、顿悟和对世俗事物的超越感。在绘画中体现为,画面往往简洁、凝练,去除冗余的细节,追求一种“不可言说”的禅意境界。这种趣味促使画作更倾向于写意,而非写形。 总结:宋代绘画的价值 本书通过对北宋的“格物写实”到南宋的“写意抒情”的梳理,揭示了宋代绘画如何在一个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完成了从“技术模仿”到“精神表达”的飞跃。宋代文人趣味的演变,最终为元代文人画的全面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研究宋画,不仅是研究绘画史,更是理解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面对家国命运时所构建的精神世界的一扇重要窗口。 --- 《唐代长安城规划与城市管理制度研究》 第一章:引言:唐代长安的地位与研究价值 长安城,作为唐帝国的心脏,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更是东亚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恢宏的规划与高效的管理体系,为后世王朝提供了蓝本。本研究将聚焦于唐长安城的空间结构布局、里坊制度的运行机制及其在城市管理中的体现,旨在揭示这座伟大都城的制度性成就。 第二章:长安城的规划理念与空间结构 唐长安城的规划,是汉代以来都城建设经验的集大成,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象征意义和实用主义原则。 1. 模仿与超越: 长安城的设计直接继承了《周礼·考工记》中“方九里,南面王门”的理想蓝图,但其规模远超前代。它采取严格的棋盘式格局,体现了君权至上、秩序井然的儒家政治理想。全城面积超过84平方公里,是名副其实的“万国来朝”之都。 2. 核心区域的划分: 城市被清晰地划分为皇城、宫城和外郭城三大区域,体现了等级森严的政治秩序。皇城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宫城(大内)则专为帝后起居使用,两者通过朱雀大街相连,形成南北中轴线上的权力核心。 3. 显著的对称性与中轴线: 南北向的朱雀大街不仅是城市的脊梁,更是权力流动的通道。所有重要的宫殿、寺庙、衙署均沿此中轴线对称分布,这种对称性强调了帝国的统一与稳定。 第三章:里坊制度的实施与社会控制 唐代长安最独特且影响深远的管理模式是“坊市制度”,尤其体现在“里坊”的组织上。 1. 里坊的划分与功能: 长安城被划分出108个里坊(商业区域为“市”)。每个里坊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功能齐全的社会单元。里坊内有坊墙、坊门,设有坊正、坊副等基层管理人员,负责维护治安、征收赋税、管理户籍。 2. 严格的宵禁与时间控制: 里坊制度的核心在于对居民活动的严格限制。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日出而开坊门,日落而闭坊门。这不仅是治安的需要,更是对社会动员和异动进行有效管控的手段。这种对时间的精细化管理,在世界城市史上极为罕见。 3. 坊市分离的商业管理: 商业活动严格限制在“东市”(国际贸易中心)和“西市”(国内贸易中心)两个区域内,并且只有在规定的时间才能交易。这种制度有效地隔离了居住区和商业区的噪音与混乱,保证了贵族阶层居住区的宁静与秩序。 第四章:水利、交通与城市给排水系统 维持一座超大型都城的正常运转,离不开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 1. 引水工程的成就: 长安城依赖于多条人工和天然河道供水,如清明渠、永安渠等。这些渠道不仅提供了生活用水,也为城市景观增添了灵动性。对水资源的科学利用,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 交通网络的构建: 以朱雀大街为核心的放射状道路系统,连接了各个里坊和城门,确保了信息和物资的快速流通。城内的街道宽阔平直,便于车马通行。 3. 城市排污的挑战与应对: 尽管唐代城市卫生意识尚有局限,但城市管理已开始注意排水问题。一些主要街道设有暗渠,用于疏导雨水和生活污水,虽然无法彻底解决卫生问题,但已是当时最高的城市工程水平。 第五章:结论:长安模式的深远影响 唐长安城不仅是物质上的奇迹,更是制度和管理艺术的典范。其棋盘式的规划、严格的里坊制度和集中的市制,形成了一套高效的社会控制体系。这种规划思想被后来的日本平安京(京都)和朝鲜半岛的都城所继承,成为古代东亚城市规划的范式,其价值值得深入探讨。 --- 《中晚唐诗歌中的“俗”与“雅”的辩证关系》 绪论:审美标准的重构 中晚唐时期(约公元835年至唐末),社会动荡,藩镇割据,传统的儒家理想受到冲击。在这一背景下,诗歌的审美取向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宫廷和主流文人圈仍坚守“雅”的典范,追求音律的精妙与意境的深远;另一方面,新兴的审美趣味,尤其是对民间口语、市井生活的关注,使得“俗”的元素开始大规模地侵入诗歌领域,并与“雅”形成了复杂的张力与融合。本书将探讨这种“俗”与“雅”的辩证关系,如何重塑了中晚唐诗坛的艺术风貌。 第一部:晚唐“雅”的坚守与精致化 晚唐诗人(以温庭筠、韦庄等为代表)在诗歌形式和意境的打磨上,达到了比盛唐更为精细的程度。 1. 词的兴起与“香艳”之“雅”: 温庭筠的诗风及其对早期词体的奠基,标志着一种新的“雅”的形成。这种“雅”注重雕琢、渲染气氛、描绘细腻的感官体验,尤其擅长描绘闺阁生活、离愁别绪。其用典精妙,句法繁复,虽然被后世批评为“香艳”,但在当时,这种对精美事物的极致描摹,被视为文人修养的体现。 2. 韦庄的古典回归: 韦庄在安史之乱后,力图回归初唐的格律和盛唐的意境,他的诗歌在形式上极为工整,情感表达内敛而深沉,代表了对古典诗歌规范的一种坚守。 第二部:市井生活的“俗”的渗透 随着藩镇割据,文人阶层对政治的失望加剧,使得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民间口语和市井气息由此被引入诗歌。 1. 杜牧与俗语的运用: 杜牧的诗歌展现了对民间俚语和现实场景的敏锐捕捉。他的许多诗作中,对社会现实的描写不再是盛唐那种宏大的历史感慨,而是更贴近普通人生活经验的场景再现。例如,他对妓女、歌伎以及市井人物的描绘,就带有鲜明的“俗”的色彩,但被其高超的艺术手法所驾驭,达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 2. 诗歌主题的世俗化: 中晚唐的诗歌主题中,对宴饮享乐、市井琐事、甚至男女私情的直接书写明显增多。这与前代士人对“风雅颂”的恪守有所不同,反映了社会风气在一定程度上的解放和对纯粹抒情的渴望。 第三部:“俗”与“雅”的辩证融合:宋之问的实践 真正的艺术创新往往发生在“雅”与“俗”的交界处。中晚唐的许多优秀诗人并非简单地抛弃“雅”,而是将“俗”的元素融入“雅”的框架中,实现审美的升华。 1. 语言的烟火气与格律的平衡: 成功的诗人能够运用看似口语化甚至粗俗的词语,来表达极其高雅的哲思或深沉的感伤。这种对语言的驾驭,使得诗歌既有下里巴人的亲近感,又有阳春白雪的艺术高度。 2. 新体裁对审美的冲击: 随着新的音乐体裁如曲子词的流行,诗歌的格律限制有所放松,为更接近民间歌谣的“俗”性表达提供了载体。这种形式上的松动,反而促成了内容表达上的自由。 结论:中晚唐诗歌的审美转向 中晚唐诗歌并非是“雅”的衰落,而是“雅”的内涵得到了扩展。它接纳了民间生活、世俗情感,并将这些元素通过精湛的格律技巧重新包装和提炼。这种“俗”的注入,使得诗歌避免了僵化和脱离现实,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为宋词的全面成熟铺平了道路。研究中晚唐的诗歌,需要我们跳出单一的“高雅”标准,以更宽广的视野去理解其丰富和复杂的审美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