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下卷)》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均尽力查找过中文原文。但是,某些地方因仅系片言只语,遍查不着;某些引文引自在台湾省或外国出版的书刊,我们无书查对;个别书籍在北京甚至一直未能找到。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不得已而采用了直译办法,幸读者鉴谅和指教。
要把绅士作为社会—政治的官员和作为地主这二者的作用协调起来,方法之一就是要承认个人和家庭之间的区别。简言之,各级功名按其性质来讲只能为个人所持有,而财产却是由家庭占有和传下来的。上面述及的士子文人在非经济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就是由个人履行的,而在一个地主所有制与家庭观念紧密连接在一起的社会里(尤其在华南),个人同时又是家庭的成员。由于财产主要不是由法律,而是靠勾通官府来保护的,士子文人—绅士就能够利用他们的政治社会身份来维护地主—绅士的经济地位。这两种起作用的成分,即士子文人—绅士和地主—绅士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加强,时常交织在一起,有时则是合二而一的。可以认为,19世纪初期的地方上层人物,首先是由一些拥有财产—主要是拥有土地的家庭组成的;其次,大部分科举登第的人都出身于这类家庭。虽然,有些功名获得者是靠个人才干而获得成功,有时,还能在社会上飞黄腾达,但是,如果不能获得家庭的支持以便在早期有时间学习和得到一个家学渊源的环境,那么能起步的人无疑只是极少数。
地主—绅士之家似乎有一种使自己世代交替的特殊本领。与农民比起来,他们的儿子结婚要早。他们可以纳妾,他们的婴儿死亡率也较低,因此,缙绅之家,由于多子多孙,其后代产生有才之士的机会也较多。一个世家还可以同时在乡下和大城镇扎下根基,以分散它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当农村发生灾荒和骚动时,这个家庭的城镇部分可以安然无恙。而当城市里改朝换代或出现官员造成的祸害时,他们在乡下的老家却风平浪静。当发生内战或外族入侵时,双方阵营里都可以找到同一个家庭的成员,而各为其主。旧中国的这些世家大族都渴望子孙满堂,十分重视维系家庭—宗族的世系。这就需要在生育和婚丧中竞尚奢华,培养与官府的交情,在教育上下本钱,使得其儿子能通过科举考试而飞黄腾达。
因此,功名获得者的个人社会—政治作用和地主—绅士家庭的经济作用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今天没有必要在地方上层的这两个分析基点作区分或选择了。虽然如此,由于历史的情况,便产生了相互对立的解释。首先,由于1905年废除了陈旧的科举,不可能再产生新的功名获得者;因此,地主所有制,或者至少是“外居地主经营制”,便明显地增加了,致使现代的土地革命便把土豪劣绅当做首要目标,他们仍然是地主,但是剥削性更大,而不再是地方上的社会领袖。从说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租栈”的活动的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这种大规模的“外居地主制”经营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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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尤其欣赏该书在叙事中对“地方”层面的重视。我们常读到的晚清史,往往聚焦于京城内的权力斗争和外交失败,但这套书成功地将视角下沉,让我们看到了帝国肌体在偏远省份是如何运作、如何瓦解的。以东南沿海的商业化进程为例,它清晰地描绘了传统士绅地主如何逐渐被新兴的买办阶层和产业资本家所取代或同化,以及这种转变如何为后来的革命提供了潜在的社会基础。对于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分析,也摆脱了简单的好人坏人标签,而是深入探讨了其爆发的社会经济根源,以及清廷在镇压过程中,地方团练和湘军等地方武装力量的崛起,如何不可逆转地削弱了中央的军事垄断权。这种对“权力碎片化”过程的细致记录,使得晚清的终结不再是1911年一个瞬间的政治事件,而是一个渗透到社会结构深处的系统性瓦解。
评分对于普通历史爱好者而言,阅读的挑战性毋庸置疑,但回报也是巨大的。它构建了一个极度精密的分析框架,让你学会如何“提问”历史,而不是仅仅满足于“记住”历史事件。比如,书中对光绪末年“新政”的评价,就非常审慎。它并不讳言新政在教育、军事上取得的进展,但更着重分析了这些改革措施在执行层面是如何被地方势力稀释、扭曲,并最终因中央财政的无法支撑而走向难以为继的境地。读者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一个庞大帝国的体制惯性是何其强大,以及改革者在尝试打破这种惯性时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给你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为你提供了理解复杂历史现象所需的一整套分析工具箱,让你在合上书本后,依然能对那个世纪之交的中国,保持一种既敬畏又批判的审视目光。
评分我花了极大的精力去研读其中关于晚清社会经济转型的章节。坦白说,学术性很强,初读时需要频繁查阅注释和专业名词,但一旦进入状态,那种抽丝剥茧的阅读快感是无与伦比的。它没有把洋务运动仅仅描绘成一场“器物学习”的简单尝试,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全球背景和国内资源约束下进行考察。特别是对“自强新政”中,不同派系(如淮军、北洋系)在争取中央资源和推行改革时的利益冲突,以及地方士绅对新式工业资本的接纳与抗拒,都有非常精彩的论述。有一段论述令我深思良久,那就是在金融体制的层面,传统钱庄与新兴的银行系统之间的博弈,如何深刻影响了中央政府的信用构建能力。这种对“看不见的手”——即非政治性的经济力量——在塑造历史走向上的强调,让我对传统上过分聚焦于帝后或重要大臣的叙事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反思。阅读它,更像是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复杂的历史实验室,观察各种社会变量是如何相互作用、最终导致历史走向既定的命运的。
评分从阅读体验上来说,这套书的风格非常“剑桥”,即强调多作者协作带来的视角多样性,但也因此带来了风格上的小跳跃。但总的来说,它在处理意识形态和文化变迁时,展现出惊人的平衡感。晚清无疑是中华文化遭遇剧烈冲击的时代,书中对“变”与“不变”的讨论尤其引人入胜。它没有将汉族士大夫简单地划分为“守旧派”和“激进派”的二元对立,而是细致地辨析了不同群体对“国粹”的理解和维护策略的差异。例如,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与梁启超的“新民说”,在如何嫁接西方概念到中国传统伦理框架中,所使用的不同策略和最终目标上的微妙分野,被解析得鞭辟入里。它让我们看到,知识分子在面对文化身份危机时,内心深处是如何进行艰难的自我协商与身份重构的。这种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理侧写和理论构建的梳理,远比简单的“西学东渐”论要深刻得多,它直指人心。
评分这部鸿篇巨制初捧在手,厚重感便扑面而来,光是那两册的份量,就让人对其中蕴含的史料与洞见充满了敬畏。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才大致翻阅完目录和前言,内心翻涌着复杂的情绪。它不像某些通俗历史读物那样,用引人入胜的小故事来编织叙事,而是以一种近乎冷峻的、学术的姿态,将晚清那段波诡云谲的历程,铺陈开来。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对“权力转移”的细致描摹。从嘉庆朝的衰微迹象,到道光鸦片战争后的被迫开埠,再到太平天国运动的血与火,每一个关键转折点,作者群似乎都不满足于简单的因果罗列,而是深入挖掘了精英阶层内部的权力制衡、地方督抚的崛起,乃至儒家意识形态在面对西方冲击时的内在挣扎与重塑。书中对官僚体系的冗余、财政的枯竭,以及士绅阶层在地方治理中的角色转变,分析得极其透彻,让人清晰地看到,清朝的衰落并非一蹴而就的崩塌,而是一个漫长、多维度、充满内在矛盾的慢性病过程。这种宏大叙事下的微观解剖,极大地拓宽了我对那个时代的理解深度,远超我过去读过的任何单一视角的晚清史著作。
评分下卷中,印象特别深的是章1通过中央财政收支估算来分析晚晴帝国的行政和财政,揭示了晚晴帝国完全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的事实;章5张灏讲思想变化和维新运动很精彩、章6日本对晚晴中国的社会和思想影响的分析、章7讲最后10年的政治和制度改革、章9的共和革命运动。
评分没有尽处 没有结束
评分至于那名白衣少女,陈七也不知来历,不过他听骆奉说过,万大小姐带了人来是为了剿灭铸印山的妖怪,心中便猜测道:“这小娘子生的倒也好看,难道也是妖怪不成?记得三帮主带我去见那位万大小姐的时候,还提过什么灵峤仙派的小美人儿,这些人做事都神神秘秘,远不如我们这些做山贼的爽快,也不知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
评分由国外研究明代历史的专家执笔,吸取了中国、日本和西方的研究成果,也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主要论述明代的政治史,结合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剑桥中国史》的第8卷则对明代的制度、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和经济史、思想史、思想和@史进行详细的论述。
评分很大一本,满满的知识,满满的历史,可以慢慢看啦!
评分恢复帝制最有说服力的道理,是明显的民国不得人心的事实,已在前文中指出,所以白朗匪徒1912年提出拥清口号。在有的省内,因为有为数众多的民众参与,革命的新秩序得以实现;但在数月之后,这些民众(诸如秘密会社)即被清除出权力机关,若进行反抗,就遭到残酷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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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大多数军阀是守旧的,和传统的社会准则是很协调的。自相矛盾的是,他们所促成的不统一和混乱却为思想的多样化和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提供了大量机会,使之盛极一时。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军阀都不能有效地控制大学、期刊、出版业和中国智力生活方面的其他机构。在这些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可能以什么方式实现现代化和增强实力进行了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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