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术棱镜译丛·视觉文化与艺术史系列：可见的签名 [Fredric Jameson Signatures of the Visible]](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147507/rBEHZlDqVP8IAAAAAANWmNdsj6kAADiigNYnHQAA1aw385.jpg)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凭借《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等大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奠定了自己作为美国最敏锐的文化批评家的地位。在《可见的签名》中，詹姆逊将目光转向电影。“视觉本质上是色情的；电影使我们凝视世界，仿佛它是赤裸的身体。”在《可见的签名》里，詹姆逊通过思考银幕上的想象世界和投射出的历史世界的关系，对电影和视觉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理论阐述。他探讨了《闪灵》、《炎热的下午》，以及希区柯克影片中的讽喻意味和意识形态含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书中对电影的分析仍然让人觉得入木三分，那些后现代主义的风流人物依旧难掩詹姆逊作为一名作家和思想家的夺目光辉，他对他们的批判从未终止。
在后现代世界里，电影是否能代替小说成为探讨社会现实的主要方式？詹姆逊认为，历史通过形式而不是内容进行传递。在《当代学术棱镜译丛·视觉文化与艺术史系列：学术棱镜可见的签名》中，他说明了电影作为文化批判和剖析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
内容简介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视觉文化与艺术史系列：可见的签名》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90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内页插图
目录
导言第一部分
1 大众文化中的物化和乌托邦
2 当代大众文化中的阶级与寓言：作为一种政治电影的《炎热的下午》
3 《歌剧红伶》与法国社会主义
4 “沉浸在毁灭性的因素中”：汉斯-于尔根·西贝尔伯格与文化革命
5 《闪灵》中的历史主义
6 希区柯克的寓言化
7 论电影中的魔幻现实主义
第二部分
8 意大利之存在
索引
精彩书摘
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同时正确说明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或超验作用的方法。这绝非易事，对任何一方面的压制都会证明这点：我们已经评论过旧的意识形态分析的无效，因为它无视大众文化的乌托邦成分，结果是空洞地谴责后者的控制作用和低下的地位。但同样明显的是，补充的极端措施——一种在缺少任何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使命的概念或论述的情况下赞扬乌托邦冲动的方法——只是在其最学术、最美学化的方面重复神话批评的应答祈祷，同时使这些文本失去它们的语义内容，因为它通过抽象使它们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和历史境遇。在我看来，《教父》的两部分为这些看法提供了一种真正教科书式的说明。一方面，通过概述警匪片的整个文类传统，它重新发明了某种黑手党的“神话”，并以这种方式使我们看到意识形态不一定是错误的意识问题或者是对历史“事实”不正确的或歪曲的再现问题，相反，它可能与对历史事实的“现实主义的”忠实性非常一致。诚然，历史的不精确性〔例如，1978年的电影《拳头大风暴》（F.I.S.T.）在对吉米·霍法的职业生涯的叙事里，50年代叠加了60年代和70年代〕常常会提供某种暗示，导向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因为事实本身有任何科学的功效，而是作为一种抵制的征象，即“内容的逻辑”或所说的历史性的实质对叙事和意识形态范式的抵制，它已经被强行同化到意识形态的范式之中。
但是，《教父》显然既在文类常规内运作又是它的一种改变；人们可以写一部关于这种常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作用不断变化的历史，说明类似的主题如何被召唤到不同的历史境遇之中，用以发送策略上不同但可以象征地理解的信息。这样，20世纪30年代经典影片中的匪徒〔如罗宾逊（Robinson），卡格尼（Cagney），等等〕就被戏剧化为精神变态者、孤独的病人，与一个基本上由健康的人（原型是新政时期民粹主义的民主的“普通人”）构成的社会相对照而突显出来。战后勃加特（Bogart）时期的匪徒仍然是这种意义上的孤独的人，但出人意料地被赋予了悲剧的同情色彩，并由此表达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归来的老兵内心的混乱，他们与缺乏同情的僵化体制斗争，最终被褊狭的、惩罚性的社会秩序摧毁。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1969、1979年两度获古根海姆奖；
评分蛮好的
评分1990年，因《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获美国现代语言协会詹姆斯·洛威尔奖；
评分2002年7月28日上午，杰姆逊再来中国，精神矍铄地登上华东师范大学的讲台，为上海学者作了题为《现代性的幽灵》的演讲。然而，杰姆逊 2002年之夏带到上海来的“现代性的幽灵”，却没有当年的飓风式效应，反而引起了不少批评。杰姆逊讲演之后，长期研究后现代文化问题的中国学者王岳川在上海的《社会科学报》撰文批评杰姆逊“终于将立场移到了西方中心主义上，认为只有第一世界即西方世界才可以在无意识领域广泛传播他们的殖民话语意识，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只能无条件地被动接受。”与王岳川观点类似的文章接连问世，而为杰姆逊“正名”的声音也同样响亮。尤其是杰姆逊的中国门生张旭东专门给《社会科学报》写了一封信，呼吁“参与讨论的人士以文本为根据，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读和空论”，并提醒“这是任何严肃讨论的底线”。
评分2011年，获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终生成就奖。[1]
评分考试所需，内容不错，正和我意
评分2011年，获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终生成就奖。[1]
评分从学术背景来看，杰姆逊前半期是一个文学研究家，他的文学理论专著《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1971)、《语言的牢笼》(1972)、《政治无意识》(1981)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三部曲”。但杰姆逊本人后来却并不认为自己专属于文学研究，而是一个“文化批评家”，“注意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杰姆逊的这一自道概括了他的学术兴趣的转移：出版《政治无意识》之后，他的视野转入了文学的外部文化环境，开始了对后工业社会的总体性观察。1982年，他在美国惠特尼博物馆发表的“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的演讲，标志着他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独到的思路，在资本扩张与文化生产之间探索深层的关联。随后他陆续出版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可见的签名》、《地缘政治美学》、《时间的种子》、《文化转向》等论著，都聚焦于弥漫在西方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并将其纳入历史化的语境中条分缕析，成为当代西方社会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
评分2008年，获挪威议会颁发霍尔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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