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桃叶渡到水绘园:十七世纪的江南与冒襄的艺术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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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宇星 著
图书标签:
  • 江南
  • 十七世纪
  • 冒襄
  • 艺术交往
  • 文化史
  • 园林
  • 桃叶渡
  • 水绘园
  • 明清史
  • 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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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ISBN:9787550303898
版次:1
商品编码:11176400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2-1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24
字数:265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从桃叶渡到水绘园:十七世纪的江南与冒襄的艺术交往》主要内容包括:桃渡临流:复社的雅集与党争、秦淮河:地理形势与城市图景、晚明社会的文人风气与冒襄的早年交游、复社的清议与斗争:戏曲与书画的交往、影梅忆语:女性的趣味与风雅、明代江南青楼文化之概况——以南京、苏州、扬州三地为例、水绘梦寻:遗民的赞助与倡和等。

内页插图

目录

导论
第一章 桃渡临流:复社的雅集与党争
一 秦淮河:地理形势与城市图景
二 晚明社会的文人风气与冒襄的早年交游
三 复社的清议与斗争:戏曲与书画的交往

第二章 影梅忆语:女性的趣味与风雅
一 明代江南青楼文化之概况——以南京、苏州、扬州三地为例
二 晚明青楼名妓与文人士夫之间的艺术交游——以万历前后南京秦淮旧院为例
三 影梅庵:明末清初冒襄与青楼女性的交往

第三章 水绘梦寻:遗民的赞助与倡和
一 扬州、如皋与水绘园
二 冒襄作为遗民的隐居生活——兼论冒襄与复明运动
三 《同人集》与《玉山草堂雅集》
附录
参考文献
致谢

精彩书摘

  冒襄选择暂居吴门原本是想缓和一下家族中的矛盾冲突,可是谁料想等到他回到如皋之后,便接连发生了一连串骇人听闻的事件。先是康熙十八年宝彝阁与染香阁的火灾,接着又是康熙十九年(1680)在家中遭遇刺客。136这接二连三的暴力事件,足以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场家庭纷争的激烈与残酷。冒襄最终很可能向冒裔做出了某种妥协,并且在县衙极力为冒裔求情。根据顾启先生的判断,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兄弟之情,而另一方面则是怕家讼再次牵连到“通海案”上去。137为此狱事,冒襄又曾往扬州住了半年,第二年夏天才得以返回如皋。此后冒襄的家境便一落千丈,不仅水绘园荒芜,就连家族祠堂所在地逸园也被旁人以计诱去。
  虽然冒襄晚年生活中充满了不和谐的因素,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参与一系列诗文、书画与戏曲的赞助活动。特别是在董小宛离开冒襄之后,水绘园中又接连出现了几位享有盛誉的女性艺术家,不仅为水绘园增添了无限的艺术乐趣,而且她们的书画作品直接变成了冒襄遗民交游的重要媒介,成为诸多题咏倡和的主角,可见冒襄晚年的艺术活动并没有随着水绘园的荒疏而停滞不前。
  继董小宛之后,第一位走进水绘园冒襄书斋的女性名叫吴扣扣。她是董小宛于顺治七年为冒襄买来的侍儿,当时小宛为二十七岁,冒襄则是四十岁。有关吴扣扣生平最为重要的记载,见于陈维崧撰写的《吴姬扣扣小传》,该文是顺治十八年(1661)吴扣扣死时陈维崧受冒襄之请而创作的纪念文章。根据陈维崧的记录,吴姬名湄兰,字湘逸,小字扣扣,仪征真州人。
  ……

前言/序言


书名:《宋代江南士人的文化想象与地方认同》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于宋代江南地区士人阶层的文化实践、精神世界及其在特定地域内的身份构建。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细致梳理与深入剖析,本书旨在描绘出一个复杂而多维的宋代江南士人图景,探讨他们在历史变迁中如何通过文化活动来确立自我、维系社群,并与地方环境产生深刻的互动关系。 一、 时代背景:士的兴起与江南的崛起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科举制度的完善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共同促成了“士”阶层的空前壮大。江南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发达的经济基础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成为这一新旧士人交汇的核心地带。本书首先将探讨宋代江南的经济地理特征,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与乡村聚落的演变,如何为士人的活动提供了物质与空间基础。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宏观的政治气候,更是微观的日常生活中,士人如何感知和利用这种地域优势。例如,苏杭地区的商业繁荣如何催生了新型的财富积累方式,以及这种财富如何反哺文化事业,形成文人化的生活范式。 二、 精神旨趣:理学、禅宗与“清”的审美追求 宋代士人的精神世界是多元且充满张力的。一方面,程朱理学的兴起为士人提供了一套内省修身、格物致知的人生哲学。本书将考察理学思想在江南士人中的传播与地方化过程,分析他们如何将“天理”融入对具体事物的理解与品评之中。另一方面,禅宗思想,特别是临济宗在江南的盛行,为士人提供了超越世俗功利的另一条精神出路。禅宗强调直观体验与瞬间的悟性,深刻影响了士人的诗歌、绘画以及园林审美。 更重要的是,本书将深入探讨宋代江南士人对“清”这一核心审美范畴的构建与实践。“清”不仅是一种艺术风格,更是一种价值取向,象征着超脱世俗的雅致、对物欲的克制以及对精神自由的向往。我们分析了士人如何通过对水、竹、石的描绘,对简朴书斋的布置,以及对交往圈层的严格筛选,来实践和展示自身的“清格”。这种审美追求,实质上是对日益商品化和世俗化的社会环境的一种文化抵抗。 三、 空间叙事:园林、书院与家族祭祀地 空间是文化想象的载体。在宋代江南,士人通过营造和使用特定空间,来构建和巩固其文化身份与社会网络。 1. 私人园林:天人合一的微缩宇宙 江南私家园林在宋代达到了艺术上的成熟期,不再仅仅是游乐之所,而是士人哲学理念和审美情趣的物化体现。本书将细致考察以“以小见大”、“曲径通幽”为特征的造园手法,探讨园林中的叠山理水如何模拟自然,并成为士人进行诗文唱和、接待宾客的“雅集”之所。园林成为士人自我对话和展示学识的剧场。 2. 书院与讲学:知识的地域传播 书院作为宋代教育的重要机构,在江南地区尤为兴盛。本书将考察以岳麓书院为参照,江南地区书院的组织形态、教学内容及其对地方精英培养的贡献。书院不仅是传授儒家经典的场所,更是士人讨论时政、弘扬地方学统、培养下一代文化继承人的核心平台。 3. 祠堂与祖茔:地方记忆的固化 士族家族的延续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祖先的纪念和对地方祭祀场所的维护。本书关注江南士人如何通过修建精美的祠堂和祖茔,将家族的历史记忆与地方的地理空间绑定。这些空间不仅是血缘的连接点,也是文化规范得以代代相传的载体。 四、 物质文化:器物、医药与风俗的再造 士人的文化实践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在对物质文化的品鉴与使用之中。本书考察了宋代江南士人对特定器物的偏爱,例如精美的瓷器、文房用具(如端砚、徽墨)以及茶具。对这些物品的收藏与鉴赏,成为区分“雅”与“俗”的重要标准。 此外,本书还将触及医药文化。宋代医学的进步与士人对养生、延年的关注密切相关。士人如何将医学理论融入日常生活,如何通过饮茶、服食特定草药来调养身心,这些都构成了他们构建“健康身体”——即实现精神实践的物质基础。 五、 文学交游与地域社群的构建 宋代江南士人的文化生活离不开频繁的文学交往与社群活动。本书将分析士人间的书信往来、诗社组织以及相互赠答的模式。这些交往不仅是情感的抒发,更是文化资本的交换与认可机制。通过对特定群体(如与苏轼、欧阳修有往来的江南士人)交游圈的重构,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文化精英是如何形成稳定的社群,共同塑造地方的文化声誉。地方性的文学风尚、对地方典故的引用、对本地山川的描绘,共同强化了他们的地域文化认同,使江南成为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磁性的区域。 结论:地方认同的生成与流变 本书最终试图回答:在宋代这一中央集权强化与地方文化勃兴并存的时代,江南士人如何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内,通过对审美、哲学、空间和人际网络的经营,最终生成了一种坚韧而又充满内在张力的“江南士人”的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既是对中央文化的响应,更是对地方独特资源与生活方式的积极肯定与创造。本书的研究,旨在为理解宋代士人阶层的文化动力学提供一个新的、聚焦于地域视角的解释框架。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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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真是一绝,那种典雅中透着文人气息的质感,让我一拿到手就舍不得放下。书页的纸张选择上,那种微微泛黄的触感,仿佛能让人瞬间穿越回那个悠远的年代。封面上的插图,以细腻的笔触描绘着江南水乡的氤氲烟雨,让人心神俱醉。光是翻阅时指尖划过纸张的声音,都像是在低语着旧时光的故事。它不像有些学术著作那样冷硬,反而像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体现了出版方对文本内容和读者体验的尊重。阅读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那种沉浸式的体验,在当今快节奏的阅读市场中是难能可贵的。我甚至会特意找一个安静的午后,泡上一杯清茶,细细品味这本书的每一页,去感受那种穿越时空的连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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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文献引用和史料梳理工作简直令人惊叹,看得出作者在幕后的田野调查和档案挖掘上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它不仅仅是对现有研究的简单汇编,更像是进行了一次深度的“考古”。很多细节的推敲和辨析,都体现了作者学术上的审慎与担当。比如,对于某些关键事件的日期考订,或者某件艺术品流传的路径分析,都做了细致的佐证,让人读来倍感踏实可靠。这种扎实的学术底色,使得全书的论证逻辑坚不可摧,即便是对该领域不太熟悉的读者,也能感受到其专业性和权威性。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参照系,去理解那个时代文化生产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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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后,我感到自己对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审美趣味和社交网络有了一种全新的理解。作者对于士人阶层如何通过诗文、书画、园林等媒介来构建自我身份和维持社群联系的探讨,极其深刻。它揭示了在时代剧变之下,精英群体如何利用“雅”的实践来寻求精神上的安顿与对抗。书中对具体交往细节的描摹,让我仿佛能听到那些文人在酒酣耳热之际的清谈,闻到他们笔墨间的墨香。这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历史人物的传记或断代史,更是一部关于“如何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的生动教材,引导我们反思当代文化与身份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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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相当到位,作者的文字功底深厚,行文流畅,却又处处暗藏着考据的严谨。它并没有那种教科书式的枯燥,而是将历史的脉络编织得如同精美的丝绸,层层叠叠,引人入胜。阅读过程中,我常常被那些细节的描写所打动,作者总能从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捕捉到那些微小却真实的个体情感和生活场景。这种叙事策略,让那些遥远的清初文人形象一下子变得鲜活可感,他们的才情、他们的困顿、他们的雅趣,都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比起单纯罗列史实,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更能抓住读者的心,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却毫无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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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视角非常独特,它巧妙地将地理空间的概念——从一个具体的渡口到一个私家园林——与文化交流的抽象过程结合起来,提供了一个观察明清易代之际社会文化转型的独特切口。这种“以小见大”的结构安排,使得原本可能晦涩难懂的文化史议题变得具象化了。我特别欣赏作者对“空间”和“交往”这两个核心概念的解构与重构,它不再是孤立地谈论某一个文人或某一件作品,而是将它们置于一个动态的网络之中进行考察。这种空间史与文化史的结合,为我们理解近世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提供了一个非常新鲜且富有启发性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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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多向互动,形式多样.互动的课堂,一定的活动的课堂,生活的课堂。互动的条件:平等、自由、宽松、和谐。互动的类型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小组互动、文本互动、习题互动、评价互动。互动的形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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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服务不错,价格优惠,很好的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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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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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董小宛之后,第一位走进水绘园冒襄书斋的女性名叫吴扣扣。她是董小宛于顺治七年为冒襄买来的侍儿,当时小宛为二十七岁,冒襄则是四十岁。有关吴扣扣生平最为重要的记载,见于陈维崧撰写的《吴姬扣扣小传》,该文是顺治十八年(1661)吴扣扣死时陈维崧受冒襄之请而创作的纪念文章。根据陈维崧的记录,吴姬名湄兰,字湘逸,小字扣扣,仪征真州人。不错。冒襄选择暂居吴门原本是想缓和一下家族中的矛盾冲突,可是谁料想等到他回到如皋之后,便接连发生了一连串骇人听闻的事件。先是康熙十八年宝彝阁与染香阁的火灾,接着又是康熙十九年(1680)在家中遭遇刺客。136这接二连三的暴力事件,足以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场家庭纷争的激烈与残酷。冒襄最终很可能向冒裔做出了某种妥协,并且在县衙极力为冒裔求情。根据顾启先生的判断,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兄弟之情,而另一方面则是怕家讼再次牵连到“通海案”上去。137为此狱事,冒襄又曾往扬州住了半年,第二年夏天才得以返回如皋。此后冒襄的家境便一落千丈,不仅水绘园荒芜,就连家族祠堂所在地逸园也被旁人以计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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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宜读诗,冬宜读史。 黄昏宜读情书,清晨宜读外语。 月下宜读西厢,半夜宜读聊斋。 读教材宜考前,读晚报宜浴后。 读唐诗宜坐,读宋词宜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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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桃叶渡到水绘园:十七世纪的江南与冒襄的艺术交往》主要以明末复社四公子之一的冒襄为主线,试(略)、女性与遗民等三个角度,以桃叶渡、影梅庵、水绘园等三处文人居所为切入点,深入考察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的艺术交往活动,旨在全面探究晚明及明末清初的社会变迁,以及文人参与艺术活动所起到的社会影响。冒襄选择暂居吴门原本是想缓和一下家族中的矛盾冲突,可是谁料想等到他回到如皋之后,便接连发生了一连串骇人听闻的事件。先是康熙十八年宝彝阁与染香阁的火灾,接着又是康熙十九年(1680)在家中遭遇刺客。136这接二连三的暴力事件,足以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场家庭纷争的激烈与残酷。冒襄最终很可能向冒裔做出了某种妥协,并且在县衙极力为冒裔求情。根据顾启先生的判断,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兄弟之情,而另一方面则是怕家讼再次牵连到“通海案”上去。137为此狱事,冒襄又曾往扬州住了半年,第二年夏天才得以返回如皋。此后冒襄的家境便一落千丈,不仅水绘园荒芜,就连家族祠堂所在地逸园也被旁人以计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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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冒襄晚年生活中充满了不和谐的因素,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参与一系列诗文、书画与戏曲的赞助活动。特别是在董小宛离开冒襄之后,水绘园中又接连出现了几位享有盛誉的女性艺术家,不仅为水绘园增添了无限的艺术乐趣,而且她们的书画作品直接变成了冒襄遗民交游的重要媒介,成为诸多题咏倡和的主角,可见冒襄晚年的艺术活动并没有随着水绘园的荒疏而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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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社会的文人风气b与冒襄的早年交游 一 c晚明青楼名妓与文人士夫之间的艺术交游——以万历前后南京秦淮旧院为例 水绘梦h寻:遗民的赞助与倡和 冒襄作为遗民的隐居生活——k兼论冒襄与复明运动 附录 致谢  冒襄选择暂居吴门原本是想缓和一下家族中的p矛盾冲突,可是谁料想等到他回到如皋之后,便接连发生了一连串骇人听闻的事件。先是康熙十八年宝彝阁与染香阁x的火灾,接着又是康熙x十九年(1680)在家中遭遇刺客。136这接二连三的暴力事件,足以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场家庭纷争的E激烈E与残酷。冒襄最终很可能向冒裔做出了某种妥协,并且在县衙极力为冒裔求情。根据顾J启先生的判断,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两个原因,M一方M面是兄弟之情,而另一方面则是怕家讼再次牵连到“通海P案”上去。137为此R狱事,冒襄又曾往扬州住了半年,T第二年夏天才得以返回如皋。此后冒襄的家境便一落W千丈,不仅水绘园荒芜,就连家X族祠堂所在地逸园也被旁Z人以计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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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像一块潜水艇式三明治。其上一片狭长的面包是“文职官僚”,其下一片狭长的面包是农民阶层,二者都数量巨大,而且毫无差别。上下两层的制度性联系并非建立在法律观念或经济纽带之上,而是完全依靠一系列社会价值观念。男尊女卑,长幼有序,读书人统治文盲,这些社会规范统治中国长达数百年。科举考试定期从社会底层挑选出少数成功的举子,使之获得成功。反之,也筛除一些无用的人,使之重回底层,形成向下的社会流动。只要中国保持着封闭性和非竞争性,这个以令人乏味的农业稳定性和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基本组织就能永存下去。但是,在现代西方文明的面前,人们发现这种组织与潜水艇式三明治里的莴苣和蛋黄酱一样,根本不具备结构上的稳定性和实用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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