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爱情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它比任何概念都更能体现“昙花一现”的含义,同时也体现了对永恒的追求。因此,在每一个社会中,爱情都充满了神话色彩,都具有崇高的价值,人们都赞扬它所具有的冲击力量。中华帝国最近几个世纪的文人墨客喜欢按照某种传统的惯例展示和想象爱情。那么,中华文化孕育出了怎样的控制和压抑爱情的形式呢?中国存在着一种理想和完美的爱情吗?中国的爱情中又有哪些接近于浪漫爱情(这种浪漫爱情是通过从欧洲宫廷文学到欧洲现代文学发展过程逐步形成的)的特点呢?如果存在着文化差异,那么文化差异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在中华文化中爱情的价值在哪里?存在着一种类似于西方文化中的对爱情的崇拜吗?《中国之爱情:对中华帝国数百年来文学作品中爱情问题的研究》试图通过挖掘中华帝国引导并使爱情合法化的积极和消极的神奇描述回答上述问题,其中包括合法的夫妻之爱,也包括过分的情欲和非法之爱。
作者简介
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是罗马智慧大学东亚史教授,正在主持一项通过对现代中国文献分析所实现的有关情感问题的国际性研究。其研究成果包括多篇论文和专著,其中一些作品已翻译成中文,如:《生态主义与道德主义:明清小说中的自然观》,载《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与欧洲“爱情”概念化的宗教影响》,载《基督教文化学刊》第4辑,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帝国晚期的苏州城市社会》,载《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17至18世纪意大利人对中国的印象和想象》,《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冯梦龙{情史类略)与安德烈·勒,夏普兰{爱情论):对两种不同爱情观的诠释》,《励耘学刊》(文学卷)总第8辑,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历史中的情感文化——对明清文献的跨学科文本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什么是明清时代日常生活中的“清”与“浊”?》(上),《世界汉学》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版。
现任《明清研究》(Ming Qing Studies)期刊的负责人。正在主持编写《东亚心灵激动与状态》(Emotions and States of Mindin East Asia,将由Brill,Leida-Boston国际出版社出版)和《古今东亚丛书》(Asia Orientale,将在罗马出版)。
内页插图
目录
第一部分 中国不同的“爱情”观念及爱情崇拜
引言
1.文学之源
2.各类爱情
3.男性的爱情和女性的爱情
4.关于同性恋和厌女癖的几个问题
5.“相思病”
6.真正的永恒之爱
7.幸福之爱
8.不幸之爱
9.利益之爱:从爱到恨
10.女性不同的表现
11.妻与妾
12.崇尚爱情的思想基础:对“阴”的崇拜
13.寻求一种新语言
14.爱情的宗教性质:A)婚姻与命运,即天与地
15.爱情的宗教性质:B)爱情战胜死亡
16.神话与幻想的作用
17.《情史》与《三卷爱情论》
18.继承与革新
第二部分 女性的魅力与传统道德
1.从爱情到淫荡
2.女性魅力的诱惑
3.中国崇尚美的独特性
4.欲望的力量
5.中国的唐璜
6.享乐主义的爱情
7.禁欲、欲望和传宗接代的精神
8.爱的升华
9.“两个美人和一个书生”(二美兼收)
10.淫的不同层次
11.爱情与通奸
12.自由的局限
13.《红楼梦》中的女性魅力
14.宝玉的“崇高之淫”:“意淫”
结论
参考书目
精彩书摘
在一对恋爱者之间,人们往往要加入越来越复杂的第三个人物:在以往的叙事文学中,第三个人物的介入一般是为了加强或破坏相爱者之间的关系,而在《红楼梦》和蒲松龄的作品中,他却是一个多少有些暧昧的形象,同时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三角恋爱中真正的竞争对手。另外,在那些赞颂爱情的小说中,人们的注意力也主要集中在相爱者如何克服重重障碍维护感情的持久性之上,而不是过分地强调强烈的感情和征服对方的过程。
当然,社会流动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的进程,商业革命和富有的商人们所起到的越来越积极的作用,都对上述现象具有重大的影响。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到民众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的距离在缩小,严厉的道德规范也有所松动。当时所出现的价值观的危机,自然会使我们联想起当今中国社会所经历的价值观危机的某些特点。人们发现了人类的感情具有独特性,它与动物的简单的直觉截然不同,人们又重新了解了欲望的内在性(按照其定义,欲望是外向的感情活动),认为它是头脑活动的表现,这必然引起某些虽然还不够明确但却大胆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断言。
在中国文化中也存在着一个评价复杂爱情现象的尺度,它能够区分什么是可以期望的,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可以容忍的,什么是人们梦想但又有所惧怕的。尽管每一位作家都有各自的局限,然而,区分的标准却建立在人们所认为的“过度”的基础之上,“过度”则意味着对内心的平衡和社会秩序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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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异域之光:西方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图景 本书以一种宏大而细腻的笔触,深入探究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知识分子和旅行家眼中那个正在经历剧烈转型的古老中国。它并非聚焦于帝国的政治风云或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致力于描绘一种文化上的“在场感”——即西方世界如何感知、理解并建构了他们心目中的“东方”。 全书分为四个主要部分,层层递进,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文化肖像。 第一部分:遥远的边陲:早期旅行者的印象与刻板印象的形成 本部分追溯了早期西方传教士、商人以及探险家对中国的记录。这些早期的文本,往往是西方人认识中国的第一面镜子,但也是一面充满扭曲和反射的镜子。 一、地理的陌生与道德的评判: 我们首先考察了早期地图绘制者和地理学家如何描绘中国的疆域与山川。这种描绘往往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将中国置于一个“文明边缘地带”的框架内。随后,重点分析了传教士的报告,他们如何通过《圣经》的道德框架去衡量儒家伦理和民间习俗,尤其是在家庭结构、妇女地位以及丧葬仪式等方面,制造了一系列被后世视为“奇观”的记录。 二、想象中的东方:浪漫主义与“黄祸论”的萌芽: 本章剖析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对中国的模糊想象。中国的瓷器、丝绸和园林艺术进入欧洲上流社会的视野,激发了一种对“遥远彼岸”的审美向往,即“中国风”(Chinoiserie)。然而,这种审美化也常常与对异质文化的恐惧并存。通过分析少数几篇早期的西方小说和报纸评论,我们揭示了“勤劳而顺从的群体”与“神秘而潜在威胁”这两种对立形象是如何在早期西方想象中并存并相互强化的。 第二部分:文化冲突的棱镜:制度、艺术与社会习俗的解读 进入十九世纪中叶,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和更多西方学者进入中国腹地,记录变得更加详实,但也更加复杂。本部分关注西方学者如何试图系统性地解读中国社会结构和艺术表达。 一、官僚体制的迷宫:对科举制度的误读与赞赏: 本章集中探讨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官制度的观察。一方面,他们对科举制度体现出的稳定性和精英选拔机制表示出某种程度的钦佩,认为这是“古代的民主”形式。另一方面,他们也批判其僵化和墨守成规,认为这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因素。我们对比了英国汉学家与法国汉学家对清代档案和地方志的不同解读路径。 二、书写与绘画:艺术符号的跨文化传递: 我们详细考察了中国书法、山水画以及戏曲艺术在西方艺术评论中的地位演变。早期西方评论家倾向于将中国艺术视为手工艺的极致,缺乏“真正的”原创性或情感深度。本部分通过梳理十九世纪晚期在巴黎和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展的评论,展示了西方艺术界内部对于接受或排斥东方美学体系的激烈辩论。 三、物质生活与“异化”的日常: 本节侧重于日常生活的物质文化记录,包括对茶馆、鸦片馆以及传统医学的描述。这些记录往往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或“人类学式的好奇心”,将中国人的日常行为模式视为一种需要被“解释”或“修正”的现象。重点分析了西方人如何将鸦片问题与整个中国国民性联系起来的思维过程。 第三部分:现代化的焦虑:知识分子的迷茫与期待 二十世纪初,随着清朝的瓦解和民国的建立,西方观察家试图在中国寻找“进步的迹象”。本部分关注知识界如何在新旧交替的动荡中定位中国。 一、从“沉睡的巨人”到“学习者”: 重点分析了二十世纪初期西方教育家和早期社会学家对中国新式学校和青年运动的报道。他们一方面对中国知识分子“师法西方”的努力表示赞许,认为这是走向现代化的必要步骤;另一方面,也对这种转变的肤浅性表示担忧,认为深层的文化惯性难以撼动。 二、革命与秩序:对政治变局的侧写: 本章探讨了西方观察家对辛亥革命的反应。这种反应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分裂为对共和理想的乐观期盼和对军阀混战的悲观看法。通过分析驻华记者的电讯稿件和私人信件,我们描绘了西方精英阶层在面对一个古老帝国崩溃时所经历的复杂情感——既有对旧制度消亡的释然,也有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不安。 三、西学东渐中的中国声音的缺席: 本部分的一个关键论点是:早期西方记录中,中国本土知识分子的声音往往被边缘化或被简化为“被研究的对象”,而非平等的对话者。我们通过分析少数几位早期留洋学生在西方的演讲稿和出版物,探讨了他们试图在西方框架内重新定义中国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所遭遇的结构性障碍。 第四部分:文化投射与自我审视:中国形象对西方的回响 最后一部分将视角反转,考察了中国形象如何被纳入更广阔的西方文化和哲学体系中,并反过来促使西方知识分子进行自我反思。 一、东方智慧的“挪用”: 分析了二十世纪初西方哲学界(如某些实用主义者或早期现象学家)如何“挪用”老庄思想或禅宗概念,将其作为批判西方现代性弊病的工具。这种挪用往往是选择性的,只选取了符合其理论需要的元素,忽略了完整的文化背景。 二、身份认同的危机与异化: 通过考察战间期西方文学作品中对“异国情调”的描绘,我们发现中国形象开始被用作映射西方社会自身焦虑的画布。在一些前卫艺术家的作品中,中国符号成为反抗工业化、理性主义和资产阶级平庸化的象征。 三、未竟的对话:历史的重构与展望: 全书以对未来学术研究方向的展望作结。本书旨在揭示,早期西方对中国的观察构成了一个“中国概念史”的起点,这个概念史充满了局限与误解,但它也是理解中西文化交流复杂性的重要文献。它提醒我们,理解历史,必须区分“中国之为中国”与“西方所想象的中国”之间的巨大鸿沟。 本书提供的是一个基于档案、游记、日记和早期汉学研究的全面考察,它详尽地记录了西方人如何在东方构建起一座由好奇心、偏见和知识渴望共同铸造的文化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