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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叙事的方式写成的一部整体连贯、可通读的文学史
内容简介
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系列国别文学史之一,该系列由著名学者主编,因定位的读者目标为普通大众,故力求以叙事的方式写成一部整体连贯、可通读的文学史,而非仅供专家参考的研究性论著;同时又能把相关领域最前沿的观点和学术成果呈现出来。
以1375年为界分为上、下两卷,分别由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作者涵括十几位美国汉学界的重要学者。《剑桥中国文学史》以断代而非文体的结构方式介绍了从殷商晚期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中国文学三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和中国文化中关于写作的故事。各章因作者各异其趣的学术与表达风格而呈现出不同的叙述面貌。
作者简介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1375年之前)》
从上古时期汉语书写肇始及早期铭文等问题入手,追溯了这一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学传统的起源。到了本卷结束的十四世纪下叶,商业印刷文化已高度发展,在文言文写作之外,新兴的城市白话写作已逐渐蔚为大观。《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各章描述了一些重要王朝的兴衰起灭、宫廷在文学生产中扮演的角色、孕育著名大作家的社会及物质语境、亚洲其它各国的文化影响,包括佛教的输入等等。而在这一长时段中,写作以及对写作的阐释,已从附着于宫廷贵族的文士们的特殊技能,转变为一个大帝国精英阶层的根本身份象征。
《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1375-1949)》
以1400年前后形成的明代文化开篇,贯穿满族治下的清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的现代文学。这一时期多样的文学形式和风格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范畴,因而《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文学史的写作也相应包括了多样的主题,如政治审查对文学的影响、印刷文化的变迁、朝代更迭与文学发展、青楼文化、女性作家等等。除了诗词、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等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外,本卷还深入探讨了西方文学的汉译,现代“新小说”的兴起等等。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哈佛大学James Bryant Conant特级讲座教授,任教于比较文学系和东亚语言文明系。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文学、抒情诗和比较诗学。他的研究以中国中古时代( 200-1200)的文学为主,目前正在从事杜甫全集的翻译。
主要著作包括《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 827-860)》(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Harvard,2006),《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assica)Poetry,Harvard,2006),《诺顿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Norton, 1996),《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论集》(The End of the Chinese“Middle Ages”,Stanford,1996),《中国文论 英译与评论》(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Harvard,1992),《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Mi-Iou: Poetry and the Labynnth of Desire,Harvard,1989),《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 Chinese Literature, Harvard, 1986),《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Omen of the World: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Wisconsin,1985),《盛唐诗》(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Yale,1980),《初唐诗》(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Yale,1977)等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自2003年起陆续出版“宇文所安作品系列。
孙康宜(Kang-i Sun Chang),耶鲁大学首任Malcolm G.Chace' 56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古典文学、抒情诗、性别研究以及文化理论和美学。
主要英文著作有:《词与文类研究》(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Princeton,1980),《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Six Dynasties Poetry,Princeton,1986),《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The Late Ming Poet Ch'en Tzu-lung: 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Yale,1991)。除了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合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Cambridge,2010)以外,还与魏爱莲(Ellen Widmer)合作主编《明清女作家》(Writ,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1997),与苏源熙(Haun Saussy)合作主编《历代女作家选集:诗歌与评论》(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Stantord,1999)。此外,还用中文出版了多部关于美国文化、女性主义、文学及电影的著作。自传《走出白色恐怖》(增补本)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
目录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1375年之前)》
本卷作者简介
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序言
致谢
上卷导言
第一章早期中国文学:开端至西汉柯马丁
第二章东汉至西晋(25-317)康达维
第三章从东晋到初唐(317-649)
第四章文化唐朝(650-1020)
第五章北宋(1020-1126)
第六章北与南:十二与十三世纪
第七章金末至明初文学(约1230-约1375)
英文版参考书目
索引
《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1375-1949)》
本卷作者简介
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序言
致谢
下卷导言
第一章明代前中期文学(1375-1572)
第二章晚明文学文化(1573-1644)
第三章清初文学(1644-1723)
第四章文人的时代及其终结(1723-1840)
第五章说唱文学
第六章1841-1937年的中国文学
第七章1937-1949年的中国文学
精彩书摘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1375年之前)》
《庄子》中的故事具有虚构性,乃至是奇思异想。它反复运用的技巧之一便是将事件转化为梦的维度。例如在梦里,会有骷髅代表死者的立场开口说话,并成为交谈的对象。在最有名的故事中,梦境与现实之间的暖昧边界本身成为了话题:庄周在梦里变成了一只蝴蝶,醒来之后,却“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整部《庄子》里,各种正常秩序全都颠倒了过来:跛脚之人、拳曲之树,因其无用而得以免受侵残、尽享天年;社会义务要求人们哀悼死者,这违背了万物存在的自然过程,因为生与死不过是自然变化这一更大架构中的不同阶段;古代的神圣文本不过是久已作古的死人的糟粕;繁琐的讲解妨碍人们的真正理解,并不能使人掌握任何技艺(如轮扁、庖丁),真正的掌握只有通过彻底与技艺合一才能达到。在这无数的寓言里,社会秩序都作为自然秩序的对立面而被摈弃。
《庄子》还进一步利用机智的诡辩术,迫使常规逻辑得出荒谬结论,对理性自身提出了挑战。它既展示了辩才滔滔的操控力,又指出其局限与超越的可能。就这一点而言,中古时期的玄学以及佛教禅宗充满悖论的“话头”,同样都受到了《庄子》的深刻影响。此外,《庄子》排斥公共事务的天道自然哲学思想,还有它的神话幻想、丰沛酣畅的想象力,自汉代以来,激发了诗人、哲学家、小说家(如六朝时期的“志怪”)的无数灵感。
……
《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1375-1949)》
本章的讨论将从明初的几年开始,很多人认为这 一过渡时期对中国文人而言是最黑暗的时代之一。首 先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元代(1234—,1271—或 1276—1368),中国文人享有一定的自由(元代的开始 时间仍在讨论中,或始于金灭亡的1234年,或是忽必 烈可汗改国号为“大元”的1271年,或为南宋灭亡的 1276年)。正如奚如谷在本书上卷所指出的,有元一 代并无文字审查,这是因为蒙古皇帝“对汉族文臣的 写作根本就不感兴趣”。1368年驱逐了蒙古人之后, 朱元璋重新开始了对文学的控制,以儒家意识形态作 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如前所述,明初的很多文人成 为“暴君”朱元璋的受害者。刘基(1311—1375)长期 忠诚地担任朱元璋的谋士,他不仅是杰出的思想家和 作家,更以治国能力闻名,但即便是刘基最终也触怒 了朱元璋而遭免职。境遇更危险的是宋濂(1310—— 1381),他同为朱元璋的文臣,一直为朱元璋所敬重 ,受命担任《元史》编纂总裁官。然而,他的孙子牵 连了一桩谋反案,他几乎因此被处决。马皇后亲自介 入营救宋濂,才使他免死流放。而宋濂的家人,包括 父母、孙子和一个叔叔都被处死。在朱元璋清洗想象 的“异己”的过程中,有数字称一万五千人被逮捕并 处决。在所有的受害者之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历元 而人明的高启(1336一1374)。
高启和英国诗人乔叟(Geoffrey Chaueel,约 1340—1400)同代而生,乔叟一辈子太平无事,高启 却不幸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年代。元末天下大 乱,兵祸加天灾,干旱后紧跟着瘟疫流行,正如薄伽 丘《十日谈》中描写的瘟疫。高启幸好生长在富庶繁 华的苏州,在十四世纪的大动乱年代,苏州不仅是骚 人墨客避乱的安乐窝,就是对比当时的欧洲,亦很难 找出一个在各方面都优于苏州的城市。也正是在苏州 ,从未应考和出仕的高启成就了他的诗才,结交了, 批文友。早在十六七岁,他便与张羽、杨基和徐贲号 称“吴中四杰”,再往后,他与这三个能诗善画的文 友又被纳入“北郭十友”的团体,且位居十人之首。
这些年轻的诗人和书画家经常在姑苏城中雅集,诗酒 酬唱,咏遍了城内外的风景名胜,其中咏狮子林的组 诗在园林题咏中至今仍属脍炙人口的名作。所谓“国 家不幸诗人幸”,身处动乱的年代,这群文友却在苏 州城求得了庇护。
无奈好景不长,1356年,出身盐贩子的张士诚率 叛军攻占苏州,从此在这里割据长达十二年。张羽、 杨基和徐贲均在胁迫下供职张氏小朝廷。高启则可能 考虑到全身远祸,举家迁至附近一个名叫青邱的小山 下居住。在创作于当时的名作《青邱子歌》中,诗人 以“闲居无事、终日苦吟”的隐者自居。后来他离开 青邱,漫游吴越达两三年之久。这次出游显然是在躲 避来自张氏小朝廷的压力,从写于此间的托喻之作《 南宫生传》即可看出,在这一充满危机的时期,诗人 在漫漫旅途中进退维谷。《南宫生传》描写一个“藩 府”屡次要把南宫生招到自己的幕下,但终于“不 能得”,因为南宫生凭着机智脱逃了。而就在此时, 接二连三的内斗和残杀终于敲响了苏州小朝廷的丧钟 。尽管在张士诚的割据下,该城曾一度出现小小的文 化复兴,但1367年,朱元璋大军兵临城下,很多文人 学士相继逃亡,苏州城随即一片萧条,接着便在强 攻下陷落。城破后,成千上万的当地士绅,包括杨基 、徐贲等诗人均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出于仇视强敌张 士诚的心理,朱元璋对占领后的苏州特别残酷无情。
处此动乱中,高启旦夕自危,后来他赴南京,短期参 加《元史》的编纂工作,但最终还是因文字招惹了杀 身之祸,没能逃脱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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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这部两卷本《剑桥中国文学史》横跨三千载,从上古时代的钟鼎铭文到二十世纪的移民创作*,追溯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久远历程。在全书编写过程中,作者们通力合作,对主题相关或时段交叠的章节予以特别的关注,力求提供一个首尾连贯、可读性强的文学史叙述。我们亦认真考虑了每个章节的结构和写作目标,并斟酌在何处分卷以便于读者的理解。
当代中国的文学史写作浸润于两种传统之中:其一为中国古典学术范畴,其二为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史书写。出于对学术习惯的尊重,当代西方学者在介绍中国文学时往往袭用中国学界术语,对西方读者而言这些语汇常常难于理解。本书试图解决这些问题,采用更为综合的文化史或文学文化史视角,特别避免囿于文体分类的藩篱。对中国早期和中古文学而言这种方法较为适用,但应用于明清和现代文学则多有困难。虽然如此,通过清晰地架构总体文化史或政治史,我们还是有可能实现最初的目标。例如,上卷的唐代文学一章没有采用“唐诗”、“唐代散文”、“唐代小说”、“唐代词”等标准范畴,而是用“武后时期”、“玄宗时期”等主题,叙述作为整体历史有机组成部分的诗文、笔记小说等作品。与此相似,下卷关于明代前中期文学的一章分为“明初至1450年”、“1450—1520年”及“1520—1572年”,分别关注诸如“政治迫害和文字审查”、“对空间的新视角”、“贬谪文学”等文化主题。文体问题当然值得注意,但是相对于以文体本身作为主题的叙述,文体产生发展的历史语境更能体现其文学及社会角色。这种方法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有些作品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因而不属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样的作品主要是属于流行文化的通俗文学,就文本流传而言它们出现较晚,但是却拥有更久远的渊源。伊维德在下卷第五章处理了这个问题,将他自己的写作与其它章节的历史叙述融合起来。
由于这项工程的规模和复杂性,我们决定不提供冗长的情节概括,只在必要的时候对作品进行简短介绍。中国学术界的文学史写作通常围绕作家个体展开,其它剑桥文学史作品同样如此。这部文学史不可避免地也会讨论不同时代的伟大作家,但是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关注历史语境和写作方式而非作家个人,除非作家的生平(不管真实与否)已经与其作品的接受融为一体。
随着文学作品本身及其传播途径的多样化,明清和现代文学更难以用统一的方式叙述。篇幅所限,我们决定暂不讨论当前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同时,基于我们的历史维度,我们也不得不排除韩国、越南以及日本境内的汉文作品。但如果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文学交流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则适当予以关注。
除了作品本身,文学史写作无疑还会受到一个民族国家的学术传统和标准范畴的约束。就中国文学而言,年号、人名、文体以及中文语汇的传统汉学翻译方式都可能对欧美读者造成阅读障碍。鉴于此,我们努力保持术语翻译的一致,尽管我们要求作者根据各自时代的需要选择最恰当的英文译文。每部作品首次出现时都给出英文译名,并在括号中注出汉语拼音,汉字原文则收人书后词汇表。除特别说明外,本书所引中文资料的英语译文均为作者自译。同样由于篇幅所限,引文出处一般随文提及,未以脚注形式标出。本书的《书目》所列出的英文参考文献也只选择性地收入了部分著作,尤其鉴于中文出版物数量之庞大,作者们所参考的中文文献一律未予列出。不必说,我们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所给予的启发是永远充满感激的。
《中国文学的脉络与光辉:从远古吟唱到现代潮涌》 中国文学,如同一条浩瀚奔腾的河流,源远流长,波澜壮阔。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智慧、情感与审美,勾勒出时代变迁的轨迹,也映照出人心灵深处的悸动。本书旨在带领读者踏上一段穿越时空的文学之旅,深入探寻中国文学波澜壮阔的图景,感受其独特而辉煌的魅力。 第一章:混沌初开,诗歌的滥觞与早期叙事 我们的旅程始于遥远的古代,那是一个神话与现实交织的时代。在文字尚未完全成熟的口传时期,先民们以歌谣、祭祀语、神话传说等形式,表达着对自然、对生命、对宇宙的敬畏与好奇。这些朴素而充满力量的吟唱,构成了中国文学最早的胚芽。 《诗经》:现实主义的先声与社会生活的多棱镜。 《诗经》的出现,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本汇集了西周至春秋时期诗歌的集子,以其贴近生活、情感真挚的特点,展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贵族生活的宴饮咏叹,到普通百姓的劳动场景、婚恋喜悲,再到政治讽喻与战争离乱,《诗经》如同一个全景式的画卷,生动地描绘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其“风、雅、颂”的分类,不仅体现了内容的不同,也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差异。例如,“风”诗多为民歌,质朴直白,充满了生活气息;“雅”诗则多为宴飨、朝会之用,文采斐然,但也常常带有政治寓意;而“颂”诗则多为宗庙祭祀之歌,庄重肃穆,表达对祖先的崇敬。更重要的是,《诗经》中对于人物情感的细腻刻画,如“思念”、“怨恨”、“喜悦”等,已经展现出相当高的艺术水准,为后世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其质朴的语言、跳跃的节奏,以及象征、比兴等手法的运用,都显示了中国早期诗歌的独特魅力。 屈原与楚辞:浪漫主义的激情与独立的民族之声。 与《诗经》的质朴写实不同,南方的楚辞则以其瑰丽的想象、奔放的情感和奇特的韵律,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对楚国文化、对壮丽山河的热爱与赞颂。屈原的《离骚》,是其心灵的呐喊,是他政治理想破灭后的悲愤与不屈。他以“日”、“月”、“星辰”、“山川”为意象,构建了一个超凡脱俗的想象世界,将个人的失意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他运用大量的神话传说、比喻、夸张等手法,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浪漫主义诗风,其磅礴的气势和深刻的寓意,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开始走向更为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其浓郁的地域色彩和鲜明的个人风格,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范式。 早期散文与史传:理性之光与历史的回响。 在诗歌蓬勃发展的同时,中国文学的理性之光也逐渐闪耀。先秦诸子百家的散文,如《论语》、《道德经》、《孟子》、《庄子》等,不仅是思想的载体,更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典范。这些著作以其逻辑严谨、说理透彻、语言精练的特点,展现了先民们对政治、哲学、伦理、自然等问题的深刻思考。它们或寓言故事,或辩论论说,或抒发情怀,为后世的散文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史传文学的萌芽,则可以追溯到《尚书》和《春秋》。《尚书》以其记叙事件、记录诏令的特点,为我们了解早期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春秋》的“春秋笔法”,更是以其简洁的文字蕴含深远的意义,成为中国史学和文学的重要源头。这些早期史传,虽然在艺术性上可能不如后世,但其记录历史、借鉴经验的价值,以及朴实客观的叙事风格,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章:秦汉魏晋,统一帝国下的文学革新与士人风骨 秦汉时期,中国进入了统一帝国的时代,这为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思想活跃,文学也呈现出更为丰富多样的面貌,士人的风骨在乱世中愈发显得珍贵。 汉赋:铺陈夸饰的华丽篇章与帝王气象的映射。 汉代是赋的黄金时代。赋,作为一种兼具诗歌与散文特性的文体,以其铺陈夸饰、描绘宏大、辞藻华丽的特点,迎合了当时帝王将相的审美需求。司马相迁的《子虚赋》、《上林赋》等,以其宏大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和工整的结构,描绘了皇家园林、珍禽异兽、宫廷盛景,展现了汉朝盛世的帝王气象。杨雄、班固等人的赋,也各具特色,但都遵循着铺陈描摹、辞藻华美的基本特征。汉赋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现手法,也标志着文学与政治、社会生活的紧密结合。 乐府诗:现实的歌唱与民间情感的流露。 与汉赋的帝王气象不同,乐府诗则更像是来自民间的歌唱。乐府,原本是汉代管理音乐的官方机构,后来也泛指由此产生的诗歌。这些诗歌多源自民间,题材广泛,内容真实,情感充沛。从《孔雀东南飞》中忠贞不渝的爱情悲剧,到《陌上桑》中劳动人民的乐观与智慧,再到《古歌》中对战争离乱的控诉,乐府诗以其质朴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和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成为汉代文学的一面重要旗帜。它们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也为后世诗歌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魏晋玄学与文学:风流雅韵与精神的自由。 魏晋时期,政治动荡,社会不安,士人们在这种背景下,转而追求精神的自由与个性的张扬。玄学的兴起,为文学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道家思想的回归,使得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对自然、对人生、对精神自由的追求。 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 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展现了一种慷慨悲凉、雄浑豪放的风格,被称为“建安风骨”。曹操的诗歌,雄伟壮阔,充满了政治抱负与人生感慨;曹丕的诗歌,则更为细腻,流露出对人生短暂的感叹;而曹植,更是“才高八斗”,其诗歌想象奇特,情感奔放,如《洛神赋》便是千古传诵的佳作。建安文学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精神,并注入了更强的个人情感与时代忧思。 竹林七贤与山水诗的崛起。 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以其蔑视礼法、纵情山水的姿态,成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他们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与对自由的向往。阮籍的《咏史诗》,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影射,表达了对黑暗现实的愤懑;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更是展现了其孤傲不羁的个性。 同时,山水诗在魏晋时期开始兴起。谢灵运、陶渊明等诗人,开始将目光投向自然,描绘山川的秀美,抒发对田园生活的眷恋。谢灵运的山水诗,工巧精炼,描绘细致;而陶渊明的诗歌,则更为质朴自然,充满了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与对官场险恶的厌倦。他的“归园田居”、“饮酒”等诗歌,成为后世田园诗的典范,展现了一种回归自然、淡泊名利的独特人生哲学。 魏晋南北朝骈文与志怪小说:辞章的雕琢与奇幻的想象。 在散文方面,骈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到了顶峰。它们讲究对仗、声律和辞藻,形成了整齐华丽的风格。如曹操的《短歌行》中“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便是早期的对仗运用。而到了南朝,骈文更是成为官方文体,极尽雕琢之能事。 而志怪小说,则是在这个时期悄然兴起。这些小说以其记录怪异之事、神鬼传说为主要内容,如干宝的《搜神记》等。它们虽然在艺术上可能不够成熟,但其丰富的想象力,为后世的神魔小说、传奇小说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灵感。 第三章:唐宋风华,诗词歌赋的巅峰与散文的成熟 唐宋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个辉煌的时代。唐诗的雄浑奔放、宋词的婉约细腻,以及唐宋散文的成熟与发展,共同构筑了中国文学的巅峰。 盛唐气象与诗歌的辉煌:李白、杜甫、白居易的时代。 唐朝,尤其是盛唐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诗歌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李白:浪漫主义的极致与“诗仙”的洒脱。 李白,无疑是中国诗歌史上最璀璨的明星之一。他的诗歌,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想象奇特,气势磅礴,语言奔放。他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壮丽景象,展现了其对自然的赞美;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豪迈宣言,表达了其对生命的激情;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乐观信念,传递着其不屈的精神。李白的诗歌,是自由与个性的张扬,是“诗仙”的独特风采。 杜甫:现实主义的深度与“诗圣”的忧患。 与李白的浪漫不同,杜甫的诗歌则更具现实主义的深度。他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唤,展现了其对民生的关怀;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凉,抒发了其对战乱的痛惜;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对比,揭露了社会的贫富差距。杜甫的诗歌,是时代的记录,是“诗圣”的良知与责任。 白居易:通俗易懂的社会写实与平民化的审美。 白居易以其“老妪能解”的通俗易懂的语言,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他的《长恨歌》、《琵琶行》等叙事长诗,情节曲折,情感真挚,深入人心。他关注民生疾苦,针砭时弊,其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他唐代诗人: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等。 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唐代还有众多杰出的诗人。王维,以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山水田园诗,将佛教的禅意融入诗歌;孟浩然,以其恬淡自然的田园诗,展现了隐逸生活的闲适;高适、岑参等边塞诗人,则以其粗犷豪迈的风格,描绘了边塞风光与战争场面。 宋词的婉约与豪放:李清照、苏轼的时代。 宋词,作为唐诗之后又一文学高峰,以其与音乐的紧密结合,以及更为细腻婉转的情感表达,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婉约词的典范:李清照。 李清照,是宋代婉约词的代表人物。她的词,语言清丽,情感细腻,充满了女性的柔情与感伤。她的作品,如《声声慢》、《如梦令》等,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捕捉,展现了闺阁女子的深邃情感,也抒发了对故国、对亲人的思念。 豪放词的开拓者:苏轼。 苏轼,是宋代豪放词的开拓者。他的词,风格旷达,意境雄浑,充满了积极的人生态度。他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开篇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展现了其吞吐宇宙的胸襟;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感叹,抒发了其对人生无常的洞察。苏轼的词,将词的意境与精神内涵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他宋代词人:柳永、辛弃疾等。 宋代还有众多杰出的词人。柳永,以其俚俗的语言和缠绵的情感,创作了大量描写市民生活和儿女情长的词,被称为“俗家词”。辛弃疾,则以其浓郁的爱国情怀和悲壮激昂的风格,创作了大量充满战斗精神的豪放词。 唐宋散文的成熟:韩愈、欧阳修、苏轼、王安石。 唐宋时期,散文也迎来了新的发展。 古文运动的旗手:韩愈、柳宗元。 唐代,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倡导质朴、自然、有说服力的文风,反对骈文的空洞华丽,对后世散文产生了深远影响。韩愈的《马说》、《师说》等,以其深刻的道理和生动的论证,成为古文的典范。 宋代散文的黄金时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 宋代,继承了古文运动的精神,散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欧阳修,以其平易晓畅、情感真挚的文风,创作了大量优美的散文,如《醉翁亭记》、《卖油翁》等。苏轼,不仅是杰出的词人,也是一位卓越的散文家,其散文汪洋恣肆,充满哲理,如《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等。王安石,其散文说理透彻,逻辑严谨,如《游褒禅山记》。曾巩,以其平实朴素的文风,著称于世。 第四章:元明清,戏曲的兴盛与小说的发展 元明清时期,中国文学呈现出新的特点,戏曲的兴盛和章回小说的发展,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亮点。 元杂剧:市井的喧嚣与人性的刻画。 元杂剧,是中国古代戏曲的第一个高峰。它以唱、念、做、打等多种艺术形式,将文学、音乐、表演融为一体,在民间广为流传。关汉卿的《窦娥冤》,以其对社会不公的揭露和对正义的呼唤,成为元杂剧的代表作。王实甫的《西厢记》,则以其缠绵动人的爱情故事,征服了无数观众。元杂剧,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市井的喧嚣与人性的多面。 明清小说:白话文学的崛起与世俗的描绘。 明清时期,是中国小说发展的黄金时代。白话小说的崛起,标志着文学的平民化和大众化。 四大名著的诞生: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部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也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最高成就。 《三国演义》:历史的演义与英雄的传奇。 《三国演义》,以其宏大的历史视野,描绘了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波澜壮阔的政治军事斗争,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仁义的刘备、奸诈的曹操、智慧的诸葛亮、勇猛的关羽等。它既是历史的演义,也是英雄的传奇。 《水浒传》:侠义的歌颂与草莽的悲歌。 《水浒传》,以其生动的故事,描绘了梁山好汉一百零八人的传奇经历,歌颂了他们的侠义精神和反抗精神,同时也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它既是侠义的歌颂,也是草莽的悲歌。 《西游记》:神魔的想象与人性的寓言。 《西游记》,是一部充满奇幻色彩的神魔小说。它以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为主线,塑造了神通广大的孙悟空、憨厚老实的沙僧、好吃懒做的猪八戒等经典形象。它既是神魔的想象,也是对人性的寓言,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红楼梦》:世事的沧桑与人生的悲悯。 《红楼梦》,被誉为中国古代小说的集大成者。它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悲剧为主线,描绘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展现了封建社会末期的腐朽与衰败。它以其细腻的人物刻画、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精湛的艺术技巧,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它既是对世事的沧桑的描绘,也是对人生的悲悯。 其他重要小说: 除了四大名著,明清时期还有众多优秀的小说,如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它们以其情节生动、故事性强、语言通俗的特点,在市民阶层中广为流传。 第五章:近现代的转型与创新 进入近现代,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也随之经历了深刻的转型与创新。 五四运动与白话文学的兴起: 五四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白话文学的兴起,打破了文言文的束缚,使得文学更加贴近大众,更具表现力。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作家,以其深刻的批判精神和创新的文学形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革命文学与现实主义的探索: 在革命洪流中,革命文学应运而生。它以阶级斗争为主题,以工农兵为表现对象,展现了革命的激情与斗争的精神。同时,现实主义文学也在不断发展,作家们致力于描绘社会现实,反映人民的生活。 当代文学的多元与融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趋势。各种文学思潮涌现,作家们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新的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关注个体生存,探索民族文化,反映社会变迁。 结语: 中国文学,是一部读不尽的书,是一曲唱不完的歌。它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丰富多彩的形式,感人至深的智慧,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诗经》的质朴吟唱,到唐诗宋词的辉煌,再到明清小说的跌宕起伏,直至近现代文学的创新与转型,每一个时期都闪耀着独特的文学光芒。 本书正是希望能够引领读者,穿越时空的阻隔,走进中国文学的殿堂,感受其脉络的延展,领略其光辉的璀璨。在这场文学的盛宴中,我们不仅能够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更能获得心灵的启迪与情感的共鸣。每一部作品,都可能成为我们理解世界、认识自我的一扇窗户,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与伟大灵魂的对话。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片浩瀚的文学星空中,感受中国文学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