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研究(2001-2013) [Studies of the Bamboo Annals(200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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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东方 编
图书标签:
  • 竹书纪年
  • 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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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历史研究
  • 学术著作
  • 2001-2013
  • 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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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49550074
版次:1
商品编码:11422352
包装:平装
外文名称:Studies of the Bamboo Annals(2001-2013)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558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竹书纪年》相传为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共十三篇,记载自夏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古代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竹书纪年》早已亡佚,今存有今本《竹书纪年》和古本《竹书纪年》两种。
  《竹书纪年研究(2001-2013)》集结了最近13年来倪德卫、夏含夷、曹书杰、邵东方、刘庞生、何炳棣、张富祥、班大为、郭伟川、马铁浩、李学勤、张健、邱峰等十几位专家对“古本”、“今本”《竹书纪年》研究的重要成果。这28篇重要论文,既注重“温故”也注重“知新”,深入探讨了《竹书纪年》版本的内容及时代背景,系统而全面地从直接史料中搜寻一切相关的证据,对于“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古本”和“今本”的不同思想倾向、《竹书纪年》的史实考证、标点句读以及英译探讨等问题,均提出有力的文献佐证和商榷意见。尤其注意阐发昔贤所未论及之种种问题,并将结论建立在可供客观检验的历史事实之上,为研究者揭示出一条较为深刻和广阔的思考路径。

作者简介

    邵东方,江苏省南通市人。美国夏威夷大学(UHM)历史学博士、美国圣荷西州立大学(sjsu)图书馆学与信息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和学士。先后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佛光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讲授中国历史、语言、文化和思想史的课程,分别指导各校博士及硕士多人。曾长期担任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斯坦福大学亚洲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暨佛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现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同时担任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系统咨询理事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兼职教授、北京交通大学兼职教授、湘潭大学荣誉教授、云南省图书馆高级顾问。多年来从事中国思想学术史、古典学、文献学、图书馆及信息学的研究,已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及中英文学术论文数十篇。

目录

《竹书纪年》版本题名之辨析与“今本”真僞之争论(代序) 邵东方
晋侯的世系及其对中国古代纪年的意义 倪德卫 夏含夷
《古本竹书纪年》西周年代的五个时段及年数推求 曹书杰
晋出公奔卒考——兼论《竹书纪年》的两个纂本 夏含夷
“古本”《竹书纪年》点校的若干问题——《竹书纪年逐字索引》编者标点《汲冢纪年存真》讹误举例 邵东方
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年代的两种途径 倪德卫着 徐凤先译
夏、商、周断代工程定厉王在位三十七年值得商榷——倪德卫先生《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年代的两种途径》一文读後 刘庞生
“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思路质疑——古本《竹书纪年》史料价值的再认识 何炳棣 刘雨
晋公子重耳返国涉河时间考——“今本”《竹书纪年》所记“涉自河曲”辨误 邵东方
《竹书纪年》的整理和整理本——兼论汲冢竹书的不同整理本 夏含夷
《竹书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王年的比较研究 张富祥
“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 张富祥
《古本竹书纪年》与夏商周年代 何炳棣
今本《竹书纪年》纂辑考 张富祥
《竹书纪年》和周幽王的年代问题 李峰
《竹书纪年》再研究:基于编年史研究西周早期年代学之方法的问题 班大爲着 徐凤先译
《汲冢竹书纪年》源流考析——兼论北宋有关周公称王之辩论与《今本竹书纪年》 郭伟川
三论《竹书纪年》的错简证据 夏含夷
“今本”《竹书纪年》附注之“寒门”、“塞门”考 邵东方
“今本”《竹书纪年》与中国上古年代研究——《竹书纪年解谜》概观 倪德卫着 蒋重跃译 骆扬校译
《水经注》引《竹书纪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郐克之条考辨 邵东方
《史通》徵引《竹书纪年》考论 马铁浩
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 李学勤
“古本”《竹书纪年》校读札记 邵东方
古本今本《竹书纪年》的天象记载和纪年 张健 张培瑜
由清华简《系年》论《纪年》的体例 李学勤
四论《竹书纪年》的错简证据 夏含夷
《竹书纪年》与晋唐间的史学 邱锋
《竹书纪年》所记録的商年代 张富祥
附録:
一、《竹书纪年研究论稿》序 刘家和
二、百年来《竹书纪年》真僞与价值研究述评 程平山
三、邵东方《竹书纪年研究论稿》的学术贡献——兼论其文献研读方法及在当下古史研究中的意义 余君
後记 邵东方

前言/序言


史林新探:先秦史料与考古学的新视野 导言: 本书汇集了二十一世纪初(2001年至2013年)以来,中国先秦史学界、古文字学界以及考古学领域内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与研究动态。聚焦于这一时期对上古史料的解读、出土文献的新发现及其对传统史学框架的冲击与重塑,本书旨在提供一个广阔的学术视野,探讨如何运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更精确地重建先秦时期的历史图景。 本书的探讨范围涵盖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统一前夕的历史脉络,重点关注那些在特定时间段内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专题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是对既有文献的精细考订,更是基于田野考古新材料所进行的革命性阐释。 第一部分:出土文献的破译与史学重构 自二十世纪末以来,竹简、甲骨以及金文等出土文献的持续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认识先秦史的面貌。本书精选了2001年至2013年间,在这一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几项研究。 一、甲骨文的新释读与商代政治地理: 在这一时期,对已发现甲骨文的“新字”、“疑难字”的释读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例如,有学者通过对特定卜辞组合的深入分析,修正了商代王室世系中若干模糊不清的环节,并进一步勾勒出商王朝对周边方国控制力的空间分布图景。研究不再局限于简单的辞例收集,而是着眼于甲骨文背后的权力运作逻辑和祭祀制度的演变。我们探讨了有争议的“小王”、“大邑”等概念,如何通过甲骨文本质地研究,反映了商代中晚期中央集权程度的微妙变化。 二、战国秦汉简帛文的辨识与思想史脉络: 清华简、上博简(后继整理工作)的持续公布,对先秦诸子学乃至上古史的认识构成了颠覆性的挑战与补充。本书重点梳理了这一阶段对这些简帛文献中涉及“德”、“刑”、“命”等核心概念的解读成果。例如,针对某些篇章中“尧舜禅让”叙事的不同版本,学界如何通过比较性研究,辨析了战国时期不同学派对“理想君主”模型的构建路径。这些新材料有力地介入了传统上依赖《史记》、《尚书》等传世文献所构建的早期历史叙事,揭示了先秦思想的多元性与地域性差异。 三、金文材料对西周史的深化: 西周史的研究在同期也因一批高品质青铜器铭文的公布而得以深化。研究不再满足于对册命、赏赐内容的罗列,而是转向了对西周礼制运作的具体案例分析。如何理解“天子”与地方诸侯之间的权力传递机制?铭文中记载的婚姻、会盟等事件,如何与考古学发现的礼器组合相互印证?本书对那些提供了明确时间点和事件细节的长篇铭文的解读进行了集中梳理,它们为修正西周年谱、理解分封制度的实际效力提供了关键佐证。 第二部分:考古学发现对史前与夏商周断代的检验 2001年至2013年是中国考古工作成果井喷的阶段,大遗址的发掘与精细的年代学测定,直接挑战并修正了我们对上古史起点的认知。 一、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文明起源的再思考: 这一时期,以陶寺遗址、石峁遗址为代表的黄河中游区域的重大发现,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空间。本书分析了相关发掘报告中关于大型建筑基址、权杖及早期陶文符号的描述,探讨了“国家”形态的出现是否早于传统认为的夏代。研究的重点在于,如何区分具有复杂社会组织的大型聚落与早期王朝的“萌芽状态”,以及在缺乏成熟文字系统的情况下,考古证据如何构建“王权”的象征体系。 二、夏商周三代之界的划定与证据链的构建: 夏朝是否存在?二里头文化究竟是夏文化还是夏文化的面貌之一?这是持续的热点。本书关注了2000年代对二里头文化各期遗存的精细年代学测定,以及与相邻区域(如龙山文化晚期遗址)的对比研究。特别针对发现的夯土祭祀遗迹、高等级墓葬中出现的礼器组合,讨论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与殷墟商代文明具有明确的文化承续性或断裂性。这部分内容试图呈现出,在考古学证据尚未形成绝对共识时,学者们如何运用“相似性矩阵”来推断历史阶段。 三、春秋战国考古:物质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对应: 随着都城遗址(如晋国都城曲沃、临淄、邯郸遗址等)的深入发掘,我们得以从物质文化的角度观察“礼崩乐坏”的具体表现。本书考察了这一时期墓葬形制、玉器风格和青铜器组合的变化如何反映出诸侯国权力中心的变化、私学的兴起以及列国文化的交融。例如,针对特定区域的礼器形制从周制向地方性风格转变的个案分析,揭示了春秋时期国家认同在物质层面的微妙松动。 第三部分:跨学科视野下的历史地理与制度研究 近期的研究越来越强调将文献与考古证据相结合,进行历史地理的复原和制度的动态分析。 一、先秦疆域的重构: 通过整合金文、简帛中的地名、方国名,并将其与现代地理信息系统(GIS)相结合,学者们对先秦时期的边疆范围、交通路线进行了更精确的模拟。本书讨论了如何利用特定史料记载的战役地点或封疆范围,来反推当时的自然环境和山川形胜,从而理解早期国家扩张的动力和限制。 二、礼乐制度的运作与危机: 制度史的研究不再停留在对周礼条文的梳理,而是着眼于制度在实际执行中的变异。例如,通过分析不同时期贵族墓葬中的礼器数量、规格差异,来量化周王室权威的衰落程度。同时,对简帛文献中关于“德治”与“法治”辩论的考察,揭示了战国诸子对既有政治伦理危机的不同回应,构成了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动态画面。 结论: 2001年至2013年是先秦史研究由“文献考据”向“多源证据整合”转型的关键时期。本书所涵盖的各个领域的研究,共同指向一个核心趋势:即不再将传世文献视为唯一权威,而是将其视为一个相互印证、相互批判的复杂信息网络的一部分。通过对新材料的持续敏感和跨学科方法的有效运用,我们得以更具批判性和细节感地描绘出中国上古史的波澜壮阔。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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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得很有质感,那种深沉的墨绿色搭配烫金的字体,立刻让人联想到古籍的厚重与神秘。我拿起它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对那些尘封历史的好奇。毕竟“竹书纪年”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魔力,它像是通往那个逝去时代的钥匙,而这本书,似乎是花了十多年心血去打磨这把钥匙。我尤其欣赏作者在绪论部分展现出的那种严谨的学术态度,那种对史料的细致梳理,让我感觉自己不是在读一本单纯的学术专著,而是在跟随一位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一步步揭开历史的迷雾。阅读的过程,就像是走进一个巨大的地下宝库,每翻开一页,都有新的发现,让人不禁感慨,原来我们对古代历史的认知,还有如此多的空白需要填补。这种探索的乐趣,是其他很多历史书籍难以给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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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最让我眼前一亮的是它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在处理那些真伪难辨的竹简文字时,作者引入了许多现代考古学的分析视角,不再仅仅依赖传统的文献比对。这种跨学科的视角,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理解《竹书纪年》的角度。我能明显感受到,作者并没有将这本古籍视为一个孤立的文本,而是将其置于更宏大的古代政治和社会背景中去考察,试图还原其产生的时代语境。这种融会贯通的处理方式,使得很多原本模糊不清的问题,似乎都找到了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框架。它不再是简单的“记录”,而成为了一个有机的历史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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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书本,心中涌起的更多是一种对治学精神的敬佩。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某一古籍的研究,它更像是一部如何做“好历史研究”的范本。作者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跨度内,持续追踪和回应学界的最新进展,这种“跟进”的能力和持之以恒的投入,在当今快节奏的学术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这本书的价值,或许不在于它给出了最终的“标准答案”——毕竟历史的探寻永无止境——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严谨、开放、不断自我修正的研究路径。对于渴望深入了解中国早期历史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极其可靠且富有启发性的参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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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结构安排得相当精妙,它不是那种平铺直叙的叙事方式,而是像一张细密的网,将分散的研究成果巧妙地编织在一起。我注意到作者在处理不同学派观点时的那种游刃有余,他没有简单地站队,而是将各种争议放在天平的两端进行审视和权衡,最终给出一个基于扎实证据的判断。特别是那些涉及年代考证和人物归属的关键章节,逻辑链条清晰得令人叹服,读起来丝毫没有晦涩难懂的感觉,反而有一种抽丝剥茧的畅快。这种高质量的学术对话,对于任何一个对先秦史真正感兴趣的人来说,都是一场盛宴。它挑战了你既有的认知,同时又提供了坚实的论据来重塑你的历史观,非常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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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这本书的阅读门槛不算低,它需要读者对古代文献有一定的基础,毕竟涉及了大量的古文引证和繁复的校勘工作。但正是这种“高要求”,才保证了其研究的深度和纯粹性。我常常需要放慢速度,对照着手边的其他参考资料,才能完全消化其中某些论点的精髓。然而,一旦你跟上了作者的思路,你会发现,这种挑战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享受。作者那种对细节的执着和对史料的敬畏,透过字里行间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使得这本书远超一般的“科普式”历史解读,它是一部真正致力于还原历史真相的严肃著作,体现了数年如一日的耕耘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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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钱大昕等指其为明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清朝以来﹐据今本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并将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是现在较为完备的本子。由于汲冢《竹书纪年》在研究先秦史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后世学者对此书的研究极盛,今本《竹书纪年》存两卷,许多学者认为是元明时代的人搜辑,并用《史记》、《通鉴外记》、《路史》等书而成的,因此清代学者从史书中辑收《竹书纪年》的各种引文,遂成《古本竹书纪年》,有洪颐煊、陈逢衡、张宗泰、林春溥、朱右曾、王国维五家,最后的两家一般被认为是最为完善的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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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钱大昕等指其为明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清朝以来﹐据今本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并将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是现在较为完备的本子。由于汲冢《竹书纪年》在研究先秦史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后世学者对此书的研究极盛,今本《竹书纪年》存两卷,许多学者认为是元明时代的人搜辑,并用《史记》、《通鉴外记》、《路史》等书而成的,因此清代学者从史书中辑收《竹书纪年》的各种引文,遂成《古本竹书纪年》,有洪颐煊、陈逢衡、张宗泰、林春溥、朱右曾、王国维五家,最后的两家一般被认为是最为完善的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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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不错的商品,非常好,而且自营快递很快,客服也很耐心解答我的问题,这次购物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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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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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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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研究先秦史,终于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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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躲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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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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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非常精美,京东上买的质量最好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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