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同时又是争议很大、难以达成共识的议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出台后,社会各界对其中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内容总体反应不错,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这很正常。从研究角度讲,对于这一问题有很多争论的声音,有这么大的分歧,是好事,更能激发我们进行更理性、全面的思考和更客观的分析。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对土地问题的求解,需要认真清理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土改策略和路径,也就是要反思,中国土地制度的改革逻辑是什么?这套逻辑现在碰到了什么问题,是否还行得通?《直面中国土地问题》收录的文章是作者近三年来对中国土地问题的制度与政策分析、相关争议问题的理论思考以及地方创新的调查,以期为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深化推进尽微薄之力。
作者简介
刘守英,湖北洪湖人。复旦大学经济系硕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经系与土地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制度变迁、土地制度、发展经济学、城市化、治理与制度变迁。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体学习讲课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城乡统筹基础领域研究负责人,国家可持续发展土地资源利用战略研究项目协调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合作项目《中国2030》《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专题负责人。
曾主持过世界银行、国际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资助的多项研究项目,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部委及多个省市委托的多项省部级重点研究课题。
代表性著作有《土地制度改革与转变发展方式》《中国土地政策改革》《土地资本化与农村工业化》《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稳定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研究》。翻译著作主要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等。
内页插图
目录
上篇 制度形成与演变
第一章 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源流
一、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演变
二、中国现代土地管理制度的主要特点
三、历史的重要启示
第二章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特征与问题
一、农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特征与问题
二、农村宅基地制度的特征与问题
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制度的特征与问题
第三章 中国征地制度的历史演变、特征与问题
一、引言
二、中国征地制度的形成与主要特征
三、征地制度与经济发展
四、征地的经济社会后果
第四章 中国的土地出让收支与土地财政
一、土地出让收入增长的特点与原因
二、土地出让的成本、收益与支出
三、土地出让收支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制度的政策建议
第五章 告别“以地谋发展”
一、卖地模式:东部受挫,中西部蔓延
二、卖地模式为何不可持续
三、应对之策
第六章 城市化模式与土地制度改革
一、双轨并行的城市化及其主要问题
二、第三条道路:来自于地方的试验
三、政策建议
第七章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路与推进路径
一、中国土地制度的特征与问题
二、中国现行土地制度与发展方式转变
三、改革的总体思路与主要内容
四、土地制度改革的突破口与优先顺序
……
中篇 政策热点的追问与思考
下篇 地方创新与实地调查
精彩书摘
三、法律缺陷和理论谬误
应当承认,地方纷纷出台文件,加快推进城市化,这恰恰说明,现有体制阻碍了农民进城落户。由于总体设计缺失,地方的探索难免出现偏差或问题。对已做出明确政策规定的地方,也不能简单怀疑其动机。事实上,在农民进城后的土地处置上,不仅有地方政府的行为失范,而相关理论的缺陷和法律规定的滞后更值得重视。
从法律的缺陷来看。目前已给出明确规定的地方,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强调农民自愿放弃,就可以赋权;另一类则是强调必须交回土地,才能赋权。而这两种做法恰恰可以在《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找到所谓“依据”。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第2款规定,承包方全家进入小城镇落户的,可以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但该条第3款又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承包方。”
而有的地方政府规定“农民只要自愿放弃承包地即可享受城市待遇”,也与该法第18条规定相吻合,即“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平等行使承包土地的权益,也可以自愿放弃土地承包权益”。
事实上,上述“农民迁入大城市就要交回承包地”的条款,正是《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立法缺陷,在立法过程中就一直存有不同意见。如果承认农地承包权是农民的财产权利,那么对农民落户大城市和进入小城镇后的土地处理做出差别性规定,不仅有违公平原则,也与加快城市化的方向背道而驰。
上述条款的实质是:农民有承包地,又到城市做工,就收回其土地。这从法理上、逻辑上都说不通。因为农民进城后的就业权、社保权,乃是基于《宪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与其拥有的土地财产权是不同的概念,不存在互换的问题。
更大的问题来自于理论的谬误。地方政府“土地换社保”做法,源于学术界关于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承包地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说法就开始流行,并见诸一些领导的讲话和政策性文件。典型的说法是这样的:“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之下,农村土地有多种社会经济功能,土地是一种生产手段,农民通过生产各种农产品获取收益;土地是一种财产,增加财产收益;土地是一种社会保障,尤其是在失业、丧失劳动力、养老时具有保障作用。”
久而久之,上述表达逐渐被当作一种“常识”,没有人去深究。后来这也成为地方政府“以土地换社保”的所谓理论依据。其背后的逻辑在于:既然土地有社会保障的功能,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政府就可用市民身份和社保待遇来换农民的土地。
这其实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说法,非常有必要正本清源。何谓“社会保障”?美国1999年版《社会工作词典》的定义为:“一个社会对那些遇到由法律界定的困难的公民,如年老、生病、年幼或失业的人提供的收入补助。”国际劳工局的定义是:“社会通过一系列的公共措施对其成员提供的保护,以防止他们由于疾病、妊娠、工伤、失业、残疾、老年及死亡而导致的收入中断或大大降低而遭受经济和社会困窘,对社会成员提供的医疗照顾以及对有儿童的家庭提供的补贴。”
中国社保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给出的定义是:“国家依法强制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国民生活保障和社会稳定系统;是各种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军人保障、医疗保健、福利服务以及各种政府或企业补助、社会互助保障等社会措施的总称。”
……
前言/序言
《古老文明的现代困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的多维透视》 引言:巨变时代的深刻反思 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21世纪的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然而,这种高速发展并非没有代价。经济奇迹的背后,是深刻的社会结构重塑、传统价值的松动,以及在快速全球化浪潮中,文化身份与国家认同面临的严峻挑战。本书旨在提供一个多维度的、审视性的视角,深入剖析当代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复杂困境与内在张力。我们不关注单一的宏大叙事,而是致力于挖掘那些潜藏在宏观数据之下的,关于个体经验、社会阶层流动、公共领域构建以及国家治理模式的精微变化。 第一部分:转型中的社会结构与阶层重塑 中国社会在过去四十年中经历了自秦汉以来最为剧烈的阶层变迁。这种变迁不仅体现在财富的重新分配上,更在于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与重构。 一、城市化的双刃剑:空间剥夺与身份重塑 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塑造了今日中国的城市景观。本部分将聚焦于这一过程的社会学意涵。我们探讨的不仅仅是“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地理位移,更重要的是他们所面临的“在场与缺席”的矛盾状态——身体在城市,户籍与社会保障体系却将其排斥于主流社会结构之外。详细分析了城市中的“二元空间”,即光鲜亮丽的新城区与快速蔓延的城乡结合部之间的鸿沟,如何固化了新的社会等级。此外,研究了城市公共空间(如社区、公园、互联网论坛)的演变,它们如何成为身份政治和公共意见表达的隐形战场。 二、精英的诞生与固化:知识、权力和资本的联姻 快速发展的经济催生了一批新的精英阶层——“新富”与“技术官僚”。本书细致考察了这一新精英群体是如何通过对教育资源、政策信息以及金融市场的掌控,实现自身地位的合法化和代际传递的。我们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了“关系网”在当代语境下的演变,探讨了教育军备竞赛背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如何加剧了阶层固化的趋势,使得社会流动性的“神话”面临被证伪的风险。 三、边缘群体的能动性:微观抵抗与新的生存哲学 在宏大的转型叙事中,被主流话语边缘化的群体——例如失地农民、慢就业的青年人、以及在传统家庭模式中受挫的个体——并非是被动的受害者。本章着重于挖掘这些群体的“微观抵抗”与“生存智慧”。从网络迷因(Memes)的解构,到新兴亚文化社群的形成,我们观察到社会主体如何在看似被规训的环境中,发展出独特的价值体系和情感联结,这些新的生存哲学正在缓慢地挑战既有的主流价值观。 第二部分:全球化冲击下的文化认同与公共领域 现代化的中国无法脱离全球化的语境。文化、意识形态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与国家主导的民族主义叙事之间形成了持续的张力。 一、历史记忆的重写与争夺:集体创伤与国家叙事 历史并非一成不变的。本部分深入探讨了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关于近现代史的集体记忆是如何被建构、被选择性遗忘、以及在不同群体间被争夺的。我们考察了官方纪念活动、教科书修订以及网络空间中对关键历史事件(如特定历史时期、对外战争)的诠释,如何服务于当前的政治目标。更重要的是,分析了这种国家主导的记忆叙事,与个体经验(尤其是老一辈人留下的非官方记忆)之间的断裂与摩擦。 二、消费主义的异化:符号的泛滥与意义的失落 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通过消费主义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本书分析了中国消费者对国际品牌的狂热追逐,并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体现,更是一种身份建构的仪式。我们考察了“国潮”的兴起,将其视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抵抗性表达,但同时也探讨了这种本土化消费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内化了资本逻辑,从“抵制外货”转向了“消费本土的符号”。这种文化符号的泛滥,往往导致了意义的稀释和精神价值的失落。 三、数字空间中的公共意见:信息茧房与“广场”的消散 互联网极大地拓宽了信息传播的渠道,似乎为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提供了可能。然而,现实更为复杂。本部分分析了社交媒体算法如何构建“信息茧房”,加剧了观点的极化。我们考察了“网络舆论”的特点:其爆发性、情绪化以及短暂性,并探讨了这种“碎片化”的公共讨论,如何难以形成长期、理性的政策倡导和持续的社会监督。真正的公共讨论空间,似乎正在被商业利益和技术审查所挤压。 第三部分:治理模式的演进与可持续性挑战 面对复杂化的社会结构和全球性的环境压力,中国的治理模式也在不断自我调适。本书审视了这种调适的内在逻辑及其面临的挑战。 一、从“发展至上”到“风险管控”的转向 过去几十年,治理的核心逻辑是“以经济发展解决一切问题”。然而,随着环境污染的恶化、金融风险的积累以及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治理的重心逐渐转向“风险管控”。本章分析了这种范式转变对基层政府运作方式、法律体系的制定以及公民社会空间的影响。考察了环境治理、食品安全监管等领域中,国家权力与市场力量之间的拉锯战。 二、法治的实践:效率与正义的永恒张力 法治建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本书避免了简单的“好”或“坏”的评判,而是专注于法律实践中的“技术官僚逻辑”与“社会正义诉求”之间的张力。我们分析了司法实践中如何平衡维护社会稳定(效率)与保障个体权利(正义)的需求,尤其关注在涉及集体利益和地方发展冲突时的判例。 三、国家与全球秩序的再定位:主权、责任与国际形象 在全球治理体系发生剧烈动荡的背景下,中国正在重新定位其国际角色。本部分考察了中国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参与和影响。我们探究了“中国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与争议点,以及如何在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同时,承担起日益增加的全球责任。 结论: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新的平衡 《古老文明的现代困境》试图描绘出一幅精细而充满矛盾的中国当代图景。转型并非单向度、线性的进步,而是一个充满内在冲突、权力博弈和文化张力的复杂过程。本书的最终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一套分析工具,用以理解这个正在剧烈重塑中的社会,其稳定与活力,正是根植于对这些深层困境的持续应对之中。我们需要的,是穿透表象,直面这些结构性挑战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