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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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著

图书标签:

• 改革开放
• 思想解放
• 中国变革
• 市场经济
• 新启蒙
• 社会发展
• 文化转型
• 政策研究
• 当代中国
• 知识分子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 中信出版集团

ISBN：9787508645858

版次：1

商品编码：11482826

品牌：中信出版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60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改革新启蒙》，时隔两年，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再谈中国未来之路。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什么？ 改革！
　　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还是人心的改革、理念的改革？
　　国内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其新书《改革新启蒙》中称，靠利剑征服世界的人最后都失败了，但是靠思想的人成功了。伟大的变革由观念的变革引发，改革的理念比顶层设计更重要，中国的改革需要新启蒙。
　　
　　
　　

内容简介

　　这两年，中国改革风起云涌，重启改革、全面改革的呼声一波高过一波。但是，改革怎样才能成功呢？在《改革新启蒙》一书中，张维迎教授坚信，中国的未来取决于理念和领导力。他认为，没有好的、正确的理念，以及强有力的领导力，中国的未来就会问题重重。
　　自出版《什么改变中国》之后，时隔两年，张维迎教授再次系统谈论中国的改革和未来。在《改革新启蒙》中，作者针对当下中国严峻的现实，以及全面重启改革的迫切性，从理念的力量、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国企改革、民主和法治建设四个方面阐述了自己观点。
　　借新书《改革新启蒙》，作者呼吁中国需要更多的思想碰撞和激荡。
　　真改革就是把权力由政府放给民间，由政府放给市场，这其实也是我们过去市场化改革的一条主线。让市场变得更自由，这是最本质的东西。
　　每一种体制变革，一定是个创新。做这种创新的人，必须要有很强的理念，敢于冒险，有突出的领导才能。
　　所谓思想解放就是你原来不敢想的现在敢想了。现在我们所想的都是原来想过的，甚至还有些原来想过的现在都不敢想了。改革只是一个口号，这是不行的。
　　中国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因为监管太多。政府的管制太多，破坏了市场本身有序运作的功能，破坏了市场本来有的声誉机制，市场上就存在很多不健康的东西。

作者简介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1959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84年获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4~1990年曾在国家体改委工作。
　　他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他的企业理论、有关企业改革的理论成果，以及有关市场化经济改革的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在经济学理论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经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2000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当选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8年入选“中国改革30年经济30人”；2011年，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开创性研究获得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被网易财经评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
　　近年来出版的著作包括《什么改变中国》《博弈与社会》《市场的逻辑》《改革》《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竞争力与企业成长》《价格、市场与企业家》等。

目录

序 改革需要新启蒙
开篇？改革的理念比顶层设计更重要
第一篇？理念和领导力决定改革走多远
理念可以铸就未来
改革与改革家
什么是真改革
邓小平是伟大的制度企业家
市场化改革和企业家命运
我对改革仍然抱有期待
社会有深层的变革力量
普通民众的观念变革很重要
重启被中断的改革
改革不能闭门造车
走出脑子里的深水区
不要以为中国多特殊
国家气质亟待改变
第二篇？中国需要新启蒙
市场和自由是一回事
市场逻辑的权利基础
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启蒙者
权利启蒙任重道远
权利正当性来自天赋
我的思想更接近奥派
儒家思想和自由主义不矛盾
莫干山会议的启蒙作用
《为钱正名》30年
第三篇？破除对国企与政府的迷信
国企与公平竞争不兼容
国企并不真赚钱
国企的无形资源垄断
政府的正确定位
监管越多问题越多
第四篇？正确理解法治与民主
人治大于法治对谁都不好
法律要合乎天理
民主建立在自由基础上
从博弈论看腐败
尾篇？追求沉思与顿悟的快乐
致谢

精彩书摘

　　理念可以铸就未来
　　思想的力量一定比利剑更强大，所以靠利剑征服世界的人最后都失败了，但是靠思想的人成功了。
　　访谈人：30年前大家都是一穷二白，没有既得利益。但现在的改革都是深层次的，都要触动既得利益，是不是更困难？
　　张维迎：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是。首先，30年前也有既得利益。我在农村当农民时，我们生产队的书记成天背着手，什么活儿都不干，照样挣工分。村里要推荐个大学生，当然他说了算，谁都要走他的后门，那也是既得利益。然后国家政策说地要包给农民，他就没权了，原来是会种地的，好多年不干，地也不会种了，他能高兴吗？他也不高兴啊。所以一开始反对包产到户的就是这些大队书记、主任，你说他们不是既得利益者吗？
　　访谈人：那时候蛋糕要比现在小多了，对吗？
　　张维迎：蛋糕越小矛盾才越大。但目前确实已经形成了大利益集团，这是改革面临的难题，而这些大利益集团的形成，和这些年改革的心气和氛围都有关系。改革需要一鼓作气。心气和氛围像舞曲，你放舞曲了大家才会起来跳舞，然后开始搬椅子，舞跳完了，椅子已经完全换地方了。利益格局已经调整完了；如果你不放舞曲，那谁都不愿意起来。虽然现在更难了，但也不是不可以改变。我还是相信人和人之间有利益冲突，也有理念冲突。
　　访谈人：不是屁股决定脑袋吗？
　　张维迎：有时候屁股决定脑袋，但是有时候脑袋也决定屁股，你脑子里想坐哪儿，屁股就会坐在哪儿。大部分人是屁股决定脑袋，小部分人特别是伟大人物是脑袋决定屁股，因为他们有理念。如果所有的冲突都是利益冲突，那人类是没希望的。
　　从历史上看，好多变革都是既得利益推动的。美国独立战争后，华盛顿完全可以当皇帝，没有人会反对他，而且那时候全世界还没有真正的民主国家，都是君主制。他为什么不干，当了两届总统后就回去种地？因为他有不同的理念。邓小平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也是基于理念。大卫·休谟在18世纪就讲过，虽然人的行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是由理念支配的。凯恩斯也讲过类似的话：从长远看，真正重要的是人的理念，而不是利益，既得利益的重要性远远被我们夸大了。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智慧不够，无法看到更长远的利益，所以我们才需要有智慧、有理念的领导人。每个体制都有既得利益，之所以要改，就是要改变既得利益的实现方式，改变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大家都说现在的体制对既得利益者好，你仔细想想也未必。其实一些当官的也挺可怜的，有特权没人权，贪污受贿，财产转到国外，每天都提心吊胆，没有安全感，也未必真的幸福。如果我们通过改革，让每个人拿到的都是合理合法的，都是正正当当的，每个人睡觉都踏实，这样对所有人都好。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并且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理念可以铸就未来。
　　访谈人：确实我也一直信奉一句话，好像是拿破仑说的。他说，人类最强大的两种力量是利剑和思想，但是从长远看，思想的力量比利剑更加强大。
　　张维迎：是的，思想的力量一定比利剑更强大，所以靠利剑征服世界的人最后都失败了，但是靠思想的人成功了。
　　访谈人：刚才所说的理念也应该包括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但经济学思维经常和直观感受不一样，比如最低工资规定。
　　张维迎：对工人最好的保护，是让资本家之间竞争，竞争越充分，对工人越有利，就像怎么才能让买家得到好处呢，就是卖家越多越好。所以一定要鼓励企业发展，鼓励企业竞争，这样才能真正改善普通工人的生活。
　　中国的哪一个劳动力市场政府干预最少？保姆市场，政府没有规定保姆的最低工资，但过去10年保姆的工资涨得最快。2002年，一个北京保姆平均的工资是480元，2011年达到2 400元，涨了5倍，年均增长20%，这就是市场的力量。所以直觉重要，逻辑更重要。一些小企业做的本来就是小生意，你推行最低工资规定，我就不雇人了，这样反而使失业的人增加了。希腊、西班牙和法国有一半左右的年轻人失业，因为雇了一个人就没有办法解雇他，那谁都不敢雇人，失业率反倒高了。好多公共政策，愿望是好的，但结果反而更糟，这就需要以经济学的思维加以识别。
　　访谈人：您如何看待房产税？
　　张维迎：要征房产税，首先要明白税的含义，什么样的税对资源配置的扭曲最小，对收入分配的伤害最小，这两个层次的问题都得考虑，所以征房产税不仅仅是调节房价的问题。我特别反对政府老用短期政策调节经济。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首付降低等各种优惠政策鼓励买二套房，政府恨不得送你房子，半年不到又开始压房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怎么行？另外，我们现在的好多公共政策最后变成了数字崇拜，比如2009年的“保八”，不惜一切代价就是要“保八”，然后就得了一身病，你看现在病怏怏的，这就是我反对政府干预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没那么聪明，但是我们假装很聪明，假装能看清未来，这时候该刺激，那时候该打压，你咋知道？房价半年就折腾了好几回。我们很无知，如果我们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无知，麻烦就会少很多。你身体不舒服，我一会儿给你出这主意，一会儿出那主意，问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糟糕。
　　访谈人：您刚才说到利益和理念的关系，但面对一项公共政策时，普通老百姓更多的还是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
　　张维迎：这是自然的。
　　访谈人：比如房价，没买房的希望房价降，买了房的特别是买了几套房做投资的，希望房价涨。每项公共政策，都意味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
　　张维迎：你说的太重要了，过去我们老有个错误的宣传，说大家的利益都是一致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公共政策就是要在这些利益之间做平衡。而且，现代社会就是要利益多元，这样社会才稳定。同一项政策对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要放到台面上公开讨论，才能找到好办法。
　　普通老百姓按照自己的利益判断政策的好坏，是对的，这才是有希望的社会。如果你连痛都不知道，那说明你已经死了。我们在乎自己的利益，利益受损时发出声音，继而施加压力，公共政策就是在各种声音和压力之间找平衡。要特别说明的是，一个好的社会，要尽可能让个人做决策，而不是集体做决策。举个例子，今天晚上我们怎么吃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大家各吃各的，另一种是每人交50块钱一起吃。第二种办法就有各种矛盾，去哪儿吃、点什么菜等，这些矛盾用第一种办法都可以避免。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因为个人缺乏做决策的自由，所以才出现了太多的各种矛盾。农地变商用，农民自己没有这个权利，都是国家征地再卖给开发商，一大堆矛盾就出现了。土地私有化，这些问题可能就都解决了。
　　访谈人：什么政策是好政策，什么政策是坏政策，您有定义和标准吗？
　　张维迎：好政策一定要稳定，要透明，以不变应万变，帮助大家预测未来。坏政策都跟捉迷藏似的，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谁也看不清未来。最近这么多年，没有几项公共政策是有说服力的。包括前面讲的产业政策，政府怎么知道未来哪个产业是有竞争力的？我们不要太迷信专家，未来是企业家用不断试错的办法测试出来的。我们无知，又不承认自己无知，一开始是因为无知犯了错误，最后又故意掩盖错误，就是无耻了。
　　访谈人：好政策背后必须要有正确认识问题的思维方式。
　　张维迎：对。政府管不了那么多事，这是最重要的正确认识，如果没有这个正确认识，那其他的就都没用了。政府管的事越多，矛盾就越大。我们过去有“菜篮子工程”、“猪肉工程”等一大堆工程，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访谈人：但是政府要对得起老百姓啊。
　　张维迎：管得最多的政府，是最对不起老百姓的政府。老百姓需要的是自由，从而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潜能。给老百姓最充分自由的政府就是最对得起老百姓的政府。你们年轻人找对象，父母管这管那，都说是为你好，但他们不了解你的偏好，不了解你的心思，一味按自己的偏好关心儿女，结果又怎么样呢？更何况政府不是父母。
　　改革与改革家
　　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依赖某一个圣人，老百姓都可以生活得很好，社会可以不断地发展。但是，你必须承认，在建立制度的过程中，权威和领导力相当重要。
　　我希望未来是个凡人的世界，但建立这个世界的过程中需要伟大的领导力，意味着领导人要有很强的理念，要有坚强的意志推行这种理念，还要有一些技巧克服那些阻力，就是懂得怎么让理念战胜利益。这样的领导人是比较稀有的。
　　访谈人：中国各级政府在改革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出台了很多惠民政策。但我们也注意到，围绕改革的争论还是比较多，老百姓对一些部门和领域的改革还有意见。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是改革的步子太快还是老百姓的要求太高？
　　张维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讲，也许十多年前是对改革不满，但现在我理解更多的是对不改革不满，正是因为改革在一些领域逐步停滞甚至出现倒退，使老百姓产生了不满情绪。
　　主要问题出在，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式上存在问题，在满足老百姓需求的方式上有问题。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一句谚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用再分配的方式，还是创造财富的方式？如果在再分配当中，又有腐败，那大家意见就会更多。
　　俗话说，“吃饭穿衣量家当，搽脸抹粉看人样”。就是说，你应该吃什么、穿什么取决于你的家庭收入状态；应该打扮成什么样，看你长什么样。也就是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你过高地给大家做一些许诺，而实际上根本无法兑现的话，就会引起好多人不满。为什么大家不满意？我想，这些因素都在起作用。所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非常重要。
　　访谈人：2004年是一个转折点。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分量有了显著的提高，人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围绕改革的争论也多了起来。你在《什么改变中国》中用了很大篇幅描述改革的进退得失。前面我们提到人们对一些部门和领域改革倒退有意见，请你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
　　张维迎：从2004年开始，在很多领域出现了新情况，这包括我们一般讲的所谓“国进民退”，还有政府出台的倾斜的产业政策，政府对企业进入一些领域的管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幅度提高政府的投资比例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比例，有一些地方，比如山西，煤炭行业实行了国有化。
　　这一切跟老百姓的意见有什么关系？就像我前面讲的，如果找到了正确的方法解决他的不满，他的不满就会降低。但是，如果思维方式不对，他可能会越来越不满。比如，政府部门的权力越来越大，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老百姓自然就更不满意。
　　现在很多老百姓在一些问题上的意见与腐败有关。腐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一部分人有特权，意味着对另一部分人不公正。同样做企业，去找政府关系、贿赂官员的人可以很快赚到很多钱，而勤勤恳恳、为老百姓服务的企业赚钱非常难。一些民营企业也赚钱但仍然不满，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赚钱不公平。有的人赚得多不是因为他作为企业家的能力强，不是他更勤奋，而是他去讨好官员，有政府关系。
　　……

前言/序言

　　改革需要新启蒙决定社会变革的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理念，一个是领导力。理念可以正确也可以错误，领导力可以弱也可以强。最好的组合是正确的理念、强的领导力，最差的组合是错误的理念、强的领导力。当然还有次好的或次坏的组合。强的领导力两个极端都有可能，但变革期间没有强的领导力真是不成。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对中国过去60多年的历史给出一个解释，前30年领导力强但理念错了，所以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改革前25年有好的理念和比较强的领导力，所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后来的10年，改革进程之所以出现停滞甚至倒退，是因为我们的理念倒退了。现在人们老讲改革阻力，现在改革阻力确实很大，但我们不要以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没有阻力，没有既得利益集团。任何体制下都有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没有既得利益集团，计划经济不可能维持那么久。改革前25年和我们现在最大的区别不是那时没有改革的阻力，也未必是现在的阻力比那时强大得多，而是那时改革动力比现在强得多，那时候从上到下有一批人以改革本身作为使命，他们没有那么多计算，现在不是这样了，大家都在等着别人改。中国未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能成功，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理念和领导力。正确的理念来自思想市场的竞争，只有思想市场的自由竞争，才能使我们走出错误理念的陷阱，为我们的改革创造新的思想和观念。人类历史上，我觉得有两个500年是创造思想、创造观念最重要的时期。这两个500年所创造的思想，就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第一个500年就是在公元前的那500年，所谓“轴心时代”。大体来讲，也就是从孔子到耶稣那500多年。这500多年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包括孔子、老子、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释迦牟尼、耶稣，等等，都出现在那个时代。他们所创造的思想，奠定了整个后来的人类文明的基石。第二个500年就是从公元14世纪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一直到公元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一般认为，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标志性人物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其实不光是法国，英国伟大的思想家如大卫·休谟，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如康德，都对启蒙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二个500年跟前一个500年不太一样。前一个500年的伟大的思想家想的是什么？当时天下大乱，人类面临的问题是怎么从“天下无道”变得“天下有道”，他们更多强调的是对人的内心的改造，无论是创造宗教，还是创造像儒家这样的道德哲学，目的都是为天下立道。第二个500年里，思想家们更多强调的是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他们不再认为人类是由上帝创造的，必须接受神权的统治，而是认为每个人有自然的权利，自由和平等与生俱来，别人不可剥夺。在这个基础上，人类又要相互合作，共同发展。启蒙思想家认识到，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的“心”，我们能做到的是约束人的“行”。亚当·斯密讲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我们用法治和民主的方式约束政府，都是为了人的幸福，让人们相争而不相害，不仅不对别人形成伤害，而且给别人带来价值。比如，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一个人如果想赚钱，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否则你不能赚钱。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启蒙思想家认识到，人类的和谐和进步需要政府，但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法治和民主的约束。当权者的权力是哪里来的？过去说是上帝给的，也就是所谓的“君权神授”，或者如我们中国人说的统治者是“天子”，现在人们不再这样认为了。所有的统治权都来自人民的授予，也就是人民的同意。而且，所有的统治者和普通人一样，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我们怎么能够约束他们恶的这一面？就是通过一整套的权力制衡体系，让一切权力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人民的监督。这就是法治和民主的含义。第一个500年，东方和西方一样辉煌。但坦率地讲，第二个500年里，我们中国没有出现非常伟大的思想家，至少没有办法和西方出现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相比。到100多年前，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我们中国人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开始了中国的启蒙运动。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就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其实“五四”之前我们中国人就开始了启蒙，包括自由、法治、民主思想的引进。很遗憾，“五四”之后没有多长时间，这个启蒙基本中断了。我们用“主义”代替了“启蒙”，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启蒙没有完成，我们做了一顿夹生饭。我们今天社会上的好多理念，我觉得还不如100年前。今天我们知识界的一些思想，也不如100年前知识界的那些思想。这也意味着，人类并不总是在进步，倒退是可能发生的，并且实际上也确实发生了。30多年前，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启蒙运动，但这个启蒙大致只持续了10年时间就停止了。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今天面临着与100多年前同样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启蒙时代，这个时代应该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启蒙是一场思想和观念的变革。新的思想和观念最初总是由少数人提出来的，但只有当这些新的思想和观念变成多数人的共识的时候，真正的社会进步才会发生。
　　本书是我2012年出版的《什么改变中国》的续篇，传递的是我有关市场、自由、法治、民主的理念，有关人类进步和社会变革的理念。我把传播这些理念当作自己的学术使命，希望以此对中国的体制转型做出自己的贡献。
　　张维迎2014年6月3日

现代性转型的思想史：从启蒙的遗产到知识经济的挑战 图书名称：现代性转型的思想史：从启蒙的遗产到知识经济的挑战 内容提要： 本书深入剖析了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思想演变轨迹，特别是围绕“理性”、“进步”和“知识”这三大核心概念所展开的复杂辩论。我们试图构建一条清晰的思想脉络，追溯启蒙理想如何孕育了现代社会结构，同时又在其内部埋下了自我解构的种子。全书分为四个主要部分，层层递进，旨在为理解当代知识社会和政治挑战提供深厚的历史与哲学基础。 第一部分：启蒙的奠基与内在张力（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 本部分聚焦于奠定现代性的核心思想体系。我们首先考察洛克、休谟等经验主义哲学家对传统权威的批判，以及康德对人类自主性的形而上学确立。重点分析了启蒙运动对科学方法的推崇如何催生了对“普遍真理”的信心，并阐述了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如孟德斯鸠、卢梭）如何试图将这种理性构建移植到社会与政治领域。 然而，我们并未止步于对启蒙成果的赞美。本部分着重揭示了启蒙思想固有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颂扬个体的自由与理性；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这种理性秩序，它却诉诸于某种超越性的、宏大的建构。德国古典哲学的兴起，尤其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概念，被视为对这种内在张力的第一次系统性回应——试图将历史视为一个不断自我实现和自我认识的辩证过程。 第二部分：理性的滥用与反思的转向（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化和民族国家的巩固，启蒙理性所许诺的和谐社会并未完全实现，反而带来了异化、阶级冲突与非理性的战争冲动。这一部分探讨了对启蒙“过度理性化”的反动思潮。 尼采对西方形而上学和道德体系的“谱系学”批判被置于核心地位。我们分析了他是如何挑战“真理”的绝对性，揭示其背后的权力意志。同时，对社会科学领域的考察显示了“知识”的复杂化：马克思主义将知识视为阶级意识的反映，而韦伯则提出了“价值中立”的困境，探讨了官僚化和“去魅”过程对人类精神自由的挤压。在这个阶段，“知识”开始脱离纯粹的理性探讨，与社会权力结构紧密交织。 第三部分：危机时代的知识与意义的破碎（两次世界大战与后结构主义的兴起） 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成为启蒙理性信心的最大危机。本部分着重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启蒙如何最终导向新的野蛮状态进行了深刻的描摹，指出技术理性在脱离了伦理约束后，如何成为压迫的工具。 随后，我们将目光转向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福柯对“知识-权力”关系的解剖，展示了知识系统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运作的机制，它定义了什么是“正常”和“真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则挑战了语言和意义的稳定基础，暗示了任何宏大叙事（包括启蒙的宏大叙事）都必然是脆弱和多义的。在这个阶段，“知识”不再是一个可靠的指引，而是一个不断被质疑和解构的对象。 第四部分：后真理时代的知识经济与新的认知挑战 本书的最后部分将视野投向当代。在信息爆炸和数字化的背景下，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探讨了知识不再是稀缺资源，而是过剩信息流的现象，以及这如何导致了意义的稀释和注意力经济的崛起。 重点分析了认知偏差、确认偏误在社交媒体环境中的放大效应，以及这对公共领域的理性讨论构成了何种挑战。我们考察了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如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论述，以及当代政治哲学家对“意见化”的担忧）如何试图在碎片化的知识景观中，重建有效的对话与共识基础。 本书的最终结论并非是对启蒙理想的彻底抛弃，而是对其进行一次彻底的“去神圣化”和“再定位”。在知识成为商品和意识形态武器的时代，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启蒙留下的遗产：如何在一个不再相信普遍真理的时代，捍卫批判性思维、维护知情的公共讨论，并驾驭由知识驱动的复杂现代性。 本书特色： 跨学科整合： 融合了哲学史、政治理论、社会学和科学史的视角，描绘了一幅连贯而复杂的思想变迁图景。 批判性深度： 不仅介绍思想家的观点，更侧重于挖掘这些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所暴露出的内在矛盾和未能解决的“症结”。 对当代的关照： 通过对历史脉络的梳理，为理解当代社会中知识的地位、信息茧房的形成以及对“事实”的信仰危机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工具。 本书适合对西方思想史、知识社会学、政治哲学以及当代文化批评感兴趣的读者。

评分☆☆☆☆☆

“这本书简直就是一剂强心针，它所传递出的信息充满了活力和希望。‘改革新启蒙’这几个字，本身就带着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去了解它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含义。我之前一直觉得，中国的变革更多是由经济、政治等因素驱动的，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思想所扮演的更为关键的角色。作者提出的‘思想市场’概念，非常新颖且极具洞察力，它解释了为什么在开放的环境下，各种不同的声音能够汇聚、碰撞，并最终催生出新的观念和发展方向。书中对‘市场’的描述，也并非是冰冷的、功利的，而是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和智慧的闪光。我读到书中对知识分子、媒体、教育等不同载体的分析，它们是如何在思想的市场中扮演各自的角色，又如何共同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这种对思想力量的肯定，让我感到非常振奋，也让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我相信，只要思想的市场能够持续地活跃，不断地有新的观念和思想涌现，那么中国的变革就会永不止步，‘新启蒙’的进程就会不断向前。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份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乐观宣言，我强烈推荐给所有关心中国发展的人。”

评分☆☆☆☆☆

“这本书的题目就足够吸引人——‘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新启蒙’三个字，本身就带着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预示着一场思想上的革新。而‘思想市场’这个概念，更是让我眼前一亮。我一直认为，任何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这本书似乎就抓住了这一点，并将其置于中国改革的宏大背景下进行深入探讨。我特别好奇作者是如何定义和解析‘思想市场’的，它是否意味着思想的自由交流和竞争？在这种市场中，哪些因素决定了思想的价值和影响力？书中是否会剖析那些曾经影响中国进程的关键性思想，以及它们是如何在‘市场’中被孕育、传播并最终发挥作用的？我期待书中能够提供一些具体的案例，来佐证‘思想市场’在推动中国变革中的关键作用。无论是对历史的回顾，还是对现实的分析，这本书似乎都将为我们揭示一个不为人知的、由思想力量塑造的中国。我希望这本书能引发更多人对思想价值的重视，以及对思想市场运作机制的深入思考。”

评分☆☆☆☆☆

“这本书的阅读体验非常丰富，它不仅仅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它激发了我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作者在‘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这一主题上，展现了非凡的学识和独特的视角。我尤其欣赏书中对复杂社会现象的简化和归纳能力，能够将庞杂的变革过程，用‘思想市场’这样一个核心概念来解读，显得既有深度又不失清晰。书中对‘市场’的理解，让我联想到许多经济学理论，但作者将其巧妙地应用到思想领域，并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力。这让我开始思考，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如何辨别真伪、筛选价值，以及如何让有益的思想得以传播和发展。这本书的写作风格也十分独特，它既有严谨的学术论证，又不乏生动的叙事和深刻的见解。我常常在阅读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停下来，反思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自己所持有的观念。这种与书本的互动，是我非常看重的阅读体验。这本书对我来说，不仅仅是知识的获取，更是一次自我审视和思想升华的过程，让我对中国近几十年的变革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

评分☆☆☆☆☆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非常有吸引力，色彩搭配沉稳而不失力量感，‘改革新启蒙’几个字透着一股蓬勃的生命力，仿佛预示着一场思想的觉醒和时代的变革。我拿到书的那一刻，就被这种设计语言所吸引，迫不及待地想要一探究竟。书名‘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更是点明了核心议题，这让我对书中可能探讨的观点充满了好奇。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人，我一直深信思想的力量在推动社会进步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市场’的概念与‘思想’结合，更是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视角，让我联想到信息传播、观念碰撞、价值多元化等议题。我猜想书中会深入剖析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各种思想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与交流中脱颖而出，最终影响甚至塑造了中国变革的方向。作者似乎要告诉我们，思想并非高高在上，而是可以通过一种‘市场’的机制来实现其价值和传播，这种“市场”可能包括媒体、学术界、网络空间，甚至是日常的社会交往。这种理论框架听起来就非常有启发性，也让我对书中的具体案例和论证方式充满了期待。我希望书中能提供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或社会现象作为例证，来支持‘思想市场’这一核心论点。我一直认为，理解一个国家的变革，必须深入理解其背后的思想脉络和观念演变，而这本书似乎正致力于此，这让我感到非常兴奋。”

评分☆☆☆☆☆

“读完这本书，我的脑海中仿佛被点亮了一片新的天地。书中的分析深入浅出，逻辑严谨，尤其是在探讨‘思想市场’如何作用于中国变革这一核心议题时，作者的论述条理清晰，令人信服。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对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思想碰撞的细致描绘，那些曾经被掩埋或被边缘化的声音，在作者的笔下重新焕发了生机，并展示了它们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罗列事实，而是巧妙地将宏观的社会变革与微观的思想动态相结合，勾勒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书中对‘市场’概念的运用，也并非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将其扩展到思想的生产、传播、筛选和采纳的整个过程，这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观察角度。我尤其喜欢书中对一些关键性转折点的分析，作者是如何剖析在那些关键时刻，思想的竞争如何决定了变革的走向，以及哪些思想最终成为了推动时代前进的主流。这种对思想力量的深刻洞察，让我对‘改革’二字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对‘启蒙’的内涵有了新的认识。它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更是一种观念的重塑和意识的觉醒。这本书确实在思想层面给予了我一次全新的洗礼，让我开始重新审视中国这些年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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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居依……结束了……。"于特叹了口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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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主张理论研究一定要彻底，不避实就虚，更不应该向现实妥协，因为妥协是政策的问题。他的研究风格向来犀利，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和痛处。在最初双轨制的研究中，他就曾以，一个“放派”的姿态与“调派”有过争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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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给自己充一下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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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张维迎主要从事的是改革政策研究。他坚信，经济学研究应该提供给世人一箱子工具，而不是急于开一纸政策药方，经济学家要拿出磨得精亮的上手的工具，对改造世界才能有益。现在很多人总讥讽理论没用。张维迎认为，你认为没用那是你没懂，没吃透。任何现实的存在都会在理论上得到反映，好的理论则是提供给现实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经济学家当然也研究政策，但政策建议应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说，他自己的政策建议都不过是理论的延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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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新一轮改革大潮，国人确实需要像张教授这样的谏诤之士的提醒。书中瞄准的是旧体制的根本要害，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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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很好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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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的还是不错的，可惜掉在飞机上了，拿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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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依，我把它们留在这儿。我没有退套房的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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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的经济观点，本人较为赞同！值得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