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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对1876年至1937年间西方印刷技术取代中国雕版印刷术的过程进行了细致分析，揭示了中国传统的印刷文化和印刷商业向印刷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本书将印刷文化与图书史、社会史、技术史与商业史结合在一起，从技术的发展、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经历以及出版业的变迁角度，揭示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历程。该书认为，中国人有选择地采纳西方印刷技术并充分发展了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在中西交流的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同样地，上海的资本主义印刷业之所以能在晚清民国年间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商业制度与行业组织的发展，尤其是那些与印刷和出版相关产业的发展。

作者简介

　　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史博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91—1993年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访问学者。2004—2009年兼任《二十世纪中国》（Twentieth-Century China）主编。

　　张志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主任，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

目录

致　谢 / 1
引　言 / 8
从雕版印刷到机器时代：印刷文化、印刷商业与印刷资本主义 / 9
谷腾堡在上海 / 18
上海书店街（文化街）的起源 / 23
本书的结构 / 28
一、谷腾堡的传人：把产业化的印刷技术带到中国 (1807—1930) / 30
金属、蒸汽和化学的时代；印刷方式、印刷机及印刷器材 / 32
凸版印刷 / 37
机械铸字 / 64
凸版插图 / 73
平版 ( 石版 ) 印刷 / 75
凹版印刷 / 81
印刷机 / 84
总结与结论 / 105
二、双面孔的先锋：上海石印商的黄金时代 (1876—1905) / 110
双面孔的先锋：上海的石印出版商 / 113
石印术传入上海 / 119
点石斋石印书局，它的市场及影响 / 127
同文书局、蜚英馆和其他石印出版商 / 138
结　论 / 147
三、 “黝黑的锻神之子” ：锻造上海的印刷机器 (1895—1937) / 152
书籍和印刷的历史：重新定位问题 / 156
机器制造业对印刷业和出版业的重要性 / 159
印刷机制造厂的出现与成长 (1895—1913) / 161
领班（工头）资本家的全盛时期 (1914—1932) / 167
章锦林和他的明精机器厂 / 170
来自底层的观点：从前的学徒关于章锦林和明精机器厂的回忆 / 173
其他民族机器制造厂的影响 / 180
始于终点 / 182
结　论 / 183
四、 “四通八达” ：上海新式出版界的商业、技术以及
组织创新（1876—1911） / 186
太平天国之后中国的社会与教育组织：帝制晚期上海出版界 / 188
西方技术及其对上海书商改组的影响 / 195
中国股份有限责任制公司：对上海出版商的影响 / 209
商务印书馆：促销“有用的”新式图书 / 214
结　论 / 225
五、 “三足鼎立”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1912—1937） / 228
民国时期上海的文化街 / 232
三足鼎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 / 238
陆费逵的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12—1937）/ 251
沈知方和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21—1937）/ 268
结　论 / 283
结　论 / 287
文化街的过去和现在 / 288
技术的社会史 / 292
精英们对于文化街出版活动的批判 / 297
一个精英对文化街印刷活动的评论 / 300
附　录 / 308
索　引 / 343
译后记 / 369

精彩书摘

　　1949 年 3 月，在西柏坡这个偏僻的乡村居住 10 个月后，毛泽东动身前往北京。他随身携带了四本书。其中的《史记》与《资治通鉴》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帝王、官僚和征服者研究。同时他还带了两本现代辞书，分别是《辞源》（商务印书馆 1915 年版）与《辞海》 （中华书局 1936—1937 年版）。前两种书是中国千年来印刷文化的杰出代表，一直被古今出版商翻印再版。而后两本书则标志着这两家现代工业化出版商对中国思想文化与政治的影响。与数十家上海的新型出版商一起，这两家公司塑造了现代中国的语言和思想。他们所使用的西式印刷与出版工艺往往能追溯到约翰 谷腾堡。毛泽东本人组织过印刷工人工会，他知道谷腾堡在 15 世纪的发明对现代印刷与出版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简单说来，谷腾堡革命包含了使用金属活字和印刷机以标准化复制文本的过程。在受到谷腾堡革命影响的社会里，这种工艺使得出版物能够被大量复制。同时，谷腾堡革命也改变了商业与社会关系。它带来了印刷作坊——一种早期的资本主义企业，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结构。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仍然在努力掌握谷腾堡革命的技术。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与谷腾堡革命所代表的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仍然有待研究。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 1860年之后的西方教会学校，以及 1895 年至 1949 年间中国的教育改革，或者是 1895年后西方政治哲学对中国的影响，很少有研究关注物质文化，尤其是或多或少作为思想文化变革动因的传播科技。本书试图通过研究以上海为中心的印刷业与出版业来纠正这种失衡。 20世纪以来，寻求富强和国际地位是许多中国人的梦想，正是上海的出版业通过印刷品满足了他们对知识与信息的需求。
　　本书研究了 1876 年至 1937 年间，上海社会史的中心部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相互影响。这些年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投资资本密集的西式印刷技术。现代印刷技术与出版文化从上海延伸开来，辐射全中国。这种从物质文化向精神文化、从印刷商向出版商、从出版公司到政府资助和读者大众的这一连续性过程，为本书提供了框架。这种印刷与出版所形成的微型经济将机械化产业与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相融合，并最终发展出公司体制、行业协会与版权保护制度。从雕版印刷向西方机械印刷的演进是本书着重分析的部分，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印刷文化和印刷商业向印刷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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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星海星还行还行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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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听过大名，刚翻译过来就入手啦！从世界范围内观察，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时期的一种理想和社会实践，目前还正在经历严峻的考验，而且这个考验基本是以一种消及的状态留在人类的记忆中，也就是说，作为理想和社会实践，它的空想成份可能多于它的事实经验。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有不同的形态，比如有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有苏联(包括苏联解体前的整个东欧社会)式的社会主义、有朝鲜式的社会主义、有古巴式的社会主义还有利比亚式的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等等。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我们不管什么概念下的社会主义，只要有充分的个人自由和人民幸福，我们就认为是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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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另一篇长文中，又提出了“印刷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希望能有人把它翻译出来，方便人做综合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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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与世长辞。司马迁子承父之志，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年），他开始了《太史公书》及后来称为《史记》的写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解释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继续写作《史记》。前后经历了14年，《史记》的写作已基本完成。司马迁大约死于武帝末年，即公元前87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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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印刷和中国的一个好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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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与世长辞。司马迁子承父之志，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年），他开始了《太史公书》及后来称为《史记》的写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解释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继续写作《史记》。前后经历了14年，《史记》的写作已基本完成。司马迁大约死于武帝末年，即公元前87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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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资本主义”（或者叫“印刷现代性”）在中国呈现出种种不同于原语境下的特殊面貌，是书中非常有意思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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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空间叙事研究》既全面研究了传统的以文字写成的文学文本的空间叙事问题。也深入考察了本身就被理论家们称之为“空间艺术”的图像的空间叙事问题（跨媒介），还把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历史叙事领域（跨学科），对历史叙事的空间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龙迪勇本人的学术修养（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收藏的书、读过的书是相当多的，而他的理论修养和文学史、艺术史方面的学识在同行中也经常被传为美谈），也是他能够在如此宽阔的锋面上游刃有余的条件：只有把这个似乎形而下的问题哲学化、抽象化，才有可能潜到别人未敢到达的根源涌发的大海深处。还不错。龙迪勇，江西宜春人，1972年出生，文学博士，文艺学、艺术学博士后，先后就学于四川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现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鄱阳湖学刊》主编、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叙事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叙事学和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级课题多项，论著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多项。在《文艺理论研究》、《思想战线》等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等选刊转载。近年来所从事的空间叙事研究，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是国内最早提出建构“空间叙事学”的学者。不错。龙迪勇，江西宜春人，1972年出生，文学博士，文艺学、艺术学博士后，先后就学于四川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现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鄱阳湖学刊》主编、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叙事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叙事学和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级课题多项，论著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多项。在《文艺理论研究》、《思想战线》等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等选刊转载。近年来所从事的空间叙事研究，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是国内最早提出建构“空间叙事学”的学者。还可以。龙迪勇，江西宜春人，1972年出生，文学博士，文艺学、艺术学博士后，先后就学于四川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现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鄱阳湖学刊》主编、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叙事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叙事学和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级课题多项，论著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多项。在《文艺理论研究》、《思想战线》等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等选刊转载。近年来所从事的空间叙事研究，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是国内最早提出建构“空间叙事学”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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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与世长辞。司马迁子承父之志，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年），他开始了《太史公书》及后来称为《史记》的写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解释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继续写作《史记》。前后经历了14年，《史记》的写作已基本完成。司马迁大约死于武帝末年，即公元前87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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