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他被《大英百科全书》称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哲学家”。 他师从唯识宗大师欧阳竟无,却“叛出师门”,开创了全新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 《国学大师丛书:熊十力评传》,为你还原一位狂放落拓的大儒原貌。
内容简介
《国学大师丛书:熊十力评传》熊十力先生是一位富有独创精神,不喜好傍门户的哲学家、思想家,并非株守任何一部古典著作的专门家或某一学派的“经师”,更不是那种只会咬文嚼字的所谓“学究”。他很有抱负,很有气魄,非常自信,但并不是通常所说的“骄傲”,作学问的态度又非常严肃认真。《国学大师丛书:熊十力评传》以流畅、凝炼的笔调叙写评述了“新儒学”的主将——熊十力先生的人生道路、思想体系,学术传承。其资料详实,持论公允,使读者能充分领略熊氏精神风貌及其独创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精要,堪称传神之作。
作者简介
宋志明,1947年生,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学术专长为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主要著作有《现代新儒家研究》、《现代中国哲学思潮》、《20世纪中国实证哲学研究》、《中华儒学源流》、《陈献章》等。
精彩书评
★《国学大师丛书》表现了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了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规模宏大,意义深远。
——张岱年 目录
总 序 张岱年/001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钱宏(执笔)/004序 石 峻/001英文提要/001第1章 无悔的人生/0011.1 初涉人世/0011.2 戎马青春/0051.3 中年转轨/0111.4 执教北大/0151.5 自创新唯识论/020第2章 入佛与出佛/0292.1 佛学的浸润/0292.2 评点大乘空宗/0352.3 评点大乘有宗/0372.4 佛门的抗议/0412.5 答辩与申诉/042第3章 对治西学/0463.1 大潮后的思考/0463.2 西学的误区/0503.3 西学的启迪/0543.4 滋植固有根荄/057第4章 国学发微/0604.1 诸子同源于儒/0604.2 儒学的演变/0714.3 六经新证/0844.4 原外王/0944.5 原内圣/097第5章 体用不二/1015.1 立 宗/1015.2 扫 相/1065.3 显 体/1115.4 释 用/1185.5 余 论/123第6章 翕辟成变/1286.1 辩证法溯源/1286.2 辩证法述要/1316.3 范畴的辩证法/1386.4 由辩证法走向相对主义/143第7章 性量分途/1477.1 量论和境论/1477.2 性智证体/1497.3 量智求知/1567.4 思修交尽/159第8章 成己成物/1638.1 立大本开大源/1638.2 重外王求致用/1688.3 去染污修净习/171第9章 桑榆暮景/1779.1 暮年承新运/1779.2 上书议政/1819.3 玄圃耕耘/1869.4 文革罹难/190第10章 薪火传承/19310.1 流芳泽被/19310.2 学界的评说/19610.3 薪尽火传/209附录 熊十力学术行年简表/213后 记/225
精彩书摘
熊十力之所以热衷于寻求“为己之学”,固然同他本人的经历、际遇、兴趣、爱好等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应该在他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去找。从宏观的角度看,他走上这条学术道路乃是对汹涌而来的“西化思潮”的回应。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这一“天朝大国”紧闭的大门,使中国社会开始了从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演化的历史。随着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迅速涌入中国,并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的碰撞。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西方文化逐渐在器物、制度乃至观念层面上占了上风。中国固有文化受到沉重打击,日益式微。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封建王朝的腐败性暴露无余,清廷统治者甚至打出“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旗号,早已堕落成“洋人的朝廷”(陈天华语)。清政府的腐朽败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名声,甚至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丧失了信心。这种来自内部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打击比西学从外面的撞击威胁更大。 自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便形成“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心态,涌现出康有为、严复、洪秀全、孙中山等大批仁人志士。他们从西方的思想武器库中搬来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发动过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在改造中国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推翻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然而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辛亥革命以后,中西新旧之争更加激烈。争论的焦点从制度层面转向观念层面,形成“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等人,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呼喊着“打倒孔家店”的激进口号,向旧学营垒发起总攻击。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界一次伟大的变革,它标志着世界哲学开始走入中国,中国哲学开始走入世界。在中外哲学的交流、冲突、融会的过程中,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引起空前的心灵激荡。“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人们摒弃旧思想、旧观念,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对于人们“思想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留下光彩夺目的一页。这样一个堪与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相媲美的思想解放运动,成绩无疑是主要的,但也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与不足。熊十力作为“五四”新文化的目击者,拥护科学与民主,欢迎新思想、新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属于新文化运动的一翼。应该指出的是,他作为“五四”运动以后活跃在论坛上的思想家,比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又多了几分清醒。他冷静地思考这一大潮的全过程,对于其中的缺点看得相当清楚,批评得相当中肯。 第一个缺点是全盘西化倾向。“五四”时期的一些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与封建主义对立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理想化,满足于搬用西方的学术观点,不愿意加以鉴别和分析,存在着“食洋不化”的缺陷。例如,胡适毫不掩饰地宣称,他是“实验主义的信徒”,认为东西方文明的区别只不过是“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的界线”,相比之下,东方文化几乎一无可取之处。胡适声称:“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①在他的眼里,中国人是“九分像鬼一分像人”的民族,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弃所有,全盘西化,彻底地改弦更张。 熊十力不能容忍这种“全盘西化”的论调,针锋相对地指出:西方文化并不像某些人吹嘘得那么美妙,西方世界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天堂。西方文化本身也有严重缺陷,未必事事皆可以效法。例如,“晚世西人便不识性,就认食色等欲,为本来的事”①。足见其价值观念并不怎么高雅。这种价值观念造成个人主义泛滥成灾,造成一系列社会弊病,这难道不应该引以为戒吗?全盘西化论者囿于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在他们看来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不懂得辩证地分析,对西方文化一味盲目崇拜,不肯采取分析、批判和选择的态度,这是熊十力所坚决反对的。但他并不反对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尤其是西方的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只是反对生吞活剥、照搬照抄。他不无忧虑地说:“‘五四’运动以后,菲薄固有,完全西化之倾向,窃有所未安焉。”②为国人敲起警钟。 第二个缺点是科学主义倾向。科学和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五四”时期的思想家把科学视为振兴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所在,号召青年们学习科学,掌握科学方法,这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但是在一片对科学的颂扬声中,也掩盖着科学主义倾向。一些思想家错误地把科学与哲学对立起来,否认真理的存在价值,试图用自然科学解决包括人生观在内的一切问题。在1922年发生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中,科学派的主将丁文汇盛称“科学万能”。他说:“科学的万能,不是在他的结果,是在他的方法”,“在知识界,科学方法是万能”。③他所说的科学方法就是指经验观察、逻辑归纳的方法。他说:“我们所谓科学方法,不外将世界上的事实分起类来,求他们的秩序,等到分类秩序弄明白了,我们再想出一句最简单明白的话来,概括这许多事实,这叫做科学的公例。”④他大张科学主义之帜,对“玄学鬼”大加鞭挞,声言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主张取消本体论研究。他的观点得到胡适、吴稚晖等人的支持,在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影响。 熊十力指出,科学主义者一味夸大科学方法的作用,企图用科学取代哲学的作法是行不通的。他说:“科学无论如何进步,即如近世物理学,可谓已打破物质的观念。然总承认有外在世界,他们毕竟不能证会本体,毕竟不能通内外、物我,浑然为一。他们所长的还是符号推理,还是图摹宇宙的表层,不能融宇宙人生为一,而于生活中体会宇宙的底蕴。新物理学,无法证会本体,旁的科学亦然。继今以往,各科学虽当进步,然其无法证会本体,当一如今日。科学的方法与其领域,终有所限故也。”①因此,“若乃主张科学万能,视古今哲学家皆出自主观的妄猜乱想,毫无是处,此亦莫如之何”②。熊十力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反驳科学主义者提出的“哲学无用”论和“哲学取消”论,虽不完全正确,却亦有相当深刻的道理。他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也不能取代哲学,哲学也永远不能归结为科学。针对科学主义者“取消本体论研究”的论调,熊十力坚决主张,哲学必须研究本体论。他甚至认为本体论就是哲学探讨的唯一领域,哲学就是本体论,断言唯有本体论是“科学所夺不去的”。他声称,他构筑的“新唯识论”就是以本体论为中心的哲学体系,“实欲以东方玄学思想,对治西洋科学思想”③。 第三个缺点是全盘否定传统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运动。出于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气愤,一些思想家说出一些过火的话,提出一些过火的、不切实际的主张,形成全盘否定传统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例如,钱玄同断言:“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那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作梦的话。”④毛子水也说:“中国的学术史,就重要的方面讲起来,不要说比不上欧洲近世的学术史,还比不上希腊罗马的……因为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的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亦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有这些缘故,所以国故在今日世界学术上,占不了什么重要的位置。”①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吴稚晖声言把线装书丢到茅厕中去,而“礼教吃人”、“打倒孔家店”则成为更为流行的口号。如此激烈地抨击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恐怕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对于这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熊十力相当反感。他指出,“清末以来,国人恒自卑,视固有学术都不成为学术”②,是十分错误的。因为这样做将带来严重的后果,对于中华民族的崛起和振兴有百害而无一利。他不否认传统文化中具有糟粕,但不能因其有糟粕,就全面予以否定,将其中的精华也一股脑儿地丢掉。若将洗澡水与小孩子一块倒掉,实属不智;因其糟粕而弃其精华同样也是愚蠢之举。熊十力把中国传统文化比作大蒜,吃了大蒜嘴里会发出令人讨厌的气味,但大蒜却含有丰富的营养且有防病杀菌的功效。他感慨地说:“中学精意随其末流之弊,以俱被摧残,如蒜精之美不幸随其臭气而为人唾弃,因是惶惧。”③他力辟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之谬,为中国传统文化辩诬。他表示,将以自己的努力扭转“菲薄固有”的风气,抱定“深念旧文化崩溃之势日剧,誓以身心奉先圣”④的宏愿,掉背孤行,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为弘扬国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
前言/序言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张岱年—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国学大师丛书:熊十力评传 内容简介 《国学大师丛书:熊十力评传》是一部深入剖析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熊十力先生生平、学术思想及其深远影响的权威传记。本书旨在通过详尽的史料梳理和深刻的理论阐释,为读者构建一个立体、鲜活的熊十力形象,展现他如何在中国思想史上开辟出一条独特的“新唯识学”之路。 本书的撰写严格遵循史实,力求还原熊十力先生从早年投身革命,到中年皈依佛学,再到晚年创立新学说的跌宕起伏的一生。全书结构清晰,分为若干重要阶段,清晰地勾勒出熊先生思想发展的脉络与关键转折点。 第一部分:早年与求索(1885-1918) 本部分详细追溯了熊十力(原名熊克同)的童年生活及其在四川的早期教育背景。重点阐述了他在青年时期受近代西方思潮和本土维新思想的冲击,如何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洪流之中。这一时期的经历,特别是参与军事行动和接触进步知识分子的过程,为其日后思想的开放性和批判性奠定了基础。 书中细致描摹了熊先生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短暂的公职生涯,以及随后因对时局的失望而选择退隐,开始系统性地研读中国传统经典,尤其是儒家和佛学的经历。这一阶段的求索,体现了熊先生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以及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审视。 第二部分:佛学深潜与思想转型(1918-1927) 这是熊十力学术生涯的关键转折期。本书详述了熊先生如何远赴日本留学,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学习,并在此期间接触到日本学界对印度哲学,特别是大乘佛教唯识学派(瑜伽行派)的深入研究。 重点介绍了熊先生与当时日本一流佛教学者的交流互动,以及他对《成唯识论》、《摄大乘论》等核心经典的潜心钻研。本书不仅记录了其治学过程,更深入分析了熊先生如何从传统汉传佛教的注疏体系中跳脱出来,以一种现代哲学的视角重新理解和阐释唯识学。这一时期的沉潜,为他日后“以佛学融贯儒学”的宏伟目标积蓄了理论能量。 第三部分:新唯识学的创立与阐发(1927-1949)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全书的核心,集中展现了熊十力先生作为一代哲学大师的学术成就。在回国后,熊先生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顶尖学府。他拒绝沿用陈旧的佛学术语,大胆地将唯识学的“万法唯识”思想与儒家的本体论、心性论相结合,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新唯识学”。 书中对以下几个核心概念进行了详尽的辨析和解读: 1. “体”与“用”的辩证统一: 分析熊先生如何超越传统心物二元论,确立“心体”作为万有之本源的地位。 2. “相”的生成与消解: 阐释其对现象世界(万法)的看法,即一切现象都是“识”的变现,强调了能动的主体性。 3. 对“知行合一”的重构: 探讨熊先生如何从唯识学的角度批判性地吸收和发展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强调体认与实践的统一。 4. 对中西哲学的会通: 重点分析熊先生如何以其新唯识学为熔炉,批判性地吸收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和现象学思想,构建中国自己的现代哲学体系。 本书收录了大量熊先生在讲堂上的精妙论述和手稿中的深刻见解,力求再现其思想的磅礴气势和严密逻辑。 第四部分:战乱中的坚守与影响(1949-1968) 新中国成立后,熊十力先生的学术活动进入了新的阶段。本部分记述了他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工作经历,以及他坚持独立思考和学术批判的历程。 尽管在特定历史时期面临学术环境的巨大变化,熊先生依然坚持对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探寻。书中特别关注了他晚年对《新唯识论》的修订和对中国传统精神的坚守。同时,本书也客观地记录了这一时期他所遭受的政治压力和学术孤寂,展现了一位大师在时代洪流中的风骨与抉择。 尾声:未竟的事业与永恒的精神遗产 最后一部分总结了熊十力先生对中国哲学界,特别是对现代新儒家运动产生的巨大影响。他的学生群体遍布海内外,他的思想激发了后辈学者对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再认识。本书认为,熊十力不仅是一位佛学大师,更是一位具有深厚家国情怀的文化巨人,他的学说至今仍为理解中国哲学精神的当代价值提供了关键钥匙。 本书的写作风格力求学术的严谨与传记的生动相结合,既有对复杂哲学概念的深入浅出地阐释,也有对熊先生人格魅力和学术生涯的细致描绘。它不仅仅是一本哲学家的传记,更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读者将从中领略到一位真正的大师,如何在时代变革中坚守对真理的追求,并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做出的不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