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研究丛书:连片特困山区可持续生计问题与协同发展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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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振忠,李亮 著
图书标签:
  • 连片特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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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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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扶贫攻坚
  • 可持续发展
  • 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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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ISBN:9787030426451
版次:1
商品编码:11672503
包装:平装
丛书名: 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研究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68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已经成为我国未来较长时期扶贫攻坚的主战场。《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研究丛书:连片特困山区可持续生计问题与协同发展机制研究》以连片特困山区为研究区域,学习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基本原理,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选取武陵山片区、南岭山片区作为分析案例,开展大样本数据调查,在对可持续生计问题与协同发展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连片特困山区具体区情,构建连片特困山区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连片特困山区生计资本状况、生计脆弱性问题、经济政策发展变化、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等进行研究;根据连片特困山区跨行政区划的地域特征,探讨整合资源等优势,加强区域协同,构建协同发展新机制;并通过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对国外先进经验进行比较借鉴,最后从政府政策和制度保障两方面提出连片特困山区农户生计水平提升及区域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连片特困山区生计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 连片特困山区可持续生计问题与协同发展机制理论基础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第二节 可持续生计问题与协同发展机制理论解释
第三节 可持续生计问题与协同发展机制方法论基础

第三章 连片特困山区生计资本状况调查研究
第一节 自然资本状况
第二节 金融资本状况
第三节 物质资本状况
第四节 人力资本状况
第五节 社会资本状况

第四章 连片特困山区生计脆弱性问题研究
第一节 脆弱性概念界定
第二节 连片特困山区生计脆弱性实证分析
第三节 研究主要结论及相关政策含义

第五章 连片特困山区经济政策发展变化研究
第一节 连片特困山区扶贫政策发展变化
第二节 连片特困山区经济政策发展变化

第六章 连片特困山区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
第一节 政府扶贫资金投入的扶贫绩效
第二节 连片特困山区农户小额信贷的扶贫绩效
第三节 连片贫困山区人力资本投资的绩效分析
第四节 东西部协作扶贫的绩效分析

第七章 连片特困山区协同发展机制研究
第一节 连片特困山区协同发展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连片特困山区协同发展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第三节 连片特困山区协同发展的路径与机制

第八章 武陵山片区生计资本禀赋及协同发展战略分析
第一节 武陵山片区概况及生计资本禀赋
第二节 武陵山片区发展面临的机遇及挑战
第三节 武陵山片区发展的目标定位
第四节 加快武陵山片区协同发展的战略对策

第九章 南岭山片区扶贫攻坚对象特征及区域协同发展分析
第一节 南岭山片区农户贫困现状分析
第二节 南岭山片区贫困现状分析
第三节 南岭山片区扶贫攻坚对象特征分析
第四节 南岭山片区扶贫攻坚面临的问题分析
第五节 促进南岭山片区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第十章 国外生计水平提升政策比较与经验借鉴研究
第一节 美国的贫困治理及移民政策
第二节 欧盟的贫困治理及少数民族的扶持政策
第三节 澳大利亚民族构成与政策演变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治理政策演变

第十一章 连片特困山区协同发展的政策和制度保障研究
第一节 坚持“三结合”,用好用活国家扶贫开发政策
第二节 实行税制改革,提升连片特困山区财政收入能力
第三节 加快机制转型,强化连片特困山区脆弱性治理
第四节 推进扶贫开发,实现扶贫模式向“精准扶贫”转变
第五节 配合主体功能区建设,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第六节 健全教育培训支持体系,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积累
第七节 打造多层次合作平台,创新区域协作机制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精彩书摘

  《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研究丛书:连片特困山区可持续生计问题与协同发展机制研究》: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连片特困山区生计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一、连片特困山区生计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贫困人口在大幅度地减少,中国政府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于地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推进,贫困人口在农村的密集程度越来越呈现出连片性特征。《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主战场 ,努力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划定的14个集中连片生计特困地区,其中有11个包含民族自治区,包括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武陵山区、西藏、四省藏区以及新疆南疆三地州等片区。这14个集中连片又是生计资本薄弱的地区,其中,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此前已被明确实施特殊政策,其他11个则属新划分的集中的连片特困地区。最新数据显示,新划分出的11个生计资本薄弱地区覆盖超过500个县,面积超过140万平方千米,总人口超过2亿人,其中农村人口约1.9亿人。按2008~2010年三年数据平均计算,这些地区的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6750元,县域人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72元,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2667元,仅分别相当于同时期我国西部地区平均水平的49.1%、43.7%和73.2%。
  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分布呈现以下特点:①在空间分布上,与我国区域经济分布差异具有相关性。同我国的区域经济差异分布相似,由东至西,往内陆延伸,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数量依次增多,东部地区涉及数量少,中部地区涉及的数量开始增多,西部地区涉及的数量最多。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着改善生计资本现状、摆脱生计困难、发展地区经济的强烈愿望。②在地域分布上,多集中在内陆和不同类型的山区。这些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差,交通极为不便,武陵山区就是其中的典型。可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具有生计资本薄弱的共同特性。同时,这也正是本书以连片特困山区为研究区域的主要依据。③在生活方式上,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主要资源多用于从事第一产业。第二、三产业都较为落后,但由于第一产业很难带动经济发展,因此,这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都不高。④在对外关系上,其与外界的沟通联系较少,具有相对的封闭性。由于这些地区的地理条件差,地势复杂甚至险要,区位偏远,人们很难到达边远山区,导致其与临近地区的沟通联系非常少,外界的优秀产业、先进管理理念、多元文化难以渗透到这些地区,从而形成生计资本薄弱的恶性循环。这些原因造成的结果是,仅凭自身力量发展本地区经济变得困难重重,且呈现恶性循环。因此,为摆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生计资本薄弱的恶性循环,必须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才能取得真正实效。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生计安全与质量问题是当今我国连片特困山区的核心问题,稳定的生计可以使有关的政策协调发展、消除贫困并可持续地利用资源。为推进武陵山老、少、边、贫地区经济协作和功能互补,促进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特别是协调鄂、湘、渝、黔四省(直辖市)毗邻地区加快发展,2009年年初,国务院正式发文成立国家战略层面的“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国发〔2009〕3号。2011年12月1日发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将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区域的连片特困山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作为新十年扶贫攻坚的主战场。2011年年底,为积累以跨省片区为单元组织大规模扶贫攻坚的经验和方法,中央决定在武陵山片区率先开展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根据国务院批复的《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武陵山片区将着力解决瓶颈制约和突出矛盾,加快连片特困地区发展和脱贫致富步伐,为全国扶贫攻坚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可见,连片特困山区可持续生计与协同发展机制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扶贫攻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学术界对于贫困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对于贫困的理解已从收入的贫困转变为创造收入的能力、机会和权利的贫困。就连片特困山区而言,当前扶贫攻坚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经过前一阶段的扶贫开发,农村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基础设施,农户拥有了一定的生计资本,连片特困山区的农村贫困问题已经转化为农户在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作用下的适应性和生计可持续性问题。
  基于此,本书运用民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等理论和方法,立足于微观农户角度,选择连片特困山区的典型样本县、市作为数据采集点进行实地调研,借助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及SEI和克拉克大学的综合性脆弱性分析框架,研究我国特定区域、特殊人群的生计问题,分析其掌握的生计资本现实状况,剖析这些人群生计脆弱性的原因和特征,研究协作区协同发展机制,探寻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降解生计脆弱性、实现可持续生计政策和制度的保障。本书的研究对于开展武陵山片区试点工作、打好新一轮扶贫攻坚战、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及确保全国人民共同实现全面小康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紧迫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关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问题的研究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不仅呈现出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扶贫攻坚难度大等特点,而且,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转换,既往的减贫模式已经很难适应该类地区的贫困治理事业,迫切需要完成理论视角的转换。同时,连片特困地区多具有自然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社会文化多元性并存的特征,以“发展主义”为核心的“同质化”贫困治理方案,不仅难以实现减贫的目标,反而会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社会风险和文化风险。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其减贫与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规律(吕方,2012)。
  1.贫困区域及类型划分研究
  1984年国务院曾把相对集中的贫困县划分为18个贫困片区,即沂蒙山区、闽西南地区、闽东北地区、鲁儿虎山区、太行山区、吕梁山区、秦岭大巴山区、武陵山区、大别山区、井冈山和赣南地区、定西干旱地区、西海固地区、陕北地区、西藏地区、滇东南地区、横断山区、九万大山地区、乌蒙山区及桂西北地区(张磊,2007)。1989年,中国科学院姜德华等(1988)将741个低收入县划分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贫困类型、东西部接壤地带贫困类型、西南喀斯特山区贫困类型、东部丘陵山区贫困类型、青藏高原贫困类型和蒙新干旱区贫困类型6类21个亚类。1994年郭喜来等将“八七扶贫攻坚”确定的592个贫困县分为3类10个亚类,即中部山地高原环境脆弱贫困带、西部沙漠高寒山区环境恶劣贫困带、东部平原山丘环境危急及老革命根据地孤岛型贫困带(郭喜来和姜德华,1995)。《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把我国按照区域特征划分为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涵盖了我国主要的山脉地带、荒漠化地区、高原地带、喀斯特地貌地区等,这就意味着,这些地区属于贫困问题与生态脆弱高度耦合的区域,每一个片区减贫与发展所面临的生态约束、资源约束均存在着差异,同时,各片区的主要致贫原因和减贫方式也将会有很大的差别。
  2.贫困成因研究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成因可分为主观成因和客观成因两个方面。主观成因方面:①农户主体成因。思想观念落后、经营机制影响、教育投入少(刘治金,2012)、文化程度低(李雪萍和王蒙,2012)、家庭人力资本匮乏(陈应鹤,1991;陈琦,2012)、生活消费习惯(饶华敏,2012)等是造成集中连片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②公共决策成因。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缺乏协调(李乐为和岑乾明,2011)是导致其贫困的重要诱因。客观成因方面:①自然风险。张大维(2011)透过对渝鄂湘黔交界处149个村的案例分析发现,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灾害具有多发性和高频性;灾害影响具有广泛性和深度性;灾害与贫困具有重合性和一致性;灾害、脆弱性、可行能力、贫困等要素之间具有相对的继替性和循环性。②资源环境瓶颈。人口压力大,资源承载超荷(王映雪,2009;张榆琴和李学坤,2012)。
  3.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治理策略
  当前,我国扶贫开发模式逐步由“整村推进”模式整合为集中连片开发模式。吕方(2012)认为,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开发事业,需要通过整体认识连片特困地区减贫与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激活“发展的想象力”,开创新型的贫困治理模式。其中“发展的想象力”包含着多元发展、多重视角、文化自觉三个层面的基本内涵。王震和夏英(2012)认为,连片开发模式中资金的整合机制,促进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项目扶持机制,以及连片开发区的统一管理等机制对于产业开发、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屠飞鹏(2012)认为,由于我国政府治理在类型上都属于政府主导型,连片特困地区县级政府作为县域治理最主要的主体,政府公务人员的素质,政府治理权力的运行结构,行政文化等因素直接关系到治理成效。因此,连片特困地区县级政府在治理转型中也面临着自身治理的压力,要实现贫困治理转型,提高其治理能力甚为关键。吴国宝和郭建宇(2012)认为,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未来十年中国扶贫开发主战场解决宏观区域贫困问题的同时,也应通过创新扶贫方式来解决贫困户和贫困村等微观层面的贫困问题。汪三贵和殷浩栋(2013)指出,农村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着瞄准效率偏低等问题,从而导致“益贫困地区”大于“益贫困户”的政策偏差。廖锦成等(2012)认为,应建立片区扶贫发展协作新机制,构建“大扶贫”格局。李灿松和孙智明(2012)认为,应采取内生增长方式构建特色反贫困机制。《2013年连片特困区蓝皮书》中指出,连片特困区要想跳出“贫困陷阱”,必须借助外部援助,而且应该是非常规性的援助措施;但又必须吸取以往“输血式”扶贫的教训,应着眼于长期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
  (二)关于省际结合部连片特困山区贫困问题的研究
  1.贫困现状的调查研究
  从徐鲲和冉光和(2009)对重庆三类贫困村的调查,王丽华(2011)对湖南湘西八个贫困县的调查,张大维(2011)对渝鄂湘黔交界处的调查,崔荣芳(2011)对湖南湘西州的研究,陈兰等(2012)对重庆酉阳县的调查,谭贤楚和朱力(2012)对湖北恩施州的调查,童中贤等(2012)对湖南湘西的研究,李俊杰和李海鹏(2013)对武陵山区37146个贫困农户的贫困维度的研究,总结省际结合部高山区的贫困呈现如下特征:①地缘性特征凸显,集中于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经济基础薄弱、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低及生产方式落后的地区。②贫困群体构成特征明显,生存型贫困户占调查总户数的25%,温饱型贫困户数量占65%,发展型贫困户数量占10%。贫困集中在缺少主要劳动力、家庭成员有生病或残疾、家里有在读书的大学生等此类别的居民家庭中。刘璐琳(2012) 概括了这些地区的四个特点:一是少数民族比例高;二是贫困人口集中连片;三是生存条件极其恶劣,是典型的“原生态贫困”;四是社会发育程度较低,脱贫成果很难巩固。郭福亮等(2012)认为,省际结合部是一种特殊的地理单元,部分地区与“民族走廊”相交错,经济相对落后;在社会转型期,是社会管理的薄弱区和复杂区,因边界问题造成的各种纠纷增多。李俊杰和李海鹏(2013)依据阿马蒂亚?森的“多维贫困”理论,分析了武陵山区37146个贫困农户的贫困维度分布情况,结果发现“养老保险”、“劳动力剥夺”、“耕地面积”、“收入多样性”和“饮水”五个维度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剥夺。
  2.致贫原因的研究
  (1)自然因素制约:张绪清(2010)认为,高海拔、喀斯特地貌等脆弱性生态是导致乌蒙山区落入“贫困陷阱”的主要原因。张大维(2011)透过对渝鄂湘黔交界处149个村的案例分析发现,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灾害具有多发性和高频性;灾害影响具有广泛性和深度性;灾害与贫困具有重合性和一致性;灾害、脆弱性、可行能力、贫困等要素之间具有相对的继替性和循环性。这些都显示出加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灾害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前言/序言


《区域经济协作的理论与实践: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第一章 区域经济协作的理论基础 本章深入探讨区域经济协作的核心理论,为理解和实践区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1 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区域协作 1.1.1 空间相互依赖与区位理论 核心观点: 经济活动的发生与发展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受到地理空间位置的深刻影响。区位理论,如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等,揭示了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扩散和相互作用规律。这些规律直接指导我们理解为何某些区域会产生经济联系,以及这些联系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 详细阐述: 经济地理学认为,经济主体(企业、个人、政府)在选择生产、消费、投资等活动时,会优先考虑其相对于资源、市场、基础设施、劳动力等要素的区位。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容易吸引经济活动,形成集聚效应;而相对劣势的地区则可能面临发展困境。区域经济协作正是要打破这种天然的区位壁垒,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要素流动,实现区域整体的协调发展。例如,发达地区可以输出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而欠发达地区则可以提供土地、劳动力和初级产品,形成互利共赢的空间分工。 1.1.2 空间溢出效应与集聚经济 核心观点: 经济活动在空间上会产生溢出效应,即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创新活动等能够扩散到周边区域,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集聚经济则认为,当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高度集中时,会产生生产成本下降、效率提升、创新加速等优势。区域协作旨在放大集聚经济的积极效应,并通过空间溢出将发展红利传导至更广阔的区域。 详细阐述: 空间溢出效应可以是正面的,例如技术扩散、知识共享、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技能提升等,这些都能促进相邻区域的发展。反之,负面溢出效应则可能表现为环境污染的跨界传播、资源过度开发等。集聚经济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例如产业集群的形成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专业化分工,激发创新活力。区域协作可以通过建立合作平台、共享基础设施、协同招商引资等方式,进一步强化集聚效应,并主动引导和控制空间溢出,实现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 1.1.3 区域内部联系与外部关联 核心观点: 任何区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既有内部的经济联系,也与外部区域发生着复杂的关联。区域经济协作就是要分析和优化这种内部与外部的相互关系,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详细阐述: 区域内部联系包括区域内的产业分工、要素流动、基础设施连接、市场一体化等。而区域外部关联则体现为区域间的贸易往来、投资流动、技术合作、信息交流等。一个健康的区域经济体,应该能够有效地整合内部资源,形成强大的内生动力,同时又能积极地与外部区域建立互利的联系,充分利用外部优势,拓展发展空间。区域协作需要识别区域间的互补性和协同性,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合作网络,以期实现“1+1>2”的整体效果。 1.2 经济学视角下的区域协作 1.2.1 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 核心观点: 各区域在自然资源、劳动力、技术水平、产业基础等方面存在差异,形成了各自的比较优势。区域经济协作应充分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资源的最优利用和整体经济效率的最大化。 详细阐述: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认为,各国(或区域)的比较优势源于其要素禀赋(如资本、劳动、土地)的差异。拥有丰富某种要素的区域,在生产与该要素密集相关的产品时具有成本优势。区域协作可以通过促进要素(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的跨区域流动,使资源能够流向最能发挥其效益的地方。例如,资金密集型产业可以从资本充裕的地区流向资本相对短缺但市场潜力巨大的地区;技术密集型产业可以与拥有先进技术的区域进行合作,实现技术转移和产业升级。 1.2.2 外部性与公共物品的提供 核心观点: 区域经济发展中常常伴随着外部性(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和需要区域共同提供的公共物品(如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协作是解决这些跨界问题的有效途径,通过协同治理,内部化外部性,并共同承担公共物品的成本和收益。 详细阐述: 负外部性(如河流污染、大气污染)往往不分行政边界,需要区域间的协同治理才能得到有效解决。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高速铁路、港口、流域治理工程)的建设和维护,往往需要多个行政主体共同投入,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这正是公共物品的特征。区域协作可以通过建立跨区域协调机构、制定统一标准、实施联合执法、共建共享设施等方式,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提高区域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覆盖面。 1.2.3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的逻辑 核心观点: 在某些情况下,单纯的市场机制难以实现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例如信息不对称、垄断、协调成本过高等。区域协作下的政府干预,并非完全替代市场,而是通过政策引导、规划协调、建立合作平台等方式,弥补市场失灵,促进区域的均衡发展。 详细阐述: 市场在配置资源、促进效率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当面对跨区域的协调难题时,市场本身可能失效。例如,单一区域难以承担跨区域交通网络建设的巨额成本;企业间的合作可能因信息不对称而难以达成;为了争夺投资,区域间可能陷入恶性竞争,导致“囚徒困境”。此时,政府的协调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区域协作中的政府角色,应侧重于构建合作框架、制定战略规划、提供信息服务、打破行政壁垒、引导要素合理流动、解决利益分配等问题,以市场化手段为基础,政府引导为补充,实现区域间的良性互动。 1.3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区域协作 1.3.1 制度环境与交易成本 核心观点: 制度是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区域间的制度差异(如法律法规、政策执行、营商环境)会产生交易成本,阻碍要素流动和经济合作。建立统一的制度环境或协调的制度规则,是推动区域经济协作的关键。 详细阐述: 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如法律、政策,非正式制度如文化、习惯)是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区域间的制度不协调,例如税收政策不一致、行政审批流程繁琐、产权保护不力等,都会增加跨区域交易的成本,降低合作意愿。一个有效的区域经济协作机制,需要致力于构建一个统一、开放、公平的制度环境,降低区域间的交易成本,例如通过建立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简化行政审批、加强法律协调、打击地方保护主义等,为区域间的经济活动提供便利。 1.3.2 利益协调与激励机制 核心观点: 区域经济协作的根本在于如何协调各区域的利益,并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各方参与协作,共享发展成果。 详细阐述: 区域间的经济协作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发达地区可能担心因协作而分流发展机会,欠发达地区则可能担心协作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至关重要,例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产业转移补贴、共同税收分成等方式,确保各方都能从协作中获得实际利益。同时,需要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等积极参与协作,例如设立合作基金、奖励项目、表彰先进等,形成共赢发展的良好局面。 1.3.3 治理结构与合作模式 核心观点: 区域经济协作需要有明确的治理结构和清晰的合作模式,以确保协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详细阐述: 治理结构是指负责协调、决策和执行协作事务的组织体系。这可以包括设立跨区域的协调委员会、专家咨询小组、项目管理机构等。合作模式则可以多种多样,例如以政府主导的战略规划型、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集群型、以项目合作为基础的共建共享型等。选择何种治理结构和合作模式,取决于区域的特点、发展阶段和协作目标。关键在于建立一个高效、透明、负责任的治理体系,确保协作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第二章 长江经济带的区域经济特征与发展挑战 本章聚焦长江经济带,深入分析其独特的区域经济特征,并剖析当前发展面临的突出挑战。 2.1 长江经济带的地理空间概览 2.1.1 区域范围与行政区划 核心观点: 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中、西部,涉及十一个省市,其广阔的地理范围和复杂的行政区划是理解区域协作的基础。 详细阐述: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十一个省市。这一区域的地理跨度大,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地形多样,气候类型复杂。复杂的行政区划意味着需要协调众多地方政府的利益和政策,是区域协作的重点和难点。 2.1.2 自然地理条件与资源禀赋 核心观点: 长江的独特地理环境塑造了区域的自然禀赋,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但也带来了一些限制。 详细阐述: 长江作为中国第一大河,为沿岸地区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便利的水运通道。沿江两岸分布着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如东部的平原地区土地肥沃,中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西部地区有丰富的森林和水力资源。然而,长江流域也面临着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的挑战,生态环境的保护任务艰巨。 2.1.3 交通与基础设施网络 核心观点: 长江经济带拥有独特的立体交通网络,是连接区域内外的重要纽带。 详细阐述: 以长江黄金水道为核心,长江经济带形成了包括水运、铁路、公路、航空在内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其中,长江航道是重要的内河黄金水道,连接着广大的内陆腹地和东部沿海港口。近年来,随着“黄金水道”升级、沿江高铁、高速公路的建设,区域的交通可达性和运输效率显著提升,为经济协作奠定了硬件基础。 2.2 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格局 2.2.1 产业空间布局与结构特征 核心观点: 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部差异和梯度特征。 详细阐述: 东部沿海地区,以上海、江苏、浙江为代表,已经形成了高度发达的产业体系,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是区域经济的引擎。中部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传统制造业优势明显,同时也在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西部地区,如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虽然产业基础相对薄弱,但资源优势突出,生态旅游业、特色农业、新能源等产业潜力巨大。总体而言,产业空间布局呈现从东向西梯度递减的特征,产业结构也存在差异。 2.2.2 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差异 核心观点: 长江经济带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差距,东部地区领先,中西部地区相对滞后。 详细阐述: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体现在人均GDP、产业结构、科技创新能力、居民收入水平等多个方面。上海、江苏、浙江等东部省市的经济密度和发展水平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一些西部省份的经济体量和人均收入则相对较低。这种发展不平衡是长期历史、地理、政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2.3 区域经济联系与协同程度 核心观点: 长江经济带内部的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但协同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 详细阐述: 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政策支持,长江经济带的区域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形成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合作。例如,产业转移、技术合作、市场互通、人才流动等。上海作为龙头,正在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也加速了西部区域的协同。然而,区域间的同质化竞争、要素流动不畅、利益协调困难、体制机制障碍等问题依然突出,协同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仍有待提升。 2.3 长江经济带发展面临的挑战 2.3.1 区域发展不平衡与协同不足 核心观点: 区域间巨大的发展差距和部门间的各自为政,导致协同效应难以充分发挥。 详细阐述: 东西部、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是长江经济带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这种不平衡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也体现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部门间的“条块分割”和地方政府的“碎片化”管理,使得区域间的协调合作变得困难重重。缺乏统一的规划、统一的标准和统一的协调机制,常常导致政策“打架”,资源分散,协同效应不彰。 2.3.2 生态环境保护的严峻压力 核心观点: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长江流域的生态系统面临严峻挑战。 详细阐述: 作为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区,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有限。长期以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水体污染、土壤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如何实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走绿色发展之路,是长江经济带面临的重大课题。过度的开发和污染已经严重威胁到长江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2.3.3 产业结构升级与创新能力不足 核心观点: 部分地区产业结构仍然偏重,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升,难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详细阐述: 尽管部分地区在产业升级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部分区域的产业仍然以传统制造业为主,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占比不高。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制约了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业同构现象普遍存在,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 2.3.4 制度机制障碍与政策协调难题 核心观点: 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市场化改革不足以及跨区域协调机制的缺失,成为制约区域协作的瓶颈。 详细阐述: 传统的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使得跨区域的规划、政策制定和资源调配面临诸多障碍。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壁垒依然存在,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的统一。缺乏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和协调机制,使得利益的沟通和协调难以深入。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需要打破各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构建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 第三章 区域经济协作的模式与路径选择 本章将深入探讨区域经济协作的多种模式,并结合长江经济带的实际情况,提出可行的发展路径。 3.1 区域经济协作的主要模式 3.1.1 区域一体化发展模式 核心观点: 强调打破行政壁垒,构建统一的市场和区域协调机制,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详细阐述: 区域一体化是指通过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安排,逐步消除区域间的各种限制,使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功能完整的经济单元。其核心在于建设统一的市场(商品市场、要素市场、资本市场、信息市场),统一的规则(法律法规、行业标准),以及建立协调的行政管理体系。例如,欧盟的区域一体化是典型的范例,通过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货币联盟等阶段,实现了成员国之间的深度融合。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属于此类模式的探索。 3.1.2 区域协调发展模式 核心观点: 强调区域间的互补与协调,通过有差别的政策和合作机制,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缩小区域差距。 详细阐述: 区域协调发展模式更侧重于解决区域间的差距问题,特别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其主要特征是通过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援,如产业转移、技术援助、人才培训、资金投入等,帮助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步伐。同时,也鼓励欠发达地区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到区域协作中来。这种模式通常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制定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 3.1.3 跨界合作与功能分区模式 核心观点: 关注特定区域或特定功能(如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科技创新)的合作,通过共同规划和项目实施,实现优势互补和利益共享。 详细阐述: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合作的范围和目标相对聚焦。例如,可以围绕某个重要的地理单元(如河流流域、边境地区)或某个特定的发展主题(如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建设科技创新走廊)来开展合作。通过建立跨界协调机制,对区域进行功能性划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建设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或公共服务平台。例如,一些跨界生态旅游区的建设、跨省份的科技园区合作等。 3.1.4 驱动型发展模式(以中心城市为核心) 核心观点: 强调以区域内的中心城市或核心经济区为动力源,通过其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周边地区的协同发展。 详细阐述: 这种模式通常以一个或几个具有强大经济实力、创新能力和辐射能力的中心城市为核心,通过其在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向外围区域扩散,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例如,上海之于长三角,成都、重庆之于成渝地区。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引擎。 3.2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协作的路径选择 3.2.1 构建以长江黄金水道为核心的绿色经济廊道 核心观点: 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独特优势,推动绿色产业发展,打造生态经济带。 详细阐述: 以长江黄金水道为轴线,串联沿江城市,优化产业布局。重点发展绿色制造、生态旅游、现代物流、文化创意等产业。加强对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和修复,严禁高污染、高耗能的项目进入。推广清洁能源,发展循环经济。通过绿色经济廊道的建设,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 3.2.2 推动区域产业协同与创新链条整合 核心观点: 打破区域产业同构,促进产业梯度转移与升级,构建完整的创新链条。 详细阐述: 引导东部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实现产业的空间优化布局。鼓励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避免同质化竞争。加强区域间的科技合作,建设高水平的研发平台,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整合区域创新资源,鼓励创新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和创新生态系统。例如,在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可以形成跨区域的协同攻关机制。 3.2.3 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与区域互联互通 核心观点: 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打破区域壁垒,促进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的自由流动。 详细阐述: 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要素市场。推动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的区域对接。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和留住各类高素质人才。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特别是交通、能源、信息等领域,构建更加便捷高效的区域联系网络。推进统一的规则体系建设,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3.2.4 强化生态共建与环境共治 核心观点: 建立跨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协调机制,共同应对环境挑战,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详细阐述: 建立健全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协调机制,明确各区域的责任。实施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加强跨界污染的联合监管和治理。推进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让保护者得到合理的回报。加强区域间的环境信息共享和风险预警。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发展绿色经济、生态经济。 3.2.5 完善区域协调机制与利益共享模式 核心观点: 建立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妥善处理各方利益关系,确保协作的公平与可持续。 详细阐述: 建立高层级的区域合作协调机构,负责制定发展战略、协调重大项目、解决突出矛盾。推进财政、税收、投资等领域的政策协调。探索建立多元化的利益共享模式,如建立跨区域发展基金,鼓励地方政府、企业、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健全区域合作的评估与激励机制,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积极参与协作。 第四章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协作的实践探索:以特定区域为例 本章将选取长江经济带内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合作案例,深入分析其协作的实践经验、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4.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先行先试的示范 4.1.1 发展背景与目标 核心观点: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其一体化发展是国家重要的战略部署。 详细阐述: 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部分)等地,其经济体量庞大,产业基础雄厚,科技创新能力强,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区域。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旨在打破行政壁垒,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4.1.2 关键举措与成效 核心观点: 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协同、科技创新、公共服务等领域,长三角一体化取得了显著成效。 详细阐述: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构建了高密度、一体化的交通网络,如城际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的贯通,提升了人员和货物的流动效率。 产业协同与分工: 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和协同发展,推动产业链的优化升级,形成了一些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如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 科技创新协同: 建立了跨区域的科技合作平台,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间的合作,推动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公共服务共享: 在社保、医疗、教育等领域,推动了公共服务的跨区域对接和共享,提高了居民的便利性。 生态环境保护协同: 加强了跨区域的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共同治理污染,提升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4.1.3 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展望 核心观点: 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但长三角一体化仍面临区域协调、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等挑战。 详细阐述: 尽管行政壁垒有所打破,但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仍需克服。区域间的利益协调依然复杂,如何实现更公平的利益共享机制是关键。在科技创新领域,如何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摆脱关键技术对外依赖,仍需努力。未来,长三角一体化将继续深化,有望在规则统一、要素市场化配置、打造世界级创新型产业集群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 4.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东西部协同的新模式 4.2.1 发展背景与目标 核心观点: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旨在构建支撑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带动西部地区发展。 详细阐述: 成渝地区包括四川成都、重庆以及周边部分城市,是西部地区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通过打破两地行政界限,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构建富有活力的经济中心,是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该战略的重点在于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4.2.2 关键举措与成效 核心观点: 在交通一体化、产业互补、创新驱动、区域协调等方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详细阐述: 交通一体化: 加快推进城际铁路、高速公路、航空枢纽等建设,形成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增强了区域的联通性。 产业互补与协作: 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和功能互补,例如成都的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优势产业与重庆的装备制造、汽车产业形成协作,并向周边地区延伸。 创新驱动发展: 鼓励两地高校、科研机构加强合作,共建创新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区域协调发展: 建立跨区域的规划协调机制,共同推进生态保护、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作。 4.2.3 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展望 核心观点: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市场机制不完善、协调机制有待加强等挑战。 详细阐述: 市场化改革仍需深化,要素流动仍存在一定障碍。两地行政管理体制的差异,以及区域内各市县的利益协调,是未来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此外,如何有效整合区域内的创新资源,形成强大的创新策源地,也需要持续努力。未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将致力于打造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典范,成为国家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 4.3 区域特色合作案例分析(例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等) 4.3.1 案例背景与目标 核心观点: 不同区域合作有其独特的背景和目标,需要因地制宜地探索合作模式。 详细阐述: 京津冀协同发展: 目标是缓解北京“大城市病”,优化京津冀区域功能分工,构建环渤海经济圈。重点在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产业转移,构建生态环境共同体。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目标是解决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统一。重点在于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污染防治,生态修复,以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4.3.2 合作模式与实践经验 核心观点: 这些案例在合作模式、机制创新、利益共享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详细阐述: 京津冀: 强调“一体两翼”的发展格局,以北京为中心,廊坊、保定等为重点,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在交通、生态、产业等领域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合作机制。 黄河流域: 强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推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乡村振兴。建立流域综合治理和协调机制,鼓励区域间的生态补偿。 4.3.3 经验启示与长江经济带的借鉴意义 核心观点: 这些案例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为长江经济带的区域经济协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详细阐述: 规划引领: 宏观层面的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至关重要。 体制机制创新: 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跨区域协调机制,打破利益藩篱。 利益共享: 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是保持协作可持续性的关键。 生态优先: 将生态环境保护置于突出位置,实现绿色发展。 因地制宜: 不同区域有不同的特点和优势,合作模式应根据实际情况量身定制。 长江经济带作为跨度更广、区域差异更大的区域,可以借鉴这些案例在顶层设计、利益协调、机制创新等方面的经验,结合自身特点,探索更有效的协同发展路径。 第五章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协作的政策框架与保障机制 本章将为长江经济带的区域经济协作提供一套完整的政策框架和保障机制,以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5.1 战略规划与顶层设计 5.1.1 明确区域发展战略定位 核心观点: 科学界定长江经济带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明确其核心功能和发展目标。 详细阐述: 明确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水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引领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的战略定位。细化不同区域板块(如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的功能定位和发展重点,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格局。 5.1.2 建立健全跨区域协调规划体系 核心观点: 形成统一、协调、层级分明的区域发展规划体系,确保规划的整体性和协同性。 详细阐述: 制定长江经济带总体发展规划,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各区域板块、重点领域(如产业、交通、生态、科技)的专项规划。建立规划的动态调整和评估机制,确保规划的有效性和适应性。鼓励地方规划与国家规划的对接,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调的规划格局。 5.1.3 强化国家层面的指导与协调 核心观点: 发挥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和统筹协调作用,为区域协作提供制度保障。 详细阐述: 成立国家级的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或协调机构,负责研究和解决区域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明确各部门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的职责分工,加强部门间的沟通与协作。出台具有指导意义的政策法规,为区域协作提供法律和政策支持。 5.2 制度创新与机制建设 5.2.1 深化市场化改革,打破区域壁垒 核心观点: 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清理和废除妨碍区域经济协作的行政性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 详细阐述: 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破除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跨区域流动的障碍。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5.2.2 健全跨区域协调合作机制 核心观点: 建立常态化、高效率的跨区域协调合作机制,解决区域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详细阐述: 建立跨省(市)协商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和解决区域合作中的重大问题。鼓励建立部门合作机制,如交通、环保、科技、文旅等领域的跨区域合作平台。探索建立区域间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和民间交流平台,汇聚各方智慧,促进合作。 5.2.3 完善利益协调与分配机制 核心观点: 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确保各区域在协作中都能获得切实的利益,激发协作动力。 详细阐述: 探索建立区域间的财政转移支付、税收分成、生态补偿等利益共享模式。鼓励通过产业合作、项目共建等方式,实现跨区域的收益共享。研究制定鼓励发达地区支持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如产业转移的奖励机制、人才流动的激励政策等。 5.3 政策支持与要素保障 5.3.1 强化财政金融政策支持 核心观点: 加大财政金融投入力度,为区域协作项目和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详细阐述: 设立长江经济带发展专项基金,吸引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加大对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科技创新等项目的财政投入。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为区域协作项目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推动区域内金融一体化,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5.3.2 促进人才交流与科技创新 核心观点: 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构建区域人才合作和科技创新共同体。 详细阐述: 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吸引和留住各类高素质人才。鼓励区域间的人才交流与合作,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建立联合实验室、研发中心。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投入,鼓励产学研深度融合,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 5.3.3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政策 核心观点: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区域协作的重要内容。 详细阐述: 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和监管体系。加大对长江流域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的投入。推广绿色产业发展,鼓励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激励区域间的生态保护合作。 5.4 评估与监督机制 5.4.1 建立区域协作绩效评估体系 核心观点: 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对区域协作的成效进行客观评价,为政策调整提供依据。 详细阐述: 围绕区域经济协同、产业升级、创新能力、生态环境改善、民生福祉提升等关键指标,建立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协作的绩效评估体系。评估结果应向社会公开,并作为政策调整和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 5.4.2 强化法律法规的保障作用 核心观点: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区域经济协作提供法律保障。 详细阐述: 加快制定或修订促进区域经济协作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加强跨区域的法律协调和执法合作,解决区域协作中可能出现的法律纠纷。 5.4.3 推动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 核心观点: 提高区域协作的透明度,鼓励公众参与,形成全社会共同推动区域发展的良好氛围。 详细阐述: 定期公开区域协作的进展情况、重要项目信息、政策法规等。鼓励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积极参与区域协作的规划、实施和监督。畅通信息反馈渠道,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第六章 结论与未来展望 本章总结全书的主要观点,并对长江经济带的区域经济协作提出未来的展望。 6.1 主要观点总结 6.1.1 理论基础的重要性 核心观点: 区域经济协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坚实的理论支撑,包括经济地理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视角。 详细阐述: 深刻理解空间相互依赖、集聚经济、比较优势、制度环境等核心理论,有助于我们把握区域协作的本质,制定科学的策略。 6.1.2 长江经济带的机遇与挑战 核心观点: 长江经济带拥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发展潜力,但也面临着发展不平衡、生态压力、创新不足等严峻挑战。 详细阐述: 准确认识区域经济特征和发展挑战,是制定有效协作方案的前提。 6.1.3 多元化的协作模式与路径选择 核心观点: 区域经济协作不存在单一的普适模式,需要根据区域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模式和路径。 详细阐述: 无论是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还是跨界合作,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 6.1.4 完善的政策框架是关键 核心观点: 健全的政策框架、创新的制度机制和有力的要素保障,是推动区域协作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 详细阐述: 从战略规划到具体政策,从机制建设到评估监督,都需要系统性的设计和持续的推进。 6.2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协作的未来展望 6.2.1 迈向更高水平的协同发展 核心观点: 随着各项政策的深入实施和机制的不断完善,长江经济带的协同发展将迈向更高水平,实现区域间的深度融合。 详细阐述: 区域间的要素流动将更加顺畅,产业分工将更加优化,创新能力将显著提升,公共服务将更加均等。将形成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和更加完善的协同发展格局。 6.2.2 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成为主旋律 核心观点: 生态环境保护将贯穿于区域协作的全过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统一。 详细阐述: 长江经济带将成为中国绿色发展的重要示范区,以绿色产业为支撑,以生态文明为导向,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6.2.3 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典范 核心观点: 长江经济带将为中国乃至全球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详细阐述: 通过在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要素流动、协调利益分配、建设统一市场等方面取得的突破,长江经济带将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典范。 6.2.4 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显著提升 核心观点: 区域协同的深化将显著提升长江经济带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详细阐述: 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产业集群,将吸引更多全球高端要素集聚,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的重要平台。 6.3 建议 6.3.1 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深化改革 核心观点: 区域经济协作中存在的问题是动态的,需要持续保持改革的勇气和智慧,不断突破体制机制的瓶颈。 详细阐述: 聚焦当前区域协作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入分析其根源,通过深化改革,不断破解难题。 6.3.2 强化协同意识,形成发展合力 核心观点: 提升区域各相关方的协同意识,打破部门和地域的藩篱,形成共同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详细阐述: 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树立“一盘棋”思想,增强协同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6.3.3 注重实践探索,总结推广经验 核心观点: 在推进区域协作的过程中,要鼓励大胆实践,善于总结和推广成功的经验模式。 详细阐述: 充分发挥先行先试的区域作用,鼓励各地在制度创新、模式探索方面进行有益尝试,并将成熟的经验模式推广到更广阔的区域。 6.3.4 坚持长期主义,久久为功 核心观点: 区域经济协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保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 详细阐述: 区域经济协作的成效不会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不懈努力和持续的投入。要保持战略清醒,不被短期困难所干扰,坚持按照既定战略和规划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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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其鲜明的批判性视角,但这种批判并非是破坏性的,而是一种建设性的反思。它勇敢地揭示了在过去某些“一刀切”的扶贫策略背后,可能存在的资源错配和机会不均等问题。作者没有回避那些不那么光彩的现实,比如政策执行中的“层层加码”现象,以及市场信号在偏远地区失真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直面问题的勇气,使得这本书的论述具有了极强的说服力和时代价值。我尤其欣赏它在提出解决方案时所展现出的那种现实主义色彩,它承认了理想状态的美好,但更强调在资源受限和政治约束下的最优可行路径。读完后,我感觉自己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从一个宏大的哲学命题,被拉回到了一系列具体、可操作的政策选择和社区动员策略上。它不仅仅是研究问题,更是在为未来的决策者提供一套经过深度检验的“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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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极其巧妙,简直像一部结构精密的纪录片。它不像某些学术作品那样,开篇就抛出一堆艰涩的概念让你望而却步。相反,它似乎是带着读者,一步一步地走进了那些连片特困地区。我特别喜欢它对“协同发展”的论述,那种感觉不是强行自上而下的整合,而更像是一种有机体的生长过程。作者通过大量的案例对比,清晰地展示了不同利益相关方(从地方政府到社区组织,再到个体农户)之间的信息传递壁垒是如何阻碍有效合作的。更值得称道的是,它对“发展”的定义进行了拓宽,超越了单纯的GDP增长,开始关注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以及文化认同的维系。读到关于传统农耕技术如何与现代可持续农业理念相结合的部分,我深感震撼,这说明真正的进步并非意味着对过去的彻底抛弃,而是一种智慧的整合。整本书的论证过程层层递进,逻辑链条非常紧密,让人不得不信服作者基于事实得出的结论,感觉像是跟随一位经验丰富、洞察敏锐的向导走完了这段艰难的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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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书的文献引用和跨学科视野,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它横跨了经济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生态学等多个领域,构建了一个非常立体的研究场域。我注意到,作者在论述社区内部的互助网络时,引用了经典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成果,而在分析产业结构升级时,又引入了最新的产业组织理论。这种融会贯通的能力,使得全书的论证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对于我个人而言,它极大地拓宽了我的研究思路,让我意识到,要真正解决“连片特困区”的问题,绝不能只依赖单一学科的工具。书中对于“发展迟滞的地理因素”与“社会资本衰减”之间复杂关系的剖析,尤其发人深省,它揭示了外部环境如何反作用于内部社会结构,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本书无疑是该领域内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不仅总结了历史经验,更指向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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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书的封面设计实在太吸引人了,那种深邃的蓝和沉稳的灰调,一下子就让人感觉这不是一本泛泛而谈的理论著作,而是扎扎实实下了功夫去研究的硬核之作。我一开始只是被这视觉效果吸引,随便翻了几页,没想到里面的内容深度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它并没有停留在那种宏观叙事、高屋建瓴的层面,而是真正地钻进了那些被长期忽视的角落。特别是那些关于地方性知识和非正式经济的描述,写得非常生动,读起来让人仿佛身临其境,能感受到决策者在面对复杂现实时的那种两难和挣扎。这本书的作者显然对基层治理结构有着深刻的洞察,他们没有用简单的“成功”或“失败”来标签化那些扶贫项目,而是非常精细地剖析了不同干预措施在特定文化和地理背景下的适应性与局限性。我特别欣赏其中对“韧性(Resilience)”概念的再诠释,它不再是一个时髦的学术词汇,而是被具体化为山民们如何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通过相互支持和灵活变通来维持生存的真实策略。这种研究方法论上的严谨与对个体命运的深切关怀,使得整本书的阅读体验非常丰富和有层次感,让人读完后能产生很多关于未来发展路径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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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我原本以为这又是一本充斥着专业术语和抽象模型的“大部头”,准备好随时查阅专业词典。然而,这本书的文字表达能力令人耳目一新。它的行文风格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保持了极佳的可读性,几乎没有冗余的段落。作者在处理复杂的经济模型和复杂的社会网络关系时,总能找到一种非常形象且贴切的比喻来加以阐释。比如,在分析资源禀赋差异时,作者引入的那个关于“水流速度与沉积物分布”的模型,瞬间就将抽象的经济学原理具象化了。此外,这本书对“制度创新”的探讨也十分到位,它没有简单地呼吁改革,而是细致地分析了现有制度在微观层面是如何产生“摩擦成本”的。这种对细节的关注,让我对“协同”二字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它需要的不仅是政策倾斜,更是制度层面的精细化调整。对于任何从事区域经济规划或者社会治理工作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其实用的分析框架,而不是空洞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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