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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协理，刘海兰 著

图书标签:

• 王通
• 历史人物
• 传记
• 古代文学
• 思想史
• 人物评传
• 文化史
• 史学
• 传记文学
• 王通

出版社： 北岳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7848190

版次：1

商品编码：11984131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8-01

用纸：胶版纸

编辑推荐

　　王通是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的终结者
　　王通是援佛入儒重要思想的提出者
　　王通是文以载道思想的先行者
　　王通是新儒学（即理学）的开创者
　　1.《王通评传》一书是全方位解读有争议的王通的佳作；
　　2.王通是隋代大儒，效仿孔子续六经，在河汾讲学，被称为王孔子，得到程朱盛赞；
　　3.集笔者28年研究成果，加入了笔者近年的研究成果，同时吸收近年来国内外关于王通研究的新成果；
　　4.增加王通在文、诗、史、教育等方面的理论和贡献，王通与贞观之治的关系，王通在后世进入孔庙的情况，使王通本人的资料更加翔实。

内容简介

　　王通，字仲淹。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生于河东郡龙门县万春乡（今山西万荣县通化镇）。去世后，门人弟子私谥“文中子”。全书分上下两编，十个章节。本书叙述了王通所处的生活时代，王通的家学渊源，以及其思想和主张，在此基础上得出王通是天人感应论的终结者、援佛入儒重要思想的提出者、理学的开创者、文以载道的先行者、入祀孔庙的大儒的结论。
　　本书旨在参考、吸收前人考证成就的基础上，纳入笔者多年的研究心得，试图对学术界长期争论的王通及其著作的真伪、王通的家乡、王通的生年、王通两次去长安的事实、王通是否做过官、王通的学生等问题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然后在此基础上，详细讨论王通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王通的政治主张、天人观、修养论、文化教育思想等，以揭示王通思想与天人感应论的区别及其与理学的关系，证明王通是新儒学即理学的先驱者。

作者简介

　　尹协理，男，1944年生，江苏江都人。曾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院员；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兼职教授；山西省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王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宋明理学》（新华出版社，1992）；《新编傅山年谱》，收入《傅山书法全集》第一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主编《傅山全书》二十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未来的哲学》（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等。

　　刘海兰，女，1970年生，山西省兴县人。山西大学文学硕士，现供职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女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文中子王通》《温氏三雄》等著作。

精彩书评

　　隐德君子也。当时有些言语，后来被人傅会，不可谓全书。若论其粹处，殆非荀、杨所及也。
　　——宋代理学大家程颐

　　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读古圣贤之书，而粗识其用，则于道之未尝亡者盖有意焉。而于明德、新民之学，亦不可谓无其志矣。
　　——宋代理学大家朱熹

　　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明代著名心学家王阳明

　　汉唐之间，王佐不生……王仲淹有言：“千载而下，有能修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见也。千载而下，能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呜呼!仲淹之志，则大矣。
　　——清初理学家李光地

目录

前言
上编 王通其人其书的考证
第一章王通是真实存在的
一、王通的真实存在本来没有问题
二、《隋书》未载王通原因剖析
三、王通去世后“被”坐了一次“过山车”
第二章《中说》不是伪书
一、《中说》非阮逸所伪造
二、《中说》门人多卿相非阮逸之过
三、参假者王福畤的功与过
第三章《元经》不是从《晋书》抄来的
一、《元经》是王通的主要著作之一
二、怀疑《元经》为伪作的理由不能成立
三、《元经》抄《晋书》伪造说不能成立
四、今本《元经薛氏传》有残缺
下编 王通的生平及其思想
第四章王通的家世与生平
一、王通的家乡在今万荣县通化镇
二、王通生于公元580 年
三、王通做过几个月的小官
四、著书立说与河汾讲学
五、王通的兄弟与后人
第五章王通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隋代前后经济上的巨大变化
二、隋代前后政治上的重大变化
三、隋代前后思想文化上的重大变化
四、王通思想产生的环境因素
第六章“明王道”的政治主张
一、战乱频仍的魏晋南北朝
二、以“明王道”为己任
三、仁政与德治
四、三教可一
第七章以人为本的天人观
一、天地之中只有人
二、以人为本通其变
三、天命归有道
四、“正主”才能“庇民”
第八章“穷理尽性”的修养论
一、重新解释“三纲五常”
二、重建“礼制”
三、“穷理尽性”的理学修养途径
四、“敬静”的理学修养方法
第九章明理励志的文化教育思想
一、教化为先
二、史以明道
三、诗以见志
四、文以明理
第十章简短的结论
后记
主要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王通的九世祖王寓，“遭愍、怀之难”，说的是西晋惠帝司马衷（259年－307年）即位后的第二年（291年）开始，西晋王朝经历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此后的晋怀帝司马炽（284年－313年）和晋愍帝司马邺（300年－318年）期间，又出现了“五胡乱华”的局面，这两个皇帝先后于永嘉七年（313年）和建武二年（318年）被匈奴首领刘聪所俘并被杀害，史称“永嘉之乱”。公元317年，时为西晋丞相的司马睿（276年－323年），在建康（今南京）称王，改元建武，是为东晋。就在西晋灭亡之时，王寓与当时许多北方贵族一起，率全家搬迁到了江南。王绩在《游北山赋并序》中说：“余周人也，本家于祁。永嘉之际，扈迁江左。地实儒素，人多高烈。”（韩理洲校点《王无功文集》卷一）“江左”即江南。但《文中子世家》和王绩都没有说搬迁到了江南什么地方。
　　王通的八世祖王罕和七世祖王秀，在江南文学氛围的熏陶下，诗文甚佳，所以《文中子世家》说他们“皆以文学显”。王通的六世祖王玄则，被称为“先生”。他“以儒学进”，先后在刘宋王朝当过太仆和国子博士。由于王玄则的哥哥王玄谟当了武官，玄则不大高兴，“常叹曰：‘先君所贵者礼乐，不学者军旅，兄何为哉？’遂究道德，考经籍，谓‘功业不可以小成也’，故卒为鸿儒；‘卿相不可以苟处也’，故终为博士；曰‘先师之职也，不可以坠’，故江左号‘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业’。于是大称儒门，世济厥美。”（《中说·附录·文中子世家》）
　　王通的五世祖王焕，应该当过江州刺史，所以被称为“江州府君”。江州所辖为今江西省的大部分，州治在今九江市。王通的高祖王虬（428年—500年），被称为“晋阳穆公”。他之所以被称为晋阳穆公，是因为他看到南朝的乱政和北方王朝北魏的汉化和开明政治，在南齐萧道成代宋的那一年，即北魏孝文帝太和三年（479年），王虬五十二岁时，毅然率全家离开汉族统治的南朝，去了鲜卑族拓跋氏掌权的北魏，受到北魏朝廷的重用。太和八年（484年）为秘书郎，迁给事黄门侍郎（《中说·附录·录关子明事》），官至并州刺史。并州的治所在晋阳（今太原市晋源区），所以称“晋阳穆公”。于是他把家安到了山西西南部的黄河与汾河之间富饶而又尚文的地方。《录关子明事》说：“俄帝崩，穆公归洛，逾年而薨。”北魏孝文帝卒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王虬“逾年而薨”，当卒于太和二十四年（500年）。
　　王通的曾祖王彦，被称为“同州府君”，应该是当过同州刺史。王绩在《游北山赋并序》中说：“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韩理洲校点《王无功文集》卷一）“永安之事”是指北魏后期的政权已经被尔朱荣一家实际控制了，尔朱荣在北魏孝明帝元诩武泰元年（528年）卒后的四月，残忍地将胡太后和幼主沉于黄河中溺死。孝庄帝元子攸（507年—530年）即位后，于当年四月改元建义，九月又改元为永安。
　　永安三年（530年）九月，孝庄帝设计杀了尔朱荣父子。尔朱荣的堂弟尔朱度律、尔朱世隆、侄儿尔朱兆等人立即起兵谋反，于同年十二月便杀了孝庄帝和皇子，北魏朝廷从此名存实亡。对此，王彦感到十分悲伤，于是辞去了官职，回到了家乡。但对于王彦最后的官职“同州刺史”，南宋的王应麟说，阮逸本《中说》中载王彦为“同州府君”，而龚鼎臣本却作“司州府君”（《困学纪闻》卷十《地理》）。有意思的是，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林云凤手抄《东皋子集》三卷本王绩《游北山赋并序》也作“司州”（韩理洲校点《王无功文集》）。“司州”与“同州”不是一个地方。关于“司州”，据《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载：“恒州，天兴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中改。”可见“司州”最初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年间（398年—403年）所置，治所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又据《魏书》卷一〇六中《地形志中》载：
　　“洛州，太宗置，太和十七年改为司州。”治所在洛阳。即从太和十七年（493年）起，司州的名称就不再指平城而是指洛阳周围了。但按《魏书》卷七十《高祖纪下》，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是在太和十八年（494年），因此将洛州改为司州的时间应该是太和十八年，而不是太和十七年。洛阳作为司州的治所，一直延续到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天平元年（534年）。据《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载：“司州，治邺城，魏武帝国于此。太祖天兴四年置相州，天平元年迁都改。”邺城在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西南13公里的漳河北岸。东魏孝静帝将都城由洛阳迁至邺，同时把邺县所在的相州改为司州。可知“司州”在北魏和西魏一直是京城周围的地区，并且随着京城的迁移而改变。如果王彦是司州刺史的话，那他就在天子脚下的洛阳做官。关于“同州”，《魏书·地形志》中没有记载，而在《周书》卷二《文帝纪下》中说：“（西魏废帝）三年春正月……改置州郡及县，改……华州为同州。”西魏废帝三年为公元554年，此前未见“同州”这一地名。又据《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载：“华州郡，太和十一年分秦州之华山、澄城、白水置。”可见，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年）至西魏废帝三年（554年）不称同州，而叫华州，治所在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按说，无论是王绩还是王福畤，或者是其他人，称某人为“某某府君”的话，应该依据此人当时所在地的职务，而不会用若干年以后更改的地名来称呼他。由于王彦是在北魏做的官，还没有到西魏就辞官还乡了，而那时还没有“同州”这个地名，只有“司州”，因此，王彦应该是“司州刺史”才对。但北魏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开始，就把司州刺史的职务名称改成了“司州牧”，官阶很高，为从二品（《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但据杨鹏先生说：“自司州刺史改为司州牧以后，司州牧一职便开始由元氏亲王所垄断。”（《北魏司州长官沿革考略》，载《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3期）。对此，笔者未作考证。王彦于528年至530年间辞官，那么他辞官前如果是司州长官的话，就应该叫司州牧，而此时司州牧一职早已“由元氏亲王所垄断”，王彦又是凭什么当上司州牧的呢？看来王彦为“司州牧”也是有问题的。“同”与“司”的笔画只差一竖，也有可能是传抄过程中造成的差错，但究竟是传抄中多加了一笔成了“同州”，还是传抄中丢了一笔成了“司州”，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考证。但无论是“同州”还是“司州”，都存在着疑点。因此，王彦最后的官职究竟是“同州刺史”还是“司州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前言/序言

　　王通是隋代重要的思想家。隋代前后，中国封建社会正在由农奴制阶段向自由租佃的地主制阶段转变，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王通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抛弃了原来作为统治思想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提出了以“道”和“理”为核心的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思想，为创建新儒学即后来的理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对于这样一位极其重要的思想家，自北宋初至今，却一直存在着众多的争议，甚至有人完全否定其人、其书的真实性。对此，一个世纪以来，前人出版了许多著作和文章，力图厘清事情的真相，如汪吟龙先生的《文中子考信录》（商务印书馆，1934年），王立中先生的《文中子真伪汇考》（商务印书馆，1938年），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辩证》卷十《子部一》（中华书局，1980年），尹协理、魏明先生的《王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骆建人先生的《文中子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杨永安先生的《王通研究》（香港大学中文系，1992年），邓小军先生的
　　《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李小成先生的《文中子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常裕先生的《河汾道统———河东学派考论》（人民出版
　　社，2009年）……除了这些专著外，还有许多论文对王通其人其书进行了考证。其中重要的有：王冀民、王素先生的《文中子辨》（载《文史》第22辑，中华书局，1983
　　年），段熙仲先生的《王通王凝资料正讹》（载《文史》第27辑，中华书局，1986年），张新民先生的《文中子事迹考辨》（载《文献》1995年第2期），陈启智先生的《王通生平著述考》（载《东岳论丛》1996年第6期），徐朔方先生的《王通门人辨析》（载《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黄清发先生的《王通生平著述新证》（载《晋阳学刊》2012年第3期）……这些著作取得了王通研究的丰硕成果。
　　本书旨在参考、吸收前人考证成就的基础上，纳入笔者多年的研究心得，试图对学术界长期争论的王通及其著作的真伪、王通的家乡、王通的生年、王通两次去长安的事实、王通是否做过官、王通的学生等问题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然后在此基础上，详细讨论王通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王通的政治主张、天人观、修养论、文化教育思想等，以揭示王通思想与天人感应论的区别及其与理学的关系，证明王通是新儒学即理学的先驱者。
　　本书对王通生活的隋代前后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王通思想与时代变迁之间的关系着墨颇多，因为笔者认为，王通思想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根源正深藏在社会的经济、政治当中。而对隋代前后经济、政治上的巨大变革及其意义，中国思想史学界不大关注，中国古代史学界也关注不够。由此，王通及其思想的价值自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如果看清了隋代前后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农奴制向自由租佃的地主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并且把王通的思想与时代的变迁联系起来考察，其思想的真谛及其巨大贡献就会豁然开朗。这应该说是本书不同于同类著作的根本所在。
　　我们虽然努力了，但能否达到目的，使读者有所收获，或受到启发，尚不敢断言。因此，本书的看法和观点，还要请方家和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尹协理刘海兰
　　2013年7月于太原

浩瀚史海中的另一颗星辰：一部关于中古士人精神世界的考察 书名： 《风雨故人录：隋唐之际士人际遇与思想流变》 作者： 史研 著 出版社： 文溯轩 出版日期： 2024年秋 --- 内容简介： 《风雨故人录》并非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断代史或人物传记集，而是一部深入探究隋唐之变——这一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转折期——士人阶层精神脉络、社会角色及其个体命运沉浮的学术专著。本书聚焦于公元六世纪末至七世纪中叶这一特定历史断层，通过对一系列关键人物的群像描摹与思想片段的细致钩沉，力图还原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宏大历史叙事阴影下，如何艰难地确立自我价值，并在“立德、立功、立言”的古典理想与残酷的政治现实之间寻求平衡的复杂心路历程。 本书的视角避开了朝廷更迭的宏观叙事，转而将聚光灯投向那些在时代洪流中被推搡、被塑造，最终又以自身独特的方式抵抗或顺应洪流的“故人”——即那些在士人群体内部进行着深刻自我反思与群体身份构建的知识精英。 第一卷：旧邦陵颓与知识的断裂：士族的黄昏与布衣的崛起 卷首部分，作者首先检视了隋朝建立初期，传统门阀士族体系的松动与瓦解。这不是简单的权力转移，而是一场深层的文化与社会资本的重构。隋代科举制度的初步推行，虽然旨在打破门阀垄断，但其初期效果的复杂性，以及士人对“真才”与“家世”之间张力的体察，构成了这一时期思想斗争的底色。 本书细致分析了魏晋南北朝遗留的玄学清谈之风，如何在中原尚未完全安定之时，继续以一种内向的、对“性命之学”的沉溺，来规避对现实政治的责任。然而，随着隋炀帝的雄心勃勃和其带来的巨大动荡，这种“避世”的哲学立场愈发显得苍白无力。我们追踪了那些试图在儒家经学中寻找新解释的学者，他们如何从对《春秋》义理的僵硬阐释，转向对“修身治国平天下”这一核心价值的重新定位。 一个显著的侧面是，本书考察了南方士人（如江南的学派）在这一时期的“出头”现象。他们带来的不同于北方士族体系的学术资源，以及他们如何在新兴的统治者面前推销自己的政治理念，形成了与传统关陇集团士人之间的微妙竞争。这种竞争，不仅是政治地位的争夺，更是文化范式和知识合法性的较量。 第二卷：大唐气象：理想的投射与现实的挤压 贞观之治的开创，为士人群体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舞台。本书的核心部分，即集中于这一时期的士人际遇。唐太宗李世民以其开阔的胸襟和对人才的渴求，吸引了海内外学子。然而，“盛世”的表象下，知识分子的困境并未真正消解。 1. “致君尧舜”的困境： 作者以大量篇幅论述了士人如何在“直谏”与“保身”之间游走。对于那些坚持儒家气节的谏臣，他们的进言如何被采纳，又如何在政治斗争中迅速被边缘化，其间的心理落差，是理解唐代政治文化的关键。我们审视的不是他们说了什么，而是他们不说什么，以及他们选择沉默的方式。 2. 学术的实用化倾向： 随着帝国的扩张和管理体系的日益精细化，对单纯的文学修养和玄学思辨的需求相对下降，而对制度、律令、军事学、以及能辅助实际统治的经典注释的需求上升。本书探讨了知识结构如何随之调整，以及那些坚持纯文学或纯哲学研究的学者，如何在权力结构中被“降级”为一种装饰性存在。 3. “道统”与“治统”的再协商： 在唐代，如何将儒家所宣扬的“道统”（道德、伦理的传承）融入到李唐政权所代表的“治统”（王朝统治的正当性）之中，是知识分子绕不开的理论难题。本书特别关注了在官方史学编纂中，士人们如何进行审慎的价值排序，以确保自身学术体系的存续。 第三卷：边缘的呼声与精神的突围 全书的后半部分，转向对那些未能进入权力核心，或在政治清洗中受挫的士人的关注。正是这些“边缘人”的声音，构成了我们理解中古士人精神多样性的重要维度。 （一）隐逸哲学的再阐释： 隐逸并非简单的逃避，而是一种积极的“不合作”策略。本书分析了不同层次的“隐”。有主动退隐山林、躬耕自持的，他们是对田园牧歌式理想的坚守；也有被排挤出朝廷、寓居他乡、靠著授徒或撰述来维持尊严的“半隐者”。他们的著述，往往流露出对人伦道德的深刻反思，为后世的宋明理学提供了潜在的思想资源。 （二）文体与抒情的张力： 作者深入剖析了诗歌、铭文、尺牍在士人精神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诗歌不再仅仅是才华的展示，而是情感的避难所。那些充满黍离之悲和人生易逝慨叹的篇章，是士人内心世界对僵硬的政治秩序最直接、也最安全的抵抗。我们关注他们如何通过精妙的格律和意象，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不受外界干预的精神疆域。 （三）区域与族群的边界消融： 本书展示了隋唐时期，随着大一统的巩固，地域身份对士人身份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但又并未完全消失。在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不同地域的士人如何在思想上互相渗透，形成了具有“唐代”特征的共同知识分子群像，但其间仍残留着对地方文化独特性的坚持。 结语：风雨后的人文遗产 《风雨故人录》试图揭示的是，隋唐之际的士人，并非一个铁板一块的群体。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入世者与出世者的复杂混合体。他们的挣扎与选择，最终铸就了唐代文化的辉煌，也为后世的知识分子树立了复杂而深刻的典范。本书的目的，是梳理出他们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中，为维护自身的“文人主体性”所付出的代价与留下的印记。 --- 本书特色： 微观史视角： 拒绝宏大叙事，着重于个案分析与文本细读。 跨学科研究： 融合了思想史、社会史与文学史的研究方法。 史料扎实： 大量运用了新出土碑刻、私人文集以及地方志中的零散记载，重构历史细节。 读者对象： 历史学、思想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以及对中古社会转型和士人精神世界感兴趣的广大历史爱好者。

评分☆☆☆☆☆

《王通评传》这个书名，对于我这样一个历史爱好者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我一直对中国古代的思想史有着浓厚的兴趣，而王通，这位在历史上扮演着承前启后角色的重要人物，其思想的独特性和影响力，一直是我想要深入了解的。我预想，这本书的作者，一定是对王通的研究有着独到之处，才能够以“评传”的形式，将这位思想家的人生轨迹和思想精髓加以阐释。我好奇的是，作者会如何解读王通的“隐逸”生涯，以及他为何能够对后世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尽管他的著作并不算丰富。书中是否会详细梳理王通的师承与弟子，以此来展示他的思想传播路径？我特别期待，作者能够就王通的“道通”、“文统”等核心思想，进行深入的辨析和评价，并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分析其历史贡献与局限性。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是一次阅读，更是一次与历史对话的机会，一次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思想脉络的机会。我期望它能够填补我对王通思想认知的空白，并为我打开一扇理解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窗口。

评分☆☆☆☆☆

我一直对那些在中国历史上如同“隐士”般的存在，却又能在精神层面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着迷。《王通评传》这个书名，恰恰触碰到了我内心深处的那份好奇。我脑海里勾勒出一个画面：在一个动荡变革的时代，一位智者，不为名利所动，却以其深邃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我猜想，这本书的作者，一定是对王通的研究有着极其深厚的积累，才能够写出这样一部“评传”。“评传”二字，意味着它不仅仅是对王通生平的叙述，更包含着作者对王通思想的解读、评价，甚至是对其历史地位的重新审视。我很好奇，作者会如何处理王通“五经七书”的著作，以及他那些流传下来的零散言论。是会逐字逐句地进行考据，还是会着重于其思想的精髓提炼？我尤其期待，书中能够探讨王通的思想是如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孕育而生的，以及他的思想对后世，特别是对隋唐乃至宋明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以及探究思想传承与演变的绝佳机会。我期待它能带来新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让我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有一个更全面、更透彻的认识。

评分☆☆☆☆☆

当我看到《王通评传》这个书名时，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那个在中国思想史上闪耀着独特光芒的名字。我对历史人物的传记一直情有独钟，尤其是那些能够深刻影响时代进程的思想家。王通，这位被誉为“夫子之徒，儒宗之祖”的人物，其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行事风格，总让我充满了探究的欲望。我猜想，这本书的作者，一定是怀揣着对王通的极大敬意和深入研究，才能够写出这样一本“评传”。“评传”二字，本身就意味着它并非简单的史实堆砌，而是包含着作者对王通一生及其思想的深度解读与评价。我非常期待，书中能够展现王通是如何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保持自己的思想独立性，又是如何将自己的学说传播出去的。我好奇，作者会如何去解析王通的《续书》，《元经》等著作，以及他那些影响深远的政治和教育理念。这本书，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部人物传记，更是一次重温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盛宴的邀请。我希望能够从中获得启迪，更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深入理解王通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和深远价值。

评分☆☆☆☆☆

初见《王通评传》这个名字，脑海中便浮现出那个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我一直对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默默耕耘、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充满好奇，而王通无疑是其中一位值得深入探究的。拿起这本书，我期待的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是与一位先贤灵魂的碰撞。虽然我尚未深入翻阅，但仅从书名所蕴含的分量，就足以激发我强烈的阅读欲望。我想象着，在作者笔下，王通的生平、他的思想体系、他所处的时代背景，都将被一一铺陈开来。是否会有关于他“著述不多，而影响甚大”的争议？他的“儒道释三教融合”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在那个风云变幻的隋唐之际，他又是如何斡旋于庙堂与江湖之间，播撒思想的火种？这些疑问在我心中盘旋，驱使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打开书页，去寻觅答案。我渴望看到，作者如何以史料为基石，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勾勒出一个鲜活立体的王通。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部传记，更是一扇通往古代中国思想殿堂的窗户，一扇能够窥探知识分子在历史洪流中独特生存智慧的窗口。我期待着，在阅读过程中，能够获得知识的启迪，更能够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思想的力量。

评分☆☆☆☆☆

当我看到《王通评传》这个书名时，一股探究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和思想困境的冲动便油然而生。我一直认为，理解一个时代的思想，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去深入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思想家。王通，这位在史书中虽然笔墨不算最多，却被视为“圣人之徒”、“隋唐儒宗”的人物，其身上一定蕴含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和值得深思的价值。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将王通这位略显模糊的历史人物，重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的“评传”性质，让我对它充满了期待，因为它意味着作者并非仅仅是在罗列史实，而是在进行一种深度的解读和评价。我期待看到，作者会如何剖析王通的政治抱负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如何评价他“不与时人接”的态度，以及他所倡导的“万教归宗”思想的时代意义。或许，书中还会涉及他对当时政治格局的看法，以及他对人才培养的理念。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带领我走进王通的精神世界，去感受他作为一个思想家，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内心挣扎与坚持。我期待它能够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帮助我理解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和文化传承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