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新视角”丛书总共四辑,丛书立足于大的历史,在坚持中央对党史、共和国史正确结论的前提下,从新的视角、从细节着手叙述党史,以讲故事的方式调动读者的兴趣点,从而达到党史教育通俗化和有效化的目的。每辑包括20个党史细节。如国民党眼中的延安整风;1946~1948年间中共在哈尔滨市的两难选择;中国户籍制度演进的历史考察;1957年中国粮食产量问题;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毛泽东为何要“感谢日本侵略”;毛泽东“最后决定权”的来龙去脉;刘少奇与1947年石家庄市接管;离休后八年邓小平的新贡献;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习仲勋与陈家坡会议等。
罗平汉,湖南安化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优秀教研人才资助人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guojiaji人选,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农村人民公社史》《土地改革运动史》等。
陈独秀与西湖会议陈独秀与西湖会议
祝彦1922年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高君宇以及马林和翻译张太雷。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马林向与会者陈述了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五个理由。在共产国际代表“充分的理由”诱导下,最后陈独秀等人迫于共产国际的政治纪律,“自觉”地同意与国民党实现合作。有研究者指出:“西湖会议决定了中共后来的命运,中共的重大发展始于此,中共在1927年的重大失败也始于此。”姚金果等:《张国焘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一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主持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以张国焘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共44人出席了会议。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指出了远东各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革命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必须同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阶级、阶层联合起来,组成统一战线。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共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对国共合作问题表示了深切的关注。
1922年4月底,陈独秀、张国焘等人来到广州,筹备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开好这两个大会,陈独秀召开了工作会议。受青年共产国际委派来华的达林,也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共同讨论了党对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的指导方针,同时也讨论了对孙中山国民党的态度。
在会上,达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根据远东会议精神,谈了建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向陈独秀等人建议,共产党的整个组织都加入国民党,但条件是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
就这样,一开始就将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作为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被共产国际、列宁、马林、达林一步步拉回到现实中来。陈独秀终于认识到:与资产阶级战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相当遥远的事情,现在要进行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是这样两条路:要么与孙中山国民党携起手来,共同进行民主革命;要么在黑暗势力的重压下孤军奋战。共产党人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
经过痛苦的思考,陈独秀终于实现了由排斥国民党到决定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重大思想转变。这一重大思想转变的标志,就是由陈独秀起草,1922年6月17日以“中国共产党”名义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对当时流行的“恢复国会”“联省自治”“好政府主义”“废督裁兵”等政治主张进行了批判,提出中国共产党最近的奋斗目标共11条,其中包括: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压迫罢工的刑律等。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通过对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分析和对比,陈独秀认为,在中国,“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他宣布:中共准备邀请国民党及其他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以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7、45—46页。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6月16日,早与孙中山有矛盾的陈炯明,在广州公然发动武装叛乱。孙中山在卫士保护下化装脱险,在永丰舰上指挥军队与叛军对抗。
陈独秀这时对孙、陈对抗的前景以及国共合作的前途,均深感担忧。6月30日,他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写道:“南方孙文与陈炯明分裂,孙恐不能制陈,陈为人言行不能一致,在南方也不能有所建设,他对于社会主义,我确实知道他毫无研究与信仰。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304页。
尽管如此,但陈独秀还是代表中共中央局与在上海的国民党要人张继等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陈独秀明确表示:曾与中国共产党有过合作关系的陈炯明已经背叛革命,中共立即与其断绝关系并公开对其进行声讨。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以中共中央局的名义致函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要求他们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支持孙中山。原来谭平山这几个人由于长期同陈炯明的合作关系,对陈炯明的政治态度很是赞同,而对孙中山则多有指责。
然而,谭平山等人并未能认真对待中央的来信,仍未改变偏袒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的态度。当在上海的国民党人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陈独秀提出质询。陈独秀感到颇为尴尬,他只得向国民党方面进一步声明:中国共产党不会因孙中山暂时受挫而改变与其合作的政策,中共将更积极地反对一切支持陈炯明的言论和行动。
7月初,中共中央局致函广东区委负责人,严厉指责他们对陈炯明的错误态度,对陈公博等人进行严肃批评,提出严重警告。不料,中共广东区委对中央的指示仍然置若罔闻。后经中央讨论,决定撤销谭平山区委书记职务,调离广东;开除谭植棠党籍;给陈公博以严重警告处分。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三人都是陈独秀的学生,又同是广州共产党小组的创始人。陈独秀之所以“挥泪斩马谡”,给他们那么严重的处分,就是为了消除孙中山等人的顾虑,以便尽快实现与国民党的联合。
“中共党史研究新视角(第二辑)”——这个书名让我眼前一亮。我一直觉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深刻变革的国家,了解其执政党的历史是理解当下中国乃至未来走向的关键。而“新视角”这个词,更是让我充满了期待。我好奇的是,这本书究竟会带来哪些“新”的东西?是那些我们从未见过的史料,还是对既有史料的全新解读?我脑海中浮现出几种可能性:也许它会尝试跳出传统的政治叙事,更多地关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将党史研究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下考察;又或者,它会更加注重个体的视角,去呈现历史洪流中普通人的命运与选择,让历史的叙述更具人情味和温度;甚至,它可能引入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比如叙事学、认知科学等,来解析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行为逻辑。无论具体内容如何,我都能预感到,这本书将是一次对中共党史的深入探索,一次对既有认知的挑战和拓展,它将带领读者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历史深处,却又至关重要的细节和意义,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多元、更深刻的维度。
评分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新视角(第二辑)”这个书名,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它非常“提气”。作为一名普通的读者,我对历史的理解往往是被动接受,而“新视角”三个字,则暗示着一种主动的、批判性的探索。我常常觉得,历史并非铁板一块,它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和值得挖掘的细节。尤其是像中共党史这样宏大而又复杂的题材,我相信一定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或者被忽略的层面,等待着被发掘和呈现。我非常好奇,这本书会从哪些“新视角”出发?是会关注那些宏大的战略决策背后的微观运作,还是会深入到普通党员的个体经历?是会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去解读政治变迁,还是会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去分析意识形态的演进?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不同于以往的解读,能够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另一面,感受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我期待它能让我跳出原有的思维定势,对中共党史有一个更立体、更 nuanced 的认识,不只是了解“发生了什么”,更能理解“为什么会那样发生”,以及“那样发生又带来了什么”。
评分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就很有分量,一本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角,而且是第二辑,这本身就充满了期待。我一直对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中共党史无疑是理解中国发展脉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我特别好奇,在“新视角”这个关键词下,这本书究竟会呈现出哪些与以往不同的解读和分析。是关于某个具体事件的全新史料披露,还是对某种主流观点的挑战?亦或是对某些被忽视的群体或细节的深入挖掘?我脑海中已经勾勒出了几种可能性:或许会从经济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某些政策的制定和影响,不再局限于政治挂帅的叙事;也可能侧重于社会史的变迁,关注普通民众在历史洪流中的经历和感受;又或者会引入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置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进行对比分析,寻找其独特性与普遍性。总而言之,这本书在我心中已经成了一个充满未知与惊喜的宝藏,我迫不及待地想翻开它,看看那些“新视角”究竟能为我打开怎样的一扇理解历史的窗户。
评分我最近在书店里偶然看到了这本书,虽然还没来得及细看内容,但书名“中共党史研究新视角(第二辑)”已经牢牢抓住了我的眼球。我平时是个比较喜欢思考的人,对那些耳熟能详的历史叙述总会忍不住去追问“为什么”和“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很多时候,教科书式的讲述虽然全面,但往往缺乏那种能触及灵魂的深度和引发共鸣的细节。所以我对“新视角”这三个字尤其看重,它意味着作者可能打破了某些固有的框架,用一种更敏锐、更批判性的眼光去重新审视那些早已被我们“习以为常”的事件和人物。我猜想,这本书里可能不会再是那种单纯的英雄史诗般的叙述,而是会更深入地探讨历史进程中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偶然性。比如,在某个关键决策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权衡与妥协?在某个看似顺理成章的胜利之下,是否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或者,那些被边缘化的声音和个体,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非常期待能在这本书中找到一些能颠覆我原有认知的观点,或者至少,能让我对某些历史片段产生全新的思考角度,让历史不再是死的文字,而是活的、充满生命力的探讨。
评分作为一个对历史充满好奇心的读者,当我在书架上看到“中共党史研究新视角(第二辑)”时,第一反应就是“这绝对值得一看”。我一直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了解其执政党的历史都是理解其当下和未来的关键。而“新视角”这个词,简直就是给我的好奇心打了一剂强心针。我一直在想,历史研究,尤其是党史研究,是否总是在不断地自我修正和突破?那些曾经被奉为圭臬的定论,是否也经受着时间的考验,需要被重新审视和解读?我猜测,这本书可能不是一本简单的史实堆砌,而是会包含作者们经过深入研究、独立思考后得出的独到见解。也许会涉及到一些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档案资料,或者运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比如量化分析、口述史访谈、跨学科研究等等,来挖掘出党史背后更深层次的意义。我尤其期待,这本书能够帮助我理解一些历史事件的“为什么”,而不仅仅是“发生了什么”。比如,为什么会做出某个重大的战略调整?为什么某个时期会出现某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这些“为什么”的答案,往往隐藏在那些不那么显而易见的地方,而“新视角”或许就能成为一把钥匙,为我打开这些隐藏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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