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哲学：辩证逻辑之基本原理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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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陶泼尔考夫 著，李天纲 编，彭苇森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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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西学
• 汉译文献
• 哲学
• 辩证逻辑
• 逻辑学
• 中国国家图书馆
• 学术著作
• 思想史
• 近代史
• 译著

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ISBN：9787552017571

版次：1

商品编码：12086939

包装：精装

丛书名：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哲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83

字数：26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哲学：辩证逻辑之基本原理》作者陶泼尔考夫指出辩证法是关于外部世界与人类思维活动的一般规律的学说。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哲学：辩证逻辑之基本原理》研究思维活动的规律，指出形式逻辑的缺欠，揭示辩证法如何进行观察、认识及判断。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哲学：辩证逻辑之基本原理》分七章，包括矛盾、概念、论断、历史主义、具体的思想、辩证法与实际、判断等。

内页插图

目录

前言/序言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人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人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白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人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汀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汀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日中华民围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探寻理性之光：西方逻辑思想的早期中国回响 本书并非直接介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哲学：辩证逻辑之基本原理》这一具体书目，而是试图勾勒出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民国时代，西方逻辑思想，特别是辩证逻辑，是如何经由翻译和传播，在中国思想界引发的深刻回响与初步探索。它关注的，是这一思想潮流在中国早期知识分子视野中的显现，是他们如何尝试理解、吸收并初步运用这些全新的思维工具，以期重塑中国自身的哲学体系和认识论框架。 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巨变，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裹挟着对西方文明的全面审视。在各种思想思潮的涌入中，逻辑学，作为西方哲学的重要基石，也逐渐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与中国传统哲学中侧重伦理、政治、道德的关注点不同，逻辑学以其对思维形式、推理规则的严谨探究，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世界、分析问题的方法论。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众多西方哲学流派中，辩证逻辑以其独特的视角，吸引了大量目光。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这些思想的传入，不仅是对传统形式逻辑的挑战，更是一种对现实世界运行规律的深刻洞察。在民国初年，这些西方逻辑的“要籍”，如同一盏盏来自远方的理性之光，被译介到中国，为那些渴望理解现代科学、重塑民族精神的知识精英所急切渴求。 本书所指向的，正是这些早期汉译文献背后所蕴含的时代精神与学术努力。当我们提及“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时，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知识的跨文化传播与再创造。当时的翻译家们，在面对晦涩深奥的西方哲学概念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们需要寻找恰当的中文词汇来对应“辩证法”、“范畴”、“否定之否定”等抽象概念，需要理解西方哲学独特的语境和论证方式，并将其转化为中国读者能够理解的语言。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对中西方思想进行深度对话与融合的努力。 “哲学”作为大类，涵盖了西方逻辑思想的广阔领域，而“辩证逻辑”则聚焦于其中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思维范式。辩证逻辑的核心在于其动态的、发展的、矛盾的思维方式。它认为，世界的本质在于运动和变化，而运动和变化往往伴随着矛盾的产生与解决。这种思想，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充满矛盾、亟待变革——有着天然的契合之处。因此，辩证逻辑的传入，不仅是学术上的，更具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基本原理”则指明了这些汉译文献的核心内容。它们所翻译和阐释的，并非是辩证逻辑的某一具体应用，而是其最根本的、普遍适用的原则。这包括了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认识，对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的理解，以及对事物发展过程中否定之否定环节的解析。这些基本原理，构成了理解辩证逻辑思想体系的基石。 因此，本书所要探究的，是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如何通过翻译和阅读这些西方逻辑的“要籍”，去理解和吸收辩证逻辑的“基本原理”。他们并非被动地接受，而是在学习中进行思考，在理解中进行批判，在吸收中进行创新。这个过程，反映了中国思想界在面对西方现代性挑战时，所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与创造力。 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一本来自西方的关于逻辑学的译著，对于一个渴求知识的年轻学者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它可能是一扇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它可能是一种颠覆旧有思维模式的利器，它可能是一种为民族寻找出路的思想武器。这些被翻译出来的“要籍”，承载着一代知识人的梦想与挣扎。 本书简介的侧重点，不在于直接罗列文献的具体内容，而在于揭示这些文献所处的历史语境、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以及它们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价值。它关注的是，当“辩证逻辑之基本原理”以汉译的形式呈现时，它们是如何被阅读、被讨论、被研究的。 首先，它指向的是翻译的挑战与贡献。民国时期是中国翻译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无数的学者将西方先进的科学、哲学、文学作品引入中国。在翻译逻辑学著作时，尤其需要精确的术语和清晰的论述。翻译家们在词语的选择、句式的转换上，无不体现着他们对西方思想的深刻理解和对中文表达的精湛运用。这些译著本身，就是中国哲学词汇体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它关乎的是接受与消化。西方的辩证逻辑，特别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逻辑体系，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哲学更倾向于直观、体悟，而辩证逻辑则强调抽象、推理、思辨。汉译文献的出现，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接触和学习辩证逻辑的直接途径。他们如何理解其中的抽象概念？他们如何将其应用于分析中国自身的社会问题？这其中必然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消化、吸收、改造的过程。 再者，它体现的是思想的碰撞与融合。辩证逻辑的传入，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伴随着其他西方哲学流派的涌入。在与功利主义、实证主义、维新思想等多种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中，辩证逻辑也在不断地被重新解读和定位。一些学者将其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工具，一些学者则将其作为认识世界的方法，还有一些学者则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 更深层次地，本书试图揭示的是，这些汉译文献所代表的，是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理性”的追求。在传统文化受到冲击，西方文明强势介入的背景下，他们试图通过学习西方的逻辑思维，来建立一种更为科学、严谨、有效的认识世界和改造社会的方式。辩证逻辑，以其对矛盾、运动、发展的深刻揭示，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新视角，一种解决问题的全新思路。 因此，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能让我们得以窥见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界在接受和消化西方逻辑思想，特别是辩证逻辑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它让我们看到，在那个充满变革的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以开放的心态，拥抱外来思想，并通过自身的努力，将这些思想融入中国的文化土壤，为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这不仅仅是对一批早期汉译文献的梳理，更是对一段思想史的重温，是对一批先行者们理性探索精神的致敬。它提醒我们，任何一种深刻的思想，其传播和发展，都离不开翻译的桥梁、接受的智慧、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创新与升华。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我们能更加深刻地理解，理性之光是如何照亮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又如何在新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最终开出属于中国自己的思想之花。

评分☆☆☆☆☆

这部文献集对我个人世界观的冲击是潜移默化的。它不是那种能让你读完立刻“醍醐灌顶”的畅销书，而是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在你每一次翻阅时，都会悄悄地在你心里种下一颗疑问的种子。它展示了在面对一个全新知识体系涌入时，一个民族如何在焦虑、兴奋、迷茫中寻找立足点的复杂心路历程。那些被翻译过来的概念，经过一代知识人的消化、争论、再阐释，最终成为了我们今天思考问题的底色。阅读它，让我们不仅是了解了“他们”在想什么，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我们”是如何一步步成为今天的我们的。这种对思想“来处”的追溯，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评分☆☆☆☆☆

这本书的选篇眼光独到，所收录的内容无疑是那个时代思想碰撞的精华所在。它不仅仅罗列了一堆文献，更像是在精心构建一个知识的迷宫，引导读者去探索不同学派、不同思想家是如何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努力理解和重塑西方哲学体系的。阅读过程中，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译者们在面对陌生的西方概念时，那种筚路蓝缕的探索精神和严谨的学术态度。这种精神本身就比单纯的译文内容更有价值，它展示了一种知识传承的艰辛与伟大。每一篇译文背后，都凝结着那个时代知识精英对真理的执着追求，读来令人深思，也让我们现代的读者对“理解”二字有了更深的敬畏。

评分☆☆☆☆☆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真是令人眼前一亮，从封面到内页的排版，都透露出一种典雅而又厚重的历史感。纸张的质感非常不错，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让人感觉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值得珍藏的艺术品。尤其是那些历史文献的影印件，清晰度和还原度都做得非常到位，仿佛能让人穿越时空，亲身触摸到那个时代留下的智慧的痕迹。装帧上的用心程度，足以体现出版方对这些珍贵文献的尊重，也让阅读过程本身变成了一种享受，让人在翻阅时就能感受到一种仪式感。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对于我们这些热爱传统文化的读者来说，无疑是加分项。它不仅是内容的载体，更是一种文化体验的延伸，让人在阅读知识的同时，也能享受到视觉和触觉上的愉悦。

评分☆☆☆☆☆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部汇编的价值在于其资料的稀缺性和系统性。对于任何一个想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源流的学者而言，这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宝库。它提供了一个直接面对一手史料的窗口，避免了二手解读可能带来的偏差。我特别欣赏它在文献选择上的平衡感，既涵盖了宏大的哲学思潮，也穿插了一些可能被主流史学忽略的、更具时代特色的边角料式的文本。正是这些看似“碎片化”的材料，共同拼凑出了民国时期思想光谱的真实面貌。这使得研究者可以绕开既有的理论框架，从最原始的文本出发，重新构建自己的分析路径，极大地拓宽了研究的可能性。

评分☆☆☆☆☆

这本书的阅读体验，说实话，并非一帆风顺，但正是这种“不易读”，才更显其厚重。那些早期译文，在用词和句法上，带有浓厚的时代烙印和翻译腔，对于习惯了现代白话文阅读的我们来说，确实需要放慢速度，反复咀嚼。但这恰恰是研究民国翻译史的一个绝佳范本——我们能从中观察到汉语如何努力去接纳和“消化”那些原本不属于它的哲学词汇体系。这是一种动态的、充满张力的过程。与其说我们在“读”哲学，不如说我们是在观察一种语言和思想的“融合实验”，那种努力去把握异域思想精髓的挣扎感，是其他成熟译本无法给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