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中國國傢圖書館藏·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哲學:辯證邏輯之基本原理》作者陶潑爾考夫指齣辯證法是關於外部世界與人類思維活動的一般規律的學說。
《中國國傢圖書館藏·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哲學:辯證邏輯之基本原理》研究思維活動的規律,指齣形式邏輯的缺欠,揭示辯證法如何進行觀察、認識及判斷。
《中國國傢圖書館藏·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哲學:辯證邏輯之基本原理》分七章,包括矛盾、概念、論斷、曆史主義、具體的思想、辯證法與實際、判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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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前言/序言
繼唐代翻譯印度佛經之後,二十世紀是中文翻譯曆史上的第二個高潮時期。來自歐美的“西學”,以巨大的規模湧人中國,參與改變瞭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這在人類文明史上也是罕見的。域外知識大規模地輸入本土,與當地文化交換信息,激發思想,乃至産生新的理論,全球範圍也僅僅發生過有數的那麼幾次。除瞭唐代中原人用漢語翻譯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紀阿拉伯人翻譯希臘文化,有一場著名的“百年翻譯運動”之外,還有歐洲十四、十五世紀從阿拉伯、希臘、希伯來等“東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譯古代文獻,匯人歐洲文化,史稱“文藝復興”。中國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大量翻譯歐美“西學”,可以和以上的幾次翻譯運動相比擬,稱之為“中國的百年翻譯運動”、“中國的文藝復興”並不過分。
運動似乎是突如其來,其實早有前奏。梁啓超(1873-1929)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白明末徐光啓、李之藻等廣譯算學、天文、水利諸書,為歐籍人中國之始。”利瑪竇(Mateo Ricci,1552-1610)、徐光啓、李之藻等人發動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譯運動,比清末的“西學”早瞭二百多年。梁啓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譯瞭天文、曆算等“科學”著作,還翻譯瞭諸如亞裏士多德《論靈魂》(《靈言蠡勺》)、《形而上學》(《名理探》)等神學、哲學著作。梁啓超稱明末翻譯為“西學東漸”之始是對的,但他說其“範圍亦限於天(文)、(曆)算”,則誤導瞭他的學生們一百年,直到今天。
從明末到清末的“西學”翻譯隻是開始,而且斷斷續續,並不連貫成為一場“運動”。各種原因導緻瞭“西學”的挫摺:被明清易代的戰火打斷;受清初“中國禮儀之爭”的影響;歐洲在1773年禁止瞭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以及儒傢保守主義思潮在清代的興起。鴉片戰爭以後很久,再次翻譯“西學”,仍然隻在上海和汀南地區。從翻譯規模來看,以上海為中心的翻譯人纔、齣版機構和發行組織都比明末強大瞭,影響力卻仍然有限。梁啓超說:“惟(上海汀南)製造局中尚譯有科學書二三十種,李善蘭、華蘅芳、趙仲涵等任筆受。其人皆學有根底,對於所譯之書責任心與興味皆極濃重,故其成績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啓超對清末翻譯的規模估計還是不足,但說“戊戌變法”之前的“西學”翻譯隻在上海、香港、澳門等地零散從事,影響範圍並不及於內地,則是事實。
對明末和清末的“西學”做瞭簡短的迴顧之後,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二十世紀的中文翻譯,或日中華民圍時期的“西學”,纔是稱得上有規模的“翻譯運動”。也正是在二十世紀的一百年中,數以韆計的“漢譯名著”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必讀教材。1905年,清朝廢除瞭科舉製,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學堂”的方式舉行,而不是原來嘗試的利用“書院”係統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學、中學,數理化、文史哲、政經法等等學科,都采用瞭翻譯作品,甚至還有西文原版教材,於是,中國讀書人的思想中又多瞭一種新的標杆,即在“四書五經”之外,還必須要參考一下來自歐美的“西方經典”,甚至到瞭“言必稱希臘、羅馬”的程度。
我們在這裏說“民國西學”,它的規模超過明末、清末;它的影響遍及沿海、內地;它藉助二十世紀的新式教育製度,滲透到中國人的知識體係、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中,這些結論雖然都還需要論證,但從一般直覺來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國二十世紀的啓濛運動,以及“現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與“民國西學”的翻譯介紹直接有關。然而,“民國西學”到底是一個多大的規模?它是一個怎樣的體係?它們是以什麼方式影響瞭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這些問題都還沒有得到認真研究,我們並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探尋理性之光:西方邏輯思想的早期中國迴響 本書並非直接介紹《中國國傢圖書館藏·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哲學:辯證邏輯之基本原理》這一具體書目,而是試圖勾勒齣在那個風雲激蕩的民國時代,西方邏輯思想,特彆是辯證邏輯,是如何經由翻譯和傳播,在中國思想界引發的深刻迴響與初步探索。它關注的,是這一思想潮流在中國早期知識分子視野中的顯現,是他們如何嘗試理解、吸收並初步運用這些全新的思維工具,以期重塑中國自身的哲學體係和認識論框架。 在二十世紀初,中國正經曆著前所未有的社會巨變,救亡圖存的時代洪流裹挾著對西方文明的全麵審視。在各種思想思潮的湧入中,邏輯學,作為西方哲學的重要基石,也逐漸進入中國學界的視野。與中國傳統哲學中側重倫理、政治、道德的關注點不同,邏輯學以其對思維形式、推理規則的嚴謹探究,為當時的知識分子提供瞭一種全新的認識世界、分析問題的方法論。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在眾多西方哲學流派中,辯證邏輯以其獨特的視角,吸引瞭大量目光。黑格爾的辯證法、馬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這些思想的傳入,不僅是對傳統形式邏輯的挑戰,更是一種對現實世界運行規律的深刻洞察。在民國初年,這些西方邏輯的“要籍”,如同一盞盞來自遠方的理性之光,被譯介到中國,為那些渴望理解現代科學、重塑民族精神的知識精英所急切渴求。 本書所指嚮的,正是這些早期漢譯文獻背後所蘊含的時代精神與學術努力。當我們提及“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時,我們首先要認識到,這並非簡單的語言轉換,而是知識的跨文化傳播與再創造。當時的翻譯傢們,在麵對晦澀深奧的西方哲學概念時,麵臨著巨大的挑戰。他們需要尋找恰當的中文詞匯來對應“辯證法”、“範疇”、“否定之否定”等抽象概念,需要理解西方哲學獨特的語境和論證方式,並將其轉化為中國讀者能夠理解的語言。這一過程本身,就是一場對中西方思想進行深度對話與融閤的努力。 “哲學”作為大類,涵蓋瞭西方邏輯思想的廣闊領域,而“辯證邏輯”則聚焦於其中一種極具影響力的思維範式。辯證邏輯的核心在於其動態的、發展的、矛盾的思維方式。它認為,世界的本質在於運動和變化,而運動和變化往往伴隨著矛盾的産生與解決。這種思想,與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所麵對的社會現實——充滿矛盾、亟待變革——有著天然的契閤之處。因此,辯證邏輯的傳入,不僅是學術上的,更具有深刻的社會和政治意義。 “基本原理”則指明瞭這些漢譯文獻的核心內容。它們所翻譯和闡釋的,並非是辯證邏輯的某一具體應用,而是其最根本的、普遍適用的原則。這包括瞭對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認識,對量變引起質變的規律的理解,以及對事物發展過程中否定之否定環節的解析。這些基本原理,構成瞭理解辯證邏輯思想體係的基石。 因此,本書所要探究的,是民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如何通過翻譯和閱讀這些西方邏輯的“要籍”,去理解和吸收辯證邏輯的“基本原理”。他們並非被動地接受,而是在學習中進行思考,在理解中進行批判,在吸收中進行創新。這個過程,反映瞭中國思想界在麵對西方現代性挑戰時,所展現齣的強大生命力與創造力。 我們可以想象,在那個信息相對閉塞的年代,一本來自西方的關於邏輯學的譯著,對於一個渴求知識的年輕學者來說,可能意味著什麼。它可能是一扇打開新世界的大門,它可能是一種顛覆舊有思維模式的利器,它可能是一種為民族尋找齣路的思想武器。這些被翻譯齣來的“要籍”,承載著一代知識人的夢想與掙紮。 本書簡介的側重點,不在於直接羅列文獻的具體內容,而在於揭示這些文獻所處的曆史語境、所承載的文化意義以及它們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價值。它關注的是,當“辯證邏輯之基本原理”以漢譯的形式呈現時,它們是如何被閱讀、被討論、被研究的。 首先,它指嚮的是翻譯的挑戰與貢獻。民國時期是中國翻譯事業蓬勃發展的時期,無數的學者將西方先進的科學、哲學、文學作品引入中國。在翻譯邏輯學著作時,尤其需要精確的術語和清晰的論述。翻譯傢們在詞語的選擇、句式的轉換上,無不體現著他們對西方思想的深刻理解和對中文錶達的精湛運用。這些譯著本身,就是中國哲學詞匯體係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次,它關乎的是接受與消化。西方的辯證邏輯,特彆是黑格爾和馬剋思的邏輯體係,與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存在顯著差異。中國哲學更傾嚮於直觀、體悟,而辯證邏輯則強調抽象、推理、思辨。漢譯文獻的齣現,為中國學者提供瞭一個接觸和學習辯證邏輯的直接途徑。他們如何理解其中的抽象概念?他們如何將其應用於分析中國自身的社會問題?這其中必然經曆瞭一個艱苦的消化、吸收、改造的過程。 再者,它體現的是思想的碰撞與融閤。辯證邏輯的傳入,並非孤立的事件,而是伴隨著其他西方哲學流派的湧入。在與功利主義、實證主義、維新思想等多種思想的交流與碰撞中,辯證邏輯也在不斷地被重新解讀和定位。一些學者將其作為改造中國社會的工具,一些學者則將其作為認識世界的方法,還有一些學者則對其進行瞭批判性的審視。 更深層次地,本書試圖揭示的是,這些漢譯文獻所代錶的,是民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對於“理性”的追求。在傳統文化受到衝擊,西方文明強勢介入的背景下,他們試圖通過學習西方的邏輯思維,來建立一種更為科學、嚴謹、有效的認識世界和改造社會的方式。辯證邏輯,以其對矛盾、運動、發展的深刻揭示,為他們提供瞭一種看待世界的新視角,一種解決問題的全新思路。 因此,本書的價值,在於它能讓我們得以窺見民國時期中國思想界在接受和消化西方邏輯思想,特彆是辯證邏輯方麵所付齣的巨大努力。它讓我們看到,在那個充滿變革的時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如何以開放的心態,擁抱外來思想,並通過自身的努力,將這些思想融入中國的文化土壤,為中國現代哲學的發展奠定基礎。 這不僅僅是對一批早期漢譯文獻的梳理,更是對一段思想史的重溫,是對一批先行者們理性探索精神的緻敬。它提醒我們,任何一種深刻的思想,其傳播和發展,都離不開翻譯的橋梁、接受的智慧、以及在此基礎上進行的創新與升華。當我們迴望這段曆史,我們能更加深刻地理解,理性之光是如何照亮瞭那個時代的中國,又如何在新的土壤中生根發芽,最終開齣屬於中國自己的思想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