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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欲了解近代中国,不可不了解李鸿章!
★本书《李鸿章传》为梁启超的名作,被誉为20世纪“四大名传”之一。
★李鸿章是“大清帝国中一个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被视为“再造玄黄”的中兴名臣,却为一个没落的王朝背上了黑锅。
★国学大师梁启超以“常带感情”之笔,描述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功业与悲情!
★《李鸿章传》这部书让人耳目一新,开一代传记写作之新风,成为人物传记的典范之作。
★翻开本书《李鸿章传》,看李鸿章如何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守住底线,突破困境。
★为官从政、为人处世必读传记经典!
内容简介
★《李鸿章传》是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的经典之作,本书突破中国传统传记“类皆记事,不下论赞”的写作模式,而“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被誉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镇压太平天国,创办洋务运动使其声望达到顶点,再到甲午战争撞碎其强国梦,李鸿章是怀着忍辱负重、死而后已之心为清政府“修修补补”。本书指出李鸿章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能够忍辱负重,但受制于那个时代,又不由让人感叹“以一人而敌一国”的无望与悲恸。
★梁启超在叙述李鸿章生平事功的同时,与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加富尔、伊藤博文等人做了比较,对于李鸿章的才华、功过和地位进行了客观而公正的评价,读来引人入胜,令人耳目一新,既是了解李鸿章的经典读本,也是解读近代史的一把钥匙。
作者简介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少年得志,12岁中秀才,15岁中举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也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他在学术研究上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显著。一生著述宏富,涵盖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历史、新闻、语言、宗教等领域。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1898年参加“百日维新”,同年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13年归国,出任共和党党魁,不久又组织进步党,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
精彩书评
★大清帝国有能耐可与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伊藤博文
★少荃天资与公牍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曾国藩
★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梁启超
★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
——历史学家 陈寅恪
★他的势气的阔大,规模的弘博,却竟有点像李世民与忽必烈,虽未及建国立业,其气势与规模已足以骇人了。
——作家 学者 郑振铎
目录
李鸿章传(白话文)
序例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李鸿章所处的历史位置
第三章 李鸿章未发达以前及当时中国的形势
第四章 军事家李鸿章(上)
第五章 军事家李鸿章(下)
第六章 洋务运动时期的李鸿章
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李鸿章
第八章 外交家李鸿章(上)
第九章 外交家李鸿章(下)
第十章 赋闲时期的李鸿章
第十一章 李鸿章的末路
第十二章 结论
精彩书摘
外交家李鸿章(上)
天津教案
法越之役
中日天津条约
议和日本
停战条约及遇刺
中日和约及其功罪
外交使李鸿章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同样也是因为外交,李鸿章在国内遭到严重的诽谤。总体而言,李鸿章的一生,有一半的时间用在外交上。要想评判和断定他一生的功绩和罪过,不能不把外交当作是最重要的事,因此在这些事情上必须特别留意,需要展开叙述。
天津教案是李鸿章办理的第一件外交事务。当时,太平洋和捻军叛乱刚刚平息,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刚刚解决,突然发生天津的百姓杀死传教士、焚烧法国领事馆的事件(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法国人以此为借口,联合英、美两国逼迫清政府答应他们的要求。发生这一事件时,曾国藩刚刚就任直隶总督,深知中国在这件事上属于理亏的一方,问题是法、英、美的得理不饶人,提出的要求很过分。曾国藩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一方面与对方进行巧妙的周旋,一方面镇压天津闹事的百姓,处死八个人,依法治罪二十多人。尽管如此,法国人还不满足,非要巨额赔偿,还要治罪天津知府和知县。曾国藩为了应付外国人,已经显得很疲惫,朝廷内部有些人借此攻击他,说他是卖国贼(京师湖广会馆将曾国藩写的匾烧毁,就是这个时候),弹劾他的奏章纷纷摆上皇帝的案头,全国上下好像都想置他于死地一样。在全国上下一片喊打声中,通商大臣崇厚担心事情闹大了,也上奏章请求皇上罢免曾国藩,由李鸿章接替他的职位。同治九年八月,朝廷下圣旨让李鸿章到天津任职,这是李鸿章走向外交的一个重要开始。
当时的李鸿章,如同天之骄子一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办得顺风顺水,上天似乎专门为他设立一个成名的位置。就在他刚担任直隶总督时,普法战争爆发了,法国人无暇顾及其他的事情,匆忙回国,欧洲其他国家也因普法战争,忙得不可开交,不再去理会天津教案这样的小事。在这种大背景下,天津教案就这样不了了之,当时的中国人,对世界局势一无所知,对像普法战争这样的大事,根本不清楚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法国人不追究天津教案,他们天真地认为是李鸿章的威望和谋略起到了作用,于是很多人就认为他比曾国藩要高明很多。正是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李鸿章在朝廷中的声威陡增。
天津教案以后,与日本交战以前,李鸿章先后办理十余起涉外事务。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法国安南之战、日本朝鲜之战。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法国在越南挑起争端,他们的真实意图不是侵占越南,而是把越南作为跳板,继而把贪婪的魔爪伸向我国,想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此前,法国与中国已经签订了条约,他们就找借口撕毁条约,于是中法战争拉开序幕。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战争,法国水师提督格鲁比事先就制订好了战略计划。他们的计划是:海军方面,先攻取海南,再占领台湾,然后进攻福州,消灭我国驻防在那里的海军舰队;陆军方面,从越南北部地区出发,攻打云南和贵州。照这种计划,海军和陆军必将大获全胜,法国在中国的势力,与英国就不相上下了。格鲁比一方面将战略计划电传给本国,请求增派军队和物质;一方面趁福州防备松懈,炮击我船厂,破坏我战舰,同时派陆军在越南北部集结。当时中国南方的天地间,呈现出一派惨淡萧条、人心惶惶的景象。在战争阴霾的笼罩下,李鸿章采取软硬兼施的措施,让英国和德国出面牵制法国。曾纪泽是中国驻英国公使,接受这个使命后,就从中极力斡旋,虽然没有办成,但法国却因此对英国有所忌惮,向中国增派军力和增加物质的议案,在议会上遭到否决。这期间,格鲁比正率领海军攻打台湾的淡水,战争没有想象得那样顺利,淡水牢牢地控制在清军手中;陆军方面进行得也不顺利,被抗法名将刘永福的黑旗军所阻挡。当接到议案被否决的消息后,格鲁比大发雷霆,活活被气死,法国只好主动向我国提出议和。李鸿章通过外交阻止了法国入侵我国的阴谋,他的外交手段,开始引起欧洲人的关注。
法国事件还没完全处理好,朝鲜平壤发生了袭击日本领事馆的事件,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中国军队和朝鲜军队都分别做好了准备。长期以来,朝鲜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为了实现成为主权国家,经常与中日两国进行抗争。领事馆遭袭,日本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趁清政府忙得焦头烂额之际,派伊藤博文来天津进行交涉。他刚到天津时,法国已经向清政府讲和,李鸿章本来就有自负的一面,面对凶残如虎狼的法国,自己都能够让对方提出讲和,日本一个小小岛国有何能耐呢?所以,当伊藤博文来天津后,李鸿章就用傲慢的态度对待他。伊藤博文后来与张荫桓、邵友濂议和时,私下告诉伍廷芳,在天津见到李鸿章后,他的威严和不可侵犯的神情,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这是伊藤博文说的真心话,伊藤博文在日本政府中可谓春风得意,当他面对李鸿章时,不免有些失意,自我感觉和李鸿章不再同一个层面上。伊藤博文此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仅与中国签下约定:有一天,如果朝鲜出现战事,中国出兵朝鲜的话,必须告诉日本,这就是《天津条约》的核心。仍然是一个简单的条约,却成了日后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索。
李鸿章在对朝鲜外交上的种种失误,前一章已经讲过,这里不再赘述。正是由于当初不起眼的《天津条约》,后来却升级成为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唉!庄子曾说过:“开端往往微小,结果却相当巨大。”喜欢下棋的人,看似无关紧要的几步,也会认真对待,不会轻易错过。日后再有人碰到类似的情况,一定要谨慎行事。中日战争打到甲午年的冬天,北洋水师已经不复存在了,清政府除了和日本讲和外,没有其他的策略了。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一月份,清政府派张荫桓、邵友濂去日本讲和。但日本人嫌这二人身份太卑微,说话没有权威,拒绝与他们议和,于是清政府只好另派李鸿章前往日本,与日方代表进行议和。二月,李鸿章就出发了,陪同他的有参赞李经方等人,二十四日到达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进行谈判。第二天,主要讨论的是停战的条件,日本率先提出大沽、天津、山海关三个地方作为抵押。双方为此争论了很长时间,谁都不肯让步,在进展无果的情况下,先搁置停战条件的讨论,直接进入议和阶段。伊藤博文说:“既然如此,你们必须把停战协议撤回去,以后不准再提及。”双方就此反复磋商,没能达成一致。二十八日,中日进行第三次会谈后,李鸿章回下榻宾馆的途中,突然遭遇刺客,刺客向李鸿章举枪射击,子弹击中左颧骨,深入到左眼下面。李鸿章当即晕死过去。日本方面得知李鸿章遇刺的消息后,前来探视的官员像走马灯似的一波接着一波,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也亲自前来慰问,非常诚恳地表达歉意,对李鸿章的状况深表忧虑。日本天皇及全国人民对李鸿章遇刺也深表同情,同意在中国提出的停战协议上签字。在谈判桌上,唇枪舌战争取不到的东西,因为李鸿章的遇刺得到解决。就这样,中日停战协议基本上也就落实了。李鸿章刚遇刺时,日本天皇派遣御医、军医为他治疗,所有医生都说只要取出子弹,枪伤就很容易痊愈了,但需要静养一些日子,不能费心劳神了。李鸿章慷慨地说:“国家有难,议和之事刻不容缓,我怎么能拖延时间耽误国事呢?就是死,现在也不能做手术!”李鸿章遇刺的第二天,有人就看见他沾满鲜血的官袍,说道:“这是为报效国家,流出的鲜血呀。”李鸿章听后,老泪纵横,说:“如果我的性命能换来国家的利益,我会义不容辞。”他这种慷慨、忠诚的报国理念,让普天之下有正义感的人肃然起敬。
……
前言/序言
李鸿章传(白话文)
一、本书完全模仿西方人写人物传记的方式,记载李鸿章一生中的重要事迹,并且在写作的过程中加以评论,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使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他。
二、中国沿袭千年的旧式文体,在记录一个人的生平事迹时,不是用“传记”的方式,就用“年谱”的方式,要么就是“行述”的方式。这些写法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一般不对人物进行评论和褒贬,即便有,也仅仅是附在文章的末尾。夹叙夹议的写作方式,实际上源于大史学家司马迁,他的《史记》中就有多篇,例如《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均是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给后人留下了很好的范例。后世史学家们在写人物传记时,往往缺乏独到的见解,故而就不愿意采用司马迁的夹叙夹议方式。我才智疏浅、生性愚钝,同时又羡慕太史公的这种写法,所以便“盗用”他的写法来写这本传记。
三、晚清的近四十年来,中国发生的每一次重大事件,几乎都与李鸿章有关系。基于此,必须用近代史的笔法和态度为李鸿章写传记。我对时局多少有些见解,但不会胡说乱说,写这本书的目的前人是无法看到了,而是给后人看的。只可惜写作的时间比较仓促,身边又没有可供参考的书籍,因此在这本书里难免出现纰漏或错误,我也知道这难以避免,只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再进行重新修正。
四、关于江南之战,记录湘军的事迹占相当大的篇幅,看起来好像跑题,实则不是。湘军与淮军的关系十分复杂,不这样写就无法使人充分了解当时的发展形势,希望读者能够谅解。
五、《中东铁路合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全文先后转载出来。原因是李鸿章的许多生平事迹,都和这些公文有很深的关系,宁可让文章显得拖拉,也要把它们选录进去。
六、国人对李鸿章的负面评价相当的多,我和他政见不同,在政治上是对手,私下也没有什么交情,写作时肯定不会有意为他辩护。在这本书中,为他脱责辩护的语言有相当的一部分,甚至有些部分与大家公认的看法相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保持一颗公正、公平的心去写,不然的话就是对被记述者的不负责,会招来他人非议,说我罔顾事实。格林威尔是英国著名的首相,曾对为他画像的画家大发雷霆,说:“不要美化我,要画出我的真实面目,不要让我的相貌失去真实性。”我写这本书,当然也不希望遭到格林威尔的呵斥,李鸿章本人要是看到了这本书,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微微一笑,说道:“还是你这小子真正了解我。”
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十一月既望
著者自记
《晚清风云录:一个时代的侧影》 内容提要: 本书并非专注于某一位历史人物的生平,而是以宏大的历史叙事视角,深刻剖析了晚清帝国在内忧外患中艰难转型的复杂图景。全书聚焦于1840年至1911年间,中国社会在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革命与保守之间剧烈拉扯的时代脉络。它通过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致梳理与多维度解读,试图勾勒出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所特有的政治生态、社会心理、文化冲突以及精英群体的应对之道。 第一部分:帝国黄昏:旧秩序的裂痕(1840-1860) 本部分开篇追溯了鸦片战争如何成为一个帝国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重点分析了清廷在面对西方坚船利炮时的思维定势与战略失误。作者没有停留在简单的“落后挨打”的论断上,而是深入探究了当时中国士大夫阶层对“世界格局”的认知盲区,以及“天朝上国”观念对早期外交和军事改革产生的阻碍作用。 随后,叙事转向太平天国的兴起。此章详细描绘了这场波及半壁江山的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土地兼并、吏治腐败与民间信仰的结合。重点分析了太平天国政权在组织结构、意识形态上的独特性及其与传统儒家政治的本质区别。同时,书中细腻刻画了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力量如何在“剿灭叛乱”的过程中,无意中打破了中央集权的传统权力分配格局,为地方势力的崛起埋下了伏笔。本部分的高潮部分,是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焚毁事件的心理创伤的剖析,它象征着帝国精神象征的彻底崩塌。 第二部分:中体西用:自救的悖论与实践(1861-1894) 进入洋务运动时期,本书将重点放在了“学习西方器物”这一指导思想的复杂性上。作者细致梳理了从曾国藩、左宗棠到李鸿章等洋务派代表人物的实践路径与思想分歧。书中详细描述了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重点工业项目的建立过程,不仅关注其技术引进的难度,更侧重于考察它们在官督商办体制下的管理困境、人才匮乏以及与传统官僚体系的摩擦。 “中体西用”的理论框架在本章中被置于批判性审视之下。我们探讨了为什么在军事、工业领域取得了局部进展的同时,政治体制和教育体系却固守传统。本书认为,这种“有限的改革”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修补工程,而非面向现代化的结构性重塑。通过对比福州船政局的兴衰和北洋海军的建立与覆灭,揭示了制度与文化深层结构对技术进步的制约。甲午战争的爆发,是检验“自强运动”成果的残酷试金石,本章以极大的笔墨描绘了战争初期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以及最终在体系性崩溃下的溃败,揭示了洋务运动的内在局限性。 第三部分:危局下的转向:从改良到革命的张力(1895-1908) 甲午战后的《马关条约》及其引发的瓜分狂潮,将清廷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深渊。本部分着重分析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剧变——从温和的改良呼声到激进的革命思潮的爆发。 “百日维新”被视为一次精心策划但仓促实施的政治试验。书中详尽对比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对“君主立宪”的设想与实际操作的可能性。重点分析了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它脱离了地方实力派的根基,未能争取到满洲贵族的核心支持,并且改革的步子过快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神经。戊戌政变的描绘,旨在展现权力斗争的残酷性。 随后,本书转向义和团运动。这部分内容避免了简单地将义和团视为“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而是将其置于帝国主义侵略加剧、民间社会秩序瓦解的背景下,探讨了其信仰、动员模式以及与清政府“借力打力”的复杂关系。八国联军的入侵与《辛丑条约》的签订,彻底宣告了清政府信誉的破产。 第四部分:末路狂奔:新政与崩溃的序曲(1901-1911) 晚清最后十年的“清末新政”是本书的重点之一。作者认为,此时的改革已是“迟来的、不得已的彻底改革”,其力度远超洋务时代,包括废除科举、建立新军、预备立宪等。本书细致分析了新政的双重困境:一是改革措施过于激进,导致中央权力迅速下移,地方势力坐大;二是“预备立宪”的虚假性,未能有效安抚日益高涨的民意,反而激化了“皇族内阁”带来的政治失望。 新军的建立是双刃剑,它一方面是现代化军队的雏形,另一方面却成为了推翻王朝的有效工具。书中重点描绘了革命党人(如兴中会、同盟会)的组织发展与思想成熟过程,对比了他们与改良派在“是否保留君主制”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决裂。 结语:历史的回响 全书以武昌首义的爆发作为叙事的高潮,但焦点在于分析引发革命的社会结构性矛盾的积累,而非仅仅记录起义的军事过程。本书最终旨在提供一个多棱镜,让读者得以审视一个绵延两千多年的帝制体系,是如何在内外部的巨大压力下,经历了一场漫长而痛苦的、最终失败的现代化尝试。它探讨的不仅是“如何失败”,更是“为何那样的努力依然无法挽救一个时代”。 作者视角与写作特点: 本书力求平衡地呈现不同群体的立场:既有洞察时局的开明官员的挣扎,也有对传统抱持坚守的保守势力的顽固,更有底层民众在天灾人祸中的无奈抗争。叙事语言注重史料的扎实性,力求避免空泛的口号式论断,以严谨的考证和生动的细节,还原历史的现场感与思想的交锋火花。全书的基调是沉郁而深刻的,旨在呈现一个复杂、充满悲剧性选择的转型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