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城市贫困阶层的再生产机制及其治理政策研究》以阶层再生产视角分析贫困代际传递问题,重点关注“贫困阶层的孩子是如何陷入贫困的”,以此揭示“穷二代”现象出现的因果机制,并探寻其治理政策。《城市贫困阶层的再生产机制及其治理政策研究》认为,结构规定和文化内化共同制造着城市的贫困阶层,而阻断贫困的再生产要从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体四个层面对现行治理政策做出调整。
作者简介
孙远太,社会学博士,公共管理学博士后,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社会治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政府治理与社会政策研究。2014年入选河南省首批青年文化英才(社科理论类),2015年入选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2015-2016年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学者。曾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3项,获省部级奖励3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4部。
内页插图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导论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二)研究意义
二 研究文献回顾
(一)国外相关研究
(二)国内相关研究
(三)研究文献评论
三 研究模型与假设
(一)基本模型
(二)主要假设
四 研究方法
(一)使用数据资料
(二)资料分析方法
五 主要变量测量
第二章 城市贫困问题的发展与特征
一 城市贫困问题的发展
(一)改革初期的城市贫困
(二)市场经济初期的城市贫困
(三)21世纪以来的城市贫困
二 城市贫困的规模与构成
(一)城市贫困群体的规模
(二)城市贫困群体的构成
三 城市贫困问题的制度成因
(一)制度转型与城市贫困
(二)制度缺失与城市贫困
(三)制度排斥与城市贫困
四 城市贫困问题的基本特征
(一)贫困主体以新贫困群体为主
(二)贫困程度以相对性贫困为主
(三)贫困分布以中西部地区为主
(四)贫困演变以阶层化趋势为主
第三章 城市阶层贫困再生产的实证研究
一 阶层分化中的地位再生产
(一)教育地位再生产
(二)职业地位再生产
(三)经济地位再生产
二 城市贫困阶层的地位特征
(一)城市贫困阶层的父代地位
(二)城市贫困阶层的个体地位
三 城市贫困阶层的地位获得
(一)父亲受教育程度与子女贫困
(二)父亲职业地位与子女贫困
(三)本人受教育程度与贫困获得
(四)本人职业地位与贫困获得
(五)本人单位性质与贫困获得
四 阶层再生产中的贫困与非贫困阶层
第四章 城市贫困阶层再生产的结构因素和文化因素
一 城市贫困阶层再生产的结构因素
(一)户籍制度
(二)就业结构
(三)家庭状况
(四)居住空间
(五)阶层地位
(六)教育经历
(七)社会保障
二 城市贫困阶层再生产的文化因素
(一)家庭学习资源
(二)家庭文化氛围
(三)家庭亲子互动
(四)课外学习活动
(五)高雅文化活动
(六)贫困地位内化
(七)贫困价值认知
三 贫困阶层再生产的机制比较
(一)贫困再生产中的文化资本及其影响因素
(二)家庭地位、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
(三)家庭地位、文化资本与职业获得
(四)家庭地位、文化资本与贫困获得
(五)文化资本对贫困获得作用的差异
四 结构规定与文化内化:贫困阶层再生产的机制
第五章 城市贫困治理政策及其反思
一 城市贫困治理的政策体系
(一)贫困治理的预防型政策
(二)贫困治理的救助型政策
(三)贫困治理的促进型政策
二 城市贫困治理政策的实施
(一)最低工资规定的实施
(二)社会保险政策的实施
(三)社会救助政策的实施
三 城市贫困治理政策的反思
(一)贫困代际传递关注不够
(二)治理的分割性特征明显
(三)边缘贫困群体瞄准不足
(四)发展型需求回应性不高
(五)资产建设积累政策缺失
第六章 基于贫困再生产治理的社会政策调整建议
一 政府层面:提升贫困治理能力的政策建议
(一)优化贫困治理体制
(二)健全精准扶贫机制
(三)促进贫困治理参与
(四)推动政府购买服务
二 社会层面:促进阶层流动的公共政策变革
(一)消除社会排斥
(二)推动社会融合
(三)健全社会保障
三 家庭层面:面向资本积累的家庭政策安排
(一)家庭经济资本积累
(二)家庭文化资本积累
(三)家庭社会资本积累
四 个体层面:提升个人发展能力的政策选择
(一)健全发展型社会政策
(二)加强可行能力的保障
(三)重塑个体的社会认同
附录 访谈提纲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城市贫困阶层的再生产机制及其治理政策研究》:
第三,城市贫困阶层与非贫困阶层在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单位性质方面具有差异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后,城市贫困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普遍贫困到边缘化贫困的过程。在普遍贫困的时代,受平均主义分配思想的指导,依托单位福利体制,贫困问题并不突出。随着市场机制在中国的逐步确立,一些市场能力相对较弱的群体逐渐成为贫困者,他们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因而属于边缘性贫困。有研究者认为这部分群体主要包括城市失地农民、城市农民工、城市下岗失业工人以及孤老病残人员等。除孤老病残人员外,其他群体既有劳动能力,也有一定的个人收入,只是因他们的劳动能力有限而获取的是较低的收入,因而属于相对贫困群体。当前相对贫困群体已经成为贫困阶层中的多数。即使引入相对贫困的概念也并没有模糊贫困阶层与非贫困阶层的差异,因为二者在教育、职业、单位等方面均有差异性。
……
前言/序言
贫困与贫困治理是一个世界性议题。在2000年确立的千年发展目标初步实现后,2015年9月的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各国通过了以减贫为首要目标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再次展示了国际社会携手消除贫困的决心和信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大规模减少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同时,城市贫困现象也日益突出。贫困现象本质上是社会分层不平等的问题。近年来在社会生活中“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等词汇的频频出现,折射出我国社会阶层的固化趋势,以及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遏制和消除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就要探寻贫困代际传递得以产生的社会根源,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的内在机制。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对于这句至理名言,实践者一般以此为依据强调改造世界的意义,而研究者则关注如何解释世界。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笔者从中读出的是改造世界要以解释世界为基础,而解释世界的目的是更好地改造世界。具体到贫困研究领域,贫困与贫困治理问题是不可分割的,解释贫困的成因与探寻贫困的治理之策同样重要。
自2004年进入硕士阶段学习后,笔者就开始关注贫困与贫困治理问题。2007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探讨了社会资本对于政府贫困治理绩效的影响。2010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家庭文化资本为中介机制,探讨了家庭地位造成的教育不平等问题。2010年进入高校工作后,笔者延续以往的研究,在贫困治理领域内继续探索。多年以来笔者一直秉持的问题意识是“社会不平等的生成机制及其治理问题”。以此问题意识为牵引,我具体关注贫困的生成机制、贫困的代际传递以及贫困的社会干预等三个相关问题。
一是贫困的生成机制问题。关于什么是贫困、贫困如何产生之类的问题,学界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并且已经形成了富有价值的解释贫困的多种视角。笔者把贫困研究置于社会分层研究的脉络,从社会分层的视角来解释贫困问题。“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会得到”是社会分层研究的永恒主题。①在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贫困者则是那些“没能得到”或“失去”的群体。不同于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我国城市贫困问题产生于社会转型过程中,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阶层分化相伴随,因此以相对性贫困为主。我国城市贫困问题凸显了马克思所谓的“制度贫困”现象,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领域的相关制度转型、制度缺失、制度排斥是这些贫困产生的深刻根源。此外,随着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村的贫困人口也有向城市重新集聚的趋势,“流动中的贫困”问题也日益突出。
二是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2006年网上流行的一个帖子《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道出了底层青年向上流动的艰难。后来这个帖子的续篇《我奋斗了18年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出现,更体现了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的背景下,底层青年难以向上流动的无奈。贫困代际传递的本质是阶层再生产过程。阶层再生产不仅仅是身份的传递,其微观机制也是资源的传递。
《城市空间变迁中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 导言: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图景 随着全球城市化步伐的加速,城市空间不再仅仅是物质建筑的堆砌,更是社会关系、经济活动和文化认同相互交织的复杂场域。在这一宏大叙事下,一个关键议题浮现出来:城市内部的社会结构是如何被重塑的?《城市空间变迁中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深入剖析了当代城市化进程如何深刻影响着社会阶层的固化与流动,以及由此衍生的空间不平等问题。本书摒弃了传统的、以单一指标衡量的社会阶层分析框架,转而采用多维度、动态的视角,聚焦于城市内部不同社会群体在资源获取、机会分配和生活质量上的差异化体验。 第一部分:城市空间的重构与社会分层的显性化 本书的第一部分致力于揭示现代城市空间结构如何成为社会分层的“载体”和“放大器”。我们观察到,在城市扩张与更新的过程中,空间区隔的现象日益显著。 1. 城市功能分区的再定义:中产阶级的空间占有与隔离 现代城市规划往往倾向于打造高度同质化的居住社区和商业综合体,这种“规划式隔离”无形中加强了社会群体的边界。本书通过对多个超大城市微观社区的田野调查,展示了中产阶级如何通过对优质地段、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的区域的集中占有,形成事实上的“空间飞地”。这种空间上的聚集不仅巩固了他们的社会资本,更通过对公共服务资源(如学校、医疗设施)的优先使用权,实现了代际间的优势传递。研究细致地描绘了从住房获取模式(如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参与度、租赁市场变迁)到社区消费习惯(如精品超市的兴起与排他性)等多个层面上,中产阶级如何利用空间优势构建起一种具有排他性的生活方式。 2. 基础设施的“涓滴效应”失灵:数字鸿沟与空间断裂 传统的城市发展理论常寄希望于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带来“涓滴效应”,惠及所有居民。然而,本书指出,在新兴的数字经济时代,基础设施的分配呈现出“赢家通吃”的马太效应。高速网络接入、智能交通系统、高端商业配套等“新基础设施”的分布严重不均,加剧了不同地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我们特别关注了那些被城市扩张“边缘化”的区域,这些区域的居民在获取现代工作机会、远程教育资源以及高效的公共服务方面遭遇结构性障碍。这种物理空间上的隔离与信息获取渠道上的断裂相互作用,形成了难以逾越的“空间-信息鸿沟”。 3. 城市更新中的“绅士化”:符号资本的置换与原住民的退场 “绅士化”(Gentrification)是当代城市空间变迁中最具争议的现象之一。本书将绅士化视为一场涉及物质资本、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的复杂博弈。我们通过对多个历史街区和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案例分析,揭示了资本如何通过“美学化”和“文化重塑”的手段,系统性地提升区域的符号价值,从而推高生活成本,迫使原有的低收入或工人阶层向城市外围迁移。这种迁移不仅仅是物理距离的拉开,更是社会网络和文化依附的断裂,对受影响群体的身份认同构成了深刻的冲击。 第二部分:社会流动性:结构性阻碍与能动性的张力 第二部分将焦点从空间结构转向社会流动本身,探讨在当前城市格局下,不同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和面临的挑战。 4. 职业隔离与“人力资本的地域锁定” 城市中的就业机会分布并非随机,而是高度集中在特定的“知识核心区”或“金融中心”。本书提出“人力资本的地域锁定”概念,指出低收入家庭的青年,即使在教育上取得了进步,也往往因为居住地与高价值工作岗位之间的通勤成本(时间、金钱)和信息不对称性,而被锁定在低薪、低保障的“边缘就业圈”内。这种锁定效应使得教育回报率在空间上产生显著差异,削弱了教育作为向上流动“跳板”的功能。 5. 代际传承中的隐性机制:城市精英的“文化生产” 社会流动性的代际传递,在精英阶层中表现出更为精妙的隐性机制。本书深入研究了精英家庭如何通过对“非正式教育”(如艺术、体育、海外游学、人脉资源构建)的系统性投资,培养出与高阶职位要求高度匹配的“文化体格”。这些投资往往超越了学校教育体系,构成了代际间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非对称性积累。对于普通家庭而言,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复制这些“隐性投资”,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6. 区域间流动性悖论: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边缘到核心 本书也关注了跨区域的社会流动。研究发现,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大规模移民,虽然在整体上实现了收入的提升,但他们在城市内部的阶层跃升路径却面临着体制性的障碍,如户籍制度、住房保障体系的排斥性等。同时,在城市内部,从城市“边缘地带”向“核心区域”的流动,也同样受到空间隔离和资源垄断的制约,形成了复杂的“多重受困”现象。 第三部分:政策回应与治理的再思考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着眼于政策层面,对现有治理模式提出批判性反思,并探讨更具包容性的城市治理路径。 7. 现有福利政策的空间适应性失效 当前许多社会福利和公共住房政策的设计,往往基于“均质化”的城市假设,未能充分考虑社会群体的空间分布复杂性和流动性需求。例如,集中式的保障房建设可能导致新的“空间贫困集中区”,而分散式补贴则容易被市场力量吞噬。本书主张,政策制定必须从“空间盲”转向“空间敏感”,将基础设施、就业中心和住房供给进行协同规划。 8. 激活社区网络:重塑地方性互助体系 与自上而下的、依赖大型基础设施的治理模式相对,本书强调“地方性治理”和社区网络的力量。在空间被割裂的城市中,原有的非正式互助网络(邻里关系、工会组织、地方社团)成为许多弱势群体抵御风险的最后防线。研究呼吁政策应转向赋权于基层组织,支持和激活这些由底层居民自发构建的社会资本,以应对市场化带来的冲击。 结论:迈向“共享空间”的城市未来 《城市空间变迁中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最终描绘了一幅复杂的城市社会图景:分层固化在空间上获得了新的载体和隐性的表达。本书的结论在于,任何有效的城市治理都必须直面空间不平等这一核心结构性问题。治理的成功不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指标,而应体现为城市能否为所有居民提供公平的、可及的流动机会,以及能否真正实现“共享空间”的城市理想,而非仅仅是物质的叠加。本书为城市规划者、社会政策制定者以及所有关注城市公平性的研究者,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框架和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