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之心：南京東路街區百年變遷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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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學強 著

圖書標籤:

• 上海曆史
• 南京東路
• 城市發展
• 街區研究
• 百年變遷
• 近代建築
• 商業文化
• 城市記憶
• 上海文化
• 曆史地理

齣版社： 上海社會科學院齣版社

ISBN：9787552021103

版次：1

商品編碼：12208685

包裝：平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7-10-01

用紙：純質紙

頁數：272

字數：302000

編輯推薦

南京東路街區內，有上海的中心地標人民廣場，有上海市人大、上海市人民政府等辦公地，有市中心規模特大的地鐵換乘和公交集散地，有“中華商業第-街”南京路步行街，有上海博物館、上海大劇院、上海音樂廳等文化機構。

這樣一個融行政、交通、商業、文化為一體的區域，是什麼力量推動著它在城市化的進程中發生演變，留下瞭哪些故事？它的“前世”是怎樣的？市政機關是如何對它進行管理的？它是如何從“泥城浜”轉身成為繁華街區的？哪些名人在此處留下瞭足跡？老百姓在此處是如何生活的？

閱讀此書，你可以找到答案。

內容簡介

南京東路街區是上海的地理中心與行政中心，亦是上海文化展示的*佳窗口之一，其曆史發展脈絡，是百年上海城市變遷的一個縮影。本書以圖文並茂、口述資料的形式敘述南京東路街區從近代至今的百年變遷過程，展現瞭“上海城市之心”的經濟結構、民情風俗、社會生活等，既有學術深度，又具備可讀性。

作者簡介

馬學強，主要從事明清史、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齣版的著作主要有：《上海通史》（古代捲）、《鑽天洞庭》、《從傳統到近代：江南城鎮土地産權製度研究》、《江南望族——洞庭席氏傢族人物傳》、《集權與裂變》（閤著）等。博士學位論文《江南城鎮土地産權製度研究（1727-1927）》曾獲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提名奬、上海市優秀博士論文。專著《從傳統到近代：江南城鎮土地産權製度研究》獲上海市第七屆（2002-2003）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類三等奬。近年主持與承擔“中國江南地區一個傢族的變遷：洞庭席傢研究”、“近代上海城市土地製度研究”、“近代一個階層的社會生活：上海買辦研究”等多項全國、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

張婷婷，南京東路街道黨工委書記

精彩書摘

第二章 從邊緣到中心

第二節　街區形成與空間演進

南京東路街區作為城市建成區，主要形成於近代，在一個多世紀的歲月裏，區域的建築和道路形態並未經曆太多的兵燹與天災破壞，城市空間的演進呈現齣明顯的傳承脈絡。以此而言，公共租界政府的建設與管理對這一區域的空間演變具有特殊的意義。

（一） 公共租界城市管理體製的特點

近代上海開埠後，作為“國中之國”的租界帶來瞭西方先進的城市建設和規劃管理上的理念及製度。相對而言，法租界行政機關信奉集權理念和整體性的規劃與管理方式，而公共租界行政機關則更崇尚自治理念與自由主義的管理方式。公共租界的城市建設和管理的機構， 在開埠早期是英租界道路碼頭委員會，負責界內基礎性設施建設。1854年，公共租界成立瞭工部局，負責租界的市政、警務等建設。工部局的成立，是在開埠以來《土地章程》規定的租地人會議上通過的，1869年租地人會議又被擴大瞭的納稅人會議所取代，而租界工部局的城市建設和管理事務的提議則必須得到納稅人會議的通過，並必須接受納稅人會議的監督。

這一體製模式源於英國的市政自治傳統，英國城市自《大憲章》簽訂以來，取得瞭市民人身自由、土地保有權自由、獨立司法權、自由貿易權等權力，隨著1835年《市政法人法》的實施而逐步完善瞭現代地方自治製度。公共租界的納稅人會議正是被英國僑民引入上海的議會製度，由有一定資格的有産階級構成，而工部局則是受納稅人會議委托辦理城市市政的機構。因此在城市的規劃與管理方麵，就有兩個鮮明的特徵：一是公共租界對城市街區發展常常沒有太多的全局規劃，不像法租界那樣行政機關權力能夠介入街區形態，即使工部局試圖進行整體規劃管理，也往往受到具有納稅人會議話語權的商人的限製而妥協，因為市場的力量占據更主導的地位；二是在高度保障私有財産和權利的原則下， 工部局往往隻能為由工商業自由發展而形成街區形態的城市建成區提供基礎設施和規劃管理方麵的製度保障。

南京東路街區的城市空間，在公共租界時代其實是兩個行政區劃。西藏路以東是中區的一部分，以西是19世紀末擴界後的西區。1845年英租界初立之時，其城市空間主要位於黃浦江附近、蘇州河與洋涇浜閤圍的狹小空間內，以航運和貿易為主要功能。不少外國洋行在外灘租地蓋辦公樓，而外僑將住宅、倉儲等建築建造於河南路以東的區域，河南路以西尚未進行開發。為瞭貿易運輸的便捷，租界非常重視道路的整治，在1845年與上海道颱商定的《土地章程》中，就規定瞭9條主要道路，其中4條為東西走嚮並通往黃浦江的大路，即是後來的南京路、北京路、漢口路和九江路。而當時租界的外國商人成立的“道路碼頭委員會”，則承擔瞭一些基本的道路維護、橋梁維修和碼頭建造的工作。

（二） 娛樂業、房地産與早期的城市空間

隨著寓滬外僑的增多，滿足其各種生活需要的願望成為城市空間擴展的動力，娛樂生活是其中重要的一項。1847年，英國僑民在界路河南路西、南京路以北的區域購地修築第一個跑馬場，南京路就成為跑馬場的主要道路。1854年，第二個跑馬場建成，成為當時租界外僑最為重要的公共活動場所。而南京路也被延伸到這個跑馬場附近，即今浙江路的位置，成為租界最為重要的道路。界外最初的住宅房屋均沿著南京路建造，工部局也給予瞭當時上海最高級的鋪路材料和煤氣燈等最新的道路設施。同時，工部局製訂瞭新的道路計劃，南京路以南的縴道路（今九江路）、海關路（今漢口路）、教會路（今福州路）、北門街（今廣東路）四條東西嚮乾道也開始修築。1866年，北麵的北京路也延伸到瞭泥城浜， 成為繼南京路後租界又一條東西嚮的主要通道。

同時，公園、花園等休閑娛樂場所也在這一區域逐步興建，在今湖北路、西藏路、芝罘路、北海路等地開闢瞭占地百餘畝的新花園。在小刀會戰事之前，今南京東路街區的東半部區域開始形成外僑的公共娛樂空間，與租界東部沿江的港口空間、中間河南路以東的外僑居住與商業、倉儲綜閤空間相呼應。

19世紀中期，戰爭是塑造上海城市空間的重要促因。小刀會和太平天國的戰事使大量華人湧入租界避難，至1862年，避難人數已高達20萬人，這極大地刺激瞭租界房地産業的快速發展，使租界的經濟結構由初期的單一貿易轉變為貿易與房地産並重。外僑居住區域仍然保持在河南路以東地區，而1848年擴展的河南路至泥城浜之間的區域，則被房地産商所建造的華人住宅填滿。因為中外聯軍在靜安寺、徐傢匯一綫防禦太平軍，租界齣於軍事需要同時也是道路延伸的動因，修築瞭新閘路等幾條軍路嚮西麵延伸齣去。

戰爭高潮過去之後，租界工部局在地産洋商的要求下開始對租界進行新的建設。首先是在泥城浜以西區域進行大規模的住房、道路和公共設施建設。1860年開始，工部局實施瞭新的道路計劃，寜波路（1862年以前名為寬剋路）等多條東西嚮馬路從舊區域延伸到泥城浜附近，廣西路（初期名為锡剋路）等多條南北嚮的道路也開始修築，而蘇州河南岸福建路附近華人聚居的老閘地區更是開闢瞭多條新路。至1866年，河南路至泥城浜之間區域的道路網絡基本建成。

租界道路的格局，是先由幾條主乾道延伸，再由近代城市中典型的方格網模式來覆蓋整個空間。方格網既是在城市化進程中利用華人原有道路和填浜而築成，也有利於房地産分塊齣售的商業目的。這也顯示齣公共租界城市空間的主導者是商業市場，而不是公共租界行政機關。

租界還在城市安全、公共衛生等方麵對街區的建築和道路進行規範。在華人大規模湧入的時候，房地産商為追逐利益，偏好用木闆等簡易材料為華人建造成本低、施工簡單、建造速度快的簡房，從1853 年9月到1854 年7月，廣東路、福建路一帶，就建造瞭800 多幢木闆簡屋。這種簡屋雖然利潤高，但是存在易燃的安全隱患，因此1854年的《土地章程》中嚴格限製瞭木闆房的蔓延，禁止用篷、簝、竹、木及一切易燃之物起造房屋。工部局成立後，竭力控製木闆簡房的建造，而推崇石庫門裏弄住宅。石庫門裏弄雖然造價高於木闆房，但是因其用地經濟、維修費低、租金高而廣受房地産商的歡迎，至19世紀末擴界之前，泥城浜以東的區域已是裏弄住宅密布，並開始嚮泥城浜以西的越界築路地區擴展，裏弄的條條總弄和支弄，又構成瞭公共道路之外的方格網。

在19世紀70年代之前，南京東路街區是以外僑的公共娛樂和華人的居住為主要功能的城市空間。之後，華人的不斷湧入以及新興房地産業的崛起，一方麵使得租界以前華洋分居的格局開始被打破；但另一方麵，由於以河南路為界的兩個區域建築樣式、擁擠程度等不同，又缺乏彼此流動，城市空間呈現齣港岸區域、外僑聚居區域和華人聚居區域並存的局麵。同時，公共租界空間擴展模式也在這時候形成：即先因經濟或其他原因，在原區域外齣現一個據點，帶動一條或數條道路的嚮西延伸，隨後商業、娛樂業和房地産業等沿著這些延伸路段發展起來，道路和沿路地産互相促進發展，租界或房地産商又開闢縱嚮與橫嚮的其他道路，逐漸形成方格網的格局，將分割形成的各個地塊開發齣來。

（三） 商業中心的形成

1870年以後，隨著南京路、福州路、北京路等各條商業大街迅速嚮西推進，以及土地價值提升過程中的市場化調整，河南路甚至福建路以西路段，皆成為各類商店、飯店、戲院、茶樓聚集之處。同時，大量建造的裏弄房屋不僅容納瞭數十萬居民，也成為滲透進商業的海綿，將各類工商業吸納進這片欣欣嚮榮的區域，開始成為新的商業與文化中心。

以百貨業為例，這是上海開埠後廣東商人來滬經營的主要模式，主要買賣廣貨、洋貨、京貨等，外商則開設主營洋貨的洋行。在靠近港口的東部區域，百貨業的經營形式首先是各類中小型的零售店和雜貨鋪，至20世紀初已經齣現種類繁多、豐富多彩的特色， 並逐漸嚮西部延伸。之後，大型百貨業興起，集吃、穿、住、用、玩等於一體，兼具銷售、展示等功能。這類大型百貨齣現於南京東路四川中路路口附近，即福利、惠羅、匯司、泰興等前“四大公司”。自1917年開始，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等新“四大公司”在南京路陸續建成，成為上海百貨零售業新的中心。

民國時期，除金融業仍以外灘為中心外，餐飲業、賓館業、文化娛樂業的中心等都逐漸轉移到公共租界中區的西部區域，讓這裏成為上海最為繁盛的鬧市區。根據學者的研究，20世紀40年代末，這片區域的商業聚集已經具有明顯的特點，區境內的南京路，以新“四大公司”為中心，是百貨業聚集之地；南京東路以北地區，商業業態略為初級、低檔，主要是重工業製品，比如柴炭、鐵鋪、木器、五金、裝潢、漆業、車行等；南部地區的商業業態則較為高檔、精緻，主要是輕工業製品，包括服裝、鞋帽、禮品、皮貨、呢絨、古玩、藥業、信局、糖業、文化等。① 至1949年之前，區域內已經形成瞭多條具有特色的商業街，如五金業聚集的北京東路，文化用品業聚集的福州路，估衣業聚集的石路（今福建中路、南京東路以南地段），禮品業聚集的漢口路，裝潢五金業聚集的寜波路，服裝業聚集的大新街（今湖北路），汽燈業聚集的廣東路（今福建中路以西），女鞋業聚集的小花園（今浙江路上，福州路、廣東路之間）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這一區域的商業布局仍然沿襲瞭之前的風格。1985 年，黃浦區政府開始對南京路、北京路等商業街進行統一規劃和綜閤開發，南京路在區境內分為兩個部分：西藏中路至浙江中路，將成為大型綜閤商場和文化娛樂相結閤的商業中心，部分地段進行改建，開闢街坊型綠化小廣場；浙江中路以東兩側大麵積改建，上海市第一醫藥商店等商業機構開始入駐。1992年，又將南京路分為4個功能區，其中南京東路街區內分為3個：浙江中路以東擬建成以商業、賓館為主的街區；浙江中路至西藏中路是以市百一店、市食品一店、市時裝公司、華聯商廈四大商店為標誌的旅遊購物區；西藏中路以西，則擬建成文化、商業、居住為主的街區，保留由大光明電影院、上海美術館等組成的文化娛樂中心。②

（四） 工部局的城市管理

公共租界的管理者對於城市管理非常重視，在城市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憑藉近代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科學理念，以及完善的法律框架，在城市公共空間的治理上取得瞭全麵而優異的成績。

1845年，租界成立之初的《土地章程》，雖然主旨是確定租界範圍，但也滲透瞭現代城市管理的意識。其中第十二條規定：“商人租地並在界內租房，白楊（洋）涇浜以北，應行公眾修補橋梁、修除街道、添點路燈、添置水龍、種樹護路、開溝放水、雇募更夫，其各項費用，由各租戶呈請領事官勸令會集公同商捐。”① 這是對城市基礎建設的規定。第十八條規定：“界內不得搭蓋易燒房屋，如草棚、竹屋、闆房等；不得收藏危險可以傷人貨物，如火藥、硝磺及多存火酒等；不得占塞公路，如造房、搭架、簷頭突齣、長堆貨物等；並不得令人不便，如堆積汙穢、溝渠流齣路上、無故吵鬧喧嚷等；皆係為齣保房屋貨財，永圖眾商平安也。如火藥、硝磺、火酒等物運到上海，必須會同在界內距住房、棧房較遠之處公議一地，以備存貯而防疏失。”② 這是對城市公共衛生與安全的管理。

《土地章程》還根據當時租界內的房地産建築狂潮和交通情況，作齣規定：“起造房屋， 劄立木架及磚瓦、木料貨物，皆不得阻礙道路，並不準房簷過伸各項，妨礙行人。如犯以上各條，飭知後不改，每月罰銀五元。禁止堆積穢物，任溝洫滿流，放槍炮，放轡騎馬趕車，並往來遛馬，肆意喧嚷、滋鬧，一切惹厭之事，違者每次罰銀十元。”③凡此，均說明此時的城市管理已經更為精細，且有懲罰措施相配套。

與此同時，工部局還已經注意到城市各類營業對生活造成的危害，特製定瞭二十條禁例：“禁馬車過橋馳驟；禁東洋車、小車在馬路隨意停走；禁馬車、東洋車夜不點燈；禁小車輪響；禁路上傾積垃圾；禁道旁小便；禁肩輿挑抬沿路叫喝；禁施放花爆；禁不報捕房，在門外砌路、開溝及拆造臨街房屋；禁私賣酒與西人飲；禁春分後、霜降前賣野味；禁賣臭壞魚肉；禁賣夜食者在洋行門首擊梆高叫；禁肩挑倒掛雞鴨；禁吃講茶；禁沿途攀摺樹枝；禁九點鍾後挑糞擔；禁乞丐；禁夜間行人形跡可疑及攜挾包裹物件手無照燈；禁聚賭酗酒鬥毆。”④ 對於城市街道的垃圾，工部局要求承包人雇用苦力定期清掃街道和一些弄堂。對於租界內的糞便，也采用同樣的辦法，由租界與承包人簽訂閤同，在工部局規定的時間內由承包人清理乾淨，承包人可以收取一定的費用。

在嚴格的管理之下，租界很快顯示齣清潔整齊的麵貌，為華人所欽服和推崇：

上海各租界之內，街道整齊，廊簷潔淨，一切穢物褻衣無許暴露，塵土拉雜無許堆積。偶有遺棄穢雜等物，責成長夫巡拾，所以過其旁者，不必為掩鼻之趨，已自得舉足之便。甚至街麵偶有缺陷泥濘之處，即登時督石工為之修理。炎天常有燥土飛塵之患， 則常時設水車為之澆灑。慮積水之淹浸也，則遍處有水溝以流其惡；慮積穢之薰蒸也， 則清晨縱糞擔以齣其垢……其尤妙者，大街無許便溺，緻穢氣有衝天之失；浦灘不準澡浴，使鄉人知裸浴之非，其意識尤為周到，其風俗猶可維持……或者人謂此種事極細緻， 何至受罰？不知租界地方十分潔淨，其人既居租界必知租界規矩，豈容其任意糟踏、毫不經心乎！若使聽其無節，必將大眾效尤，恐清靜國中變成汙濁世界矣。①

自19世紀60年代上海人口激增、經濟飛速發展之後，工部局的城市管理也日益追求精細化和全麵化，在城市道路建設、城市公共設施建設與管理、城市公共衛生管理、城市交通管理、城市建築管理等方麵都開始完善起來。

城市道路建設是租界最先重視的方麵。1845年的《土地章程》規定瞭租地人在租界內修築道路的要求，在當時麵積不大的界內開闢東西嚮主乾道7條，南北嚮主乾道3條。後來成立的道路碼頭委員會，則確定瞭築路資金籌集原則和道路寬度。1850年前租界已修築道路6 360米，包括6條東西嚮主乾道與2條南北嚮主乾道，占英租界總麵積的14.2%。到1866 年左右，已擴展為南北乾道11條，東西乾道9條，總長達24 500米左右，約占租界總麵積的23%。② 工部局成立之後，設立瞭負責市政工程建設和維修、養護的工務處，該處下麵分設瞭道路工程師部、工場部、溝渠部、建築測量部、構造工程部、土地測量部等道路建設的相關機構。同時，道路鋪築技術方麵也在不斷進步，19世紀50年代之前，主要采用摻和砂石，平整夯實的方法。至1850年代末，改為碎磚鋪築，再用煤渣鋪麵的技術。1863年以後， 開始對舊道路進行整理，“兩旁砌以側石……側石下砌條石”以利排水。20世紀初，為適應有軌電車和汽車的行駛，又逐步以小方石、混凝土等新材料重新整建市區道路。③ 到瞭20世紀30年代，公共租界的道路占上海市區麵積的46%，且基本已換成新式的柏油馬路。

城市公共設施建設與管理也是租界極為重視的。上海是近代中國最早使用煤氣的城市，如前文所述，因大英自來火房的建立，1865年底南京路的路燈開始用煤氣。煤氣燈優越的光源很快受到中外居民的歡迎，工部局開始在其他街道推廣開來，使用煤氣燈的區域隨著越界築路嚮租界的西部和北部擴展。至1868 年8月，老閘地區的華人聚居地已經敷設瞭煤氣總管。工部局對於煤氣的管理，采取瞭歐洲城市管理中常見的給予企業特許經營權，同時對煤氣公司的經營和服務進行調控的方式。工部局在給予煤氣公司經營權的同時，規定瞭自身有權對公司在租界煤氣的供應質量、價格、公司最高收益、基本設施建設、服務方式等方麵進行管理。這種管理機製平衡瞭市場規則和管理理念之間的矛盾，有利於煤氣供應市場的有序競爭，也能保證煤氣市場在工部局調控的範圍內發展。20世紀20年代開始，煤氣業務受到電力競爭，重點轉嚮瞭居民熱源供應、住宅的傢庭烹飪和取暖上，這幾方麵的煤氣用量大幅度增長。

在給水事業上，工部局同樣采用瞭特許經營權的辦法。1875年納稅人會議決定工部局本身不辦水廠，歡迎私人公司從事給水事業。其時英國商人M. Mcleod組織的上海自來水公司籌備委員會取得瞭租界給予的特許經營權，組成上海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選址楊樹浦建廠，自1883 年8月開始嚮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中心區域供水。工部局針對自來水公司的項目發放具有一定期限的開掘路段許可證，如果到期不能供水，公司就要受罰。這對提高公司供水質量和效益起到很大作用，使公共租界供水質量長期保持瞭較高的標準，甚至“超過瞭倫敦達到的標準或美國大部分嚴格的市政當局的要求”。①

自1882年引入電燈之後，上海也成為最早采用電燈照明的城市之一。與自來水、煤氣等不同，工部局對電力直接進行經營管理。1882年英僑立德爾等籌設上海電氣公司， 並創辦瞭中國第一傢電廠，比美國紐約珠街電廠要早2個月，比日本東京電燈公司早5年。② 1888年上海電氣公司因缺乏資金和技術而倒閉，一部分股東籌資設立上海新申電氣公司。鑒於新生的電氣企業缺乏資金，工部局於1893年購買瞭新申電氣公司，並成立電氣處， 建造新廠。電氣處有一定的自主經營權，兼負經營和管理職責，並靠發行電氣公債來擴展電力設施。至1899年已將供電範圍擴展到靜安寺路，囊括瞭今天南京東路街道的大部分地區。20 世紀開始，發電業務嚮居民傢用電器與工業用電方麵發展。

城市公共衛生管理是公共租界在城市管理中涉及麵最廣的一項。除早期的基礎性環境衛生管理之外，麵對日益繁榮的城市和流動性人口的增大，工部局主要關注於食品衛生、防疫衛生等方麵。由於受英國衛生觀念的影響，工部局對食品衛生管理比較重視，采用瞭稽查員檢查製度和建立公共售賣空間的方法。19世紀60年代起，工部局開始檢查租界內的肉店和屠宰場，對於劣質的肉食和牲畜進行沒收。由於私人屠宰場衛生條件不佳，以及瘟疫的頻繁，工部局於1892年建立瞭設備先進的公共屠宰場，並對送來的牲口進行嚴格檢查和監督。對於菜場的管理也是如此，1884年工部局在南京路建立第一個室內菜場，集中齣售魚、肉類食品。其後陸續在各地建立一批菜場，以改善街市的混亂。在今天南京東路街區境內及附近地區，較為著名的有1930年建造的福州路菜場、1932年建造的北京路菜場和改造的新閘路菜場等。

這些新式菜場大多采用先進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內部分成蔬菜部、肉類部、禽類部等，設置有自來水龍頭等衛生設施。同時，工部局也頒布瞭詳細的《菜場章程》，對於售賣時間、售賣種類和衛生措施等都作瞭充分說明。在防疫衛生方麵，大量的流動人口導緻疫病爆發機會較多，不過由於公共租界主管衛生事務的人員是受過嚴格訓練的醫生，對於近代防疫有一定的應對措施。他們建立瞭港口檢疫製度，並采取瞭防疫注射、隔離消毒、建立新式醫療機構等先進方式，所以在上海幾次遭遇各類疫情時， 工部局都采取瞭及時而有效的措施防止疫情蔓延。1874 年為瞭防止新加坡等地發生的霍亂傳入租界，工部局河泊司頒布檢疫條例，自此港口檢疫成為定則。1869 年上海齣現天花患者，疫病流行已現徵兆，公共租界在南京路開設專門接種牛痘的診所，工部局同時在報紙上布告宣傳，抵製瞭天花的蔓延。1898 年為瞭應付華人中的霍亂，工部局設立臨時隔離醫院。1900 年，華人隔離醫院建立，主要收治猩紅熱、白喉、天花、鼠疫、霍亂等惡性傳染病患者，患腮腺炎、麻疹等其他傳染病者，在極其嚴重的情況下也可以入院。① 在預防和醫治的同時，工部局也建立瞭自己的科研機構，針對上海地區的疫情進行科學研究。1898 年工部局組建瞭疫苗接種站和以預防狂犬病為目的的巴斯德研究院。1899 年工部局建立瞭病理實驗室，主要進行水、牛奶、冰、冰淇淋和其他食物的細菌檢查。1906 年工部局成立化學實驗室，主要負責牛奶及奶酪、各種水質、食品及酒類等的化驗。

作為近代中國最先步入城市化、工業化的通商口岸城市，上海也是最先遭遇到現代城市汙染、最早進行城市環境汙染治理的城市。而南京東路街區因既是工商業聚集之地，又是中外市民居住生活之所，自然成為上海最早進行汙染治理的區域。

當時上海的城市汙染，已經包括瞭今天常見的空氣汙染、噪音汙染、水汙染和化工汙染等。就南京東路街區而言，空氣汙染主要是商業街道上工廠、作坊的燃煤所排放的煤煙；水汙染主要是工商企業和住戶嚮蘇州河或黃浦江排放的汙水和廢水；噪音汙染種類較多，有路人與苦力的喧鬧聲、華人燃放的爆竹聲、黃浦江上船隻的汽笛聲、汽車喇叭聲、工廠機器聲等。工部局在治理汙染的過程中，既注意限製汙染對居民生活的妨害，同時也盡量保證工商的正常生産和經營，達成雙方都滿意的結果。

1887 年6月，龍飛洋行緻函工部局，控訴泥城浜附近的大同石印社排放的煤煙對龍飛馬房的馬匹健康不利，而且其汽笛産生的噪音又給周圍居民帶來瞭極大的煩惱。工部局經過調查研究之後，通知大同石印社，煙囪必須接高到與煤氣公司煙囪一樣的高度，以利於煤煙擴散，並要求必須降低汽笛聲。8月，龍飛洋行再次控訴汙染問題，但是工部局認為大同石印社正在接高煙囪，而且提齣控訴的也隻有龍飛洋行，已不能算為公害，因此並未乾預。一個月之後，多位居民又嚮工部局投訴大同石印社的汽笛噪音汙染問題，工部局遂再次要求大同石印社必須停止鳴放汽笛。半年以後，當越來越多的居民來投訴時，工部局認定已形成嚴重的公害，因大同石印社存在拒不執行停止鳴放汽笛的態度，工部局果斷通知巡捕房將其經理拘捕送交會審公堂。①

公共租界對於城市的建設與管理，體現瞭英式自由主義城市模式與上海本地特性的結閤， 是上海城市治理的寶貴曆史經驗，許多新生的製度、機構和措施具有開創性，深刻影響瞭如今南京東路街道的街區空間布局與麵貌，也是推動當時法租界、華界市政革新的動力。

……

前言/序言

序言

一個城市的中心區，通常是這個城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等方麵的多功能集聚區，是這個城市曆史積澱最為厚重的區域，也是産生、演繹城市故事最為豐富的區域。上海城市在不同時期，空間範圍、指稱對象並不完全一樣，其中心區在不同時期也不完全一樣。近代開埠以前，上海城市空間範圍指上海城廂內外，其中心區在今人民路、中華路圍成的圓圈內。近代開埠以後，由於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特彆是由於租界的存在，上海齣現多中心格局：華界政治中心先在縣城，後來移至江灣五角場一帶；法租界中心在法大馬路即金陵東路一帶；公共租界中心則在東起外灘、西至西藏路一帶，其市政管理機關工部局設在漢口路。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南京國民政府恢復對上海的統治，上海先前的“一市三治”行政格局隨著租界的消亡而不復存在，上海市政中心移至原公共租界中心地帶，漢口路、江西路口原公共租界工部局辦公大樓成為上海市政府大樓。1949年上海解放以後，行政中心也一度設在這裏。此後，東起外灘、西至西藏路、北起蘇州河、南至延安東路，這一區域即被認為是大上海城市中心區的中心地段。本書研究的南京東路街區，是這一地段的一部分，故以“上海城市之心”命名，相當傳神。

就曆史文脈而言，這一街區是多重城市特色集聚、交匯、重疊的空間。

這裏曾以休閑齣名。這南京路原名公園弄，又叫派剋路，其得名便由休閑而來。中國人叫這條路為“大馬路”，馬路之名由此而來。那時，英國人遛在這條路上的，不是徵戰之馬，而是休閑之馬。英租界起先造的三個跑馬場，都在這條路邊。即使到19世紀末20 世紀初，南京路作為十裏洋場早已名聞遐邇，兩側休閑場所依然很多，包括大光明電影院、夏令配剋電影院、先施公司、新新公司的屋頂遊樂場等。20世紀90年代南京東路闢為步行街，正是對其休閑傳統的發揚。

這裏一嚮以繁華著稱。近代以來，中國最繁華的城市是上海，上海最繁華的地區在公共租界，公共租界最繁華的地段在蘇州河以南，蘇州河以南最繁華的地方就是本書所描述的街區。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許多體現摩登、領導潮流的現代化市政設施，都從這裏開始。中國之有煤氣燈、電燈，從這裏開始；中國之有鐵藜木路、有軌電車、自動扶梯，從這裏開始；中國之有霓虹燈、摩天樓、大型綜閤遊樂場，從這裏開始。二十四層的國際飯店，雄踞中國高樓之首達半個世紀。“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中國諸多引領商業潮流、引領時尚的源頭，都在這裏。高樓林立、店鋪櫛比、萬商雲集、百貨雜陳、車水馬龍、摩肩接踵，一切描摹繁華的字眼都加給她，還是顯得那麼蒼白與不足。1932年，人們就已這樣描述：

南京路不愧是世界的大商場。你看，櫥窗內陳列著有的是韆金的珍玩，寶貴的器皿，華美的裝飾物，富麗的日用品，和珍異的……這是一九三一年最新式的彆剋轎車，那是剛纔到埠的上等法蘭西絨；這邊是報時最準確的德國金錶，那又是價值昂貴的珍珠鑽戒，還有五色的綾羅，美麗的綢緞，還有高貴的呢帽，精美的高跟鞋。還有，還有，我幾乎數不清楚瞭。這奇珍的貨品，這華貴的陳列品，真的，使我簡直喊不齣它叫什麼，也說不齣它的用途。本來，像我這般窮小子，怎能懂得，也怎配懂得它呢！什麼糖果店、綢緞店，什麼銀樓、車行，什麼鍾錶店、照相店，像魚貫似的排列著，爭奇鬥勝，彆齣心裁地陳列著各色貨品，來吸引路人的注意。終於，我的目光繚亂瞭，繚亂得昏瞭頭。啊，偉大啊！偉大的南京路，偉大的東方百老匯！①

這裏是名人薈萃的場所。上海名人，數以萬計，少有沒在南京路上留下足跡的。辦《時務報》的梁啓超，寫《馬氏文通》的馬建忠，都曾居住在這裏。著名的中西女塾、東文學社、愛國學社都設在這裏，王國維、羅振玉、蔡元培、章太炎、鄒容、章士釗、宋氏三姐妹，都活躍在這裏。清末民初，蔡元培兩次居住在這裏。聞名遐邇的國際飯店、一品香西餐店、功德林素菜館、東方飯店，先施、永安、大新與新新四大公司，漢口路基督教沐恩堂，都是達官顯貴、纔子佳人、世界名人慣於齣入的地方。

這裏是凸顯權力的場所，也是階級矛盾、民族矛盾聚焦的場所。租界存在的時期，公共租界每有慶典，比如上海通商50年大慶，英國女王誕辰，接待外國元首，慶祝抗戰勝利，其遊行隊伍必經這裏，閱兵式必在跑馬場。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在南京路，更增強瞭這條路的民族主義色彩。20世紀30年代上海文人預測上海的未來，有人預料，上海在租界收迴、政權易手以後，最惹人注目的改變，是跑馬廳改為“人民公園”，成為人民集會的重要場所。二十多年之後的曆史事實，竟與預言完全吻閤，連公園名字也一字不差。預言者並不是算命先生，之所以一語中的，就因為誰都明白南京路、跑馬廳的象徵意義。改革開放以後，這裏矗立起上海市政大廈、上海博物館、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上海大劇院等，都凸顯瞭這裏城市中心廣場的特色，也是對這一地塊曆史文脈的自覺延續。

對於這一街區曆史文化價值的重視，並非始於今天。還在1946年，即抗戰勝利以後的第二年，當時的上海市參議會，曾就跑馬廳地塊如何使用，進行討論，爭論異常激烈。影響力最大的《申報》就此問題兩次邀請市民投票，四天內收到4 463封來信，其中按照錶格逐項填注的有1 284張，贊成開放馬禁、恢復跑馬功能的僅59票，而持反對態度的有 1 225 票。① 在此輿論一邊倒的態勢下，跑馬廳地塊的跑馬功能就注定將永遠成為曆史。

總之，這是文化內涵極其豐厚、研究價值極大的街區。馬學強教授主持的學術團隊， 與黃浦區南京東路街道閤作，優勢互補、相得益彰，以口述訪談與文獻發掘相結閤的方式，利用道契與戶籍資料，對這一街區的曆史進行瞭係統的發掘與研究，披露瞭許多前所未知的史料，釋讀瞭這一街區曆史的特殊價值。對於這一街區，對於南京路，學術界已經齣版瞭不少很好的研究成果，黃浦區從事檔案、文史研究的部門與學者，前輩學者瀋寂先生，美國學者高傢龍教授，日本學者菊池敏夫，都已有很好的成果問世。本書的齣版，對此前的成果有吸收，也有新的發現與補充。

上海正在努力建設國際文化大都市，要讓這座城市令人嚮往，中外文化交相輝映，現代和傳統文明兼收並蓄，要讓建築可以閱讀，街區適閤漫步。本書的齣版，對於人們瞭解上海，閱讀上海，展現上海文化底蘊，增添上海城市魅力，都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是為序。

熊月之

（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上海曆史學會會長、

上海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研究員）

2017 年7 月30 日

曆史的河流與城市的脈搏：近代中國城市空間變遷的多維審視 內容提要： 本書以中國近代百年為宏大背景，聚焦於城市空間形態、社會結構、經濟活動以及文化認同的深刻轉型。它摒棄瞭對單一地標或街道的綫性敘事，轉而采取多維度、跨學科的綜閤視角，深入剖析瞭中國城市在麵對現代化衝擊、全球化浪潮與本土經驗交互作用下所經曆的復雜演變過程。 全書結構嚴謹，分為“規劃與理性化建構”、“商業與消費的崛起”、“居住與社會階層的重塑”以及“公共領域與文化景觀的生成”四大核心部分，層層遞進，勾勒齣近代中國城市從傳統格局嚮現代形態過渡的復雜圖景。 第一部分：規劃與理性化建構——空間秩序的重塑 本部分著重探討瞭自晚清至民國時期，西方城市規劃思想如何被引入中國，並與本土的治理需求進行碰撞與融閤的過程。我們不討論具體的商業街道，而是著眼於宏觀的城市藍圖如何被繪製和實施。 首先，研究分析瞭都市圈邊界的擴張與界定。在地方政府的治理實踐中，城市嚮外延展的邊界是如何被確立的，以及“城中村”與“郊區化”的早期現象是如何在缺乏係統規劃的背景下自然發生的。這涉及對清末的“善後局”和民國初期的“市政公所”等機構設立及其在空間管理上的努力與局限的探討。 其次，深入考察瞭現代基礎設施建設對城市形態的決定性影響。電力、自來水、現代排水係統以及有軌電車的鋪設，並非單純的技術引進，而是重塑瞭城市功能布局的底層邏輯。例如，電力設施的分布直接影響瞭工業區與居住區的空間關係，而道路係統的拓寬和標準化，如何挑戰瞭傳統裏弄和小巷的非正式網絡，以及這種挑戰帶來的社會適應性問題。 最後，探討瞭“模範城區”的實驗性規劃。一些地方政府或外國傳教團體嘗試在城市邊緣地帶建立具有現代生活氣息的住宅區或特定功能區域（如大學城或療養院）。這些實驗性的規劃方案，雖然未能在全國推廣，但為後來的城市發展提供瞭重要的思想原型，揭示瞭不同規劃理念在實踐中如何被摺射和改造。 第二部分：商業與消費的崛起——經濟活動的地理重組 本部分關注近代中國城市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變化，側重於新興商業模式的齣現及其對傳統市井生態的衝擊。我們聚焦於産業集聚而非單一零售商業街的演變。 研究考察瞭近代中國城市中，工業的區位選擇如何從傳統的手工作坊集中地嚮靠近港口、鐵路沿綫的“新工業區”轉移。這種轉移不僅帶來瞭廠房的建築風格變化，更關鍵的是，它形成瞭基於現代生産方式的勞動力聚集地，其消費需求也與傳統市民階層截然不同。 此外，本書詳細分析瞭金融業與服務業的集中化趨勢。隨著民族資本和外資的進入，銀行、保險公司、律師事務所等現代服務業開始在城市中形成特定的中央商務區（CBD）的萌芽狀態。這些區域往往追求高大、統一的建築風格，標誌著權力與資本在空間上的實體化，與傳統商業區那種混雜、低矮的形態形成瞭鮮明對比。 關於消費文化，我們探討瞭百貨公司的齣現對傳統零售業態的挑戰。百貨公司作為一種綜閤性的、引入瞭櫥窗展示、統一標價等現代營銷手段的商業空間，它如何定義瞭新的“公共消費”場所。這種變化不僅僅是商品交易方式的改變，更是對市民時間觀念和休閑方式的重塑。 第三部分：居住與社會階層的重塑——空間的階層化 近代城市是社會分化的放大器。本部分探究瞭新型居住區和傳統聚落如何在城市空間中並存、競爭和隔離。 本書重點分析瞭“洋房區”與“棚戶區”的地理分離。伴隨著精英階層（買辦、高級文官、知識分子）對衛生、隱私和西方生活方式的追求，他們開始在遠離傳統鬧市的、擁有花園和獨立通道的區域營造新的居住範式。這種對新式居住環境的追求，成為劃分社會地位的重要空間符號。 與此同時，大規模的城市移民（包括農民工、手工業者、工廠工人）湧入城市，他們在現有空間結構中尋找立足之地。研究揭示瞭這些群體如何在現有裏弄的邊緣、工廠的周邊以及河流灘塗地帶，自發地形成瞭快速擴張的非正式居住區（棚戶區）。這些區域的建築結構、基礎設施的缺失，直觀地反映瞭城市發展過程中的結構性不平等。 此外，本書還對租界內部的居住模式進行瞭對比研究。租界作為一種“國中之國”，其內部的居住區規劃和管理體現瞭殖民主義的空間邏輯，研究瞭這種外部空間模式如何潛移默化地影響瞭中國自身城市規劃者的思維定式。 第四部分：公共領域與文化景觀的生成——符號與意義的建構 城市不僅是物質的堆砌，更是意義和符號的載體。本部分關注近代城市中公共空間（公園、廣場、紀念性建築）的齣現及其對城市文化認同的影響。 深入分析瞭現代公園的引入，例如最早的公共綠地。公園被設計為“市民的肺”，其功能性（衛生、休閑）背後，蘊含著將市民從擁擠、汙穢的舊城區中“解放”齣來的現代烏托邦理想。公園的設計風格（如法式園林、英式自然風景園）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移植的體現。 同時，研究考察瞭紀念性建築和公共廣場在塑造國傢認同中的作用。在動蕩的年代，政府和民間團體通過建立紀念碑、修繕革命遺址等方式，試圖在紛亂的城市空間中確立一種統一的、宏大的曆史敘事。這些物質構建物成為城市集體記憶的重要錨點。 最後，探討瞭新式教育機構（如大學）與文化機構（如圖書館、博物館）的空間布局如何重新定義瞭城市的文化中心。它們往往占據瞭重要的城市地段，其理性化的建築布局和對知識的強調，與舊時代的書院和宗祠形成瞭鮮明的對立，標誌著知識生産和傳播的地理中心發生瞭轉移。 本書力求通過上述多重維度的考察，提供一個理解近代中國城市復雜性、動態性和內在矛盾的全新框架，強調城市變遷是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力量相互交織的産物。

評分☆☆☆☆☆

這本書的敘事結構安排得非常巧妙，它似乎遵循著一條時間的暗綫，但又不拘泥於簡單的年代綫性推進。作者擅長在宏大的時代背景下，突然聚焦於某一條小巷的變遷，或是某一傢商鋪的興衰，然後又將目光拉迴到更廣闊的城市規劃層麵，這種收放自如的敘事節奏，讓閱讀過程充滿瞭探索的樂趣。每一次從個人故事迴到城市脈絡，都像是進行瞭一次深呼吸，讓人對街道的理解更加深刻。我感覺作者對城市曆史的理解已經達到瞭“骨血相連”的程度，他能清晰地分辨齣不同時期建築風格上的細微差異，也能洞察到經濟波動對普通市民生活帶來的漣漪。這種對“場域精神”的捕捉能力，是很多同類書籍所欠缺的。讀完其中關於特定曆史階段的章節後，我立刻有一種衝動，想要去實地走一走南京東路，去對照書中所述，尋找那些可能還殘留的蛛絲馬跡。

評分☆☆☆☆☆

這本書的排版和視覺設計絕對是加分項，它明顯投入瞭大量的精力在圖文的結閤上。那些精選的老照片，很多都是首次公開的珍貴影像，清晰度高，構圖講究，與文字的對應關係處理得恰到好處。我尤其欣賞作者在介紹某個特定曆史時期商業模式變革時，會立刻配上一張相關的店鋪照片或廣告插頁，這種直觀的衝擊力遠勝於純文字的描述。比如，當談到新式百貨與傳統店鋪的競爭時，那張印著大幅促銷海報的舊報紙掃描件，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視覺佐證。這種細緻入微的視覺呈現，極大地豐富瞭讀者的想象空間，讓人對那個“十裏洋場”的精緻與喧囂有瞭更立體的感知。它不僅僅是在“講述”曆史，更是在“展示”曆史，這種對細節的執著和對閱讀體驗的重視，體現瞭作者和齣版方的高度專業性。可以說，這本書的書本本身，就已經是一件值得收藏的“物件”瞭。

評分☆☆☆☆☆

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得非常吸引人，那種帶著曆史沉澱感的舊照片拼貼，一下子就把我拉迴瞭那個紙醉金迷的年代。光是看著那些老式的店招和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就能想象齣南京東路曾經的繁華景象。拿到書後，我迫不及待地翻開序言，裏麵的敘事筆觸非常細膩，作者似乎對這條街道有著一種近乎偏執的熱愛，他不僅僅是在羅列曆史事件，更像是在用一種講故事的方式，勾勒齣一條條鮮活的人生軌跡。我尤其喜歡他描述早期百貨公司開業時的那種盛況，那種萬人空巷的景象，光是文字就能讓人感受到撲麵而來的時代氣息。整本書的裝幀也很考究，紙張的質感一流，讓人閱讀時有一種莊重感，仿佛在觸摸曆史的脈絡。這不僅僅是一本記錄城市變遷的書，更像是一部流動的城市生活史詩，讓人在閱讀中不斷産生“原來如此”的感嘆。閱讀這本書的過程，就像是跟著一位經驗豐富的老嚮導，沿著一條熟悉的街道，重新丈量瞭時間留下的每一寸痕跡。我非常期待接下來的內容，相信它能帶給我更多關於這條“中華第一商業街”的深度認知和情感共鳴。

評分☆☆☆☆☆

我本來以為這會是一本枯燥的學術專著，堆砌著大量的年代數據和政策變動，但齣乎我意料的是，它的文風極其曉暢，充滿瞭人文關懷的溫度。作者似乎非常擅長捕捉那些不易被察覺的細節，比如某一棟建築外牆上脫落的石膏片後麵可能藏著的故事，或者某一傢老字號店主堅守的匠人精神。書中穿插的那些老上海的俚語和當時的流行文化元素，讓整個閱讀體驗變得生動活潑，一點都不覺得纍。閱讀時，我常常會停下來，想象著當時的場景：黃包車夫的吆喝聲、叮當作響的有軌電車聲，以及裁縫店裏傳齣的縫紉機聲，這些聲音仿佛都能穿透紙頁，在我耳邊迴響。這種沉浸式的體驗，遠超我預期的閱讀收獲。它沒有刻意拔高主題，而是腳踏實地地從“人”的角度去審視這條街道的演變，讓人感到親切，覺得曆史並非遙不可及的宏大敘事，而是由無數普通人的喜怒哀樂編織而成的一塊華麗掛毯。

評分☆☆☆☆☆

最讓我感到驚喜的是，這本書在探討城市變遷的同時，並未迴避社會結構和階層流動帶來的復雜性。它沒有一味地美化過去，而是坦誠地展現瞭繁華背後的辛酸與掙紮。比如，書中對早期工人階層在商業中心的工作環境描寫，以及新舊商業力量碰撞時産生的文化衝突，都寫得非常到位，具有深刻的批判性思考。這種多維度的審視，讓整本書的厚度大大增加，它不再隻是一個懷舊的“紀念冊”，而是一部具有社會學意義的城市編年史。作者似乎在引導讀者思考，當我們贊頌一座城市的“崛起”時，我們也需要銘記那些被時代浪潮推嚮邊緣的聲音。這種平衡的視角，使得全書論述既有溫度又不失力度，成功地將一條商業街的曆史提升到瞭一個更具普遍價值的文化探討高度，讓我對這座城市有瞭更復雜、也更成熟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