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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秦汉是中国学术发生巨变的时期，也是法家变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探讨这一时期法家在学术史和政治实践中的走向既有学术价值，更富现实意义。《先秦法家在秦汉时期的发展与流变》以法家在秦始皇至汉武帝这一历史时段的发展流变为研究对象，对相关历史人物（如秦之始皇帝、李斯、吕不韦、赵高、秦二世，汉之晁错、贾谊、汉武帝、董仲舒）及其相关重要典籍（如《吕氏春秋》、《新书》、《淮南子》、《春秋繁露》、《盐铁论》等等）依次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全面呈现法家在秦汉时期发展与流变的脉络和表现。

内容简介

　　无论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还是政治史上，先秦法家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学派，也是一个饱受争议的学派。它助秦国走向强大、统一六国，同时又被视为秦代短暂而亡的罪魁祸首。有汉一代，出于建立新王朝合法性和反省秦亡教训的现实需要，加之儒家“独尊”，先秦法家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受到强力挤压。即使如此，因其思想中的精华内容顺应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势，汉代政治家、政论家在批判它的同时不得不主动去认识它、接受它、融合它，最终形成了政坛上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外儒内法，阳儒阴法”，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的格局。借助文献比勘，通过分类比较论证，《先秦法家在秦汉时期的发展与流变》揭示了先秦法家对秦代政治的作用和汉代“外儒内法，阳儒阴法”政治特色的形成过程，亦即先秦法家从秦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演变为汉代政治的幕后策划的过程，从而系统地阐述了法家在秦汉时期的发展与流变。

作者简介

　　杨玲，文学博士、博士后，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的教学与研究。出版《中和与绝对的抗衡——先秦法家思想比较研究》《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研究》以及《楚辞语言辞典》（合著）等著作。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吕不韦与先秦法家
第一节 从文献比勘看《吕氏春秋》与法家的关系
第二节 《吕氏春秋》的法思想
第三节 《吕氏春秋》的术论和势论
第四节 《吕氏春秋》的君主专制思想

第二章 秦始皇与先秦法家
第一节 从《韩非子》之《孤愤》《五蠹》看赢政对先秦法家的接受
第二节 从秦代刻石文看法家思想在秦始皇时期的发展与流变

第三章 李斯、赵高、秦二世与先秦法家
第一节 李斯与先秦法家
第二节 赵高与先秦法家
第三节 秦二世与先秦法家

第四章 贾谊与先秦法家
第一节 贾谊与先秦法家关系考辨
第二节 贾谊的礼思想
第三节 贾谊的术论和势论
第四节 救世的热情

第五章 晁错与先秦法家
第一节 晁错对齐法家《管子》的接受
第二节 晁错接受齐法家《管子》的原因

第六章 《淮南子》与先秦法家
第一节 从文献比勘看《淮南子》与法家的关系
第二节 《淮南子》与法家发展的历史观
第三节 《淮南子》的法思想
第四节 《淮南子》的术论
第五节 《淮南子》的势论
第六节 《淮南子》的兵学思想

第七章 汉武帝与先秦法家
第一节 法家在武帝朝存在的必然
第二节 从武帝的用人思想与武帝之臣看法家的发展与流变
第三节 从武帝朝的繁法严律与酷吏政治看法家的发展与流变

第八章 董仲舒与先秦法家
第一节 董仲舒的法思想
第二节 董仲舒的术论和势论
第三节 董仲舒的君臣观念

第九章 《盐铁论》与先秦法家
第一节 御史、大夫的治国观念
第二节 文学、贤良的治国观念
第三节 从论辩双方的学派归属看法家的发展与流变

结论
征引文献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先秦法家在秦汉时期的发展与流变》：
　　赵高对法家思想比较熟悉。他了解和学习法家学说的途径之一是宫中官员之间的口耳相传与实践。因为自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后，商鞅的法家思想就一直是秦国官方的政治指导思想之一。商鞅虽然被车裂，但他的主张依然在秦国施行。途径之二是通过官方收藏的典籍学习。这主要集中于韩非的法家思想。赢政是如何看到韩非的《五蠹》和《孤愤》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想到的是赢政青睐韩非之作一定会引起秦国官员对韩非文章的关注，因而加速韩非著作的编集。秦始皇下令焚书时，因为法家思想在秦朝独一无二的地位，法家典籍不在焚毁之列，由此秦收集到的韩非的作品保存完整。汉取代秦后，其图书档案皆被萧何接管。《史记·萧相国世家》说：“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司马迁在《韩非列传》说：“（韩非）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又说：“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韩长孺列传》说韩安国“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于此可见，韩非的著作流传非常广泛。这种广泛与秦王朝对韩非作品的重视有密切关系。所以，包括赵高在内的秦国官员拥有阅读韩非文章的便利条件，具备接触韩非思想的机会。这是赵高学习、接受韩非学说的前提。
　　为了篡取皇权，赵高把法家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连坐法是法家严刑酷法的标志。赵高对它的应用和威力深谙于心。当秦二世胡亥对赵高说他想尽情享受人生时，赵高表示赞同，但提出蒙毅等故臣的存在将威胁秦二世的王位，妨碍他享乐，所以要“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于此”②。赵高是要借秦二世之手铲除异己，培植自己的政治力量。首先，以连坐除去故臣和皇亲。其次，用“贫者富之，贱者贵之”的手段更置亲信。连坐法是法家严刑峻法的一个标志，它使人与人之间没有情感，只以利益牵连。商鞅利用连坐法使出征的将士在疆场上只能前进不敢退缩，只能奋力拼杀不敢投敌。因为他们的行为直接关系家中亲人的安危，关系到与他们同一伍的士卒的安危。韩非说，连坐法可以使人们互相监督，从而减少犯罪。连坐法虽然有残酷的一面，但从政治管理角度评判尚存合理因素。而赵高教导秦二世用连坐法杀大臣、远骨肉实在是灭绝人性。但是昏庸的秦二世为了保全自己的皇帝之位，为了尽情享乐竟然完全答应，不仅对他父亲的故臣，而且对自己的兄弟姊妹痛下杀手：“二世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于是群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令鞠治之。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死于杜，财物人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①假如除去贤明的公子扶苏，让无能的胡亥做皇帝，是赵高篡权的第一步，那么杀大臣远骨肉就是赵高阴谋的第二步。因为老臣与皇族的存在会阻碍他篡权。除去旧势力之后，赵高开始培植自己的党羽。他用的是“贫者富之，贱者贵之”的手段。这本是商鞅驱使民众的一种策略。《商君书·说民》说：“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去强》又有：“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凭借连坐法，赵高借秦二世之手已经除掉了有权有势的富贵之臣，接下来他要做的是利用秦二世手中掌管的国家财富形成自己的朋党。具体的做法就是用功名利禄笼络收买无权无势的大臣，让他们死心塌地地为自己服务，成为自己的心腹和帮凶。这是赵高对先秦法家学说的又一应用。
　　篡权的障碍除去后，赵高终于要对秦二世下手了。他首先测试朝中大臣对自己的态度，于是就有了中国历史上丑陋而滑稽的一幕：指鹿为马。这一幕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一个深刻的烙印，以至于后世君臣常常引以为戒。陆贾《新语·辨惑》篇说：“秦二世之时，赵高驾鹿而从行。……当此之时，秦王不能自信其直目，而从邪臣之言。鹿与马之异形，乃众人之所知也，然不能别其是非，况于暗昧之事乎？……群党合意，以倾一君，孰不移哉！”指鹿为马成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代名词。而一说到指鹿为马，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赵高，无形中赵高似乎成了这一“历史剧”的原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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