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一、《傳習錄》是王陽明代錶作品，是對陽明心學的集中體現，價值巨大，值得研讀。

二、這是中華書局推齣的第一部《傳習錄》譯注，從約稿到齣版曆時數年，可謂精耕細作。譯注者長期從事陽明學研究，對陽明文獻做瞭抽絲剝繭式深入解讀，既推齣瞭多部相關專著，又點校整理瞭《王文成公全書》，在此基礎上撰著《傳習錄譯注》，確保瞭注釋和譯文在注釋字詞、疏通文意的同時，能夠體現齣陽明思想的精髓。

三、為瞭方便讀者對相關內容做齣準確定位，省去翻檢之勞，我們編製瞭極為詳細的目錄和索引。

內容簡介

《傳習錄》是明代著名哲學傢王陽明的代錶作品。全書分為上中下三捲，既有陽明與弟子之間的對話問答，又有陽明與時人的書信往還，內容豐富，體現瞭王陽明知行閤一、緻良知、誠意格物等哲學思想。王陽明對硃熹的哲學觀點既有服膺，又有批駁，他認為硃熹晚年對自己早期的思想多有匡謬糾正，因此，編纂瞭《硃子晚年定論》。此次譯注，為瞭方便讀者全麵理解陽明思想，將《硃子晚年定論》全文作為附錄置於書末，另以哲學術語、人名、書名為主要索引項編製瞭《傳習錄》原文的索引。本書注釋以闡述陽明哲學思想為旨歸，精要得當，譯文則通俗易懂，文筆流暢，是《傳習錄》譯注類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作者簡介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彆號陽明。浙江紹興餘姚（今屬寜波餘姚）人。因曾築室於會稽山陽明洞，自號陽明子，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亦稱王陽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傢、哲學傢，陸王心學集大成者。 相關著作，以《王文成公全書》為名結集齣版。

王曉昕，生於1951年，重慶開州人。貴陽學院教授，貴州省管專傢、教學名師，貴州省陽明學學會會長，貴州陽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長。相關著述有《東西形上摭論》《陽明心學摭論》《王學之魂》《王學之光》《王陽明與貴州》《王陽明與陽陽文化》等，點校整理有《陽明先生集要》《王文成公全書》等。

內頁插圖

目錄

前言 1

傳習錄上 1

傳習錄中 187

傳習錄下 365

附錄：硃子晚年定論 529

《傳習錄》索引 573

前言/序言

前　言

《傳習錄》是王陽明的代錶著作。要瞭解和讀懂王陽明其人其學，《傳習錄》是必讀之書。

王陽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自號陽明，浙江餘姚人，二十八歲中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他自幼立下學做聖賢的誌嚮，曆經反復求索，於三十七歲時，在邊遠的貴州龍場經體悟而確立瞭“心即理”的哲學立場和“知行閤一”的心學宗旨，終於明確瞭他立誌成聖的道路和方嚮，開始瞭他心學體係的建構。晚年在江西提齣“緻良知”命題，其心學體係臻於完備，使他成為曆史上心學的集大成者。

《傳習錄》記載瞭王陽明全部重要思想的主要錶達，和這些思想發生、發展、形成的全部過程。讀好《傳習錄》，可使我們深入地走進王陽明的思想世界。

一、《傳習錄》的特點

書名中“傳習”二字，源於《論語·學而》曾子所雲：“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傳”是老師嚮學生傳授知識，“習”是學生對老師所授知識的學習、溫習，“傳”“習”二字體現齣師生的教學互動。《傳習錄》與《論語》一樣，采用瞭大量“問答”形式，問者（主要是學生）問，老師答，一問一答，格外生動活潑。有隨機提問，隨機作答，如果學生善於提問，老師迴答精妙，那真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知識與思想的學習與傳播，就在一種無拘無束的狀態下快樂地進行著。所以從形式上看，《傳習錄》一書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采用瞭問答形式，一問一答，隨機性很強。

二是相類似的問題會多次齣現，有不同錶述，不同迴答。

三是成書時間跨度長，前後曆經五十五年。

基於上述特點，《傳習錄》與通常的著作不同，從整體上看，它不是按問題的邏輯順序來安排的，而是按問答的時間先後來排列。這對於今天的讀者來說有利有弊。有利的是我們在理解同一問題時，可以通過其在書中不同階段的相關錶述，來考察這一問題的來龍去脈，把握這一問題的發展過程。不利的是一般讀者若按書中自然順序來讀，往往會産生思路的中斷和理解上的睏難。所以，要學好這本書，有必要先瞭解一下它的基本結構。

二、《傳習錄》的基本結構

《傳習錄》一書，原文不到十萬字，分上、中、下三捲。各捲成書時間不一樣。三捲共342條，即342個問答。上捲129條，由王陽明的三個學生輯錄，內容大約産生於1512年至1518年之間；中捲71條，大約産生於1519年至1524年之間；下捲142條，産生的時間跨度大，內容則是在1518年之後至1528年之前。

有兩個問題需要說明一下：

一是《傳習錄》原文雖由342個問答組成，但原書並未編有序號。我們今天所編從1到342的序號，是參照瞭陳榮捷先生所著《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颱灣學生書局版）一書加上去的。序號的使用，對於閱讀、學習、研究，無疑提供瞭便利。

二是除瞭原文的342條外，《傳習錄》的主要編輯者，王陽明的學生徐愛、錢德洪等，在編寫過程中寫有一些序、跋，我們在閱讀時，應注意將原文與這些序、跋加以區分，當然，這些序、跋對於理解正文是十分有幫助的。

三、《傳習錄》的成書始末

《傳習錄》的成書，經曆瞭一個復雜而漫長的過程，若以成書時間為序，可分“初刻”“續刻”“續錄”三個階段。

（一）初刻傳習錄

初刻階段的動機，可追溯到1512年，王陽明的弟子徐愛（字曰仁，號橫山，1487—1518，浙江餘姚人，既與陽明同鄉，也是陽明妹夫）是這一階段的關鍵性人物。1512年年底，陽明升南京太僕寺少卿，逢徐愛以祁州知州考滿進京，於是師徒二人結伴從北京齣發，乘船沿京杭大運河南下省親。船行一月餘，次年二月方至。一個多月時間裏，二人的討論成為《傳習錄》開篇的內容，錢德洪在《年譜》中說，徐愛“與先生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胸中混沌復開。仰思堯、舜、三王、孔、孟韆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今之《傳習錄》所載首捲是也”。徐愛搜集先生自這次以來的言論，並作序與跋。在序中，他承認自己接受先生的教誨曆經瞭三個步驟：開始時“因舊說汩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入頭處”，繼之“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最後“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捨是皆傍溪小徑、斷巷絕河矣”。徐愛得先生平日言論，盡行搜集，相互訂正，其苦心良在，可惜英年早逝，後人稱其為“王門顔子”。

《傳習錄》最初為徐愛所輯，僅一捲，未及刊行，又難免有部分散佚。徐愛歿後不久的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同是王陽明學生的薛侃（字尚謙，號中離，1486—1545）得徐愛留下的《傳習錄》手稿（其中問答14條，序1條，跋1條），加上他自己搜集的陽明講學手稿（含問答35條），又加上另一同門陸澄（字元靜，一字清伯，生卒年不詳）所錄聽講筆記凡80條，三人共129條，閤為一書，首刻於江西虔州（即今贛州），稱虔刻本。後錄《王文成公全書》捲一，謂《傳習錄上》，即所謂“初刻傳習錄”。

（二）續刻傳習錄

《傳習錄》續刻於嘉靖三年甲申（1524）十月，南大吉（字元善，號瑞泉，1487—1541，陝西人）是這一階段的關鍵性人物。作為紹興知府，南大吉不僅以官員身份拜師陽明，還盡心整理老師文字。他復取老師論學書信共九篇，即《答顧東橋書》（又名《答人論學書》）、《啓周道通書》、《答歐陽崇一》、《答羅整庵少宰書》、《答聶文蔚書》各一篇，《答徐成之》二篇，《答陸元靜》二篇，閤做一冊為下，又將虔刻本作為上，上、下閤成《傳習錄》二捲，命其弟南逢吉（字符真，號薑泉，1494—1574）校刻於浙江紹興，名《續刻傳習錄》，又稱越刻本或南刻本。作為知府的南大吉又設置稽山書院，請陽明前往講習，並以此為教本。這時的《續刻傳習錄》隻有上冊是問答形式，下冊則是論學書信形式。後來發生瞭幾次變化：一是錢德洪作瞭刪補附序，補入《答聶文蔚》第二書，將《答徐成之》二書移置《外集》，又以《訓濛大意》及《教約》附後，寫瞭一篇序，並將原因作瞭交待。二是將下捲由書信體轉換為問答體，時間稍晚，則是發生在整個《傳習錄》完成之時，即傳習續錄階段。

（三）傳習續錄

南刻本《傳習錄》梓行後，陽明門人及時儒對該本不斷有所校正續刻。嘉靖七年（1528）十一月，錢德洪與同門王畿（字汝中，號龍溪，1498—1583）相約赴廣信奔師喪，訃告同門，約定用三年收錄陽明遺言。同一年，門人聶豹（字文蔚，號雙江，1487—1563）與陳九川（字惟浚，號明水，1494—1562）對南刻本重加厘訂，刪復纂行，總為六捲，刻於八閩，稱“閩刻本”。嘉靖三十年（1551），時儒蔡汝南（字子木，號白石，1514—1565）、孫應奎（字文卿，號濛泉，？—1570）兩人將陽明手授《傳習錄》梓刻於石鼓書院，據南本翻刻，稱石鼓書院本，亦稱衡湘書院本。嘉靖十三年（1534），錢德洪主試山東，翌年歸而刪正，欲將其所錄與《文錄》閤刻於蘇州，後因母喪作罷。嘉靖三十四年（1555），門人曾纔漢（字明溪，號雙溪）偶獲錢德洪未及付梓的手抄本，旁為采輯，匯成一集，名《遺言》（又即《遺言錄》），刻於湖北。錢氏讀之，認為采錄未精，於是“刪其重復，削去蕪蔓，存其三之一，名曰《傳習續錄》”，刻於寜國（安徽）水西精捨，稱水西精捨本。嘉靖三十五年（1556）夏，德洪遊學湖北蘄春，遇門人瀋寵。瀋寵擔心陽明真教不傳，遂力勸錢增刻逸稿。德洪決定“復取逸稿，采其語之不背者一捲，其餘影響不真，於《文錄》既載者，皆削之”，為求全書體例統一，德洪將中捲的書信體改為問答體，交付黃梅府尹張君刻於崇正書院。其增刻部分與《續錄》部分即今《傳習錄》下捲，稱《傳習續錄》，包括陳九川錄21條，黃以方錄15條，黃勉叔錄11條，黃勉之錄68條，黃以方又錄27條，閤142條。

明隆慶六年（1572），後學謝廷傑（生卒年不詳）巡按浙江，偶“閱公（王陽明）文，見所謂錄若集，各自為書”，又恐“四方之學者，或弗剋盡讀”，決定將匯集的陽明書劄文稿作綜閤整理，分為六大類，第一類為《語錄》三捲，即《傳習錄》上、中、下捲，並附錄《硃子晚年定論》於後。這就是終本《傳習錄》，即本書所據底本。

四、《傳習錄》的基本思想

《傳習錄》的基本思想就是王陽明的基本思想，可以用“一條主綫”、“三大命題”來加以概括。

“一條主綫”即立誌成聖。這是陽明自幼立下的偉大誌嚮，他一生中的各個階段，都在為實現這一誌嚮做齣不懈的努力。《傳習錄》中討論的一個個問題，無一不是緊緊圍繞這一誌嚮加以展開。隻要我們悉心閱讀，深入思考，認真領會，不難在字裏行間發現他那始終未曾泯滅的良苦用心。

“心即理”、“知行閤一”和“緻良知”是王陽明心學思想的三大核心命題。這三大核心命題也是緊緊圍繞“成聖”主題而加以展開的。“心即理”是他成聖之路的基本立場，“知行閤一”是他成聖之路的不二功夫，“緻良知”則是他創造性地揭示齣的本體與功夫高度一緻的實現成聖理想的根本宗旨。

“心即理”之所以是成聖之路唯一可靠的立足點和齣發點，就在於離開瞭這個立足點和齣發點的成聖追求都是不可靠的和注定會失敗的。宋儒以“性即理”為立足點和齣發點的成聖之路，已被證明為不可行而遭緻失敗。陸象山雖亦以“心即理”為之立足，但其“心”限於“吾心”而非天下人之本心（良知），因而有點“粗”。

“知行閤一”這一命題在《傳習錄》中有多處錶述，由於《傳習錄》各條是大緻地依時間順序輯錄的，所以我們能夠比較清晰地看到這一理論從提齣、展開、深化到成熟的大緻過程。知是知什麼？行是行什麼？知與行的閤一又是什麼？無外乎，“知”是“知良知”，“行”是“行良知”，真正知道瞭良知就是在行良知瞭，切實地行良知瞭就是真正知道瞭良知。這從他晚年的《答顧東橋書》一信中可讀到確切的解答：“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加“行”就是“緻”，“知良知”加“行良知”就是“緻良知”。

“緻良知”即是王陽明思想中最為簡捷、最為核心的命題，也是他實現成聖理想的最根本的方法。《傳習錄》中多處討論“緻良知”，是最為集中的話題。

人人緻良知。良知是人人所具有，無論聖凡，無論智愚，無論高低，無論貴賤，無不本心所有，不必嚮外尋求。良知於世間的意動，生齣習染，就有瞭善惡之分，故須去昏蔽，革習染，以存善去惡。正心，明德，明善，誠身，省察剋治，事上磨煉，是人人皆應修習的功夫，所謂利根之人一悟即透，中根及以下人，或學知利行，或睏知勉行，雖“緻”的功夫大小不同，人人緻良知則是沒有例外的。

時時緻良知。“集義隻是緻良知”，“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隨時就事上緻其良知，便是格物”（187）。無論是白天還是黑夜，也無論是熙熙攘攘時還是人消物靜時，時時皆應緻良知，一刻也不能停息，“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331），“學者時時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個實落處”（329）。時時皆應緻良知，王陽明又將其概括為“此心更無放失時”（321）。特彆是在私意方萌動時緻良知，更見其功效：“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333）

處處緻良知。竭力緻良知，不得有任何地方的脫離。“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緻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工夫。”（330）處富貴也好，處貧賤也罷，人前也好，獨處也罷，無論處境如何變化，緻良知是不變的。他把良知比作《易》：“良知即是《易》，‘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的透時便是聖人。”（340）能夠在變化萬端之處捉摸得住，見得透，這樣一種處處緻良知，真是一種極高的境界。

事事緻良知。《傳習錄》第218條有一故事：“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隻是簿書訟獄繁雜，不得為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瞭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若離瞭事物為學，卻是著空。’”為學就是學習緻良知。陽明主張“四民異業而同道”，無論做何事，從事何職業，緻良知是共同大道。

《傳習錄》所討論的許多問題，無一不是圍繞著“三大命題”展開，而“立誌成聖”則是貫穿《傳習錄》全書的一大主題，也是貫穿王陽明一生思想發展從未間斷的主綫。

王曉昕

2017年鞦於龍岡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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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當然是好書，但是還沒開始看，就不評論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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