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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依省市分卷。地区不同，情况各异，或出土文物极为丰富，或壁画雕塑美不胜收。其中的音乐文物，自然也占一定比重。北京市却情况大异，出土音乐文物，寥寥无几，屈指可数；辽金遗存，断塔残幢，所留音乐文物，亦微乎其微，不能自成体系，故无法结合本市地理情况、历史沿革等，来探讨其音乐发展源流。但是，北京系伟大祖国的首都，亦曾是辽、金、元、明、清几代延续千年的建都之地，精华荟萃，珍宝备集，自古已然。以当今集中在这里的音乐文物而言，仅就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就质精量大，举世无匹。前者在明清两代宫廷御物的基础上，又蒐集了大量珍贵文物，以传世品居多。后者则为办好展现我国悠久文明的博物馆，经全国各地支援了众多有代表性的展品，以发掘出土的为主。有不少属于国宝级或一级音乐文物。乐器类，有研讨价值者，不可胜数。流传有绪，由于不同原因，都成为我国音乐文化瑰宝。尤以经测音而发现音响良好者，价值更高，堪称精品之*。经分析研究，探讨其音阶结构及发展规律对研究音乐史、乐器史以及乐律学等，都是可靠的珍贵实物。图象类，上起远古彩陶，下至宋元明清历代名画，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它们属于不同时代，来自不同地区和民族，描绘不同的音乐生活。尤以出自杰出画家之手的写实乐舞图、演奏图等，对我国古代乐器的发展、乐队的组合、表演的形式、乐舞的变化，以及各阶层人物的音乐生活，都有真实而生动的写照。它们的特殊价值，在可以弥补文献的欠缺，考核史料的真伪，印证传说的有无，对研究音乐文化的贡献，又是任何其他种类的文物所不能替代的。

目录

北京音乐文物综述

一章 乐器
一节 骨笛 陶钟 陶鼓
1.贾湖骨笛
2.河姆渡骨哨（6件）
3.庙底沟陶钟
4.斗门镇陶钟
5.民和阳山陶鼓
6.永登乐山坪彩陶鼓
第二节 埙
1.琉璃阁陶埙（3件）
2.韶埙
3.太室埙
4.青釉瓷埙
5.人、鬼首陶埙（4件）
6.绿釉、三彩人首陶埙（5件）
7.红漆描金云龙纹埙
第三节 磬
1.东下冯石磬
2.虎纹石磬
3.妊冉入石石磬
4.安阳石编磬（3件）
5.后川2040墓石编磬（10件）
6.长治分水岭14号墓编磬（22件）
7.青石编磬（8件）
8.古先齐厘等石磬（3件）
9.龙首铜编磬（6件）
10.描金云龙纹玉特磬
11.仲吕特磬
12.碧玉描金龙纹编磬（16件）
第四节 铙
1.亚弜编铙（5件）
2.亚编铙（3件）
3.兽面纹编铙（3件）
4.饕餮纹铙（3件）
5.弦纹铙
6.弦纹铙
7.史铙
8.亚口铙
9.亚铙（2件）
10.兽面纹大铙
11.虎纹大铙
12.兽面纹大铙
13.象纹大铙
14.涡云纹大铙
第五节 钟镈
1.长甶编钟（3件）
2.钟
3.虢叔旅钟
4.士父钟（2件）
5.双龙回纹钟（2件）
6.夔龙纹钟
7.建鸥南雅甬钟
8.连平惠阳甬钟
9.蟠夔纹钟
10.虎饰搏
11.四虎铸
12.上村岭虢太子墓编钟（9件）
13.虺螭纹编铸（2件）
14.螭凤纹编钟（10件）
15.琉璃阁甲墓编钟（9件）
16.琉璃阁甲墓编铸（3件）
17.寿县蔡侯墓编钟（9件）
18.蔡侯编铸
19.蔡侯纽钟
20.邾公径钟
21.邾公华钟
22.邾叔之伯钟
23.王子婴次钟
24.邾王子旆钟
25.余娲速儿钟
26.者钟
27.恭城甬钟
28.蟠螭纹铸
29.镈
30.双鸟钮镈
31.能原镈
32.后川2040墓编钟（20件）
33.后川2040墓编镈（9件）
34.者沢钟
35.信阳楚墓编钟（13件）
36.扁钟（2件）
37.扁钟（3件）
38.云纹钟（3件）
39.大晟编钟（9件）
40.永乐大钟
41.铜镀金镈钟
42.铜镀金云龙纹编钟（16件）
附1 扁钟
附2 扁钟
第六节 铃
1.大司空村175墓铜铃
2.上村岭虢国墓铜铃
3.羊子山172号墓铜铃
4.二兰虎沟铜铃
5.同心倒墩子铜铃
附1 武官村殷墓铜铃
附2大吉铜铃
第七节 铎
1.口外卒铎
2.口郢率铎
第八节 钲
……

第二章 图像
附录
图片索引
部分形制数据和测音结果
后记

前言/序言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目前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音乐四大集成的姊妹篇，故实质上也可称之为“中国音乐文物集成”。这项工作之所以以“大系”命名，不过是表示我们并不以编辑出版各省卷本的“音乐文物集成”为目标。随着音乐考古学、音乐形态学、与音乐有关的古代文化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音乐考古专家队伍的日益壮大，我们预期这项工作在“集成”的基础上，还将进入全面的、系统化的梳理阶段，这是一项与中国音乐史密切相关的、必不可少的研究工作。《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当前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建设中宏大的工程。
中国音乐史学，尤其在中国音乐考古学方面，曾勉附于中国文史界、考古界之骥尾。号称“礼乐之邦”的古代中国，并无系统的音乐史著作，只有历代正史中给予重要地位的“乐志”、“律志”以及若千史料杂集中的相关研究。作为考古学前身的“金石学”中，虽也容纳有相当数量的青铜编钟研究，却难以认为这已是“音乐考古学”的发端。如果说中国的音乐研究，始自“五四”运动以来，那么中国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就是随着音乐史家的开拓，孕育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进展，促进于70年代末以来音乐文物深入调查，而至今已在起步阶段了。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音乐史家们对于音乐考古研究的注意，是在文史界的启发与带动下逐渐展开的。王光祈先生关于某些传世音乐文物的研究，也许只算个别事例；杨荫浏先生写作《中国音乐史纲》吋，考古学家唐兰先生的《古乐器小记》、刘半农先生等所作的古乐器测音研究工作，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并成为《中国音乐史纲》写作的方法论的参考了。五六十年代，杨荫浏先生在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写作时，指导中国音乐研究所，配合文物界、考古界，从虎纹大石磬到河南信阳楚墓编钟等出土音乐文物所进行的一系列音乐学研究，为此后的音乐文物调查提供了初步经验，并作出了某些学术的、知识的、技术的准备。其间，音乐研究所的李纯一研究员所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分册（远古与夏、商部分）和他的有关论文，多专注于音乐考古问题，对于音乐学者从事考古研究甚有贡献。
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一个被称为“科学的春天”的时代。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先生倡导并且亲自深入音乐文物的田野调查工作，直至倡议编纂《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他所带领的调查小组，发现了中国青铜钟的双音结构，巧逢工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具有铭文为证的青铜双音钟的出土，在学术界引起了反响，对于音乐考古学的进一步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鉴于古代音乐研究工作的迫切需要，80年代末，武汉音乐学院设置了“音乐考古学”专业，并在文物、考古学者的协助下，开设了一系列相关课程。这是发生在曾侯乙墓音乐文物出土之地的重大事件。它的实质意义在于：音乐考古工作实践的需要，推动了理论工作的进展。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出现了一次飞跃。
音乐考古学在人类文化史研究中，有其显而易见的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诸如贾湖骨笛提供的有组织而能自成体系的乐音结构，便是一种即便是远古崖书中亦无从得知的人类高级思维活动的历史信息。它忠实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某种人类文明的曙光。我们所处的这一时代，正当文化学的概念开始进入考古学，从而扩大了考古学中关于“文化”概念的畛域。音乐考古学如能产生长足的进展，将来无疑可以用己之长，回报于一般的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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