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一生中写下大量文稿,作过许多讲话和谈话。这是一笔极为丰富和珍贵的精神财富。已经编入《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是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的主要著作。此外,他还有大量的文稿和讲话谈话记录稿,包括建国前和建国后的,其中有相当部分内容重要或比较重要,对于深入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是很有价值的。
内页插图
目录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日)
对学术问题的不同意见应禁止谈论(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九日)
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
同长征、艾地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
共产党人对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四日)
论十大关系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一切都是好的(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
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三十日)
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
纪念孙中山先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国家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给黄炎培的信(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
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
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
给臧克家的信(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一九五七年三月)
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
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九日)
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
给李淑一的信(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给达姆巴的信(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对范仲淹两首词的评注(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关于农业问题(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给胡乔木的信(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给周世钊的信(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关于读书的建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记者头脑要冷静(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一个教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对《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批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知识分子(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精彩书摘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过去的六年中,前三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前一革命阶段中没有完成的各项社会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2]。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3]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4]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国人民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根据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2]土地改革,这里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秋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3]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个计划的编制,从一九五一年开始进行,历时四年,五易其稿,于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4]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个草案是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一月公布。一九五七年十月公布修正草案。后又经修改,于一九六○年四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后作为正式文件颁发。纲要全文共四十条,提出了我国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副业以及农村商业、信贷、交通、邮电、广播、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发展规划。
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日)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好了就要成立,你们还怕吗?对土地改革赞成不赞成?对西藏地区的土地改革要采用不同的办法,要采用云南的办法。云南有土司,他们也是贵族,那里是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进行土地改革的,人民满意,土司也满意。总之,贵族的生活不变,照老样子,可能还有些提高。宗教信仰也全照老样子,以前信什么,照样信什么。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是先信后不信,也可以是先不信后信。在中国,信仰宗教的人不少。信耶稣教的有八十万人;信天主教的有三百万人;信伊斯兰教的有一千多万人;信佛教的更多,有几千万人还有信道教的,数目也很大,约有一千多万人。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稍微伤害一点也不好。除非他自己不信教,别人强迫他不信教是很危险的。这件事不可随便对待。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宗教的。
西藏现在不是搞合作社的问题,而是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什么时候进行,由你们自己去决定。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要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1]下决心,要由西藏的僧俗官员和寺院里的喇嘛、堪布们决定。要有一个酝酿的时期,一年、二年、三年,通过讨论,打通思想。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两方面的意见都可以讲。多酝酿、多讨论有好处,大家都讲,慢慢地就讲通了。贵族、喇嘛有好多人害怕改革,你们回去后要对贵族、喇嘛多做工作,不论如何改革,对他们的政治地位、生活水平都要维持。
我们同资本家、同各民主党派合作得很好,大家互相帮助,有了错误加以批评,共同进步。同时,也采用自我批评的办法,各民主党派也进行自我批评。少数民族自己内部也可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代替你打倒我、我打倒你,你毒死我、我毒死你的办法。你们西藏可以商量商量,破除老办法,采取新办法,用互相批评互相帮助的办法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用互相信任代替互相不信任。藏族和汉族过去互相不信任,慢慢地就可以互相信任。你们前藏、后藏、昌都过去也互相不信任,今天也要用互相信任来代替。前藏、后藏自己内部也有互相不信任的现象,这同汉族过去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的内部互相不信任或信任不够是一样的。过去资本家很怕我们,各民主党派也有一些怕我们。经过了六年的时间,现在他们和我们的相互信任大为增强。过去他们不信任共产党,共产党也不那么信任他们。大家在一起工作,搞久了,常常见面,慢慢地就互相信任了。我建议你们回去好好研究和协商,增强你们内部的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也增强你们和我们之间的互相信任互相帮助。
关于民主改革这一条,这里要讲清楚,不要回去乱讲,说我讲了西藏现在要实行土地改革了。我是要你们回去酝酿,回去报告达赖和班禅,可行即行,你们如果都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能一定叫你们做什么,我只是提建议给你们,采纳不采纳是你们的事,不要误会。
参观团的参观很有益处,大家应当相互交流经验。西藏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占全国面积的八分之一。我同达赖说过,不要以为西藏落后,地方小,西藏地方可不小。西藏如果不参加祖国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事便不好办了,西藏在祖国大家庭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再一条就是落后问题。在经济文化方面,藏族是落后的,汉族也落后,比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波兰落后,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东德落后,比日本也落后,不要以为只是你们落后。我们的目的是使大家都发展起来,我们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来克服这种落后状况。我们支援你们,你们自己也要发展。你们应该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发展文化。经济不发展,人口也不能发展,文化发展了,可以帮助经济发展。你们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有文化。你们的普通老百姓文化就落后,和汉族农民一样。将来农民都要大学毕业,所有的人都要大学毕业,你们相信不相信?全国人民都从小学毕业要七八年才做得到;全国人民都从初中毕业要三十年到四十年,你们可能看得到,我们有些人就不在了;要做到全国人民都从大学毕业要一百年。西藏人都愿意大学毕业吗?这也是可以做到的。西藏的小学现在还赶不上内地的小学,将来是可以赶上的。西藏也要设立大学。只要努力去做,一年年地进步,就可以达到目的。
解放军进入西藏后,西藏的物价上涨了,西藏人民是受了些损失,以后老是这样可不行。解放军到西藏,要给人民办好事,不然要解放军干什么?修了两条公路是好事,但这还只是为做好事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好事要西藏地方自己做,我们可以帮助。你们也可以搞五年计划这么一套,一年也可以搞一个计划,标准是提高人民的生活。人民生活提不高,便不能持久。
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要搞建设,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学家。青年要学科学,有很多科学要学,像电呀、机器呀这些东西。西藏地方大,地下有很多好东西。要有使用机器的人才,要有农业科学家,要有地质科学家。汉人也是一样。在反动派统治下,中国的科学不发达,但我们一搞起来就相当快。例如全国解放时,我们的地质科学家只有一百多人,不到二百人,搞了六年,已经发展到几千人了。现在柴达木盆地正在开采石油,离青藏公路不远,你们可以去看看。培养人才要慢慢来,不是几个月、几年的事,你们要有计划地培养科学干部。
西藏内部要更加团结起来,看见你们团结,我很高兴。你们回西藏后要多去见达赖喇嘛,听听他的指示,多增长些知识。西藏有两三个头不好,我们尊重班禅的重要地位,也尊重昌都的地位,整个西藏要有一个主席,那是达赖为好。你们已经搞清楚没有?你们是否讲我们偏心达赖?拉萨方面又怕我们偏心班禅,我们没有这些。主席让达赖喇嘛当,这样办好,对团结有利。
西藏这些年有了很大的进步,要承认这个进步,然后逐步发展,就有希望。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 作者:毛泽东 内容简介 《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并非《毛泽东文集》第七卷,而是一部独立成册、聚焦于中国革命战争关键时期战略思想的著作。本书汇集了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特别是红军长征前后以及抗日战争初期,关于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全书以其深刻的理论洞察、鲜明的军事特色和巨大的实践指导意义,成为中国革命军事史上的不朽经典。 本书的核心内容在于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规律性,以及在这种特殊性下必须遵循的战略指导原则。毛泽东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深刻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以及由此产生的革命战争的特点。他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战争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也不是普通的帝国主义战争,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农民为主体,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建立农村根据地,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 一、 战争的特殊性与规律性 本书首先深入剖析了中国革命战争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其内在规律。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 政治上的特殊性: 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战的爆发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的必然结果。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密切相关。 经济上的特殊性: 中国经济的落后和农村经济的分散,决定了革命力量的分布和发展模式。这为建立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可能性,也为长期的武装斗争奠定了物质基础。 军事上的特殊性: 中国革命战争是在一个落后、分散、贫困的国家进行的,革命武装力量与反动统治力量相比,在武器装备、兵力数量、财政经济等方面都处于绝对劣势。因此,必须采取不同于正规战争的战略战术。 基于这些特殊性,毛泽东归纳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这是中国革命最核心的战略指导思想。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依靠城市暴动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反动统治力量在城市的力量过于强大。而广大的农村,特别是拥有一定贫苦农民基础的地区,是革命力量得以发展壮大、建立根据地、积蓄力量的有利场所。通过在农村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发展武装力量,逐步消灭敌人,最终实现对城市的包围和解放,这是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 人民战争的战略: 毛泽东强调,革命战争的胜利,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民大众的支持。因此,必须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才能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人民战争的战略,意味着将战争的胜负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使广大人民成为革命的坚强后盾。 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御的辩证关系: 在整个革命战争时期,革命力量始终处于弱势,不得不面对强大的敌人。因此,战略防御是长期的,但同时也要积极地寻求战略进攻的机会。毛泽东精辟地阐述了“以弱胜强”的战略原则,指出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但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善于抓住敌人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打歼灭战,逐步削弱和消灭敌人,最终实现战略上的胜利。 二、 战略指导原则的阐释 本书详细阐述了在上述战争规律指导下,革命战争的具体战略指导原则: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之一。他反复强调,革命力量虽然整体上弱于敌人,但在每一个具体的战役或战斗中,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选择敌人薄弱的环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各个歼灭敌人。通过“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削弱其战争潜力,最终实现战略上的胜利。这种战术上的集中优势,与战略上的分散迂回、游击作战形成了辩证的统一。 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 毛泽东认为,革命战争不能仅仅依赖于阵地战,因为革命武装在装备上不占优势,一旦陷入阵地战,很容易被敌人围困和歼灭。因此,必须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方式,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避免被动。但同时,在建立根据地和巩固阵地方面,又需要一定程度的阵地战,以巩固革命成果,积蓄力量,发展生产。运动战和阵地战的结合,是根据地建设和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 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相结合: 毛泽东深刻认识到,革命战争不仅仅是军事的较量,更是政治和思想的较量。因此,他高度重视政治工作,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强调“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在革命战争中,要通过政治教育,提高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坚定革命信念;要通过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要通过进行土地革命,满足农民的切身利益,赢得农民的广泛支持。政治工作是保证军事胜利的根本。 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 革命根据地是革命武装的“堡垒”和“基地”,是革命力量得以生存、发展和壮大的物质基础和战略依托。毛泽东详细论述了根据地建设的意义、条件、内容以及发展壮大的途径。他强调,根据地的建立要与土地革命相结合,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要进行必要的军事防御和政治统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是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关键。 军事斗争的灵活性与多样性: 面对敌人强大的军事力量,革命武装必须采取灵活多样的作战形式。除了运动战和阵地战,还包括游击战、麻雀战、破袭战等多种形式。毛泽东强调要根据敌人的情况和战场条件,灵活运用各种战术,以出奇制胜,避敌主力,攻击敌人薄弱环节。 三、 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书,不仅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者,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科学的战略指导,帮助红军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本书的战略思想,对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乃至世界各国的民族解放战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核心理念,如人民战争、农村包围城市、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任何面临强大敌人的弱小力量而言,如何有效地运用战略智慧,以弱胜强,争取最终的胜利,本书都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这本书的语言朴实无华,逻辑清晰,论证严密,充满了实践智慧和战略远见。它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而是源于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深刻洞察,并经过无数次残酷战争的检验。阅读此书,不仅能够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特点和指导原则,更能从中汲取深刻的哲学思想和辩证思维的精髓,对理解战争、理解历史,乃至理解人生,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总而言之,《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是一部充满智慧的军事著作,它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卓越的理论价值,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世界军事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