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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蒋介石的迅速崛起，引起了党内元老和地方实力的普遍不满和不服，从1931年2月28日到1932年3月1日，这是蒋介石确立“最高领袖”地位过程中最危机重重的一年零一天……

内容简介

　　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群龙无首，派系林立，谁能胜出？
　　相比于胡汉民、汪精卫等，蒋介石只是“党内后进”，“一大”时连中执委候补委员都不是；相比于其他军事将领和地方实力派，到中原大战时，蒋介石也并不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在他向“党国领袖迈进的过程中，不仅党内元老们大大地不满和不服，就是军事将领们也时不时地要挑衅一下。既要紧抓“军权”，又要争取“党权”，这就是蒋介石要做的事情。围绕着“军权”与“党权”，蒋、胡、汪三方不断演绎出分分合合、上台下台的复杂故事、一旁的太子派、西山会议派、地方实力派，也伺机而动……
　　本书选取了从1931年2月28日夜胡汉民被扣，到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选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一年零一天的历史截面作为考察重点，细致梳理了这一时期国民党高层内的派系政治斗争，以及卷入其中的地方实力派与中央之间、地方实力派相互之间的种种利益较量。对处于斗争核心的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各人心理，和派系斗争中的地城色彩，都有很精彩的论述。

作者简介

　　金以林，1967年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本科）、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研究系（博士）；1993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现任副研究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者；著有《近代中国大学研究》，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发表论文十余篇。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派系政治可谓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共始终。是国民党大陆统治政时期的顽症。蒋介石依靠对派系的掌控与运用而登台，并因此而成为国民党内说一不二的威权领袖。然亦因其对派系纷争的失控，而致国民党内矛盾激化。终至倾覆。可谓成亦派系，败亦派系。金以林的力作《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为读者细致勾勒出国民党派系政治的由来、演变及相关人物的活动与作用，史料丰富、叙事详实。论证有据。颇见功力，诚为研究者与读者不可不读之佳作。
　　——汪朝光　历史学者
　　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20余年，最后所以会败给共产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内部始终派系林立，稍有风吹草动，难免会四分五裂，土崩瓦解。这种状况的形成，原因多多，但蒋介石特有的统治手法毫无疑问是造成这一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这本书很好地勾勒出了蒋在南京政府建政之初的几年里，用派系政治的手法对付派系政治的种种做法和情况。通过此书。读者当不难了解蒋的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起来，又是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的。
　　——杨奎松　历史学者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蒋、汪、胡分合回顾
一　孙中山逝世后的继承权之争
二 “廖案”结果：胡汉民逐出广州
三 中山舰事件：蒋介石的冒险行动
四 宁汉对峙：元老们迎汪抗蒋
五　蒋汪联手反对特委会
第二章　蒋胡由合作到分裂
一　蒋介石为什么选择了胡汉民
二　蒋胡合作的基础
三　党权和军权的较量
第三章　约法之争和胡汉民被扣
一　约法问题之由来
二　胡适挑战“党治”，鼓吹约法
三 《太原约法》的真实意图
四 国民党四中全会上的交锋
五　汤山事件
第四章　国民会议的本质
一　国民会议的召集
二　历次修订《国民政府组织法》之比较
三　国民党内外对《约法》的反应
第五章 “非常会议”和广州开府
一　扣胡引起的风波
二　胡汉民为什么选择在广东发难
三　党内各派联合反蒋局面的形成
四　四监委弹劾通电的反响
五　广州开府
六 陈铭枢态度的转变
第六章　北方反蒋的再次兴起
一　石友三率先反叛
二　阎锡山返晋风波
三　甘肃雷马事变
四 宁粤大战一触即发
第七章　上海和谈
一　蒋为何始终坚持政治解决
二　国难当头，被迫和解
三　宁粤广州会议
四　初步统一的上海和谈
第八章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 南京，蒋介石主持下的四全大会
二　粤方内部的矛盾和分化
三 广州，胡汉民调停下的四全大会
四　上海，汪精卫另起炉灶
第九章　蒋氏下野和国府改组
一　蒋介石被迫下野
二　北方秘密联合倒张
三　四届一中全会的纠纷
第十章　蒋汪合作
一 内外交困的孙科内阁
二　特委会的成立与金融风潮
三　蒋介石复出前的布置
四　蒋汪合流，重掌中枢
第十一章　地域观念与蒋介石的起伏
一　孙中山粤籍观念在国民党中的运用
二　江浙派对粤籍“党统”的首次挑战
三　党内粤籍领袖正统意识的总爆发
四　地域观念淡出党内权力斗争
结语　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
征引参考资料索引
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章　蒋、汪、胡分合回顾
　　一 孙中山逝世后的继承权之争
　　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间的分合之争，始自孙中山逝世后。首先爆发的是汪、胡二人对国民党领导权的争夺。
　　自1905年孙中山创建同盟会起，汪精卫、胡汉民二人即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深得孙中山器重。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中，汪、胡二人分别以精卫、汉民为笔名，在《民报》上撰文宣传革命，推动革命高潮的掀起，由此声名大著，被孙中山视为左右手。而蒋介石直到清王朝灭亡前的1910年，才在陈其美的帮助下得以谒见孙中山。
　　在早期的反清革命生涯中，汪、胡二人情同手足，胡汉民曾说：“入同盟会以来，余与精卫共事至多，相亲逾于骨肉。”尽管两人性格不同，互有长短，但彼此合作无间。正如汪氏致函胡氏所云：“弟知人之明，素不如兄，故同志间谓兄精明，而弟长厚。”胡氏得函后则谦虚地表示：“精卫察言观人，或不如我，而处事条理周密，我不如也。我露锋芒，而精卫蕴藉，故时人有精明、长厚之评。”
　　1910年，汪精卫赴北京刺杀清廷摄政王未遂被逮入狱。胡汉民获悉后立即全力营救，甚至在睡梦中亦不忘汪之安危。某夜，胡恍忽梦见汪被清廷宣判死刑而大哭，哭声惊醒邻室。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后，在狱中的汪精卫从报纸上看到胡汉民的死讯，当即哭至晕倒，醒后曾写下“却怜两人血，不作一时流”这样发自肺腑的诗句。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汪精卫、胡汉民二人都积极予以支持。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按得票多少宣布当选名单时，胡汉民第一，汪精卫第二。而此时包括共产党人毛泽东在内的17名候补委员名单中，并没有蒋介石的名字。可见直到国民党“一大”时，蒋介石在党内地位仍属后进，并未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着手创办黄埔军校，自兼总理，任命廖仲恺为党代表，蒋介石为校长，以此显示党权高于军权。此举一度引起蒋介石的不满，并拒绝就任校长之职，离粤赴沪。从1924年3月2日蒋介石致孙中山的长函中，可以看出蒋自认为权力受到限制，有不被信任的感觉。他以陈其美过去对他“信之专，爱之切，而知之深”来作比较，认为孙中山对他的信任不及陈，甚至向孙表示：“先生不尝以英士之事先生者期诸中正乎，今敢还望先生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他更质问孙：“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
　　好在孙中山气量恢宏，不以为意，并招蒋赴粤，接任新职。蒋也没有固执己见，终将黄埔军校办得有声有色，并由此开始了他在国民党内新的政治生涯，逐步成为不可代替的军事领袖。
　　1924年10月，汪精卫随孙中山北上，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当时汪精卫以中山先生去世时随侍在侧，得为遗嘱起草人，在心态上不免以中山继承人自居。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依常例判断，似乎国府主席应属胡先生居多。在国民党，汪、胡都有一样深长的历史，但胡先生目前还是代理大元帅，由代理大元帅一跃而为国府主席，那也是很顺理成章。不过熟悉政治内幕的人，已经明白汪先生会当第一任的国府主席，只是当日空气中充满汪先生再三辞谢的消息。”
　　当时，国民党还执行着孙中山提出的联俄政策，苏联的态度是决定孙中山继承人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孙中山病危期间，苏俄驻华公使加拉罕（Lev Karakhan）和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鲍罗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即开始物色国民党的未来领袖。他们最初拟定的人选有三人：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最后确定为汪精卫。胡汉民对此曾回忆说：
　　他们详加考虑之后，便各下一个考语，以定取舍。对兄弟的考语是“难相与”，对戴季陶的考语是“拿不定”，对汪精卫的考语是“有野心，可利用”。经过一番评定之后，汪精卫便中选了。
　　5月初，汪精卫办完孙中山丧事后立即返回广东。但他没有直接回广州，而是先到潮汕会晤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和参谋长蒋介石。此时蒋率领黄埔学生军已完成第一次东征，手握军权，在党内地位今非昔比；许崇智同胡汉民长期不和，汪此行目的显然是为了争取许、蒋的支持。
　　除上述因素外，廖仲恺对汪精卫的支持也是相当重要的。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汪、胡，三人“同是国民党元老，有总理左右的三杰之称”。汪精卫到潮汕后数日，廖仲恺也赶到潮汕，同汪、许、蒋等人会商。廖此行是为了转达已由北京回到广州的鲍罗廷的意见。随后，汪同廖一起返回广州。
　　此后，在讨论国民政府主席人选时，许崇智首先提议汪精卫，并得到廖仲恺、蒋介石的积极支持，汪氏顺利当选。
　　此外，胡汉民的家庭关系和性格因素，对其政治上的影响颇大。据同胡私交较好的傅秉常回忆：
　　展堂（胡汉民）一生之事业，受其兄弟牵累不少。长兄清瑞，嗜赌。展堂宿广州北关清瑞家中，凡欲拜见展堂者，必须能陪清瑞豪赌，否则不得其门而入……清瑞不愿做高官，但以财厅一科长身份，常与包商勾结。虽廖仲恺任财政厅长，亦对清瑞无可奈何。
　　展堂之结识中山先生，乃在日本经其弟毅生所介绍者也。毅生个性顽强之至，亦常与包商勾结，唯不如其长兄跋扈。中山先生曾有两句笑话：“欲令展堂革命，必先杀其兄弟；要使精卫革命，须使先同太太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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