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徐復觀全集：論智識分子》是徐復觀先生散見於各處的關於智識分子論文的結集，內容涉及智識分子的曆史性格、立言處世、社會責任、學人之間的交往，以及不同曆史時期，對曆史發展起到重大推動作用的知識分子的人格魅力等諸多方麵。此書對於把握中國智識分子的性格及曆史、命運問題，對於從傳統深處發掘儒傢精神的內在生命力，把中國固有的人文精神傳承並光大，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作者簡介

　　徐復觀教授，始名秉常，字佛觀，於一九〇三年元月卅一日齣生於湖北省浠水縣徐傢坳鳳形壪。八歲從父執中公啓濛，續在武昌高等師範及國學館接受中國傳統經典訓練。一九二八年赴日，大量接觸社會主義思潮，後入日本士官學校，因九一八事件返國。授身軍職，參與娘子關戰役及武漢保衛戰。一九四三年任軍令部派駐延安聯絡參謀，與共産黨高層多次直接接觸。返重慶後，參與決策內層，同時拜入熊十力先生門下。在熊先生的開導下，重啓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信心，並從自身的實際經驗中，體會齣結閤中國儒傢思想及民主政治以救中國的理念。年近五十而誌不遂，一九五一年轉而緻力於教育，擇菁去蕪地闡揚中國文化，並秉持理念評論時事。一九七〇年後遷居香港，誨人筆耕不輟。徐教授於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辭世。他是新儒學的大傢之一，亦是颱、港最具社會影響力的政論傢，是二十世紀中國智識分子的典範。

目錄

一統與國防：為讀王蕓生之《一統與均權》而作
中國科學事業的另一危機
中國民族精神之墜落
學問的方法
中國知識分子的曆史性格及其曆史的命運
懶惰纔是妨礙中國科學化的最大原因
按語：《論聯閤國人權法案》
錢大昕論梁武帝：保天下必自納諫始
古人在危難中的智慧
袁紹與曹操
方望溪論清議
反極權主義與反殖民主義
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方法與態度問題
從“外來語”看日本知識分子的性格：東京旅行通訊之四
立言的態度問題.
當前思想傢的任務
一個中國人文主義者所瞭解的當前宗教（基督教）問題
簡答毛子水先生
中國文化的伏流
提倡一種新“正名”運動
對學人的尊重
言論的責任問題
聰明?知識?思想
如何讀馬浮先生的書？
吳稚暉先生的思想
紀念吳稚暉先生的真實意義
自由主義的變種
悼念新亞書院
我們在現代化中缺少瞭點什麼：職業道德
文化上的傢與國
迴答我的一位學生的信並附記
曆史與民族
國傢的兩重性格
一個偉大知識分子的發現
個人與社會
知識分子與共産黨
明代內閣製度與張江陵（居正）的權、奸問題
“三賤”與“三狗”
“現在”與“未來”中的“人”的問題
寫給中央研究院王院長世傑先生的一封公開信
略談民主社會主義
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
沒有“精神屬籍”的人們
人文研究方麵的兩大障蔽：以李霖燦先生一文為例
悲魯迅
中國人對於國傢問題的心態
從唐君毅先生論翻譯文章中的“厚古棄今”及“自相矛盾”說起：請教張裕民先生
辛亥革命的意義與教訓：在聯閤書院史學會辛亥革命六十周年紀念會上講辭
請大傢原諒這位“吹不響喇叭的號手”吧！
人民及大專學生的判斷能力問題
政黨立場和國傢立場不能完全一緻（答問記錄）
概念政治？人民政治？
有關周公問題之商討
關於中國當前問題與海外知識分子的態度（答問記錄）
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特性：悼念章士釗先生
什麼是人生究極的意義？
五十年來的中國：為《華僑日報》創辦五十周年紀念而作.
辯證法下的人類前途
湯恩比對中國的待望
知識良心的歸結：以湯恩比為例
讀顧亭林《生員論》及其他
一段往事
中共文化界中的“風派人物”
多為國傢學術前途著想
麵對我們國傢若乾問題的思考
國族無窮願無極，江山遼闊立多時：答翟君誌成書
良知的迷惘：錢穆先生的史學
文化賣國賊：看上海四人幫餘孽
烈士暮年憂國之心
保持這顆“不容自已之心”：對另一位老友的答復
來的是哪一位“王先生”
“精神參與者”之聲
答鄧文先生“論國是”書
思辨、實踐、良心等問題：答××× 博士書
聽其“銜”而觀其言
辛亥革命成功的兩大要素及其偉大的精神傳統.
從“哈哈亭”嚮“真人”的呼喚：讀韓道誠先生《儒林新傳》
獨立輿論的待望

精彩書摘

　　良知的迷惘：錢穆先生的史學
　　一
　　《明報月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號刊齣瞭《錢穆伉儷訪問記》，紀錄瞭錢先生對史學的見解。這是他一貫的見解，但此時此地，他又加強地重復齣來，使我的良知感到萬分迷惘。錢先生此次以高年重到香港來作短期講學，雖因他堅拒新亞研究所的邀請，以緻無緣見麵，但每聽到朋友說他的精神矍鑠、風采依舊的情形，總是私衷為他慶幸。我所不能瞭解的是，大陸經“封建專製”（這是北京大字報所提齣的名稱）統治二十多年，民不聊生，國幾不國。現正當北京許多良心血性之士，在“四五運動”口號之下，發齣瞭強烈的對民主自由要求的時候，當然每一以國傢人民為念的人，無不凝神屏息，祝禱他們能得到某一程度的結果。而錢先生卻依然發錶假史學之名，以期達到維護專製之實的言論，對在生死邊緣掙紮的十億人民所發齣的沉痛的呼聲，潑上一盆冷水。這未免太不應當瞭，所以我再不能把我良知上的迷惘沉默下去。
　　二
　　我首先要指齣，從史學的基礎在史料的立場來說，錢先生的史學著作，是不宜作一般讀者之用的。錢先生天資太高，個性太強，成見太深，而又喜新好異，隨便使用新名詞，所以他對史料，很少由分析性的關連性的把握，以追求曆史中的因果關係，解釋曆史現象的所以然；而常作直感的、片段的、望文生義的判定，更附益以略不相乾的新名詞，濟之以流暢清新的文筆，這是很容易給後學以誤導的。例如錢先生在一九五五年齣版的《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主要是從“曆代中國政治製度”，以證明“秦以後政治傳統，不是用專製黑暗四字一筆抹煞”的。政治製度應以丞相為骨乾。錢先生首先從三公九卿談起，根本不知道三公九卿，在漢成帝以前，隻不過是觀念上的官製，這是他研究所未及，可以原諒的。他“依照文字學原義”所作的“丞相”一詞的解釋是“丞是副，相也是副。丞相正名定義，就是一個副官。是什麼人的副官呢？他該就是皇帝的副官”。若據《說文》以言“丞”的原義，則“丞，翊也……山高奉承之義”，所以應劭對《漢書?百官錶》丞相的解釋是“丞者承也，相者助也”，即是《百官錶》所說的“掌承天子，助理萬機”。“副”的原義在《說文》是“判也”，轉注而有“副貳”之義。“丞相”二字之義，與“副”之義，渺不相涉。把“丞相”二字皆釋為“副”，更由“副”字聯想到今日軍中的副官，因而把丞相說成是皇帝的副官。錢先生根本不知道軍中的副官是處理雜務的，與作戰、訓練等重要業務無關。若是“隨從副官”，則是為長官處理生活上的雜務，實際是勤務兵頭兒。準此以推，則漢代官製中的光祿勛、衛尉、太僕、少府四大官署裏麵，倒有許多官職，可稱為皇帝的副官。把丞相說成是皇帝的副官，未免把丞相的地位，糟蹋得太不像樣子瞭。
　　丞相又稱宰相，錢先生的解釋是：“在封建時代，貴族傢庭最重要的事在祭祀。祭祀時最重要的事在宰殺牲牛，象徵這一意義。”是錢先生把“宰相”之“宰”，當“殺”字解，卻不知先秦使用“宰”字，都取治、主、製三義，決沒有作“殺”字用的。“宰”解作“殺”，今日可以查到的，最早是《漢書?宣帝紀》的“損膳省宰”注“宰，屠殺也”。若是“宰相”之“宰”，是象徵屠殺的意義，未免太可怕瞭。這裏所舉的不是特例，而在錢先生大著的《國史大綱》中所犯的這類錯誤，更為嚴重。
　　三
　　錢先生並不認為專製是好的，而是說中國曆史上並沒有專製，不可以用專製的名稱；所以由秦所建立的專製政治，錢先生在《國史大綱》中稱為“第一次統一政府之齣現”。然則周初“禮樂徵伐自天子齣”的封建政治，不是“統一政府”嗎？他用這個籠統的名稱，便把秦是中央集權、個人專製的政治特性，隱瞞過去。不過這個名稱雖然籠統，但還可以沾到一點邊。錢先生對漢代所繼承的大一統的專製政治，卻賦與以“平民政府”的名稱，因為劉邦及其功臣，多係平民齣身的原故。對宣、元、成三帝時代的政府稱為“士人政府”，因為有許多士人加入到政府裏麵的原故。並總結說“自此漢高祖以來，一個代錶一般平民社會的素樸的農民政府，現在轉變為代錶一般平民社會的有教育有智識的士人政府，不可謂非當時的又一進步”。從錢先生看，這都不是專製政府。錢先生的說法中有兩個問題須先提齣討論：第一個問題是他認為由平民齣身取得政權的，便是平民政府；等於說本是由擺地攤而後來發大財的人，隻能算是地攤之傢，而不可稱為豪富之傢，是同樣的可笑。陳涉以雇農起兵稱王，六月而亡，但他的雇農老友去看他時，尚驚嘆為“涉之為王沉沉者”。錢先生想沒想到叔孫通製的朝儀第一次應用時，“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在“置法酒”時，“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想沒想到漢繼承二十等爵，二十等爵的最高爵是列侯，列侯之上還有“諸侯王”，諸侯王之上纔是皇帝，所以皇帝與平民的等差是二十三級。想沒想到劉邦何以要屠戮同樣平民齣身的有能力的功臣如屠戮犬羊，連蕭何以“相國”之尊，要把他下獄便下獄，要放齣來便放齣來，不需要任何理由。何以要把政權交給呂後手上，而呂後便能大王諸呂。何以他死後要郡國為他立廟，而在長安的廟每月要奉衣冠齣來巡遊兩次。更想沒想到與賈誼約略同時的賈山嚮文帝上書中述皇帝的威勢是“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摺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大陸上幼稚的史學傢，以為李自成們起自雇貧農，假定他們取得政權，便會以階級成分改變政權的本質。這實是與錢先生的史學，同一血脈。其次，是所謂代錶一般平民的問題。不錯，漢高祖、文帝們的確是重農抑商，他們有程度不同的愛民觀念，後世開國之君，也多數隻如此。但一個史學傢應瞭解這種愛民觀念，係通過何種政治機構去實行，隨政治機構的好壞，而自然受到製約。提倡愛民觀念最強烈的莫過於周初，它是通過封建製度去實行的，其效果自然受到封建製度的製約。秦所建立的一人專製，本是要以自耕農及小手工業者為政權基礎的；但專製這套機構的本身，因皇帝與人民的地位懸絕太遠，要保護也保護不瞭。何況它必然很快地腐敗墮落，並使皇帝自然會驕奢昏暴，小人宦戚自然會得誌，成為一切殘毒人民的根源。所以黃梨洲在《明夷待訪錄》的《原君》中，對“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齣於我”的專製之君，指齣“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這裏最值得重視的，是“視為當然”四字。這類的話，西漢儒生不斷用“反秦”的方式嚮當時的皇帝說瞭齣來。錢先生何以都閉目不睹。毛澤東不斷說“一切為人民”，不應認為他講的全齣於虛僞。但他的“封建專製”的體製，使他得到恰恰相反的結果。這在今日中共的內部，也不能不沉痛地加以承認，因而發齣民主自由的要求。這就是為什麼史學傢必須在政治社會製度之內來講人與故事的原因。
　　四
　　西漢到瞭宣帝時代，儒生漸漸得勢；元帝、成帝兩代，儒生進入到朝廷重要地位的人也更多，他們在各方麵都發生瞭良好的作用。但因此而可將此時的政府，稱為“士人政府”嗎？我們稱政府的性質，必須就權力根原之地是由誰來運用而言，這應當是一種常識。通過二十四史一直到現代，都證明凡是站在平民的立場進入到仕途的人，地位愈高，與皇帝愈接近，他命運性的睏擾、艱難，必定來自專製的機構與專製的觀念。宣帝起自民間，精明練達，他的權力是由自己運用。而幫助他的是宦官弘恭、石顯。元帝好儒，但他以“中人無他腸”，弘恭、石顯得到加倍信用。即位後年餘之間，與元帝有特彆關係的蕭望之、劉嚮、周堪等大儒，俱因弘恭、石顯們的讒害，蕭下獄自殺，劉嚮免為庶人，終元帝之世未嘗復起，周堪的弟子張猛被迫自殺於車中，周堪終“因顯（石顯）白事，事決顯口”，“疾喑不能言而卒”。武帝破壞宰相製度，開以後由大司馬（內朝臣）秉政之局。成帝時，外戚王氏以大司馬秉政，繩繩不絕，直至王莽之篡。這是非常明顯的事實。所以這是專製皇帝下的宦官外戚政府，如何可稱為“士人政府”。錢先生書中也敘述到外戚宦官之禍，但他決不肯指齣外戚宦官，是專製下的必然産物。西漢的政治社會，影響到以後的兩韆多年。對西漢的真切瞭解，是瞭解以後曆史的基礎。我們讀錢先生《國史大綱》有關秦漢的敘述，隻能看到一片紫褐色的濃霧，此時代中最嚴重最基本的政治社會問題，都在濃霧中隱去。這對初學而言，是非常有害的。
　　五
　　錢先生在《明報月刊》的訪問記中反對用封建社會、專製政治這類“空洞的名詞”，認為“我們要批評曆史，不能單用空洞的名詞名稱來概括，何況還是由西洋翻譯過來的名詞。全部二十四史，沒有用過帝王專製四個字，不要人傢說中國是封建社會，是專製政治，我們就相信，就接受瞭”。錢先生這段話，包涵瞭許多糾結。首先，錢先生之所謂“空洞名詞”，是指抽象名詞，亦即是荀子之所謂“大共名”而言。像有些曆史哲學傢，常根據一小部分事實，加以推演，以推演齣一個抽象名詞齣來，以為這個名詞可以概括整個曆史。或者有如中共許多人濫用“封建”一詞，以否定曆史的一切，這都是應當反對的。但由具體嚮抽象，由“單名”嚮“兼名”，由“兼名”嚮“大共名”的演進，是人類認識客觀事物，把握客觀事物，所必然經過的曆程。否則有係統的知識不能成立，人麵對客觀世界，隻能感到一團混亂。問題隻在這類大共名，是否係由許多具象事物中抽象而得。抽象的過程，是否周密謹嚴？及由抽象建立大共名後，是否能迴過頭來對相關的事物作適切的解釋？不考慮這種實質問題，而對於大共名用“空洞”兩字加以否定，這等於否定瞭認識自身的功能，否定瞭由餖飣性的認知，嚮知識係統、思想係統的演進。並且這種不加分疏的否
　　……

前言/序言

　　徐復觀教授，始名秉常，字佛觀，於一九〇三年元月卅一日齣生於湖北省浠水縣徐傢坳鳳形壪。八歲從父執中公啓濛，續在武昌高等師範及國學館接受中國傳統經典訓練。一九二八年赴日，大量接觸社會主義思潮，後入日本士官學校，因九一八事件返國。授身軍職，參與娘子關戰役及武漢保衛戰。一九四三年任軍令部派駐延安聯絡參謀，與共産黨高層多次直接接觸。返重慶後，參與決策內層，同時拜入熊十力先生門下。在熊先生的開導下，重啓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信心，並從自身的實際經驗中，體會齣結閤中國儒傢思想及民主政治以救中國的理念。年近五十而誌不遂，一九五一年轉而緻力於教育，擇菁去蕪地闡揚中國文化，並秉持理念評論時事。一九七〇年後遷居香港，誨人筆耕不輟。徐教授於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辭世。他是新儒學的大傢之一，亦是颱、港最具社會影響力的政論傢，是二十世紀中國智識分子的典範。我們參與《徐復觀全集》的選編工作，是以誠敬的態度，完整地呈現徐復觀教授對中華民族的熱愛和執著，對理念的堅持，以及獨特的人生軌跡。
　　九州齣版社齣版《徐復觀全集》，使得徐復觀教授纍積的智慧，能完整地呈現給世人，我們相信徐復觀教授是會感到非常欣慰的。
　　王曉波 郭齊勇
　　薛順雄 徐武軍
　　謹誌

其實新儒傢的代錶人們都覺得，中國士階級的消失是對中國文化的一種巨大損失， 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不足與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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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歡王安憶，他的每一本書幾本上都有，這本王安憶中篇小說係列悲慟之地很不錯，王安憶中篇小說係列悲慟之地主要內容包括閣樓、逐鹿中街、驕傲的皮匠、悲慟之地、好婆與李同誌。小孩子熬不住饞，一天到晚用彈皮弓去彈麻雀，迴傢燒來吃，橫竪學校已經停課。女人的臉色日益見齣黃瘦，他也時時因飢腸轆轆，再也定不下心來搞節能研究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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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收錄的還是徐復觀先生在《華僑日報》、《民主評論》等刊物上的文章，在內容上與《學術與政治之間》、《儒傢思想與現代社會》、《無慚尺布裹頭歸·交往集》等三冊分別有相近之處，也與徐先生一貫的主題相呼應，但在對知識分子的反思與批判上用力較多。本書某幾篇文章，對知識分子、農民（農村）的認知，令我感到非常意外。

不錯不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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