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大学与现代中国·分科时代的通才教育:以清华大学为考察中心(1925-1937)》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清华大学为立足点,从教育理念、招生考试、课程设置、教学活动、人格培养等方面,全面而深入地考察了通才教育的多种模式,探讨了通才教育实施过程中的深层次影响因素,展现了分科时代通才教育的复杂面相。
作者简介
朱庆葆,1963年生,1982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学系,1992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兼任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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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第一章 改办大学受挫与新大学制度的酝酿
第一节 留美预备学校概况
第二节 改办大学受挫与新大学制度的酝酿
第二章 “造就领袖人才”:新大学制度的尝试与通才教育
第一节 新大学教育宗旨和方针的确立
第二节 新大学学制与课程设置
第三节 选拔可造之才
第四节 教学方法的探索
第五节 新大学制度在争议中停顿
第三章 改弦易辙:学系制下通才教育模式的探索
第一节 学系制度的建立
第二节 学制修改与课程设置
第三节 文理兼重与人才选拔
第四节 教学活动与人格培养
第四章 谋求“学术独立”:罗家伦长校时期的通才教育
第一节 罗家伦长校及其通才教育理念
第二节 课程设置的系统化
第三节 招生活动中文理兼重原则的偏离与回归
第四节 “学术化”方针下的教学活动
第五节 学术团体的兴起与知识面扩展
第六节 “纪律化”方针下的人格培养
第五章 探寻“大学之道”:梅贻琦长校时期的通才教育
第一节 梅贻琦长校及其通才教育理念
第二节 施行“大一不分院系”制度
第三节 课程结构的合理化
第四节 新生招考中的通才标准取向
第五节 教学方法的改进
第六节 师生合作与人格培养
结语
参考文献
前言/序言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欧洲。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帝国主义化和殖民化,大学在全世界迅速扩展。著名的比较高等教育学者许美德将这一进程称为“欧洲大学的凯旋”。是否是“凯旋”姑且不论,但大学的扩展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一)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源远流长。远者如起源于汉代的太学,鼎盛时期东汉太学生多达三万;近者如宋元以来的书院,讲学之风兴盛,一时蔚为风气。但现代大学在中国的出现,至今不过百余年的历史,梅贻琦便曾指出:“近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作为一种新兴的组织机构,中国大学自诞生之日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变迁历程中,大学以及活跃于大学场域的社会群体,对中国的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教育、学术和文化领域,而且触及政治的更替、民族的救亡和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变革。
首先,大学是推动中国学术独立和文化重建的中心。从根本上来说,大学是由学者组成的学术性组织,并以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为本职。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强调的就是大学以学术为本位的组织特征。近代以来,在现代西方学术和文化冲击下,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分崩离析,如何构建现代中国的学术和知识体系,推动中华的文化重建,是大学不可替代的历史责任。罗家伦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说:“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并把追求学术独立作为新清华的使命。胡适在1915年留学美国时也说:“中国欲保全固有之文明而创造新文明,非有国家的大学不可。”学术独立和文化重建,是百余年来大学孜孜以求的理想。
其次,大学成为新兴知识分子汇聚的舞台和社会流动的新阶梯。随着科举的废除和现代学校体系的建立,大学这种新兴的学术机构成为城市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新场域。知识阶层在从传统的“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中,学术成为一门职业,使他们在大学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并致力于构建“学术社会”的努力。而对于有着数千年以读书为进身之阶传统的中国社会,“上大学”也成为各个阶层谋求改变社会地位、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途径。大学成为社会晋升阶梯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再次,大学是政治变革的先导者和国家建设的担负者。大学还深度介入到现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国家建设之中。大学对政治和社会有着敏锐的洞察,并有着致力于国家政治建构的时代担当,屡屡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导力量。正所谓“政治一日不入正轨,学子之心一日不能安宁”,大学因其特殊地位和知识阶层汇聚的特征,成为近代政党鼓吹主义、发展组织、吸纳成员的重要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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