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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山上来,终却不知飘向何方?他们带来了另类的文化,带给了中国历史一片崭新气象……
在绵延至今的人类文明长河中,中国唐朝曾以其宽容开放的胸襟、颠覆传统的个性,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然而又有谁知道,在这颗绮丽璀璨的名星绽放之前,曾有过一个神秘的民族,默默地把自己的能量注入了她的血液。为什么唐太宗能够毫无顾忌地打破汉族正统观念,欣然接受少数民族送他的“天可汗”尊号?也正是因为他身上流着这个民族的血!李唐王朝与这个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李唐王朝是由这个民族与汉族的混血家族建立的。我
内容简介
他们金发碧眼,他们黄帝族系遗失在异域的支脉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个不同于黄种人的民族。他们具有白种人的相貌特征:金发碧眼。他们继匈奴之后第二个称霸蒙古草原,他们永不言败,建立过多的少数民族政权,他们甚至在中国历史辉煌的盛唐文明中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印记!他们就是鲜卑人。
公元630年,唐太宗欣然接受了北方民族送给他的“天可汗”尊号。“天可汗”是北方民族对统治者的敬称,对以正统自居的古代中原王朝来说,接受这一称谓无疑意味着降低了自己的身份。然而唐王朝却依然我行我素,不以为忤,这是为什么呢?有学者考证,唐王室具有明显的鲜卑血统。中国历史上辉煌的盛唐王朝,竟是鲜卑与汉族的混血家族建立的。
从唐太宗欣然接受北方民族送他的“天可汗”尊号,到盛唐社会流行的“胡音胡骑与胡妆”,充分说明了鲜卑文化在唐朝社会无处不在。原来鲜卑人已经在盛唐文明中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鲜卑,这个击匈奴之后第二个称霸蒙古草原的民族,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建立政权多的民族,曾经上演过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剧,爆发出令世界为之震颤的力量。
如今,鲜卑作为一个民族已经随风消逝,但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金发碧眼的炎黄子孙。
内页插图
目录
引子 巍巍兴安岭:东亚文明发展的动力源
第一章 兴安岭的第一个主人:被称为“东胡”的人们
一、秦开与长城:东胡与匈奴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原动力
二、退守鲜卑山:一次并不成功的西进
三、赤髯碧眼老鲜卑:具有白种人特征的“炎黄子孙”
第二章 仰天长啸:蒙古草原的第二个主人
一、接管蒙古草原:200年踯躅迁徙后的“意外”收获
二、千呼万唤始出来:鲜卑第一英雄檀石槐
三、暗杀:低成本肢解鲜卑帝国的新尝试
第三章 目标锁定中原:东部鲜卑的南向之路
一、顽固坚持旧传统的反面教材:昙花一现的段部
二、学习汉文化的新途径:趁乱吸纳汉族流民的慕容廆和他的前燕政权
三、短暂复国:真命天子慕容垂和他的跳蚤子孙们
四、延续了东胡祖脉的匈奴人:退回大山的宇文部
第四章 入乡随俗:淹没于河西走廊的西部鲜卑
一、仙人指路:锐意东进的秃发鲜卑
二、崛起于乱世:在向西退却中建国的乞伏鲜卑
三、慕容部的近亲:坚持游牧的吐谷浑
第五章 天狼西向:远走中亚的厌哒人
一、白匈奴:从蒙古草原走出的第二头狼
二、幸运的波斯人:拒绝推倒多米诺骨牌的厌哒帝国
三、次大陆的梦魇:厌恶佛教的征服者
四、速兴速亡:被自由散漫毁掉的中亚霸主
第六章 打开南北朝历史的出口:最后走出兴安岭的拓跋部
一、千古之谜嘎仙洞:苍茫林海,何处是我家?
二、从鲜卑山到呼伦湖畔:蜕变、新生、成熟中的拓跋人
三、神兽传说:这就是鲜卑吗?
四、“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充满血腥的拓跋祖先世系
第七章 北魏:一个性格裂变的王朝
一、立贤还是立长?——面对亡国之痛的困惑
二、北魏平城时代:拓跋珪的早期统治
三、赐死太子:拓跋宏锐意推进的汉化改革
四、“六镇”:无法调适的文化裂变
五、江山破碎:激进改革无法医治的后遗症
第八章 胡气满长安:盛唐气象的历史因缘
一、向老子求救:鲜卑化李唐皇室的无奈选择
二、文化上的南北朝:中国区域格局的划时代转变
三、胡音胡骑与胡妆:大唐盛世的新时尚
尾声 留在故乡的人们
精彩书摘
第八章 胡气满长安:盛唐气象的历史因缘
在鲜卑人自己的政权灭亡以后,作为一个民族,鲜卑人逐渐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久居中原与汉族杂处,他们慢慢地与汉族融为一体。除了慕容、长孙、独孤这样明显的鲜卑姓氏之外,似乎他们并没有留下任何标志性的文化因素,就是这些鲜卑人的姓氏也演变为典型的汉族复姓。但如果我们认真解析继鲜卑人之后兴起的盛唐王朝,则会发现,鲜卑人已经在盛唐文明中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印记。鲜卑人在融入汉族的过程中,也将自身的文化融入汉族文明,对汉族文明是改革、是发展,推动着中原文明的进步。中华文明历五千年绵延不绝,与其能不断得到来自北方民族的新鲜血液的补充有着直接关系。
鲜卑人不仅在文化上影响了盛唐,历史学家们甚至发现,唐皇室明显具有鲜卑人血统,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盛唐王朝,竟是鲜卑人与汉族的混血家族建立的。
一、向老子求救:鲜卑化李唐皇室的无奈选择
按照正史中的说法,唐王朝的皇室李氏家族出自陇西,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是陇西成纪人(今甘肃秦安)。李渊的七世祖李暠,就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割据河西的西凉政权的创立者。在最讲究门第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北方四大名门世家为崔、卢、李、郑,但其中的“李”姓指的是赵郡李氏,而不是陇西李氏。为抬高自己的门第,在唐朝初年,皇室也曾一度自称出于赵郡李氏。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唐的先世要么是赵郡李氏的“破落户”,要么是赵郡李氏的“假冒牌”。但根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赵郡李氏的显著支派的活动范围,不出原常山郡,其微弱支派也有在巨鹿居住的,但都与陇西没有关系。
据说李暠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十六世孙,可是世家大族重视的是文官而非武将,将家世追溯到抗击匈奴一辈子也未能获得封侯的李广,不见得能给李氏增加什么光彩。
来自于陇西的李氏并不是传统的世家大族,即使在其夺取帝位以后,在老牌世家的眼中也还只是一个“暴发户”。这些魏晋以来的名门望族甚至以与李唐皇室通婚为耻辱。为了弥补自家出身低的不足,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后,就命大臣高士廉、韦挺等人重新排定全国世家大族的等级,写成《氏族志》一书。高士廉等人没有明白李世民的用意,在书的初稿中,还是将山东世族黄门侍郎崔干定为第一等。李世民看过后大为不满,对高士廉等人说:“我现在要重新确定族姓等级,目的是要提高当朝官员的社会地位,为何还要把崔氏列为第一!现在确定等级,不必考虑各家族几代以前的门第,只以现在的官职高下作为划定等级的依据。”高士廉等人虽对原书进行了修改,将皇族陇西李氏列为第一,后族长孙氏列为第二,但还是不得不把崔氏列为第三。
但这种事需要社会至少是世家大族的普遍认同,并不是皇帝的一纸命令就可以改变的。李世民新刊定的《氏族志》,传统的高门大族都不屑一顾,他们虽然嘴上不敢说,但心中仍旧蔑视陇西李氏。
为改变这种状况,皇室不得不下功夫为自己寻找一个更富有号召力的祖先。于是,李氏将其始祖由李暠上溯到李广,再上溯到先秦道家学派的始祖、后来被道教奉为太上老君的老子李耳,宣称唐高祖李渊是李耳的五十六代孙,唐太宗李世民是李耳的57代孙。
在中国的姓氏发展史中,李姓的历史并不十分古老,其出现不会早于周代。《姓解》即说:“周之前未见李氏。”传说老子的母亲怀胎长达81年,最后在李树下割左腑而生老子。如果将在母腹中的时间记入其年龄的话,老子出生时就已经81岁了,所以传说老子生下来头发就是白的。传说中没有提到老子的父母是谁,只是说他“生而指李树,故为李姓”。如此看来,在老子之前是没有“李”这个姓的。
可是《史记》中明确记载,老子是楚国苦县人,也就是今河南鹿邑县人,他的后裔何时迁入陇西成纪却又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了。
关于李姓的起源还有另一个传说。东夷族首领皋陶,曾在尧、舜时代担任大理之职(掌管刑法的官),于是以官名为姓氏,称“理”氏。因为在古字中“理”与“李”相通,所以后来改写为李氏。但是,李家是不可能将始祖上溯到东夷人皋陶的,编造家谱本来是为了炫耀门第,如果反而由此将自己归入“夷狄”之流,岂不是得不偿失?所以,李家也只能将老子拉来作为本家族的始祖了。
改认祖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李渊开始经过了六代皇帝,直到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才正式完成了这个过程。唐玄宗下诏改赵郡郡望为陇西郡望,并宣布李暠的后裔都被视为李唐的宗室皇亲。始祖李耳、世居陇西,也就成为李唐皇室家谱的正统说法。目前已经发现的李唐宗室的墓志,如:淮安靖王李寿,虢王李凤,越王李贞,汝南公主李字,长乐公主李丽质,永泰公主李仙蕙,懿德太子李重润,潞王李贤,云麾将军李思训,这些人的墓志上都称其是“陇西狄道人”,可见这种编造的家谱已经成为李唐宗室对外的统一口径。
不仅李唐皇室自称陇西李氏,在整个唐代,凡是李姓,要显示其门第的高贵,也都要假称为陇西李氏,以便与皇室拉上关系,成为“皇亲宗室”。这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时尚,以至有些来自天竺、大食、波斯的外国人的后裔,在被赐姓李氏之后,也都想办法攀附陇西李氏。
按照李唐皇室的正统说法,西凉李暠共有10个儿子,其中李歆(字士业)为西凉后主,也就是唐皇室的祖先。
李飜-李 宝-李冲
李暠
李歆-李重耳-李熙-李天锡—李虎-李昺-李渊-李世民
照这样看来,李冲与李熙是同一祖父的堂兄弟,血统十分接近。在北魏太和年间,李冲宗族十分显贵,当时的世家没有人能够与之相比,他们一系为陇西显贵望族,但他们并不承认李熙这一族是同族兄弟。由此看来,李唐皇室自称是西凉李暠之后,虽然这个门第不够辉煌,但很可能也是冒充的。
另外,陈寅恪先生发现,李熙的父亲李重耳的经历,与史书中记载的李初古拔的经历几乎一模一样,很可能李重耳就是李初古拔,也就是说,李唐王室可能是李初古拔的后裔,而不是西凉李暠的后裔。
自李熙之孙李虎开始,李唐皇室祖先的事迹才开始清楚起来。李虎,字文彬,陇西成纪人,曾是北周宇文泰手下大将,后被封为柱国大将军、太尉、尚书左仆射、陇西郡公,并赐姓大野氏。至隋文帝杨坚在北周执政时,允许其复姓李。李虎生有八子,李昺为小儿子,这就是李渊之父,李世民的祖父。
可是,如果李唐皇室不是出自陇西李氏,他们究竟是出自何族呢?
据释彦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记载,唐代僧人法琳曾当着李世民的面,对李家出自老子、属于陇西李氏的说法加以驳斥:“琳闻拓跋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法琳明确指出,唐皇室的李氏不是出自老子,也不是陇西李氏,而是拓跋达阇改汉姓的产物,李家是拓跋达阇的后裔。由此看来,李家祖上竟是鲜卑人,其鲜卑语的姓氏为拓跋,与北魏皇室同姓。如果此说成立,我们倒可以将唐王朝看成了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的复兴了。
我们在史书中还可以发现,李渊的祖父李虎有兄名“起头”,有弟名“乞豆”,起头之子名“达摩”,显然,这些都不是汉语名字。如果陈寅恪先生的考证是对的,李氏始祖真的是李初古拔的话,这也不是汉语名字。这无疑提醒我们,法琳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否则他也不会当着皇帝的面指斥皇族出自鲜卑人,这毕竟是要冒被杀头的风险的。
如果真如法琳所说,李氏出自鲜卑人,我们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就要有一个新的认识了。北魏不再是鲜卑人建立的最后一个王朝,此后鲜卑人不仅又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还统一了全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时代。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自439年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之后,至1911年清王朝灭亡以前,除了明王朝统治下的267年时间以外,主宰中国政坛的都是北方民族。
当然,说李唐皇室出自鲜卑人,目前还只是部分历史学家的推测,远不足以形成定论,这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但说李唐皇室具有鲜卑人的血统,则是无可置疑的。
李世民的祖父李昺的妻子独孤氏,是鲜卑名将独孤信的女儿。
独孤信,本名独孤如愿,武川镇(今内蒙武川西南)人,祖籍云中。其祖先伏留屯曾任部落大人,到独孤信的祖父俟尼时,举部迁往武川。俟尼去世后,独孤信的父亲独孤库继任部落酋长,其妻费连氏也出身于鲜卑贵族之家。独孤信相貌俊美,精于骑射。在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之后,独孤信归属西魏,因战功受封为八大柱国之一,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大臣。
独孤信共有六子七女。长女嫁给了北周明帝,生周宣帝;小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杨坚,生隋炀帝杨广;四女儿就是李昺的妻子,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因为他的女儿中出了三位皇后,而且是不同朝代的皇后,还各自都有儿子继承了皇位,独孤信也被称为“三朝国丈”、“中国第一岳父”。
李世民的外祖父窦毅也是鲜卑人,在北周为八大柱国之一。窦氏是其汉姓,其鲜卑语的姓氏为纥豆陵氏。李世民的外祖母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宇文氏,而建立北周的宇文氏被认为出自东部鲜卑三部之一的宇文部,是鲜卑化的匈奴人,在北魏统治期间,他们已经被视为鲜卑人了。李世民的母亲窦氏与李渊的婚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得上是比武招亲。窦毅让人在家门上画了两只孔雀,谁能在百步外射两箭,每箭射中一只孔雀的眼睛,就招谁女婿。结果是,前来应试的几十人中,只有李渊两箭都射中了。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其父系血统是否出自鲜卑人姑且不论,就其母系而言,他至少存在一半的鲜卑族血统。而唐代最伟大的君主李世民,其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四位当中,除祖父的族属难以确定之外,其他三位都肯定是鲜卑人,李世民的身上至少有四分之三的鲜卑族血统。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是鲜卑人,可以肯定,在李唐的前三位皇帝中,鲜卑族的血统在逐渐增强。
前言/序言
好的,这是一份为一本名为《鲜卑帝国》的书籍撰写的、内容完全不包含该书信息的图书简介。 --- 巍巍昆仑:大漠风云录 导言:文明的交响与冲突 本书《巍巍昆仑:大漠风云录》并非一部描绘草原民族崛起与衰亡的史诗,而是一部深入中原腹地,探索汉文化在秦汉魏晋时期如何与周边多元文化碰撞、融合,并最终重塑自身面貌的宏大叙事。它聚焦于那段波澜壮阔、充满张力的历史时期——一个王朝的黄昏与另一个新秩序的黎明交替的时代。 我们探讨的,是广袤的华夏大地上,传统士族阶层如何坚守世代相传的礼法,又是如何被迫或主动地接纳来自外部世界的冲击。这不是一部关于边疆军事行动的记录,而是一次对权力结构、思想内核以及社会肌理深层次的解剖。 第一部分:礼法的崩塌与士人的困境 本书的第一部分,将视角聚焦于汉代中后期至东晋初年,中原核心区域知识精英阶层所面临的深刻危机。我们首先考察了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在乱世中遭遇的现实困境。当秩序不再,传统的教育体系和道德标准如何维系社会结构? 1.1 经义的重塑:玄学与名教的张力 我们详尽分析了魏晋时期“玄学”兴起的社会动因。这并非简单的哲学思辨,而是士人阶层在政治失意与生命危机双重压力下,寻求精神庇护的文化运动。王弼、嵇康、郭象等人的思想流变,被置于具体的政治气候中考察。我们尤其关注他们如何解读《老子》与《周易》,以及这种解读如何与维护既有“名教”规范产生微妙的张力。本书认为,玄学的流行,与其说是对传统礼法的抛弃,不如说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在个体层面寻求契合点的努力。 1.2 门阀的兴衰:血脉与才干的角力 士族门阀制度是理解中古政治的核心。本书用大量篇幅梳理了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顶尖门阀的内部运作机制、联姻策略及其对中央政权的制约。我们引入了细致的社会统计学方法,尝试量化“九品中正制”对人才选拔的实际影响,并对比了地方豪强与中央权力核心之间微妙的权力转移过程。重点在于剖析,在经济基础尚未发生颠覆性变化时,政治精英阶层如何通过维护血缘和土地的垄断,来抵抗皇权对既有利益的侵蚀。 第二部分:南方定居与北方移民的社会融合 本书的第二部分,将目光投向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一个在动荡中完成了人口结构与经济基础的巨大转型的区域。此地的发展,是理解后世中国南方繁荣的关键。 2.1 湖田的开垦与技术革新 我们详细考察了“南渡”过程中,北方士族带来的先进耕作技术,特别是灌溉系统和水稻品种的推广,对长江中下游农业生产力的巨大提升作用。本书展示了南朝宋齐梁陈时期,地方性水利工程的兴修,如何直接支撑了庞大非生产性人口(如士族、寺庙)的生存。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嫁接,而是中原技术与江南原生环境的深度结合。 2.2 宗教的本土化:佛教的中国之路 佛教,作为一种强劲的外部文化输入,其在南方的传播是本书关注的另一核心议题。我们摒弃了将佛教简单视为“精神鸦片”的传统叙事,而是深入分析了它如何被士族阶层用以修缮道德声望、建立世俗权力(如庄园经济和信仰网络),以及如何被底层民众用以寄托对现世苦难的超越。庐山慧远的“白莲社”被视为儒释融合的早期标志,而建康的寺院,则被视为新兴的社会组织中心。本书强调,佛教的本土化,是其能最终融入中华文化主体的决定性一步。 第三部分:权力结构的重组与法制的试验 本书的第三部分,将焦点转向了国家机器的重组与对社会控制的新尝试。在旧有制度逐渐瓦解后,新的统治者如何建立合法性基础,并推行有效的社会管理? 3.1 北方政权的汉化尝试与局限 我们客观分析了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深层动机与历史遗产。改革并非一蹴而就的文化自觉,而是军事压力与内部汉化士人集团共同推动的政治需要。本书侧重于分析汉化政策在具体地方执行层面遭遇的阻力,以及改革在文化上取得的显著成就与在军事上留下的结构性隐患。例如,关陇集团的崛起,正是对单纯汉化政策的一种内在反弹。 3.2 赋税体系的演变与国家财政的压力 在长期的分裂与战乱中,传统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难以为继。本书对比了南朝的“户调制”与北朝后期逐渐形成的“租调制”的差异。我们着重探讨了田制改革背后的财政逻辑:统治者如何从直接控制农民转向间接控制地方士族,再通过士族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来获取稳定的税源。这种财政上的妥协,深刻地影响了此后近千年的赋税结构。 结语:一个新时代的序幕 《巍巍昆仑:大漠风云录》旨在描绘一个从破碎中孕育新生的时代。它不是鲜卑人的编年史,而是汉人(广义上的中原文化继承者)如何在剧变中调整自身的生存策略、思想边界与文化认同的记录。通过对政治、哲学、经济和宗教的交叉考察,我们试图揭示,正是这种看似混乱的“大融合”时期,为隋唐盛世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制度、技术与思想基础。本书是一部关于韧性、适应性与文化转化的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