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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林，单周尧，张颂仁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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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ISBN：9787515507842

版次：1

商品编码：11300298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3-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52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从学理的原真性出发，坚持最终学以致用的教育理念。通过“礼乐”这一核心，使处于媒介社会中的当代青年逐渐理解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透过事件分析、中外思想交流，提高思辨能力，拓宽比较文化视野，并最终习得如何在生活、工作中切身以行、学以致用。

内容简介

　　礼乐文明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核心，自周公制礼作乐和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以来，它作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不断地写进国人的心灵，塑造着各个时代的文化特质。近年来，上至国家文化战略，下至民间意识，均以发展精神文明为和谐社会之要义。
　　《MOOK书·礼乐01：大学之道》从各角度对礼乐文化进行的严肃讨论，包括历史学、人类学、宗教研究、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文学、表演等各种观察视角。进一步澄清礼乐文化在当代中国所能扮演的角色和意义。
　　在体裁上，收录学术性强的论文，轻松优美的文人写作，也注重引进新兴的介入方式，例如摄影及平面艺术创作、社会热点问题解读、个案调查报告等。还关注大众对礼乐文化现状的思考与社区实践。

作者简介

　　彭林，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著有《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十五讲》《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中华传统礼仪概要》《中华传统礼仪读本》《儒家礼乐文明讲演录》《中国各代礼仪文明》《礼乐人生》等。

清华大学中国礼学研究中心发起辞
礼乐：中国传统文化之心
尽美尽善：格义大学之道
西方近现代大学理念评析
人格：清华人文精神之魂
—— 重读梁任公先生清华讲演
反思人文学的教化使命
—— 以王国维为例
《大学一解》的从游之道
大学所为何事
—— 从牛津、剑桥说起
分类与排序
现代大学的礼乐重建
金声玉振、礼乐明备
——儒家的雅乐制度
东亚中古文化景观：百济

精彩书摘

　　礼乐：中国传统文化之心彭林
　　1963年7月，美国学者邓尔麟前往台北拜访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就中国文化的有关问题请益。钱先生指出，中国文化可以归结为一个“礼”字，这是中西文化相区别的关键之所在。他说，“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中国人之所以成为民族，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准则”；“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得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钱先生的论述非常精辟，不如此看问题，就无法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文化的精神。
　　一、周公“制礼作乐”是历史的选择
　　以礼乐为一国文化的核心，在全世界堪称独一无二。中国人走上这样一条道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在洪荒时代，人类为了生存，首要的任务是解决物质需求，于是，人类渐次发明了农业。两河流域的居民最早成功培育了小麦和大麦，中国人最早成功培育了小米和大米，印第安人则最早成功培育了玉米。这是农业文明的三大发祥地。中国地域辽阔，小米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产物，大米则是南方稻作农业的产物。考古学家在河北武安的磁山遗址，以及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分别发现了小米与大米的遗存，数量都达十几万斤。两个遗址的年代，都是距今七千年，证明南北两大农业文明发皇甚早。它们经过几千年的交流与融合，汇合成为夏朝的青铜文明。又经过四百年进入商朝，物质文化进一步发展，青铜文明臻于鼎盛，社会生活进入繁荣期。
　　中国传统文化是礼乐文化，通常省称为礼。认识礼乐文化，要从周公“制礼作乐”说起。历史上的殷、周两朝，性质判然有别：“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殷代的青铜文化高度发达，可惜迷信鬼神，怠于民生，尤其到了纣王，更是自信有天佑神助，过着酒池肉林的糜烂生活，并用酷刑镇压反抗者，激起天怨人怒。
　　周武王顺应民意，在牧野与纣王决战，腐朽的商王顷刻覆亡。武王克商不是以暴易暴，而是一场全新的革命。西周初建不久，武王撒手人寰；继位的成王尚在襁褓之中，不能亲政。周公摄政临朝，开创了他的以道德为灵魂的新政，制定了一套体现道德理性的典章制度，史称周公“制礼作乐”。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说，“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公制礼作乐，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代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观堂集林》卷10《殷周制度论》）。中国礼乐文化的底蕴由此奠定。后经过孔子的提倡，用礼乐化民成俗，成为古代中国经邦治国的基本模式。
　　二、礼乐文化的学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人口众多，人的性格、好恶、习性各异。人有精神家园，人的思维活动极其活跃，如何凝聚人心、管理民众，是社会发展的最大课题。国家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管理模式也就不同。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国家依靠宗教管理社会，如阿拉伯地区主要以伊斯兰教的教义治国；印度曾经以佛教思想治国；欧美地区则主要以基督教的教义统一民心。这些地区的文化，都以神为中心。例如基督教文化中，有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在主宰一切。《圣经》说，每个人的心灵里都有邪恶，没有一刻不想做坏事，所以人性是恶的。这邪恶是与生俱来的，不学就会，不教而能的，尽人皆然，故称之为原罪。这种邪恶如果得不到抑止，人就会无恶不作，最后成为恶魔，被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只有基督的血，才能洗涮你的灵魂，为此，人要把灵魂交给上帝管理，每天祷告，做错了事要忏悔，若是一错再错，则要受到法律的惩处。
　　中国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几千年来，中国人坚信天地之间有道德，有公理，有正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相信人有良知，人性本善。在中国文化里，人的灵魂是要由自己来管理的，通过终身的道德修为，可以成为君子，甚至成圣成贤。道德是抽象的范畴，如同空气，看不见，摸不着，无色无臭，但它确实存在，不言而喻，如果长时间失去它，就会出大问题。《礼记》说：“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是根据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出来的制度与规范，是道德理性的体现，遵守礼，就是遵循道德理性，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儒家的任何理念都是通过礼来展现的，他们不是空喊道德理想，而是把它融化、落实到社会生活的每个层面上。离开了礼，中国文化就成了空谈。试看：中国人的理想社会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有关的权威表述是在《礼记》的《礼运》篇，可见是属于礼的范围。国家的典章制度称为礼制，建立一个好的国家制度叫“制礼作乐”；这个制度破坏了，就叫“礼崩乐坏”。
　　人与自然如何相处，在中国文化里，也属于礼的范畴。《礼记》里有一篇《月令》，记载了一年每个月的天象、物候以及当行之令等，其中有春天不得砍伐幼树、不得捕捉怀孕的母兽、不得掏鸟窝等保护自然、保持生态平衡的规定。这些符合道德理性的规定，是用礼的形式向社会公布，要求全民执行的。
　　人与人如何相处，不同的社会身份，彼此如何称呼，如何说话，如何表达尊重，如何安排席位，如何坐卧行走等，都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仪礼》一书中的《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等篇说到这方面的许多规矩；此外《聘礼》《觐礼》等篇则记载了国与国之间、贵族之间的交际礼节。
　　人如何自处，人生如何度过，更是礼的重点之一。人生是漫长的，但关键之点只有几个。在人生的关键点上，寓教于礼，通过“人生礼仪”来进行人生教育，是中国礼义文化的重要特色。例如，在男子年满二十岁时，为之举行成年礼，教育孩子从此负起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在孩子结婚时，为之举办婚礼，教给懂得他们“合二姓之好”的道理；在亲人逝世之后，举行丧、祭之礼以表哀思，教育后人慎终追远，如此等等。在学习和践行礼的过程中涵养德性，变化气质。
　　下面我们来看乐。
　　音乐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凡是文明达到某种高度，音乐便随之产生。对于世界绝大多数民族而言，音乐的功用是表达情感，主要是娱乐、娱己或者娱神。但音乐到了中国人手里，却成为最好的教化工具。
　　儒家认为，乐由心生。人不能没有快乐，因而就一定会有音乐。音乐是人的心声的流露，与人心的关系最为密切。今人所说的音乐，儒家分解为声、音、乐三个层次。声的层次最低，是指各种自然界的声响，或者是低级的人为之声，其特点是没有内在的乐理，没有审美价值。第二个层次是音，相当于今人所说的“音乐”。人比动物高明的地方在于，人能够发现包括七声音阶、十二律、调门、旋律等在内的乐理，然后创作出各种风格的乐曲，藉此表达内心丰富而复杂的情感，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禽兽则只能感知各种声，所以《礼记？乐记》说：“禽兽知声而不知音。”
　　音包罗万象，其中既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既有清新向上的，也有颓废消沉的；它们取决于作曲者的心境、情趣、格调等因素。曲子一经表演，就会给听者之心以直接的影响，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负面影响累积到一定程度，轻则损害自己的人生，重则会造成亡国之灾。据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记载，促使商纣王腐败覆亡的因素中就有音乐，他曾命令一位叫师涓的乐官“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到春秋时期，这种淫声在郑、卫之地依然存在，人们称之为“亡国之音”。因此，分辨音的好坏，让民众多听高雅的音乐，远离颓废暴虐的音乐，意义极为重大。为此，要儒家将“音”进一步区分，把其中内容纯正健康、风格庄重典雅，能够起到道德教化作用的部分称之为“乐”。乐是音当中最优秀的部分，既有共性，又有差别，所以《乐记》说：“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又说：“德音之谓乐。”这一区分，普通人由于受教育的程度不足，很难理解。惟有洞察乐理的人方能明白，所以《乐记》说：“知音而不知乐，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
　　古人所说的乐，通常包括歌词与舞蹈在内。歌词就是诗，流传至今的《诗经》原本都配有曲子。相传《诗经》三百篇，是孔子从众多的诗篇中挑选出来的，孔子用它做教材，教育弟子。《诗经》的核心价值在于把人们的心性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论语？八佾》引孔子的话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朱子《论语集注》解释说：“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有以识其性情之正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可见，《诗》教之旨在导性情、心志之正。所以《毛诗序》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真是精辟之极。
　　礼与乐的作用，各有侧重，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楚国竹书说：“礼，外也。乐，内也。礼、乐，共也。”就是说，礼旨在规范人的外在行为；乐，旨在端正人的心志。两者一起抓，则可内外兼修，成就你的君子风范。
　　古人把礼、乐、政、刑作为治国经邦的大经大法。《礼记？乐记》说：“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是治国的方针与内涵。政，指行政系统，是推行礼、乐的组织机构。刑，是惩处破坏礼乐教育的害群之马的手段。所以，《乐记》又说：“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乐记》亟言礼乐的重要，屡屡以天地相比喻：“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认为只有功成治定的王者，才配制礼作乐：“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
　　……

前言/序言

　　已然逝去的二十世纪，是中国思想界大裂变的时代。《诗？小雅？十月之交》云：『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高大之岸陷为深谷，低深之谷骤成山陵，曾经骄人于世的中华礼乐文明，几乎在一夜之间被西方文化颠覆，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悲情的一幕！
　　礼教与自由，不啻为百年前最惨烈的战场。
　　1899年，严复着手翻译英哲穆勒（JohnStuartMill）的《论自由》，梁任公亦追慕之，始著《饮冰室自由书》。前后三十年，自由之声，响彻南北。其后，张之洞痛斥新修律法的革新派『丧心病狂』，引发民间反礼教声浪。1906年，章太炎出狱抵日，发表演说，并撰《诸子学略说》一文，鞭笞孔学，为反礼教凿开户牖。后浪猛烈，张之洞虽殁，『打倒吃人的礼教』之声，至今遗响犹在。
　　社会思潮的峰回路转，渐次见诸人心之蕲向。三四十年代，国难再临，世风日衰，有识之士意识到，空谈自由，无补于世，社会之进步，当求诸切实的人文建设。京城有陈寅恪、潘光旦、贺麟诸公，均以推阐梁任公『以礼为人格教育之一工具』为毕生职旨；章太炎回归讲坛于苏州，追悔当年所言为『刍狗』，而『以为观象授时，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学校制度，巡狩朝觐，皆可谓之经礼』；唐文治则主持国专于无锡，倡论『国体立于礼』，如此等等。一反一复，矛头所向，均在一『礼』字，钱穆先生说『礼为中国文化之魂』，洵为卓识。
　　礼乐之道，中国的成败一系于此！
　　两千多年的古代中国，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政统不断更迭于上，然而中国依然是中国，本位文化从来没有中断，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其深层的原因，钱先生说，是因为中国有『士』这样一个『流品』。志于道者谓之士，他们立志承传中国文化之道，以天下为己任，在民间办书院，讲学论道，培养人才，使得中华之学统世世赓续于下。这种勇于担当的『士大夫精神』，正是中华文明史的脊梁。立定脚跟，固守住中国的本位文化，不仅是弘扬中华文明的需要，也是人类文明对我们的寄望。
　　不幸的是，近代以来，士风不振，学孔孟者难见其儒家风范，学老庄者失却了道家气象，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正如太史公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享有世界第一智库美誉的Rand公司评论中国知识分子，说：『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2008年）士风如此，是为国耻！
　　班固《汉书？礼乐志》说：『《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礼乐关乎民生日用，关乎伦理道德，不可须臾或离。今日复兴中华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然而历经百年来的抹黑，国人大多已不知礼为何物。梁任公说，『中国重礼治，西方重法治』，钱穆先生赞之曰：『此可谓深得文化分別之大旨所在。』为此，本刊以阐发、弘扬中华优秀的礼乐文明为职志。礼是什么？乐又是什么？礼乐何以能治国？它在历史上有过怎样的贡献？又如何为当代中国所用？都是本刊着力的主题。我们殷切地期待读者朋友的眷顾与参与，你们的热情与智慧，将是本刊成功的关键。
　　本辑之创辟，发源自《礼记？大学》篇，朱子将其弁于《四书》之首，至今流芳亦已八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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