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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书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教育家、佛教家蒋维乔在日本学者境野哲先生《支那佛教史纲》基础上撰写的著作,对民国以后的中国佛教研究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不失为一本了解中国佛教历史的基本读物。
  特点为简要系统,不乏卓识;语言畅达,不失曲雅风趣;资料丰富,存厥存疑。不无为国人的佛教研究开辟道路之意。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中国近代知名哲学家、教育家、佛学家。历任民国教育部秘书长、南京东南大学校长等职。自1917年起潜心学佛。著有《中国佛教史》、《佛学概论》、《佛学纲要》、《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吕氏春秋汇校》、《中国哲学史纲要》、《宋明理学纲要》等著作。
第一章  佛教东传之期 1
第二章  佛经传译之初期 5
第三章  四大翻译 13
第四章  南北佛教之中心 28
第五章  佛教之弘传与道教 36
第六章  隋唐以前之二大系(一) 44
第七章  隋唐以前之二大系(二) 54
第八章  禅之由来 65
第九章  极乐往生与兜率往生 72
第十章  天台宗之起源及其开创 81
第十一章  嘉祥之三论宗 97
第十二章  造像与石经 104
第十三章  会昌以前之佛教概说 109
第十四章  唐之诸宗 116
第十五章  华天之再兴唐武周世之破佛 175
第十六章  宋以后之佛教 189
第十七章  近世之佛教 243
第十八章  近世各宗 268
第一章·佛教东传之期
我国人知有佛教,远在汉初;但就历史上显著之事实言,遂相传后汉明帝时,始入中国耳。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入中国,事详汉《法本内传》。此传作于何代,无可征考。据续集《古今佛道论衡》,此传凡五卷(曰《明帝求法品》,曰《请法师立寺品》,曰《与诸道士比较度脱品》,曰《明帝大臣等称扬品》,曰《广通流布品》,是。其第三卷,载在《续佛道论衡》)。就各卷标题,及其大体而论;似在佛教传来后,摹拟佛经体裁之作。《大唐内典录》,谓为佛法初来时所作,未可尽信。今据汉《法本内传》、《高僧传》、《僧史略》等书,并详加参证,以示佛教初传时之状态。
史称:永平三年(60年),明帝夜梦金人,身长丈六,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询群臣,傅毅始以天竺之佛对。帝遣中郎将蔡愔、博士秦景、王遵等十八人使天竺,写浮屠遗范。乃与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愔之还,以白马负经而至。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以居二僧。中国有僧寺自此始。《高僧传》,则谓此寺原名招提寺,后改白马;其言曰:“相传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惟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毁诸亭;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所谓外国国王,应是五胡乱华时之国王;但其姓氏不可确知(《法本内传》有白马、兴圣二寺)。故白马寺建于何代,尚须研究。
汉《法本内传》①称迦叶摩腾、竺法兰抵洛阳后,五岳十八山道士,于永平十四年(71年)正月一日上奏,请与佛僧论理角法。明帝遣尚书令宋庠,谕传道释两派,斗法白马寺。而南岳褚善信、华岳刘正念、恒岳桓文度、岱岳焦得心、嵩岳吕惠通以下六百九十道士,筑三坛于寺之南门外;西坛安置符箓书,中坛安置黄老等书,东坛列祭器食物,祈祷诸神。佛僧则于道路西侧,安置佛舍利经像。已而道众宣言,纵火焚坛,不燃圣典。讵知火发,悉归灰烬。佛则舍利放五色光,飞舞空中。迦叶摩腾,亦飞升天际;现诸神怪。观者叹服。自吕惠通以下诸人,暨内宫妇女二百三十人,一时皆愿出家。朝廷敕所司建十寺;以七寺为僧寺,三寺为尼寺。僧寺建于洛阳城外,尼寺建于洛阳城内。而南岳道士费叔才,以法力不及佛僧,愧愤而死。然其说均未可确信。
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华后,所译经典,载在《经录》者,除《四十二章经》外;尚有《佛本行经》五卷、《十地断结经》四卷、《二百六十戒合异》二卷、《法海藏经》一卷、《佛本生经》一卷。惟《四十二章经》尚存,且最有名;其体颇似老子《道德经》。或谓“此经本是《天竺经抄》,元出大部;撮引要者;似《孝经》十八章”。相传此经译成,朝廷藏之石室,后始流传。《高僧传》称:“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室中。”兰台者,后汉禁中藏书府也。至汉《法本内传》所载佛教东渐说;仅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来华事实足采。盖自二人来后,讫桓帝时安世高、支娄迦谶来华之前,八十年间,中国史乘,无一言涉及佛教者。故虽谓《中国佛教史》,断自安世高、支娄迦谶始,亦无不可。当摩腾法兰之来,朝廷加以宠异,后世传说遂歧。我国人之知有佛教,为时更古,不始于汉。迦叶摩腾等之来,仅可谓为天竺人来华之始。至于确定佛教之传来期,应自安世高、支娄迦谶始。
上言摩腾法兰未来以前,我国已知有佛教;兹引诸书,证之于下:
(一)《列子》:“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此孔子暗示释尊之教化,与儒教不相歧之证也。
(二)朱士行《经录》:“秦王政四年(秦王政后灭六国,即皇帝位,是谓始皇帝。王之四年,乃即皇帝位前二十二年),西域沙门室利房(一作释利房)等十八人,始赍佛经来华;王怪其状,捕之系狱,旋放逐国外。”
(三)《魏书·释老志》:“释氏之学,闻于前汉。武帝元狩中,霍去病获昆邪王及金人,率长丈余;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此金人长丈余者,或系指佛像而言。
(四)《释老志》:续前文“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云:‘身毒国有浮图之教’”。此明示佛教流行中国之事实。浮图,即佛
陀也。
(五)梁阮孝绪《七录·序》:“成帝时,刘向检校秘书,编写目录,其中已有佛经。盖秦政既设挟书之禁,令民间不得藏书。惠帝始除此律,稍稍搜集天下书籍。成帝之世,命陈农广求遗书,使刘向父子雠校。向亡,帝使歆嗣其前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佛祖统纪》引刘向《列仙传》曰:“吾搜检藏书,缅寻太史,撰列仙图。自黄帝以下,迄至于今,得仙道者七百余人。检定虚实,得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余人,已见佛经矣。”据此足为向校书时,已有佛经之证。
(六)《释老志》:“哀帝元寿中,景宪受大月氐王口授《浮图经》。”考元寿元年,距武帝时八十年,在迦叶摩腾、竺法兰来中土前六十余年。
以上所载,列子之文,或后人所伪托。此外如《广弘明集》,引《老子·西升经》:“符子云:‘老子先师,名释迦文;’”《佛祖统纪》、《周书异记》、《天人感通传》,俱谓周代已知有佛教,恐系后人揣测之言,悉不足据。
朱士行《经录》,谓秦处中国极西,为西域来中国者必经之道。以其时考之,适值印度阿输迦王在位之年。其派遣传道师来华,虽属意中事,然亦不过拟议之辞,未可尽信。(朱士行详细情形,另于后章述之。但就《古经录》而言,不足征信之处尚多。例如《开元录》、《贞元录》、载释利防所卖《古经录》一卷,刘向校书时《旧经录》一卷,迦叶摩腾汉时《佛经目录》一卷,朱士行《汉录》一卷。是朱士行前,已有《经录》,确无可疑。故朱士行《经录》,未可重视)。
《魏书》所载,可称实录。武帝遣张骞使月支,说夹击匈奴,虽不成;然张骞知月支之南有身毒国,观其后谋由蜀赴身毒国赴滇越事可知。其所载景宪事亦足据。盖此时佛教,当已盛行月支也。但武帝降昆邪王得佛像事,尚须考证。当是时,佛教虽已盛行印度北方,然昆邪王地邻高昌(即今之甘肃)。距印度远甚。佛教势力,似尚未能及此。(或谓此非佛教,系在西域所行之他教)。
刘向《列仙传》,载黄帝以来得仙道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余人见于佛经。所谓汉以前列仙七十余名见于佛经者,初不明为何事。而《统记》称今书肆板行者,即指《列仙传》。乃云七十四人,已在《仙经》。盖是道流擅改之耳。由此观之,或系引文之误。如曰黄帝以来得仙道而名列《仙经》者七十四人,则其说较妥矣。
要之,我国知有佛教,应在武帝通西域后。至明帝时,天竺人来华,朝廷尊之。遂视为异闻,而传播于后世。实则中国佛教史,当以安世高、支娄迦谶来时为始也。
……
这部厚重的著作,一拿在手上就能感受到其沉甸甸的历史分量。我本来对佛教史抱持着一种比较模糊的印象,无非是知道它源于印度,后来传入中国,接着就是一些耳熟能详的高僧大德的名字。但深入阅读后,我发现这本书的叙述脉络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和精妙得多。它并没有采用那种时间线索式的平铺直叙,而是巧妙地将历史的演进与思想的嬗变结合起来。比如,书中对于魏晋玄学与佛教义理相互渗透的阶段,描绘得入木三分,那种士人阶层在乱世中对精神寄托的渴求,以及佛教如何精准地填补了这一空白,读来让人不胜唏嘘。作者似乎对每一个历史转折点都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不仅仅记录了事件,更剖析了其背后的文化和社会土壤。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对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佛教流派之间的互动与张力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让我得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佛教绝非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充满了内部辩论、融合与创新的动态过程。这种深入骨髓的学术性,却又避免了纯粹的枯燥,每每读到关键的哲学思辨之处,总感觉自己的思维也被拉伸和拓宽了。
评分这本书的史料驾驭能力,简直令人叹为观止。我是一个对细节比较较真的人,很多关于佛教史料的记载往往是零散且相互矛盾的,但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作者展现出了惊人的考证功力。他对文献的引用和对比处理得非常得当,既能体现出学术的严谨性,又不会让普通读者感到困扰。比如,在论述禅宗的起源与发展时,书中对不同版本的“六祖坛经”进行了精妙的辨析,清晰地勾勒出了文本在流传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和增补,这让我清晰地认识到“历史的真实”往往是多层次的建构。而且,作者对于佛教图像学和建筑学的涉猎也十分广泛,他常常在文字描述的间隙,插入对寺庙布局、造像风格演变的分析,这种多维度的切入点,极大地丰富了我的阅读体验。它让我意识到,研究历史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层面,物质文化同样是解读信仰的重要载体。总而言之,它提供了一个极其扎实可靠的知识框架,足以支撑后续更深入的探索。
评分我必须承认,这本书的阅读难度是有的,但这种“难”是高质量的,是智力上的挑战而非故弄玄虚。书中对于中国佛教思想本土化的过程,尤其是一些高深禅理的阐释,要求读者必须集中注意力进行思考。但作者的笔力实在老辣,他总能用极其凝练的语言,将那些原本抽象得让人抓耳挠腮的概念,用中国化的比喻和语境重新包装起来。比如,他论述“缘起性空”在中国士大夫哲学中的变异,读得我几度停下来,反复咀嚼那些句子,试图将那份古老的智慧与当下的困惑进行对话。这种阅读体验是沉浸式的,它迫使我放慢速度,让我的心绪沉淀下来,去感受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精神世界中挣扎与超越的轨迹。这本书不是一本可以用来消遣的闲书,它更像是一坛需要时间慢慢品味的陈年佳酿,每一次开启,都能品尝出不同的层次和回味。它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对历史的认知,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
评分说实话,我抱着一种“扫盲”的心态开始读这本“中国佛教史”,毕竟这个题目听起来就庞大得让人望而却步。然而,这本书的叙事方式却出奇地平易近人,它不像某些学术专著那样堆砌艰涩的梵语词汇或者复杂的宗派术语,而是仿佛一位学识渊博的长者,娓娓道来一段段引人入胜的往事。我特别欣赏作者在描述人物事迹时所注入的人情味。例如,描述某位高僧在南下传法途中的艰辛,那种跋山涉水的毅力,那种面对诽谤时的坚定,读起来就如同在看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电影。更难得的是,它没有将宗教简单地理想化,而是坦诚地揭示了佛教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的世俗角色,包括它与皇权的关系、它在经济生活中的参与度等等。这种全景式的描绘,让佛教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精神体系,而是真正融入了中华文明的肌理之中,成为理解中国历史绕不开的一环。读完后,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看似寻常的符号和习俗,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仿佛打通了一条新的认知通道。
评分坦白讲,我对中国宗教史的了解一直停留在比较宏观的层面,总是感觉抓不住重点,阅读体验比较碎片化。直到我接触到这本著作,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脉络清晰,层次分明”。作者对于历史的阶段划分非常精准,每一个时期的核心议题都提炼得非常到位。例如,书中对于“会昌法难”的分析,不仅仅是记录了事件的残酷性,更重要的是深入探讨了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动因,以及对后世佛教管理体制的深远影响。这种层层递进的剖析,使得原本看似突兀的历史事件,都找到了其内在的逻辑联系。阅读此书的过程,就像是在攀登一座结构精密的知识金字塔,每向上一个台阶,眼前的视野就开阔一分。它教会了我如何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历史记载,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既有的结论。我强烈推荐给所有希望系统性掌握中国历史脉络的读者,它提供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分析历史事件的思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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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好书 赞赞赞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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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印刷精致,颜色准确。好书
评分非常好的书籍,同事十分喜欢了
评分了解中国佛教历史和佛教文化的好书,值得推荐。
评分还没怎么品读,应该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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