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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丛书特点

　　丛书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著名教育家朱永新任总主编，各分卷主编都是国内教育学界的资深专家和知名学者，其研究成果代表了该领域的*新进展与*高水平。

　　二、公益性

　　丛书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总结了教育改革的成果和经验，汇集了专家学者对教育改革的思路和探索，丛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推动和促进中国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

　　三、原创性

　　丛书都是作者聚焦、跟踪、研究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原创之作，体现了教育学界对这一重大课题的深度思考与集体智慧。对广大教育理论研究者和一线教师来说，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和实用价值，对教育的决策者来说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内容简介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教育改革大系》全面展示了我国教育改革30多年来的历史进程和重要成就，系统总结了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广泛汇集了专家学者对教育改革的新思路和新探索，将有助于推动和促进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丛书分为十卷：《学前教育卷》《中小学教育卷》《职业教育卷》《高等教育卷》《终身教育卷》《学科教学卷》《教育实验卷》《德育卷》《教育体制与教育财政卷》《教育改革理论卷》

　　本书对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财政改革进行了梳理和评价。教育体制改革部分着重介绍与讨论了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和教师体制的改革，教育财政改革部分全面分析了教育筹资体制、政府间教育财政分担体制、教育经费分配与使用管理制度和学生资助制度改革。本书对于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体制和教育财政改革的进程、成就和问题，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和研究文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朱永新，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等兼职教授。国家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新教育实验发起人，多次被评选为中国十大教育英才、中国改革十大新闻人物、“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他发起的新教育实验，对当今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袁连生，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教育经济与财政研究，在教育成本计量、教育财政体制改革、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等领域有较大影响。

精彩书评

　　

媒体推荐

《中国教育改革大系》首发

2016-03-30 06:47 人民网-人民日报

29日，《中国教育改革大系》首发暨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相关部门和教育界、出版界专家进行了探讨。

《中国教育改革大系》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丛书共10卷，由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任总主编。丛书全景式地展示了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和重要成就，总结经验、积极反思，汇集了专家学者对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思路和新探索，提出了要重建教育改革哲学、释放全社会的教育活力等建议。

作者：巩育华

(原标题：《中国教育改革大系》首发)

　　

名人推荐

《中国教育改革大系》选题重要，立意高深，体系完整，布局合理，项目各位主编都是我国教育学术界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在相关研究领域造诣较高，业绩突出。该项目的出版对加深我国教育改革理论研究，总结我国教育改革经验教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革之路，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中国教育改革大系》从不同视角探究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既具有**性、文献性、史料性之类工具书的实用价值，也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徐 辉（民盟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

　　

　　

目录

总序 / 1

上编 教育体制

第一部分 总论 / 3

第一章 教育体制改革概述 / 5

第一节 教育体制改革的历程 / 5

第二节 教育体制改革的特征、得失与展望 / 2 8

第二部分 分论 / 4 1

第二章 办学体制改革 / 4 3

第一节 农村办学体制改革 / 4 3

第二节 城市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 / 5 7

第三节 民办教育的恢复与发展 / 7 5

第四节 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 / 8 2

第五节 办学体制改革的成效与问题 / 9 0

………………

第四章 教师培养、 聘用与薪酬体制改革 / 1 3 1

第一节 教师培养体制改革 / 1 3 1

第二节 教师聘用体制改革 / 1 4 1

第三节 教师薪酬制度改革 / 1 5 2

第四节 教师体制改革的成效与问题 / 1 6 2

第三部分 教育体制改革重要文件摘编 / 1 7 1

第四部分 附录 / 2 3 1

教育体制改革大事记 / 2 3 3

主要参考文献 / 2 3 8

综合索引 / 2 4 4

下编 教育财政

第一部分 总论 / 2 4 9

第一章 教育财政体制改革概述 / 2 5 1

……………………

第五章 学生资助制度改革 / 3 9 8

……………………

综合索引 / 5 1 6

后记 / 5 1 8

精彩书摘

　　《中国教育改革大系 教育体制与教育财政卷》：
　　公办高校的合作方，既有上述名不副实的问题，也有通过投资对独立学院形成实际控制，导致公办高校权利虚置的问题。在一些合作方控制的独立学院，公办高校只收取品牌费，对教育教学不闻不问，对办学质量不进行监督。一些独立学院高收费、违规招生录取、盲目扩招使办学条件严重恶化等短期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产权不明晰、责权不统一造成的，严重影响了独立学院的健康发展。
　　治理结构不规范：独立学院属性不明确、产权不清晰又带来治理结构的不规范。按规定，公办高校和合作方可以协商成立独立学院校董会，院长由公办高校推荐、校董会选任。但在实际中，很多校董会构成不规范，不能履行决策权，形同虚设；有的走上另一个极端，董事长领导一切、包揽一切。在一些合作方投资建立的独立学院，投资者出任董事长，采取“家族式”管理，控制学院的决策，不仅频繁撤换校长和教师，还控制财务，甚至抽逃办学资金。
　　影响母体高校毕业文凭声誉：按规定，独立学院应该独立颁发学历证书。在独立学院发展初期，毕业生的毕业证和学位证多由母体高校发放，教育部2003年的文件出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独立学院的学位证书依然由母体高校发放。即使学历、学位证书由独立学院发放，由于独立学院的名称前均冠以参与举办的公办高校的名称，该具名同样出现在独立学院的学历和学位文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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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总序

　　朱永新

　　一、中国当代教育改革的历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教育事业获得了重大发展，书写了世界历史上穷国办大教育的奇迹。无论是基础教育的发展，还是高等教育的成长；无论是职业教育的进步，还是民办教育的进展；无论是规模的扩大，还是质量的提升，都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与此同时，穷国办大教育的客观条件，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观念、人才观念和教育观念相对陈旧，教育体制及其相关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新的形势下，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凸显。这些都是中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温故可知新。对于任何改革而言，回顾历程，梳理经验，总结教训，都是改革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变，教育既为这场巨变储备着人力，又为这场巨变营造着环境。回顾中国教育改革的历程，梳理中国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对今后中国教育的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恢复高考，拉开中国教育改革大幕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底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两年时间里，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为确定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教育领域，有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一件是恢复高考制度，另一件是拨乱反正,推翻“两个估计”。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上大学的办法。这一年年底，全国有570万人走进考场，27��3万人被录取。1978年夏天，610万人报考，40��2万人被录取。恢复高考制度意味着正常的教育秩序得到了恢复，为众多的青年人打开了走向成功的大门，更恢复了知识和教育的尊严，全社会出现了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风气。全民族被压抑已久的学习热情、教育热情迸发出来，中国教育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恢复高考制度，不但标志着中国教育制度改革拉开了大幕，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支持。一大批有志青年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很快就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量，现在他们更成为领导和推动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当代历史学家认为，恢复高考制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

　　几乎在恢复高考制度的同时，教育领域也启动了拨乱反正，主要是推翻“两个估计”。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全国的教育秩序陷入混乱之中。1971年，中共中央召开了为期108天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随后通过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1949—1966年的教育发展进行了定性，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两个估计”出发，会议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工宣队长期领导学校；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缩短大学学制，将多数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领导，等等。“两个估计”和随之提出的许多极“左”的政策，使教育体制更加扭曲和紊乱，成为教育发展的桎梏。

　　1977年9月，也就是在明确提出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一个月后，邓小平在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说，“‘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

　　当时教育界普遍认为，“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体制是相当好的，教育上要拨“文化大革命”之“乱”，重归“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之“正”。1977年11月，中央批示决定从大、中、小学校撤出工宣队。1978年，在中小学撤销“红卫兵”“红小兵”组织，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中小学学制由“文化大革命”中的10年恢复为12年。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规模缩减农村普通高中，提高职业教育的比例。新建校舍，清退“文化大革命”中被占用的校舍，恢复和增建了一批高校和中专。教育重新对外开放，向西方国家派遣研究生，等等。

　　1979年初，由邓小平提名，20世纪60年代的高教部部长、原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出任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主管教育工作。蒋南翔按照“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国教育的模式建设新时期的教育，重新颁发在20世纪60年代的条例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并在中小学重新建立重点学校。经过治理整顿，基本上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实行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强调中央教育行政的权威。

　　20世纪80年代教育的恢复重建，形成了延续至今的中国教育的基本格局、基本价值、基本模式，它们大致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的翻版。

　　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确保了高校招生的质量，为“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提供了重要的保证。但是，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不发达，普通中学毕业生“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现象开始出现。对于学校来说，由于教育评价体系尚未形成，也没有相应的制约措施与配套政策，直观的升学率成为简单易行的衡量标准。在全社会都在热议改革的时候，教育界的突出问题就是片面追求升学率、学校向社会输送的人才结构很不合理。与此同时，随着中小学重点学校的恢复，义务教育被纳入升学教育的轨道，致使升学竞争层层下压，“应试教育”得到强化，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上升为社会问题。大家首先感到的是教育结构的不合理，继而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陈旧落后。所以，教育结构改革和教学方法改革自然就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

　　但是，仅仅靠改革教育结构和教学方法是否就真的能解决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呢？是否就真的能实现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目标呢？事实证明是难以解决和实现的，这激发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的反思与批评。

　　大致从1982年开始，教育理论界开始酝酿教育体制的改革问题。人们意识到，缺少活力是中国教育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一个拥有几十个民族、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各地情况迥异，基础各不相同，发展很不平衡，但统统实行同一种办学模式：清一色的全日制，正规化，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统一教材，统一标准，统一学制……大学无论是部办、省办、市办，一概统招统分统配，其结果是，学校吃政府的大锅饭，学生吃学校的大锅饭，学生只要考进大学，就像进了保险箱。学校的教材几十年不变，从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到教学方法，都是沿袭从前，严重脱离了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新形势下必须进行教育体制改革，逐渐成为教育界的共识。

　　（二）体制改革，启动中国教育改革进程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份经济体制改革方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文件第九条指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和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任务”。

　　时隔仅仅一个星期，中央书记处就开会讨论决定，将教育改革提上日程，并成立领导小组。当年领导小组成员胡启立的一篇回忆文章说，总书记胡耀邦提出，“这次教育改革要写出一个纲领性文件，要抓住教育上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旗帜鲜明地做出回答”，“要下大力气，认真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集中全国教育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写出一个好文件，指导推动教育体制改革”。

　　为此，胡启立率领教育部、中央办公厅有关人员和文件起草班子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调研，辗转四个省，先后到过几十所学校，开了大大小小近百次座谈会，与逾千人交流、讨论。各地、各部门、各方面都积极提出改革建议和意见，其中书面意见有300多份。文件起草过程中还专程赴美国征求美籍华人专家、学者对教育改革的意见和建议。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据粗略统计，先后参加讨论这份文件的，约有一万人次以上。《决定》的出台过程，反映了开放、民主的决策过程。

　　《决定》认识到：中国教育事业的落后和教育体制的弊端已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别是面对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形势，面对着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兴起的形势，教育事业的落后和教育体制的弊端就更加突出了。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二是在教育结构上，基础教育薄弱，学校数量不足，教育质量不高，合格的师资和必要的设备严重缺乏，经济建设急需的职业和技术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高等教育内部的科系、层次比例失调；三是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存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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