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土中古有关胡族文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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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伟洲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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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99642
版次:1
商品编码:12051831
包装:平装
丛书名: 西部边疆研究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1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00
字数:261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关于中国中古时的“胡族”的探索,分为五部分,一章收录有关北朝时胡人墓志考释的文章四篇;第二章收录隋唐时有关胡人文物墓志研究的文章四篇;第三章收录隋唐时出土相关胡人的文物、“六胡州”及丝绸之路起点研究的文章四篇;第四章收录了笔者从相关胡人墓葬出土的“乐舞图像”中研究唐代音乐、舞蹈的文章二篇;附录中收入了笔者多年研究魏晋南北朝时北方诸胡族及其相互关系的文章一篇。

作者简介

周伟洲,男,1940年2月生,广东开平人,汉族,中共党员。现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196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5年西北大学民族史专业研究生毕业。1986年由讲师破格晋升为教授。1992年6月至1998年12月曾任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并兼西北历史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民族文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副会长等。

目录

第一章 北朝胡人墓志考释/1
一 大唐西市博物馆入藏北朝胡族墓志考/3
二 北周莫仁相、莫仁诞父子墓志释解/33
三 杨文思墓志与北朝民族及民族关系/54
四 新出土柔然王族墓志汇释/72
第二章 隋唐胡人墓志研究/101
一 隋《虞弘墓志》释证/103
二 乞伏令和夫妇墓志证补/125
三 《唐故突骑施王子志铭》补考/137
四 甘肃榆中出土唐交河郡夫人慕容氏墓志考释/148
第三章 隋唐胡人文物及“六胡州”等研究/157
一 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159
二 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唐杜怀宝造像题铭考/211
三 兰池都督府与兰池州/228
四 丝绸之路起点唐长安城的三大标识/234
第四章 胡人乐舞图像研究/251
一 6世纪至7世纪中国相关粟特人墓葬出土乐舞图像研究/253
二 唐韩休墓“乐舞图”探析/292
附 录/309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311

前言/序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古丝绸之路之上的今甘肃河西走廊、陇右及陕西西安、河南洛阳、山西太原等地相继发现和发掘一批公元3世纪至9世纪(相当于中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有关中国中古时期的墓葬或遗址,出土了大量有关胡族的文物,如墓志、棺椁、壁画、陶俑等珍贵文物,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瞩目。所谓中古时的“胡族”或“胡族”,自秦汉以来就有广义和狭义的指称:先秦至秦汉,狭义的“胡族”一般专指北方蒙古草原的匈奴族,隋唐时则一般专指西域胡族(今新疆、中亚、西亚、南亚等地的古代民族);广义的“胡族”则还包括属“东胡”的乌桓、鲜卑等族,以及继匈奴之后的漠北柔然、铁勒、突厥、回鹘,属“西戎”的氐、羌诸族;可以说,广义的中古时的“胡族”基本上泛指北方的各少数民族。本书所探索的相关中国中古时的“胡族”即是上述广义的胡族。
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与专业学科方向对这些新出土的有关胡族珍贵文物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甚至推动了一些世界性“热门”的分支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如图像学、粟特学等。同时,也促进了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发展。
本书主要辑录笔者自21世纪以来公开发表的有关新出土的有关中国中古时期胡族文物进行研究的13篇论文,其中有8篇是对胡人墓志的考释。关于墓志或墓志铭A的研究,因墓志一般出土于古代墓葬,铭文反映了墓主人所处时代的各个方面,从史学角度看,墓志的史料价值很高。近代以来,中国一些著名史家均十分重视对出土墓志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这些与墓志相关的研究,首先主要采用中国史学的传统方法对出土墓志进行整理、点校和初步的考释,墓主在传世文献(主要是正史)中有记传的,则两者结合,互证互补。以上方法应是墓志研究中最基础、最必要也最为艰苦的研究工作之一,在今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修订工作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墓志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此,事实上,我们应在对墓志的整理、录文、标点、考释及与传世文献对勘等基础研究工作之上,采用史学甚至许多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墓志涉及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学艺术(志文、书法、图案等)、民族与民族关系、历史地理,甚至社会生活(婚姻、家庭、习俗等)及墓志本身(书法、图案、与谱牒之关系、行文格式等)等各方面进行综合研究,推进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和创新。正如学界对战国秦汉简牍、敦煌与吐鲁番文书的发现和研究推动了各代历史研究发展一样,学界对中古墓志的研究起到了同样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谁也推翻不了的事实,也是国内外墓志研究总的发展趋势。尽管国内学者对墓志的研究多从某一角度或做基础研究,或做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也有高低之分,或存在一些问题,但总的来说,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进一步的综合研究,对墓志发挥史学的作用都是大有裨益、缺一不可的。
但是,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对国内史学界进一步利用墓志进行综合研究的现实和发展趋势视而不见,抓住墓志基础研究特别是墓志与传世文献对勘及其出现的一些问题,贬低或批评史学的一些传统研究方法,认为这是在某种程度上“内容和方法比较单一的史料考证”,希望“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在中古时期墓志研究中流行的‘史志对勘,以志证史、补史’的方法与庸俗化版的‘二重证据法’颇有暗合之处”,并提出要采用将墓志作为“独立而非孤立的史学考察对象”的新方法。如上所述,我们认为,将墓志作为新出的史料进行录文、标点、考释、考证是墓志研究的基础,其本身就是史学分析、史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对墓志进行进一步的综合研究,即是“墓志的史学分析”,两者均有存在的价值。至于所谓的从墓志本身研究的“新方法”,不过是墓志综合研究的内容之一而已,它绝不能替代或代表整个墓志研究发展的方向或趋势。
本书第一章辑录有关北朝时胡人墓志考释的4篇论文:《大唐西市博物馆入藏北朝胡族墓志考》《北周莫仁相、莫仁诞父子墓志释解》《杨文思墓志与北朝民族及民族关系》《新出土柔然王族墓志汇释》(此文未发表过)。第二章辑录了有关隋唐时胡人墓志研究论文4篇,即《隋〈虞弘墓志〉释证》《乞伏令和夫妇墓志证补》《〈唐故突骑施王子志铭〉补考》《甘肃榆中出土唐交河郡夫人慕容氏墓志考释》。第三章辑录了有关隋唐胡人文物及“六胡州”、丝绸之路起点研究的论文共4篇,即《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唐杜怀宝造像题铭考》及有关六胡州的《兰池都督府与兰池州》,另有《丝绸之路起点唐长安城的三大标识》一文。第四章还辑录了笔者从相关胡人墓葬中出土的“乐舞图像”研究唐代音乐、舞蹈的论文2篇,即《6世纪至7世纪中国相关粟特人墓葬出土乐舞图像研究》和《唐韩休墓“乐舞图”探析》。最后,附录中收入了笔者多年研究魏晋南北朝时北方诸胡族及其相互关系的论文,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
由于笔者大学学习的是历史学考古专业,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多年,研究生专业为中国民族史,后又长期从事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故对中古胡人文物的研究多从古代民族与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史为切入点来展开。书中所辑论文仅代表笔者的个人看法和观点,不一定确当,望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周伟洲
2016年1月于陕西师范大学

《秦汉帝国边疆:汉文化与胡族交融的考古学透视》 本书导言:史前脉络下的边疆转型 本书旨在深入考察秦汉帝国时期,特别是西汉至东汉阶段,中国北方及西部边疆地区,即传统意义上的“胡族”活动区域,与汉文化核心地带之间错综复杂的物质文化互动与社会转型。本书的根本立足点在于考古学证据的细致辨析,聚焦于出土文物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而非仅依赖史书记载的民族概念。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在帝国强力扩张与治理体系建立的背景下,原生的游牧或半农耕胡族社会如何响应、吸收、适应乃至抵抗来自汉朝的物质文明输入,以及这些互动如何重塑了边疆地区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与身份认同。 本书将避开传统史学中将“胡族”视为单一、静止的“他者”的局限,转而采用动态的、多中心的视角,审视边疆考古遗址中体现出的文化“混合性”(Hybridity)与“地方性”(Locality)。我们认为,秦汉帝国与其边疆的互动,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物质文化交流与在地化过程,其复杂性远超简单的“同化”或“入侵”二元对立模型所能概括。 第一部分:铁器时代的社会重构——从东周到汉初的文化基础 本部分着眼于秦汉帝国建立前夜,特别是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黄河中上游及河西走廊地区的考古遗存。这一时期的边疆文化尚未完全被汉王朝的郡县制度所覆盖,仍保留着浓厚的早期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融的特征。 第一章:北方草原前沿的青铜与早期铁器 重点考察内蒙古中西部及陕北地区,以“草原东进”文化影响下的遗址为例。分析该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与早期铁器组合,如动物纹饰的带扣、马具和兵器(戈、剑)。这些遗物在形制、铸造技术上表现出与中原地区的显著差异,尤其是在装饰艺术上继承了更早期的动物搏斗场景母题。本书将细致比对鄂尔多斯文化晚期与汉代早期墓葬的出土遗物,厘清技术扩散的路径与文化风格的变异。我们关注的并非是“谁制造了它”,而是“这种物质组合如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与阶层结构”。 第二章:河西走廊的早期聚落形态与经济模式 深入分析汉武帝开辟河西走廊之前,当地可能存在的半农半牧聚落遗址。通过对聚落布局、房址结构(如半地穴式与地面木骨结构并存的现象)以及陶器类型的研究,探讨当地社会在农作物(如粟、黍)种植与畜牧业(特别是马、牛、羊)之间的经济平衡点。本章的重点在于,这种早期聚落的物质面貌,为汉代郡县管理下的“戍边屯田”模式提供了怎样的历史性对比和物质性基础。 第二部分:帝国强权下的物质渗透与在地适应(西汉中后期) 本部分聚焦于张骞凿空西域及霍去病、卫青征伐后的帝国边防体系建立,考察汉朝在边疆地区设置郡县、推行屯田与“和亲”政策对当地物质文化产生的深刻影响。 第三章:军事化与定居化:汉代边郡的考古学证据 对居延汉简的考古背景——如肩水都尉府、破城子等遗址的出土文物进行系统梳理。重点分析在这些军事前哨站中,汉代标准化的陶器(如圜底罐、筒瓦)、铁制农具(如犁铧、锄)与当地社会原有的器物类型的共存状态。我们特别关注军屯的物资供给链如何影响了当地手工业的生产模式,并探讨边郡居民的丧葬习俗中,汉式明器与地方习俗的融合程度。 第四章:丝绸之路初期的物质交换与身份变迁 本书将细致考察河西走廊及敦煌、玉门关沿线的汉代墓葬,特别是那些显示出鲜明“胡汉杂糅”特征的个体。例如,墓葬中同时出现中原风格的漆器、玉器,以及与西域风格相近的玻璃制品或马饰。本章的核心论题是:在长城沿线,身份认同不再是单一的“汉”或“胡”。考古证据揭示了一种基于经济利益、军事隶属或婚姻关系的新型身份构建过程,其物质载体即是混杂的器物组合。 第三部分:东汉边疆的文化张力与互动新局(东汉) 进入东汉,帝国对边疆的控制力有所减弱,边疆民族(如羌人、鲜卑、匈奴残余势力)的活动空间和影响力增强。本部分探讨在这一“张力”状态下,物质文化的演变趋势。 第五章:羌族地区汉化程度的深度与广度 以甘肃东部及青海部分地区的东汉墓葬为例,分析汉文化因素在非汉族聚居区渗透的程度。我们区分了“被动接受”(如接受汉式钱币、铁制工具)和“主动模仿”(如模仿汉代画像砖的题材、烧制具有汉代风格的陶俑)的两种模式。重点分析陶俑服饰、发式及随葬器物中的“地方性”表达,如何挑战了传统上对东汉羌族文化的简单“蛮化”叙事。 第六章:鲜卑兴起与北方物质文化的重塑 考察内蒙古东部及辽西地区,在东汉中后期鲜卑势力崛起的大背景下,考古遗存的变化。分析鲜卑墓葬中,来自汉朝的丝织品、金属器皿与他们自身特有的狩猎器具、马具之间的关系。本书将详细比较同一时期,在不同地理位置上,胡族对汉文化元素的吸收速度和倾向性,揭示边疆物质文化的地理梯度效应。 结语:超越“胡族文物”的考古学视野 本书总结认为,秦汉时期边疆的考古学遗存,是一部关于权力、贸易、迁移与适应的物质史诗。它清晰地表明,所谓的“胡族文物”,往往是区域性社会在帝国压力与机遇下,主动或被动地融合了不同文化元素的结果。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拼贴,而是一种基于在地需求和生存逻辑的创造性转化。理解这些文物,就是理解一个复杂、多元且持续变动的古代边疆社会的全景。本书通过对器物组合、制作技术和埋葬习俗的细致考察,致力于还原这一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与物质真实性。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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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着实抓人眼球,那是一种沉静中带着历史厚重感的暗金色调,中央的图样似乎是从某个尘封已久的壁画中拓印下来的,线条古朴而有力。初拿到手,沉甸甸的 F 纸张触感就让人心生敬意,仿佛捧着一块刚刚从地下发掘出来的珍贵玉器。我特地在一家老旧的书店里翻阅,那里的木制书架散发着淡淡的樟脑味,与这本书所蕴含的遥远气息形成了奇妙的共鸣。我本来是冲着对早期游牧民族服饰纹样的兴趣来的,想象中这本书会详细罗列那些精美的刺绣和金属器皿,用大量的彩图来佐证每一处工艺的演变。然而,我发现它更像是一部严谨的考古报告的集合体,每一页的篇幅都留白极少,密密麻麻的文字像是在试图穷尽所有可追溯的线索。虽然我对这种学术的深度表示赞赏,但作为一个希望在视觉上获得更多直观感受的读者来说,图版的部分略显单薄,很多关键的文物图片都处理得相对晦暗,需要极大的耐心去辨认那些细微的刻痕和锈蚀的痕迹。我期待的,或许是更现代的数字化复原图,或者至少是更清晰的细节放大图,以便我能更直观地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工艺之美。这本书,更像是送给专业研究者的一把精密的解剖刀,而非面向大众的导览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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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论证的过程中,大量引用和对比了来自不同语种和不同文化圈的早期文献资料,这一点是这本书最令人称道,也最令人感到“望而生畏”的地方。我不是专攻古代西域或北方民族史的学者,对于文献的掌握自然无法与作者比肩。阅读时,我经常遇到大段的引文,它们像是横亘在我和核心观点之间的一道道“知识之墙”。虽然书后附有详尽的注释,但要真正理解这些引文在当时语境下的确切含义,并把握其与手中文物之间的微妙联系,对于我这样业余的爱好者来说,确实需要耗费数倍的精力去查阅辅助材料。我特别留意了其中关于“犬戎”与“猃狁”称谓混用的历史演变那一段,作者用极其审慎的措辞,区分了不同史官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同一族群的称呼差异及其背后的政治意图。这种精细入微的考据令人叹服,但也让我深刻意识到,想要真正领会这本书的全部精髓,恐怕需要具备扎实的古汉语功底和对多部史籍的深度熟悉。它不像一本可以轻松阅读的小说,更像是一部需要携带字典和地图册才能啃下来的“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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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叙事节奏,说实话,有些令人捉摸不透。它不像传统的历史论著那样,有一个清晰的线性时间轴,让人可以顺着文字的脉络自然前行。相反,它更像是一系列散落在不同时空碎片中的田野调查笔记,作者似乎总是在某一个不起眼的器皿细节上停顿良久,然后笔锋一转,又跳跃到了另一个毫不相干的遗址的地理环境分析上。我在阅读时,多次需要停下来,在脑海中手动地构建这些跳跃信息的逻辑链条。比如,某一章正在深入探讨战国时期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物质交换路径,我本以为会看到大量关于陶器或青铜器的对比分析,结果话锋一转,却开始讨论某个特定墓葬中碳十四测年的误差范围及其对区域社会结构模型的影响。这种结构上的“跳跃感”,虽然体现了作者知识体系的庞杂和横向关联的敏锐性,却也给非专业读者带来了不小的阅读负担。我希望看到一种更具引导性的编排,或许可以先建立一个宏观的时代背景框架,再将这些微观的、碎片化的研究成果“镶嵌”进去,而不是让读者自行去“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历史画面。这本书的价值无疑是巨大的,但其入口的门槛也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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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这本书的初衷,是希望它能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古代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形态。我关注的是“交流”而非“冲突”,期待能看到文化如何像水流一样相互渗透、融合的过程。遗憾的是,这本书的结构似乎更倾向于“分类学”式的梳理,而非“互动性”的探讨。作者将文物按照来源地、制作工艺、或墓葬形制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和归类,这种对差异性的强调,虽然有助于学术上的精准定位,但在展现文化间的相互作用时,略显不足。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当一件来自草原的马具出现在中原贵族的墓葬中时,它如何被赋予新的意义;或者当一种胡地的纹饰被本土工匠学习和模仿时,其符号意义是如何被本土化改造的。这本书更多地在说:“这些文物来自A地,那些文物来自B地,它们有相似之处。” 而我更渴望听到的是:“A地与B地的文化是如何在某一个具体的器物上相遇、摩擦,并最终生成新的艺术表达的?” 整体来说,这是一部为治学而作的典籍,但对于渴望在历史长河中捕捉到动态交流画面的普通求知者而言,其观照的维度略显静态和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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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在探讨胡族艺术风格对中原审美的影响时,笔触显得尤为克制和谨慎,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带有情感色彩的形容词。我原本期待能读到一些关于“异域风情”带来的冲击感,或者至少是对早期艺术交融过程中那种激烈碰撞的描摹。然而,作者似乎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对器物上微小几何纹样和色彩配比的量化分析上。例如,在分析一件出土于河北某地的青铜带钩时,分析的重点是其合金成分的波动范围,以及与同时期西域地区出土同类器物的化学特征对比,而不是去描绘它在当时游牧民族日常生活中所承载的文化符号意义。这种极端的“实证主义”倾向,使得书中的论述虽然无比坚实可靠,却也缺少了一丝“人味儿”和画面感。我时常在想,这些器物背后,那些鲜活的、行走于草原与山地之间的先民,他们的审美偏好和精神世界究竟是怎样的?这本书提供了坚固的骨架,却吝于填充柔软的血肉,使得阅读过程虽然严谨,但总觉得隔着一层冰冷的玻璃板在观察历史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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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材料丰富,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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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货快速,包装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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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买啊卖啊买啊卖啊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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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顿阿三打算打算大苏打阿三大飒飒的阿三大时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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