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的引介与学科的创建：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中的科学观念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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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书钦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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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史
• 社会科学
• 科学观
• 知识社会学
• 学科史
• 话语分析
• 范式理论
• 知识生产
• 学术史
• 现代中国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9787520302340

版次：1

商品编码：12115155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43

字数：354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关键时期。
　　《范式的引介与学科的创建：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中的科学观念》以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著作为考察文本，梳理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范式的构建、流变与派分，以其中蕴含的科学观念为主轴，系统反映民国时期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情况。
　　《范式的引介与学科的创建：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中的科学观念》主要包括如下内容：民国学界关于社会科学科学性问题的讨论；民国学界对美国社会学理论的选择与融会；民国时期关于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论争；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民国时期人文社会科学概论类书籍选目。
　　《范式的引介与学科的创建：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中的科学观念》资料翔实，研究问题具体而深入，深化了民国时期学术史研究。

作者简介

　　阎书钦，1967年5月生，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民国思想史与学术史。1988年和1991年，先后获兰州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2006年，获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出版学术专著1部；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转载12篇次。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清华大学2006年度校级士论文一等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天津市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项目等4项。

目录

第一章 绪言：民国学界关于社会科学之科学性问题的讨论
第一节 民国学界眼中的社会科学概念之源起及社会科学分类
第二节 社会现象的因果法则：民国学界关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认知
第三节 民国学界关于社会科学科学性的辨析
第四节 陶孟和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
第五节 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背景下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实践性

第二章 民国学界对美国社会学理论的选择与融会
第一节 中国化与美国范式：民国社会学研究范式构建概说
一 社会学中国化声中的美国范式
二 移植与派分
三 融会与创新
第二节 民国理论社会学理论体系构建的美国学术渊源
一 芝加哥大学社会行为分析理论对民国学界的影响
二 民国学界对美国文化社会学的移植
三 融会与贯通：民国社会学理论体系之构建
第三节 民国时期社区研究理论的美国学术渊源
一 美国现代社区研究范式与民国时期社区理念的形成
二 美国农村社区与农村社会学研究对民国学界的影响
三 芝加哥大学都市社区研究与民国都市社会学的创建
第四节 吴景超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研究趋向
一 吴景超与美国社会学研究方法
二 芝加哥大学人文区位学方法与吴景超都市社会学研究
三 从人文区位学到都市工业：吴景超研究旨趣的转换

第三章 民国时期关于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论争
第一节 民国政治学的流派与科学国家学观念的歧异
一 民国时期政治学论著的人脉与流派
二 国家：对于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认知
三 政治学是一门科学：关于政治学科学性的讨论
四 科学方法的内涵：对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分析
第二节 政治与国家概念认知的各异
一 对政治概念认知的相异
二 对国家三要素或四要素说的认知
三 对国家功能与阶级国家论的不同认知
第三节 一元主权论与多元主权论：对国家权威性的认知
一 中国学界对一元主权论与19世纪德国集体主义国家观的认知
二 以拉斯基为代表的多元主权论对中国学界的影响
三 国民党派与马克思主义派学者的主权观

第四章 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第一节 论者群体、文本承续与各方反应
一 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论者群体及其论著
二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论著的文本承续
三 各方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的反应
第二节 唯物辩证法：社会科学的方法论
一 哲学：科学研究的总方法论
二 唯物辩证法：社会科学最正确的研究方法
三 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分野：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
四 辩证法：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思维方法
第三节 唯物史观之社会论
一 马克思主义论者所论社会概念
二 经济基础决定论：辩证唯物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
三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论者眼中的社会结构
四 马克思主义论者所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概念

第五章 结语：对于民国时期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几点总结

附录 民国时期人文社会科学概论类书籍选目
后记

精彩书摘

　　《范式的引介与学科的创建：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中的科学观念》：
　　二 民国学界对美国文化社会学的移植
　　除德国历史派文化社会学外，20年代所谓文化社会学主要指乌格朋首创的美国文化社会学。此时乌格朋已将文化人类学理论运用于社会学领域，而英国以马林诺斯基、布朗（R.Brown）等为代表的文化功能派理论至20年代末30年代初仍基本囿于人类学领域，尚未揭橥文化社会学旗帜。随着美国文化社会学的兴起，美国社会学研究对象由人们内在心理和外在社会行为，扩展到社会文化，是美国社会学理论的一大突破。美国社会学界逐渐意识到，不仅早期心理社会学对人们内在心理的考察不能揭示社会真相，就是之后兴起的社会行为分析亦不足以揭示整体社会现象，社会学必须进而分析作为社会实体的文化现象。
　　文化概念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分别由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提出。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较早阐述文化概念。1871年，他在《初民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学得的能力与习惯”。之后，社会学界亦从社会学角度阐述文化概念。1876-1896年，斯宾塞在《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1876-1896）3卷本中，提出超有机体（Superorganic）概念，认为社会是一种有机体，但与生物有机体不同，可称“超有机体”。斯宾塞所言超有机体大致包括语言、科学、风俗、哲学、艺术等。1903年，美国社会学家沃德在《纯理社会学》（Pure Sociology，1903）中，将文化称作“人类成绩”（Humanachievements），认为“人类成绩之总数，即谓文化”。1922年，乌格朋在《社会变迁》中补充泰勒的定义，认为文化不仅包括泰勒所言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非物质文化，还包括建筑物、工具、工艺品等物质文化，从而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两部分。
　　耶鲁大学教授孙末楠的民俗论为美国文化社会学的理论先导。其于1906年出版的《民俗论》注重民俗（Folkways）、俗型（Mores）、制度（Institutions）等问题的研究，并将民俗视作社会学研究对象。孙末楠所言“民俗”，其内涵与文化概念颇多重合之处。他将民俗视作社会学研究对象，与此后乌格朋将文化概念应用于社会学研究，实异曲同工。美国文化社会学兴起于20年代，以哥伦比亚大学为重镇，该校教授乌格朋于1922年出版的《社会变迁》为此派社会学发轫之作。乌格朋先后于1909年、191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学位，为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鲍亚士和社会学教授季廷史弟子。1919年后，他任哥伦比亚大学彭纳女子学院经济学和社会学科主任、教授，并任政治学院社会学教授。他将以鲍亚士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人类学考察初民社会的文化分析方法，应用于社会学领域的现代社会研究。孙本文介绍，“大概文化学派社会学家之学说，都根据新派人类学家之论点。所以，谓文化学派全系由人类学脱胎而来，亦无不可”。南加州大学教授恺史是20年代美国另一位重要文化社会学家。他于1924年出版《社会学大纲》，阐发文化社会学理论。但恺史与乌格朋并非师出同门。他于1912年在沃德门下获得布朗大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威斯康星大学师从罗斯，于1915年获得博士学位，1923年后任南加州大学教授。文化社会学研究由于乌格朋与恺史的倡导，20年代在美国社会学界蔚成风气。孙本文认为，美国社会学研究由此从“心理学说”转向“文化分析”，由“主观臆想时期”进入“客观分析时期”。除乌格朋、恺史外，20年代美国文化社会学代表人物还有乌格朋弟子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社会学教授卫莱、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讲师海史各费，另外还有史密斯女子学院（Smith College）教授汉根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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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中国“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至迟从周代开始，就有了严密的“社”“会”等基层组织。而两字连用的“社会”一词，至迟出现于宋代。朱熹《近思录》中有“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之语。既然有“社会”，对“社会”的礼、俗、法等方面的规定及相关的研究等，自然不会缺少，相关文献资料也颇丰富。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近代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是从西方“舶来”的。1903年，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出版，从理论上为近代化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出场，奠定了初步的学理基础。在此前后，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颁布新学制，西式的“七科之学”，即理、工、农、医、文、法、商，逐渐取代传统的“四部之学”，从制度上为中国社会科学奠定了基础。而随着此后新式学堂中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的陆续设立，中国社会科学初步开始形成自己的体系。
　　这样算起来，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行程。百年过后，如果人们要问：中国的社会科学建设得怎么样了？总成绩如何？
　　对于这样一个大问题，自然很难用一两句话做出简单的回答。经过百年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学科的成绩很大，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不过，另一方面，大家似乎又隐隐约约地存在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感觉中国社会科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形象并不太好，地位并不太高，话语权并不太多。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科技、教育、卫生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绩是全世界公认的，对世界发展所做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但是，西方发达国家总有些人无视这些成绩和贡献，仍然继续批评甚至“谩骂”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好像中国只有走西方的路，变成西方的样子才行。而对于这些毫无道理的批评或“谩骂”，中国社会科学界经常表现“失语”，即使偶有回应，也显得缺少“底气”，“理”不直，“气”不壮。
　　为什么经过百年建设之后，还会存在这样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
　　著名人类学、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曾经感叹“至今这门名叫社会学的学科，在中国还是不能说已经站稳”，并自谦地说自己没有做好工作，要“决心补课”。而补课的内容，首先就是重读经典。费先生所谈的虽然是他个人对社会学这一学科的看法，但我以为，这一看法似乎可以推广到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及所属的各个分支学科。
　　要“补课”，首先就要了解原有的基础，回顾学科发展的历史，分析其得失，找出成功之处及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奥秘，发现存在的问题及造成此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并规划进一步前进的方向。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创立和初步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很多“基因”性的问题都与这一时期相关，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深入系统的论著更不多见，阎书钦教授的新作《范式的引介与学科的创建：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中的科学观念》的出版，适逢其时，正可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阎书钦于200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从那时起，我就认识了他。从那时的接触中，就知道他是一个老实人、读书种子，读书舍得下功夫，喜欢跑图书馆、档案馆，上下求索，攻读不倦。这次拜读完其新作《范式的引介与学科的创建：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中的科学观念》稿，更加深了这一印象。

智慧的曙光：民国时期科学话语的嬗变与社会科学的诞生 在中国近代史波澜壮阔的长河中，民国时期是一个充满变革与探索的时代。在民族危亡与社会转型的双重压力下，古老的中华文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与学术创新。在这场席卷全国的巨变中，一个尤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便是科学观念的深刻演进，以及在此基础上，全新的社会科学体系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生长，并逐渐形成自身独特话语的艰难历程。 本书试图深入探究的，正是这场思想与学术变革的内在肌理。它关注的焦点并非仅限于某个具体的社会科学分支，而是放眼于更宏观的层面，审视“科学”这一西方舶来概念在中国语境下的转化与接纳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如何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社会科学的早期建构。 一、 科学观念的移植与本土化：从“科学”到“科学”。 “科学”一词，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宛如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迅速点燃了知识分子的求知热情。然而，西方语境下的“科学”并非一个简单、固定的概念，它本身就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内涵的不断丰富。当它被引入中国时，其含义更是变得多元且复杂。 最初，科学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知识”，一种“实证的”、“理性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理”等概念既有契合之处，又存在明显的张力。早期的新文化运动，将“德先生”（Democracy）与“赛先生”（Science）并列，视科学为驱散迷信、开启民智的利器。在这个阶段，科学的形象是整体的、普适的，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 然而，随着对西方科学体系的深入了解，以及中国自身社会现实的复杂性，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科学”并非铁板一块。它包含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分，而后者在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书将追溯这一观念的细微演变，关注“科学”在不同学术社群、不同知识分子那里所呈现出的不同面向。例如，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逻辑推理如何被推崇，而社会科学则在借鉴其精神的同时，面临着本土化改造的巨大挑战。 这种本土化过程并非简单的全盘照搬。面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涌入，中国的知识分子并非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诠释者与实践者。他们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功能主义等多种思潮的影响下，寻找能够解释中国社会问题的独特路径。这种“借鉴”与“创新”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生成的重要动力。 二、 学科的创生：学科边界的模糊与确立。 在科学观念经历转型的同时，作为“科学”一部分的社会科学，也在中国大地上孕育、萌芽、并最终走向学科的创建。在此之前，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中，虽然存在着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与思考，但尚未形成独立、系统的社会科学分支。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学科的传入，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历史学（在现代意义上）等，中国学者开始尝试建立这些学科的学术框架。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充满了探索与试错。 首先，学科边界的模糊性是一个显著特征。许多早期的社会科学研究，往往是跨学科的，一个学者可能同时涉足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多个领域。这种跨学科的探索，一方面展现了知识分子的广阔视野和解决复杂问题的尝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科体系尚未成熟的窘境。本书将考察，在当时，一些原本被归入文学、哲学，甚至伦理学范畴的研究，是如何逐渐被界定和纳入社会科学的范畴的。 其次，学科的创建伴随着术语的翻译、经典的引入以及研究方法的本土化。例如，“社会学”这一术语本身，在早期就有多种译法，其研究对象和方法也经历了漫长的讨论与争论。如何将西方的理论框架与中国丰富的历史经验相结合，如何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调查方法，成为摆在每一位社会科学奠基者面前的难题。本书将重点关注那些在学科创建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学者和学术机构，以及他们所经历的理论困境与实践探索。 三、 话语的构建：科学主义的渗透与中国特色的生成。 “话语”，不仅仅是语言的表达，更是思想观念、权力关系以及社会建构的载体。民国时期的社会科学，在汲取西方科学养分的同时，也在努力构建属于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 科学主义的渗透是这一时期社会科学话语的一个重要特征。追求客观性、实证性、系统性，成为许多学者不懈的追求。他们试图摆脱传统中国学术的玄谈与空泛，以一种更为“科学”的方式来解读和改造社会。然而，这种科学主义的追求，也并非没有争议。一些学者对过度强调“科学”可能带来的机械论、还原论的倾向表示担忧，并试图在其中注入人文关怀与价值判断。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在努力将西方社会科学的普遍性原理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相结合，生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话语。这包括：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解读： 在肯定科学精神的同时，如何认识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并将其融入现代社会科学的框架，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例如，一些学者尝试从儒家思想中挖掘关于社会秩序、人伦道德的资源，并尝试用现代社会学的语言进行阐释。 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 无论是乡村建设、农民问题、民族问题，还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些都成为民国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学者们试图运用各种理论工具，对这些现实问题进行诊断与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这种对现实的关注，使得民国时期的社会科学充满了实践品格。 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探索：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在民国时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深刻的本土化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在翻译、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其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这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话语。 本书将通过梳理不同学派、不同流派的学术观点，分析其核心概念、研究方法以及学术论争，来揭示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构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它将关注那些在学科创建初期，为确立社会科学的合法性、独立性而进行的理论辩护与学术实践，以及这些努力如何为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 结语：历史的回响与现实的启示。 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的引介与学科的创建，是一段充满激情、困惑与创新的历史。它不仅是知识分子在历史洪流中的一次文化自觉与学术突围，更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缩影。 理解这段历史，不仅仅是为了回顾过去，更是为了汲取经验，获得启示。民国时期，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学者展现出的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和创新勇气，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们如何在异质文化中寻找自身的位置，如何在理论的困境中寻找现实的出路，如何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构建新的知识体系，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课题。 本书旨在还原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的生成过程，揭示其内在逻辑与复杂性，从而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社会科学的来龙去脉，以及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我们如何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创新与发展。

评分☆☆☆☆☆

这本书的结构感似乎非常扎实，它没有停留在对几个著名学者的简单介绍，而是聚焦于“范式”的“引介”和“学科”的“创建”这两个宏大叙事层面。这意味着它必然需要对大量的文本和论述进行细致的比较和分类工作，来展现不同学派、不同刊物之间在构建科学话语时所采取的策略差异。我猜想，作者一定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去辨析“科学”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下的微妙含义变化——它可能先是等同于严谨的实证主义，随后又可能被赋予了某种社会改造的积极色彩。这种从概念的引入到体系的构建，中间的逻辑跳跃和概念的本土化过程，才是真正体现作者功力的地方。我非常期待看到，当那些西方社会科学的经典理论（比如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或者早期的实证主义）被翻译、被讨论时，它们是如何被中国人“解码”和“重构”的。这不只是一个知识传播史的问题，更是关于文化主体性确立的艰难探索。如果这本书能清晰地勾勒出这条从“他者之学”走向“自我之学”的脉络，那么它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焦虑，也将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评分☆☆☆☆☆

从读者的角度看，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不仅要揭示“发生了什么”，更要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发生”。这本书既然要探讨“学科的创建”，必然涉及到知识领域的“权力分配”和“边界划定”。社会科学领域的建立，意味着对旧有学术体系（比如经学、史学）的话语权的挑战和蚕食。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捕捉这种知识权力转移的微妙过程的。是哪些关键人物、哪些关键事件，促成了某一门学科（如社会学或政治学）正式从哲学或历史学中“独立”出来，并获得了“科学”的官方认证？这种认证过程，背后必然涉及学人之间的联盟与对抗。如果书中能通过扎实的史料，展现出不同学科在争夺“科学范式”的合法性时所采取的策略——比如强调自身的“客观性”或“社会效用”——那么这本书的价值将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史层面，更会触及知识建构的社会学维度。我期待看到，在民国的学术天空下，这些新兴学科是如何在风雨飘摇中，为自己划出一方立足之地，并最终确立起其作为独立“科学”的地位的。

评分☆☆☆☆☆

这本书的题目预示着一个深刻的认识论问题：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科学”的内涵是如何被重新定义的？民国时期，中国正处于一个现代性转型的关键节点，他们对“科学”的追求，可能远超出了单纯的方法论范畴，它被寄予了“富强中国”的政治厚望。我推测，本书会仔细剖析这种“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的交织状态。社会科学的创建者们，他们引入科学概念，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还是为了通过采纳“科学”的外衣，来获得与西方列强平等对话的资格？这种“为用而学”的倾向，必然会影响他们对纯粹科学精神的理解和实践。我希望能从书中读到，当这些早期学者面对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例如宗法制度、农民问题时，他们是如何调整西方理论的“普适性”，以适应本土的“特殊性”的。这种调整过程，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化”的早期形态，它充满了妥协、创新与挣扎，远比简单地“引进来”要复杂得多。

评分☆☆☆☆☆

这本书的标题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充满了学术的厚重感和历史的探寻欲。我作为一个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思想变迁一直很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光是看到“范式”和“学科创建”这两个词，就能想象到作者在梳理那个复杂时代背景下，社会科学如何挣扎着从传统学问的藩篱中脱胎换骨，最终建立起自身话语体系的艰辛历程。那种从“旧”到“新”的范式转换，绝不仅仅是引进了几本西方著作那么简单，它必然牵扯到知识精英们对“中国问题”的根本性思考，对“科学”二字的理解与重塑。我尤其好奇，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他们是如何平衡本土经验与舶来理论的？他们所定义的“科学”，是纯粹的方法论标准，还是带有浓厚救亡图存意味的特定意识形态？这样的探讨，绝不是枯燥的史料堆砌，而更像是一场思想上的考古发掘，试图还原那段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知识界最核心的“精神结构”。读完介绍，我迫不及待想深入了解那些奠基者们在引入科学观念时，遇到的具体阻力，以及他们如何将这些外来的“科学”种子，嫁接到中国传统学术的土壤上，最终催生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枝干。这本书似乎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视角，去理解我们今天所习以为常的社会科学，其思想根源究竟扎在了何处。

评分☆☆☆☆☆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思想史的读者，我非常关注这种宏大叙事下的微观细节。这本书既然关注“话语中的科学观念”，那么它必然要深入到具体的文本层面，去考察那些被引介和争论的“科学”是如何被书写和表达出来的。我设想，书中一定会有很多关于学术期刊文章、教科书序言乃至私人信件的引用，用以佐证观点的形成过程。想象一下，在那个时代，一位学者在尝试界定什么是“社会学”或“经济学”的“科学性”时，他会使用什么样的语言风格？是激昂的、带有启蒙色彩的宣言体？还是冷静的、充满逻辑推理的论证体？这种语言风格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建构，体现了构建新学科的群体希望在知识场域中确立自己的权威。如果作者能精彩地展示这些语言的张力与转变，比如如何从文言夹杂转向更规范的白话，如何用“科学”一词来压倒那些传统儒家式的论述，那将是非常引人入胜的学术景观。我期待看到，那些被认为是“科学”的论证模式，是如何一点一滴取代了旧有的、基于道德和经典的解释框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