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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关键时期。
　　《范式的引介与学科的创建：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中的科学观念》以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著作为考察文本，梳理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范式的构建、流变与派分，以其中蕴含的科学观念为主轴，系统反映民国时期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情况。
　　《范式的引介与学科的创建：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中的科学观念》主要包括如下内容：民国学界关于社会科学科学性问题的讨论；民国学界对美国社会学理论的选择与融会；民国时期关于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论争；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民国时期人文社会科学概论类书籍选目。
　　《范式的引介与学科的创建：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中的科学观念》资料翔实，研究问题具体而深入，深化了民国时期学术史研究。

作者简介

　　阎书钦，1967年5月生，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民国思想史与学术史。1988年和1991年，先后获兰州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2006年，获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出版学术专著1部；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转载12篇次。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清华大学2006年度校级士论文一等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天津市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项目等4项。

目录

第一章 绪言：民国学界关于社会科学之科学性问题的讨论
第一节 民国学界眼中的社会科学概念之源起及社会科学分类
第二节 社会现象的因果法则：民国学界关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认知
第三节 民国学界关于社会科学科学性的辨析
第四节 陶孟和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
第五节 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背景下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实践性

第二章 民国学界对美国社会学理论的选择与融会
第一节 中国化与美国范式：民国社会学研究范式构建概说
一 社会学中国化声中的美国范式
二 移植与派分
三 融会与创新
第二节 民国理论社会学理论体系构建的美国学术渊源
一 芝加哥大学社会行为分析理论对民国学界的影响
二 民国学界对美国文化社会学的移植
三 融会与贯通：民国社会学理论体系之构建
第三节 民国时期社区研究理论的美国学术渊源
一 美国现代社区研究范式与民国时期社区理念的形成
二 美国农村社区与农村社会学研究对民国学界的影响
三 芝加哥大学都市社区研究与民国都市社会学的创建
第四节 吴景超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研究趋向
一 吴景超与美国社会学研究方法
二 芝加哥大学人文区位学方法与吴景超都市社会学研究
三 从人文区位学到都市工业：吴景超研究旨趣的转换

第三章 民国时期关于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论争
第一节 民国政治学的流派与科学国家学观念的歧异
一 民国时期政治学论著的人脉与流派
二 国家：对于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认知
三 政治学是一门科学：关于政治学科学性的讨论
四 科学方法的内涵：对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分析
第二节 政治与国家概念认知的各异
一 对政治概念认知的相异
二 对国家三要素或四要素说的认知
三 对国家功能与阶级国家论的不同认知
第三节 一元主权论与多元主权论：对国家权威性的认知
一 中国学界对一元主权论与19世纪德国集体主义国家观的认知
二 以拉斯基为代表的多元主权论对中国学界的影响
三 国民党派与马克思主义派学者的主权观

第四章 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第一节 论者群体、文本承续与各方反应
一 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论者群体及其论著
二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论著的文本承续
三 各方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的反应
第二节 唯物辩证法：社会科学的方法论
一 哲学：科学研究的总方法论
二 唯物辩证法：社会科学最正确的研究方法
三 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分野：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
四 辩证法：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思维方法
第三节 唯物史观之社会论
一 马克思主义论者所论社会概念
二 经济基础决定论：辩证唯物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
三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论者眼中的社会结构
四 马克思主义论者所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概念

第五章 结语：对于民国时期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几点总结

附录 民国时期人文社会科学概论类书籍选目
后记

精彩书摘

　　《范式的引介与学科的创建：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中的科学观念》：
　　二 民国学界对美国文化社会学的移植
　　除德国历史派文化社会学外，20年代所谓文化社会学主要指乌格朋首创的美国文化社会学。此时乌格朋已将文化人类学理论运用于社会学领域，而英国以马林诺斯基、布朗（R.Brown）等为代表的文化功能派理论至20年代末30年代初仍基本囿于人类学领域，尚未揭橥文化社会学旗帜。随着美国文化社会学的兴起，美国社会学研究对象由人们内在心理和外在社会行为，扩展到社会文化，是美国社会学理论的一大突破。美国社会学界逐渐意识到，不仅早期心理社会学对人们内在心理的考察不能揭示社会真相，就是之后兴起的社会行为分析亦不足以揭示整体社会现象，社会学必须进而分析作为社会实体的文化现象。
　　文化概念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分别由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提出。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较早阐述文化概念。1871年，他在《初民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学得的能力与习惯”。之后，社会学界亦从社会学角度阐述文化概念。1876-1896年，斯宾塞在《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1876-1896）3卷本中，提出超有机体（Superorganic）概念，认为社会是一种有机体，但与生物有机体不同，可称“超有机体”。斯宾塞所言超有机体大致包括语言、科学、风俗、哲学、艺术等。1903年，美国社会学家沃德在《纯理社会学》（Pure Sociology，1903）中，将文化称作“人类成绩”（Humanachievements），认为“人类成绩之总数，即谓文化”。1922年，乌格朋在《社会变迁》中补充泰勒的定义，认为文化不仅包括泰勒所言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非物质文化，还包括建筑物、工具、工艺品等物质文化，从而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两部分。
　　耶鲁大学教授孙末楠的民俗论为美国文化社会学的理论先导。其于1906年出版的《民俗论》注重民俗（Folkways）、俗型（Mores）、制度（Institutions）等问题的研究，并将民俗视作社会学研究对象。孙末楠所言“民俗”，其内涵与文化概念颇多重合之处。他将民俗视作社会学研究对象，与此后乌格朋将文化概念应用于社会学研究，实异曲同工。美国文化社会学兴起于20年代，以哥伦比亚大学为重镇，该校教授乌格朋于1922年出版的《社会变迁》为此派社会学发轫之作。乌格朋先后于1909年、191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学位，为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鲍亚士和社会学教授季廷史弟子。1919年后，他任哥伦比亚大学彭纳女子学院经济学和社会学科主任、教授，并任政治学院社会学教授。他将以鲍亚士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人类学考察初民社会的文化分析方法，应用于社会学领域的现代社会研究。孙本文介绍，“大概文化学派社会学家之学说，都根据新派人类学家之论点。所以，谓文化学派全系由人类学脱胎而来，亦无不可”。南加州大学教授恺史是20年代美国另一位重要文化社会学家。他于1924年出版《社会学大纲》，阐发文化社会学理论。但恺史与乌格朋并非师出同门。他于1912年在沃德门下获得布朗大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威斯康星大学师从罗斯，于1915年获得博士学位，1923年后任南加州大学教授。文化社会学研究由于乌格朋与恺史的倡导，20年代在美国社会学界蔚成风气。孙本文认为，美国社会学研究由此从“心理学说”转向“文化分析”，由“主观臆想时期”进入“客观分析时期”。除乌格朋、恺史外，20年代美国文化社会学代表人物还有乌格朋弟子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社会学教授卫莱、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讲师海史各费，另外还有史密斯女子学院（Smith College）教授汉根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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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中国“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至迟从周代开始，就有了严密的“社”“会”等基层组织。而两字连用的“社会”一词，至迟出现于宋代。朱熹《近思录》中有“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之语。既然有“社会”，对“社会”的礼、俗、法等方面的规定及相关的研究等，自然不会缺少，相关文献资料也颇丰富。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近代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是从西方“舶来”的。1903年，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出版，从理论上为近代化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出场，奠定了初步的学理基础。在此前后，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颁布新学制，西式的“七科之学”，即理、工、农、医、文、法、商，逐渐取代传统的“四部之学”，从制度上为中国社会科学奠定了基础。而随着此后新式学堂中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的陆续设立，中国社会科学初步开始形成自己的体系。
　　这样算起来，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行程。百年过后，如果人们要问：中国的社会科学建设得怎么样了？总成绩如何？
　　对于这样一个大问题，自然很难用一两句话做出简单的回答。经过百年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学科的成绩很大，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不过，另一方面，大家似乎又隐隐约约地存在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感觉中国社会科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形象并不太好，地位并不太高，话语权并不太多。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科技、教育、卫生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绩是全世界公认的，对世界发展所做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但是，西方发达国家总有些人无视这些成绩和贡献，仍然继续批评甚至“谩骂”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好像中国只有走西方的路，变成西方的样子才行。而对于这些毫无道理的批评或“谩骂”，中国社会科学界经常表现“失语”，即使偶有回应，也显得缺少“底气”，“理”不直，“气”不壮。
　　为什么经过百年建设之后，还会存在这样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
　　著名人类学、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曾经感叹“至今这门名叫社会学的学科，在中国还是不能说已经站稳”，并自谦地说自己没有做好工作，要“决心补课”。而补课的内容，首先就是重读经典。费先生所谈的虽然是他个人对社会学这一学科的看法，但我以为，这一看法似乎可以推广到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及所属的各个分支学科。
　　要“补课”，首先就要了解原有的基础，回顾学科发展的历史，分析其得失，找出成功之处及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奥秘，发现存在的问题及造成此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并规划进一步前进的方向。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创立和初步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很多“基因”性的问题都与这一时期相关，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深入系统的论著更不多见，阎书钦教授的新作《范式的引介与学科的创建：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中的科学观念》的出版，适逢其时，正可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阎书钦于200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从那时起，我就认识了他。从那时的接触中，就知道他是一个老实人、读书种子，读书舍得下功夫，喜欢跑图书馆、档案馆，上下求索，攻读不倦。这次拜读完其新作《范式的引介与学科的创建：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中的科学观念》稿，更加深了这一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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