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本書的時代背景發生在鴉片戰爭和中外不平等條約簽訂之後不久，中西文化交流正處在轉型期，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齣現急劇的衝突。本書以一兩個傳教士的穿越整個中國的長途旅行為切入點，反映齣當時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徵，以小人物反襯齣大時代。本書再現瞭19世紀上半葉中國如何失去瞭一次融入世界經濟文化大潮流和“一體化”機會的曆史插麯。相信讀者閱後自會有自己的思考。

內容簡介

　　16世紀的小小“聖城勒阿弗爾”確實以神奇的方式發展起來瞭，首先是作為戰爭港口，然後是作為貿易商港，特彆是自1717年的王誥允許與安的列斯群島進行貿易後更是如此。在魯瓦河（Roy）故道流域之外，又從中加入瞭兩個錨地，也就是科梅西（Commerce）和拉巴爾河CLaBarre）錨地。它們於1820年開埠，但已不足以滿足港口那欣欣嚮榮的貿易需要瞭。巨型三桅捕鯨船從奧古斯坦一諾曼底的船塢直接駛齣，載客蒸汽輪船連接起瞭下諾曼底和不列塔尼港口，那裏還有駛往南安普敦（Southampton）或利物浦（Liverpool）的定期航綫的航船，自1822年起又開始駛往紐約。
　　該城市未隨港口而與時俱進地發展。它有2萬名居民，尚且不包括攜帶其箱包和籃筐、布袋和酒桶、珍貴錶盒與首飾盒的外來移民和商賈。您想在哪裏安置這一大群人呢？他們始終都齣於安全考慮，而於預定的登船日期之前數天必須到達該城。
　　按照公證事務所、海事保險公司和外國領事館的模式，作為當地利益和繁榮的見證物，大量旅店都如同中瞭魔法一般的開門營業。但人們還可以投宿於當地居民傢中，我們的三位遣使會士於前一夜下榻於一位批發商勒格羅（Le Gros）的府邸，此人的府邸在迪瓦爾（Duval）街，處於大碼頭21號與23號之間，已經是外港區的邊緣瞭。他們非常激動，帶有焦慮色彩的興奮該有多麼大啊！他們在巴黎城內修院大牆之間度過數年的封閉和平靜的生活之後，突然間卻要投身於遠東傳教區的冒險生涯中瞭。
　　這就是為什麼在1839年3月5日的這個清晨，額窪理斯塔、安德烈和路易，或者我們按當時習慣而分彆稱呼他們古伯察先生、普裏瓦先生和沃特裏蘭修士，他們非常自豪地在勒阿弗爾的碼頭上溜達，以求從中辨認齣船塢錨地中的某個人，他們的雙桅橫帆船——阿代瑪號（L'Adhemar）明天即將起錨而駛嚮澳門。
　　對於這三個人來說，明天將開始一種全新的生活，也是一種真正的生活，即他們憑著年輕的熱情而選擇的新生活。但他們尚不知道，這種生活於將來的某一天，是否會如同隨大海中的狂風而飄揚的風帆一樣，為維持其基本航嚮而必須調轉船頭。

作者簡介

雅剋玲·泰夫奈，法國的濛古史學傢，長期在巴黎外方傳教會檔案室工作。曾於1992年搜集瞭古伯察發自中國（主要是濛古地區）的8封書簡和嚮法國政府的申訴書，並以《誰還在想著韃靼地區？》為書名齣版。其對古伯察與秦噶嗶的環中國大旅行的那段曆史比較熟悉。

翻譯者耿昇，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會長，從事有關中法關係史、法國漢學諸方麵的翻譯與研究工作，側重於明清之際入華耶穌會士與中西文化交流方麵的翻譯與研究。主要是譯介法國當代漢學傢的名著與研究動態，代錶作有：《絲綢之路》(譯著)、《西藏史詩和說唱藝人的研究》(譯著)、《中國和基督教》(譯著)。曾翻譯齣版過古伯察的《韃靼西藏旅行記》，還發錶過有關古伯察的幾篇論文。

目錄

第一章 從開呂斯到勒阿弗爾
第二章 從勒阿弗爾到澳門
第三章 從澳門到萬裏長城
第四章 居留濛古的日子
第五章 從韃靼地區到西藏
第六章 在拉薩的居住
第七章 返迴澳門
第八章 古伯察在華的最後歲月
第九章 恢復活力
第十章 古伯察先生的檔案文獻
一、古伯察神父被中國驅逐與中法外交交涉檔案
二、秦噶嗶和古伯察嚮法國政府提齣的申訴狀
三、法國領事與古伯察
第十一章 秦噶嗶著《1846年的中國形勢》
目光敏銳與精力充沛的人
一、巨大的努力與渺小的成果
二、阻止福音在亞洲民族中發展的真正原因
三、傳教士之間的爭執
四、爭論的緣起
五、傳教區收獲甚微的第二種原因
六、傳教區收效甚微的第三種原因
七、論什麼人最善於為外國傳教事業工作
八、對歸化一個民族所需時間的反思
九、對基督教習慣於在一個民族中立足方式的反思
十、講道與培養土著神職人員
十一、教廷傳信部緻大主教、主教、宗座代牧主教和傳教區其他長上們的訓令
參考資料
譯後記

精彩書摘

1841年2月20日星期六，由古伯察先生租用的帆船剛剛駛齣澳門港埠，便揚起棕色大帆，嚮正北駛去。夜間天氣很涼，傳教士正在酣睡。手持小燈籠的水手們偷偷地打量著他。他枉然地講官話，彆人也認為他不可能是中國人。這可以看得齣來……正如其麵龐中央的鼻子所證明的那樣。但他已付款，他們必須安然無恙地將他運送到指定港口，也就是廣州。盡管在航途中會遇到兩大障礙：在小港灣的中途過海關、在珠江口本地接受警方的檢查。

帆船行駛得不算太快，當未受任何搜查便越過海關時，夜幕已降臨瞭。在珠江口岸，纔對他們做瞭搜查。為瞭到達廣州，從那裏起還要航行70韆米的距離。一座用木料堆成的浮橋擋住瞭去路，因為在夜間禁止任何交易。因此，2月22日天剛濛濛亮時，古伯察纔真正地進入瞭“這個嚮往已久的中華帝國，那裏本來禁止任何西洋人進入，甚至以處死相威脅”。

珠江得名於幾次嘗試飼養産珠牡蠣之史實。它事實上僅僅是灌溉著整個華南的西江三角洲的諸多支流之一，這種灌溉確保瞭該地區無與倫比的肥沃。直到距廣州下遊10韆米左右的地方，該江纔能供大噸位的船舶航行。甚至遠遠不止如此，它還可以供那些不足2000噸位的船舶以及帆船、舢闆和其他無數小船航行，中國南方居民便在其上麵來迴走動和居住。

廣州城建於珠江兩岸，它從中國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統治期間開始，便是中國第一個嚮世界開放的港口，秦始皇於公元前 214年在那裏首次設郡。廣州是與波斯、阿拉伯半島、整個近東和很快也包括整個西方從事貿易的天然優良港口，在它2000多年的曆史上，從未經曆過衰落期。一個世紀以來，茶葉貿易和其後的鴉片交易，確保瞭它的繁榮。根據每日的大米消費量，人們便可以估計齣來，在1840年左右，該城共計有120萬人口，其中近1／3的人口生活在水麵上。秘密入境的古伯察，可以很容易地在那裏藏身。這4名旅行傢在廣州口岸離開瞭他們那艘漂亮的帆船，乘坐他所能找到的最平庸的齣租小船進入瞭廣州城。天已經大亮瞭，而且陽光充足。他必須匆匆趕往基督徒住院，該住院是他們暫時的藏身地。古伯察寫道：“我勇敢地上路瞭，盡自己最大的可能以中國人的方式擺動身體。任何人對於我的臉麵膚色都不會提齣任何反對意見。”

為他開門的基督徒，尚未提前獲知他們的到達，感到瞭一陣恐懼，匆匆忙忙地將古伯察藏在一種地窖中。這位傳教士在那裏度過瞭他在中國的第一天和第一夜，輪番與蚊子和老鼠為伴，而他的其他教友卻正在尋找一艘帆船和采購為繼續旅行所必需的食品。齣發的時間被定於23日星期二夜幕降臨時。

古伯察所看到的該城的很少一點外貌，便是它“狹窄的、彎麯的和形成瞭螺絲刀形狀的”街道，被各種不同大小的燈籠照亮，這足以使他感到喜悅瞭，因為他隻在澳門的安靜中度過瞭很短時間。至少是在這裏，這該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和什麼樣的熱鬧啊!在一條以鵝爪狀結束的小巷之盡頭，當旅行傢們自認為失去瞭把他們領嚮小碼頭的嚮導時，他們又該是感到多麼焦慮不安啊!

這條珠江比廣州市還要熱鬧。古伯察完全有餘暇瞭解這一切：人們讓他登上的帆船尚未準備好齣發，這次起航被推遲到翌日清晨。因此，他在碼頭上度過瞭一夜，他對於在自己周圍所看到的一切均感到眼花繚亂：“建造得如同房子一般的”船隻，事實上是被用作勾欄院“被歡慶的燈籠簇擁的水上浮動居民”，此外還有漂浮店鋪，它們裝載著食物、大米、蔬菜不停地來來往往，而且這一切都是在“銅鑼和炮仗那不停的噪音下進行的，它們都是中國風俗中必不可少的調味品”。這一次，古伯察自我感到被沉浸在一個全新世界的氣氛中，他穿越中國的旅行可以開始瞭。

經過清朝前四位皇帝的盛世年代，特彆是在康熙和乾隆年間之後，中國的形勢，在嘉慶皇帝統治下，特彆是自道光皇帝登基以來，卻逐漸慢慢地惡化瞭。公務機構都順水漂流般地破滅瞭，虛假票據和賭賂成瞭官僚隊伍中的司空見慣的現象，從而不僅導緻瞭國傢機器的敗壞，而且也造成瞭國傢經濟的惡化；我們還可以再從中加入一種雖未被公開承認的卻又是經常性的通貨膨脹，失去控製的人口劇增又引起瞭失業和貧睏；最後是煽動農民暴動的秘密會社的誕生。簡而言之，一種危機的氛圍預示著該世紀末大動亂的開始。與這種內部衰敗同步，中國卻始終嚮外國人自我封閉，無論是外國商人還是傳教士都一概如此。

古伯察在道光二十年開始旅行時，必然會充分考慮到所有這些背景條件。當然，作為一個秘密入境者，他不需要經常與官方打交道。但他無論如何也應該瞭解這部機器的部件，以便懂得避開他們並擺脫任何陷阱或可能的監控。

要想跑遍中國大西南，最謹慎同時也是最方便的方式，便是盡可能地取道水路。江河、運河、湖泊和池塘，如同一片巨大的蜘蛛網，覆蓋瞭全部稻田，以使人最終投身於長江(揚子江，歐洲人稱之為“清江”)中下遊的水域中。古伯察正是以這種方式，在5至6個星期期間，從廣東省到達瞭江西省。

小船於1841年2月24日清晨，經過在港口度過一個大霧彌漫和風景彆緻的夜晚之後，終於載著他駛離瞭廣州。小船由三個青年人及其寡母駕駛，他們終於發現瞭他是一名西洋人。然而，他們也沒有給他造成比在澳門更大和更多的麻煩，金錢是不帶臭味的，特彆是在離開廣州城重新過海關時更為如此。

這位傳教士得以非常平靜地，使自己的雙眼飽享廣東那令人陶醉的風景。他有時鑽進相當高聳的岩壁之間，有時又暴露於稻田和竹園之間。旅行傢們要溯北江而上，一直到達梅嶺，北江為他們提供一次很舒適的航行。

除瞭風景之外，最使我們的這位圖魯茲人感到驚訝的，則是他於江岸遙望到的寶塔，它們有時完全建在山頂上；還有幾孔石橋，它們使他聯想到瞭巴黎尤其是圖魯茲的那些石橋，它們當然不及後者那樣美麗；那裏的六和塔，可與西方的鍾樓相媲美。據說，這些六和塔錶示已經到達城區秀纔們參加科舉的城市郊區瞭。但古伯察在沿途所看到的最奇特之處，則是一座神秘的神廟，坐落在一座大山的半山腰中，朝山進香人可以從河中乘吊籃上升到那裏去。對於古伯察來說，這該是一種什麼機會從其內心中發齣抱怨，埋怨他認為的邪惡異教迷信和嚮撒旦舉行的一種崇拜儀軌行為。

一座海拔2000米的高山標誌著廣東與江西兩省的天然分界綫，這就是著名的梅嶺，必須徒步翻越它。經過12天悠閑自得的航行之後，古伯察即將看到他誇大其辭地稱之為“禦道”的道路瞭。這是一種殘酷的失望!它們都是一些路況很糟的道路，狹窄而又遍是碎石塊，所有人都在那裏搖搖擺擺地行走，雙肩挑著重擔。除瞭轎子在那裏冒險運行之外，再無其他車輛瞭。法國的道路以及拉菲特(Laffitte)和加雅爾(Gaillard)的公共馬車，都已經很遙遠瞭。在這裏，當人們不在江河中航行時，就必須安步當車瞭，始終是步行!古伯察不會心甘情願地成為步行者。但他卻在所謂的中國禦道上識彆齣瞭兩大優點：行人在那裏可以遇到大量旅館，當然都很簡陋，但已足夠瞭，旅客可以在那裏“幾乎是無償”地過夜；廁所也幾乎同樣多，“這些珍貴的小房間”、“這些無法估量的小廳室”，它們是農民為嚮過路人徵斂一種很利於肥田的“實物稅”的巧妙手段。

在江西，一旦再次從山上下到平原，古伯察及其教友們又看到瞭他們所鍾情的江河——贛江及其支流。他們共用瞭四天的時間，便到達瞭由白壽(Pierre Peschaud)執掌的一個小傳教區，此人是古伯察在初修院中的一位同教老教友，先於他兩年而離法赴澳門。他們非常高興地講法語，兩次做彌撒，參與瞭他在中國發現的第一個基督教教團的宗教生活。遣使會士們自1838年到達江西，該省和浙江省被閤並成唯一的一個宗座代牧區，被置於拉莫(Alexis Rameaux)主教閣下的權杖之下。當時僅僅在江西省，便可以統計到150多個基督教小會口，僅由7名傳教士主持管理，他們一個接一個地巡視這些小會口。古伯察非常高興地聆聽白壽的基督徒們唱聖詩：在彌撒期間，這就是早課與晚課，在他離開時為他念玫瑰經。他寫道：“我狂熱地喜歡以唱詩做祈禱，對唱詩有某種神秘感和神聖感。”

一個新的乘船旅行25天的新階段，使這位傳教士的熱情達到瞭巔峰，他越來越感到適應瞭新環境。水上生活對他沒有秘密，他現在學會瞭怎樣揚起或收攏船上的風帆，怎樣覆蓋蘆席船篷，怎樣為蔽身而覆蓋船闆的拱形竹門，怎樣操槳搖櫓，人們怎樣纔會從岸上拉縴，或者怎樣纔能為過夜而平靜地擱淺，然後還有怎樣油煎鯉魚和煮菱角，最後是怎樣纔能在喧鬧聲中最終得以成功地入睡和祈禱。

1841年4月1日星期四，古伯察到達瞭吉安，下榻於另一位遣使會士拉裏伯(Bernard Laribe)的傳教區，此人當時正在外齣巡視，僅於4月4日棕枝主日(Dimanche des Rameaux，復活節前的星期日)纔返迴其船籍港。當他返迴時，拉裏伯便將來客帶到瞭那裏的兩個地點：在“磯頭村”共慶復活節，那裏有1／3的居民為基督徒。古伯察簡直不敢相信其眼睛瞭：這裏有一座真正的小教堂、一座本堂神父住宅、一所孩子們於其中以震耳欲聾的唱詩方式上課的真正學校。在他們之中，有四名青年人將被送往澳門修院。

傳教士們都懂得，隨時都可能爆發一場教案。但他們仍然以最佳傳統舉行聖周的日課：神聖星期六的臨時祭壇，神聖星期五的洗足禮，尤其是復活節那一天的大彌撒，為代替鍾聲而以中國方式使用瞭大量煙花和爆竹。

古伯察此時是否會迴憶起瞭他自離開法國之後曾慶祝過的另外兩個復活節呢?其一於1839年在“阿代瑪爾”號船上，其二於1840年在澳門。這一切已經是多麼遙遠瞭!他現在正作為一個普通的過路客，身處這個喧囂而又酷熱的、蔥綠而又肥沃的南中國，傳教士們在那裏的任務顯得很輕鬆，並充滿瞭安慰。下一年，他將在哪裏過復活節呢? “韃靼地區的冰天雪地”正等待著他，他必須重新登程瞭，磯頭對於他來說僅僅是一片綠洲。

他與拉莫主教閣下的一次簡短相會，可能是在江西傳教區的中心臨江舉行的；他然後又與第四位教友安若望(Jean Henri Baldus)會見，為古伯察在中國南部重新尋找遣使會士們的工作畫上瞭一個句號。他自廣州齣發，已經跋涉瞭500多韆米。為瞭到達北京，他還有近2000韆米的路程需要奔馳。

古伯察始終由他的兩位護送侍者陪同左右，修院的那位學生留在瞭拉莫主教閣下身邊。古伯察現在進入瞭湖北省，該省自1838年起便被升級為宗座代牧區，並且委托意大利方濟各會士主持。這是前往已殉教的遣使會士墓前默哀的絕好機會，殉教人是劉方濟(Clet)和董文學(Perboyre)，它們的墓位於省府武昌的城門處。宗座代牧主教裏佐拉蒂(Rizzolati)很贊同這項虔誠的計劃，指定當地的一名青年基督徒做嚮導。這次朝聖幾乎轉變成一場災難，當正在操練的軍人無所顧忌地走到近前，並觀察這些閑逛者的時候，發現其中之一非常奇怪地酷似青年時代的董文學，而他們在兩年前曾親眼目睹瞭處死他的場麵。“這是董教長剛剛復活!”其中一名兵勇驚叫瞭起來。介紹這一事件的拉裏伯又補充說：“事實上，你們知道古伯察先生在身材和膚色方麵，都酷似董文學先生。”但古伯察很危險地避開瞭審視的目光，采取瞭一種非常驚惶失措的姿態，即“一個遊手好閑的人或好奇者那缺乏條理和不拘禮節的樣子”。

古伯察在一片遼闊無垠的草原中，在大量低矮的植物和含羞草的灌木叢中，發現瞭其同教教友們的墳墓。劉方濟於1820年2月18日，董文學於1840年9月11日，都因信仰而在遭到無法形容的拷打後又被絞死。第一位是一名71歲的老翁，將其一生中的30年奉獻給瞭江西、湖北和河南傳教區。第二位是一個正處於年富力強的年齡段中的人物，年方38歲，入華有5年。古伯察在離開澳門時曾穿上瞭董文學的衣服。他在其墓前采集瞭幾朵鮮花，稍後放進瞭一封緻其長上德旺先生的書簡中。

古伯察經過這次令人大動感情的拜謁而返迴主教身邊時，又談到瞭兩名殉教人的聖潔名聲，它在湖北激起瞭許多歸化。他問道，他們為什麼不會於某一日被封聖呢?他不相信會有如此好的預言。

從武昌到北京一段，我們完全失去瞭古伯察的行蹤。完全如同在他的心目中看來，其旅行的這一部分根本不值得介紹一般。但在旅行地圖上，我們看到瞭他所走的道路以及居次要地位的水路。水路經由河南省(黃河以南)而直接到達河北(黃河以北)。這同樣也是齣自對傳教士們取道的陸路運輸所有手段的詳細描述，我們從這種描述中，便可以窺見傳教士們在穿過梅嶺時的憂鬱心情。他寫道：“當然，旱路在人們可以想象齣的一切中，是最令人憎惡事物瞭。”人們或乘獨輪車和四輪馬車或騎馬匹和騾子、毛驢，最終走完這段道路，或者是“為瞭經濟起見，我騎在瞭自己那很少會錶現齣樂於助人的雙腿上，隻花很少一點錢便可以雇傭”。當大雨將道路變成小溪時，又該如何辦呢?

然而，正如在有關廁所茅房問題上一樣，古伯察也欣賞中國人在運輸方麵的技巧。他們發明瞭獨輪車。他已經清楚地知道瞭這一切，但他還是指齣瞭兩樓雙輪馬車，當以一條長繮繩拉著它的騾子們讓它渡過一片可涉水過河的地方時，便可收迴其輪子。甚至是帆車，人們也會在獨輪車和雙輪車上竪起一張帆和一根桅杆，它可以使人行進得更快和更輕鬆一些。

在此期間，從武昌開始，風景便明顯地改變瞭。繼長江流域那充滿水的地麵之後，便是黃河衝積齣的黃土，水稻讓位給瞭小麥，碧藍的天空變得比較深暗瞭，而且顔色也更為強烈瞭。人也發生瞭變化。現在已不再是古伯察過去經常接觸的那個船夫和漁夫的民族瞭，而是北方粗獷的農民，身材高大而體質強壯的人瞭。他對這一切似乎均未留意，他未做任何風景描述，未對風俗習慣做任何觀察，唯一引起他注意的是沿途路況的可怕狀態和運輸工具的不牢固性。

當這位教士於1841年5月末到達可以遙望到北京的地方時，春雨一直淅淅瀝瀝地在下。他在京師的周邊地區，發現道路修得越來越寬瞭，但卻並未因此而維護得更好，這就迫使徒步行人在路沿上魚貫而行。

在環繞北京城牆的道路上，則齣現瞭一種極其熱鬧的場麵：“一副雄偉的氣派，突齣瞭這個偉大帝國京師的周邊環境。”小車與商賈們的隊伍、流浪戲子、道路上的步行人和騎馬人、馱載商品的毛驢和駱駝。總共有16座“建造得都很漂亮”的城門，可以使人進入城內。但在城內，卻又多麼令人失望啊!古伯察非常簡單地指齣：“北京沒有宏偉建築”，僅在“過分泥濘和發齣惡臭”的街道兩旁有些低矮的房子。這種非常簡單和模糊的描述，卻齣自一位擅長對細節和具體問題進行描述的作傢，從而使人聯想到，古伯察可能並未進入北京。此外，對於他那樣一個秘密進入中國的人來說，他在城內有什麼事可做呢?再說，為瞭到達西灣子，他還要有400多韆米的路程需要跋涉。如果相信赴“大北方”的旅行傢們之遊記的話，那麼他穿越中國的這最後一個階段最難以忍受。他也指齣：“尾巴是屬於最難剝皮的體位。”

延伸於從北京西北並一直到達中國萬裏長城的地區，由許多山脈和高原占據，其平均海拔為1500—2000米。在這裏，甚至已經談不到道路瞭，而僅僅是非常艱難的羊腸小道，有的地方變得非常危險。古伯察在大部分時間裏都騎在騾子上，不能欣賞所有這一切。某一天，他在連續的8小時內，被一場“帶有冰雹的暴風雨”所淋。換言之，這是下瞭一場冰雹，緊接著是“一場傾盆而降的冰雨”。另一天，他正巧坐在一片泥濘土地上，因為其坐騎擺脫瞭他。還有另一次，當時他正坐在小篷車上趕路，小車顛覆瞭，四輪朝天，使他也腹部貼地倒在亂石塊上麵，其行李壓在背上，車輛又壓在行李上。但還有更糟的事：剛齣北京，在一傢客棧中，這位傳教士便被當做一個俄羅斯人，這又使他感到惱火和不安。其後，在趕路期間，他又失去瞭其心愛的煙鬥，也就是雷托爾主教閣下在澳門送給他的。

在如此之多的麻煩中，古伯察還能欣賞齣現在他眼前那雄偉壯麗的風景以及同樣也很雄偉的萬裏長城嗎?長城是保護自己不受北方遊牧民入侵，保護自己和抵禦遊牧民，但古伯察卻非常喜歡這些遊牧民!他正是被派往這些遊牧民中布道的，他正是要前往他們之中。他也正是為瞭他們，纔離開澳門並穿越瞭整個中國，在帝國的道路上忍受死亡之險。

從來沒有過一名旅行傢會懷著如此之多的希望和喜悅心情，翻越過萬裏長城的最後幾個颱階。對他來說，越過城牆，便是自由。

前言/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