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以国际经验为中心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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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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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
环境政策
中国环境
现代化
国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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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
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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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时事出版社

ISBN：9787519501099

版次：1

商品编码：12157691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8-01

用纸：轻型纸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对近几年中国国内研究热点之一的“治理”问题作为契入点，结合国际上对“治理”“善治”“环境治理”等较为认同的观点阐述，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中国环境治理现代化应持有之内涵。并根据十八大以来执政党对国家未来发展勾勒出的清晰路径（通过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中国基本的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国情，提出中国实现环境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和全球环境治理的启示。在此基础上，通过选择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在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模式方面均具有不同代表性、至今被认为在（环境）可持续发展领域较为成功的国家为例，详细分析总结其治理的成功经验，并提出中国实现相关目标的基本路径。

作者简介

　　王志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可持续发展与区域产业战略研究方向博士，北京大学可持续发展与全球环境治理方向博士后，现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多年从事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国际合作以及国际治理领域的研究，并发表各类文章数十篇。近年结合全球可持续发展趋势及中国现状，专注于可持续发展视角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及国际化研究。

精彩书摘

　　第一章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

　　第一节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演进〖1〗一、全球治理的兴起和发展〖1〗（一）治理“治理”（governance）一词在政治领域最早出现，由全球化浪潮引发，是世界民主潮流的产物。全球化使传统资源配置方式的弊端更加明显的显现：国家政权对资源配置的低效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带来的不公平，导致国家间的冲突与矛盾、国家内部的社会不稳定，需要超越传统社会管理的理念出现。治理正是针对这一社会需求而出现。“全球化的到来，人类的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变革：政治过程的重心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从政府统治走向没有政府的治理。”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自从世界银行1989年在世界发展报告中首次使用“治理危机”之后，许多国际组织和机构开始频频使用“治理”。1992年世界银行年度报告采用“治理与发展”的主题，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则以“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管理的发展和治理分工”为题作为其年度报告，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名为《治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而“全球环境治理委员会”建立后还出版了《全球治理》的杂志。但对于“治理”的涵义，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法各有不同。

　　詹姆斯·罗西瑙通过对比统治与治理的不同引出治理的涵义：在《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和《21世纪的治理》等文章中明确指出，治理与政府统治有重大区别，是指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需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换句话说，与政府统治相比，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的、非政府的机制。

　　罗伯特·罗茨提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涵义有了变化，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前，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在他看来，治理用于不同的主体，其内涵各有不同：“（1）作为最小国家的管理活动的统治，它指的是国家削减公共开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2）作为公司管理的统治，它指的是指导、控制和监督企业运行的组织体制；（3）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4）作为善治的治理，它指的是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5）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它指的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6）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它指的是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英]罗伯特·罗茨著，木易编译：《新的治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第42—48页。

　　库伊曼和范·弗里埃特则从治理主体间的关系，定义其涵义：“治理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结构和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相互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格里·斯托克则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归纳出五种观点：（1）治理系指涉及一组来自政府，但又不同于政府的机构和行动者，他对传统的宪政体制和正式规范的政府权威提出质疑，亦即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实际上隐含着以地方、地区、国家和超国家为中心多元权力的联结。值得关注的是私人和自愿团体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决策上的能力，这些团体在许多国家签约外包和公私合作的方式，已经成为公共服务和决策的重要部分。（2）治理在寻求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方案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除了关注政府体制变得越来越复杂之外，也必须关注其责任的转移。为了在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寻求长期的平衡点，国家把原先由它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私人部门、自愿团体和公民社会。但也因此，国家与社会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界限和责任就会日益模糊不清。（3）治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社会公共机构之间，确实存在着权力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示，集体行动的组织必须依靠其他组织。为达到各自的目的，各个组织必须相互交换资源、协商共同的目标。交换的结果不仅由各参与者的资源来决定，而且也由游戏规则以及进行交换的环境所决定。（4）治理指行为者所形成的具有自主性的自我组织网络。此网络涉及决策群体和其他组织的形式以及政策议题。显示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组成的政治体制在特定的领域中进行合作，分担政府的行政管理责任。（5）治理意味着不一定使用政府的权力，也不一定要由政府来发动或运用权威就可以做成事情的能力；意味着政府是否能运用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对公共事务进行更好的操控和引导。

　　以上有关治理的不同定义，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作者的理解，但其中都包含有主体多元性、形式多样性的涵义。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定义中包含了以上各种观点的元素，是目前公认的比较权威的定义。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做了如下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和个人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涉及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之家》（OurGlobalNeighborhood）,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按照以上定义，治理不是否定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也不排斥国家行使强制权力，它是在市场和政府作用之上，增加了对各类主体关系的协调，是通过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其中，防止市场配置的过度趋利，也避免政府管理的效率低下。与统治不同，它使民间社会参与到国家管理之中，赋予民间社会管理的权利，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命令和强制的社会管理状态，而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存的管理模式。因此，治理除了国家治理、市场治理，还应包括社会治理。

　　（二）善治

　　治理要解决五个问题：为什么治理？如何治理？谁治理？治理什么？治理得怎样？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对于为什么治理、谁治理以及治理什么，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答案。而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样，目前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填充其内涵，而二者目前也是治理的最关键内容。尤其治理得怎样，是指治理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即取得的成效。只有确定了清晰的治理目标及成效，治理机制的构建才可能落地有声。对大多数主权国家来说，治理的出现基于一定的社会现实：国家政权统治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使得管理难以在客观的角度开展并达到理想效果。纳入了第三方的管理权力以后，治理在逻辑上可以弥补政权统治的弊端。然而治理过程中如不能很好地平衡参与方的权利与义务,并且过分地强调第三方参与治理的作用、弱化政治强制力的作用，就会导致“矫正过枉”，为国家秩序带来混乱，背离最初的目标。因此，就治理成效而言，也会有正负效应之分。而由此引出治理的理想状态，也被称为善治。

　　善治是对整个社会的要求，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过程，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协同治理。善治的实质就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其实现过程就是还政于民。因此，与纯粹的政权管理相比，善治的基础在于公民社会。善治的实现依赖于一个健全发达的公民社会。这需要公民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3页。这意味着社会有充分的民主空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善治理论与实践之所以得以产生和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公民社会（联合国也称之为“民间社会”）是指国家或政府以外的所有民间组织和主体的总和，包括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公民自发组织的运动。一个能够达到善治的社会，能在保证公民社会参与政治管理权利的前提下，促进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能够展开积极有效的合作。

　　与善治相近的概念是“善政”，对二者不同的识别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善治的内涵。善政的概念在中国自古就有，虽然同样与管理有关，但善政主要针对政府管理的良好效果而言。关于善政，俞可平教授认为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素：严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员、很高的行政效率、良好的行政服务。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因此，一个做到善政的政府，一定是在完善的法治下，充分履行职能的政府。而善治与善政相比，内涵更加广泛，不但有政府称职的行为，还需要有非政府主体的充分有效参与，在概念上更强调了非政府主体的参与和成效。

　　但善治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规范和约束，相反它需要在有约束的民主下实现。因此法治的存在对于善治的实现来说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联合国发展规划署这样定义善治：“它不仅仅在社会中消除腐败，而且赋予人们参与影响其生活的决策的权力、手段和能力，并使政府行为具有责任性。它意味着公平、公正的民主治理。”。欧洲委员会确定了善治的五项原则：开放性、参与性、责任性、有效性、连续性。。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指出的善治的一系列要点中，就包括了“重视法治”。OECDAdHocWorkingGroupat2�贝俳�参与式发展和善治的项目评估。我国学者俞可平教授，总结出的善治的十个要素包括：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其中有四个与法治直接或间接相关。因此，实现善治的目标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基于法治。[美]德乌德·扎基、马修·斯蒂威尔、奥兰·杨著，孙凯、崔岩译：《理性之要求：使法律为可持续发展服务》，援引自王曦：《国际环境发育比较环境法评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8页。这意味着，国家开展善治之前，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法治体系。因此，多元参与、法制保障、治理成效是善治的三大特征。

　　二、全球环境治理内涵的演变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后，全球环境治理受到国际社会更加广泛的重视。与全球治理一样，环境治理的具体涵义全球仍有所争议，但关于环境治理基本要素的观点接近：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ResourcesInstitute)认为，全球环境治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政府间国际组织的集合；第二，国际环境法；第三是资金机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其报告中也表明，全球环境治理体制的突出要素包括:第一，多边进程；第二，多边环境协议；第三，全球环境治理的资金机制。

　　按照俞可平教授有关治理问题阐述，有效的治理要解决三个问题：谁来治理、怎么治理、治理得如何。其对应着治理三要素：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成效。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与以上环境治理要素的观点略有不同，但仔细分析，并不相悖。关于“谁来治理”，无论是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集合”，还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多边进程”，都是针对治理的参与主体而言，只是侧重或在主要参与者或在参与者间的互动关系上。鉴于本书的重点在于全面探析环境治理的经验与教训，关于此要素更宜采用“环境治理主体”。有关“怎么治理”，毋庸置疑，以多边环境协定（公约）为主要形式的国际环境法（治理机制）是治理方式的重要体现，这与俞教授的观点一致。而关于“治理得如何”，由于充足的资金保障对治理行动的开展几乎是最重要的前提，资金机制的建立与运作自然是衡量治理成效的至关重要。因此作为治理得如何（治理成效）中的关键因素，资金机的提法与俞可平教授的“治理得如何”的提法并不相悖。但同样的道理，为了从更全面的角度切入分析，本书此处仍然选择“环境治理成效”为相应的要素。

　　……

现代环境治理的全球视野与本土实践：一部跨国比较与未来展望作者：[此处可留空或填写想象中的作者名，如：王宇，李娜] 图书简介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对环境治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气候变化到生物多样性丧失，从跨界水资源管理到塑料污染的全球扩散，单一国家层面的努力已然不足以应对这些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本书立足于全球环境治理的宏大图景，深入剖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构建有效、公平和可持续的环境治理体系中所采取的路径、遭遇的困境以及取得的经验。它并非一部简单的环境政策汇编，而是一部旨在通过跨国比较，提炼出适用于全球复杂治理情境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智慧的深度研究专著。本书将环境治理的现代性议题置于全球政治经济的结构性背景下进行考察。我们不再仅仅关注“治理什么”（环境问题本身），更聚焦于“如何治理”——即治理的结构、机制、能力与合法性基础。这要求我们跳出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框架，审视跨国组织、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以及新兴的全球治理网络在环境议题中的权力分配与角色演变。第一部分：全球环境治理的演进与范式转换本部分首先对现代环境治理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我们回顾了从二战后以“末端治理”和“污染控制”为核心的早期环境运动，到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和1992年里约会议所确立的“可持续发展”核心议程，直至当前强调“生态文明”与“人地关系重塑”的深层次变革。重点在于分析“范式转换”的驱动力。这种转换不仅是科学认识的深化（如气候模型与生态临界点的提出），更是权力结构调整的产物。我们探讨了全球南方国家在环境治理中的崛起，他们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塑造者。此外，本书详细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国家环境监管能力的潜在侵蚀与重塑，以及如何理解“绿色化”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复杂含义。第二部分：国家治理能力的多元构成与衡量一个高效的环境治理体系，其核心在于国家层面的“治理能力”。本书将这种能力解构为三个关键维度：制度吸纳能力、资源动员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制度吸纳能力（Institutional Absorption Capacity）：探讨各国如何有效地将国际环境公约和科学共识转化为国内法律、规章和地方执行标准。我们比较了基于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国家在环境立法灵活性上的差异，特别是面对快速变化的技术和环境挑战时，法律体系的适应性。书中分析了例如欧盟的“趋同效应”与美国基于联邦制的“分权治理”模式，各自在推动环保标准统一性方面的优劣。资源动员能力（Resource Mobilization Capacity）：这不仅包括财政预算的投入，更涵盖人力资本、技术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的集成。我们对几个典型经济体（如德国、日本、巴西）的环境经济政策工具箱进行了详尽的对比研究，包括碳税、生态补偿机制、绿色金融的激励措施以及环境信息公开平台的建设。一个关键的论点是：资源动员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理过程的透明度和公众信任度。政策执行能力（Policy Implementation Capacity）：制度设计再完美，也可能在“最后一公里”功亏一篑。本书重点研究了跨部门协作的复杂性——环境议题往往涉及能源、交通、农业、工业等多个部门。我们考察了采用“综合环境管理”（IEM）框架的国家如何打破部门壁垒，以及如何有效授权和监督地方政府及私营部门的执法行为。特别是，如何通过数字技术（如遥感监测、大数据分析）提升执法的效率和威慑力，是本部分关注的前沿议题。第三部分：跨国经验的深度解剖：从欧洲的合作模式到亚洲的快速追赶本书选取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深入剖析，旨在揭示不同文化、政治经济体制下治理经验的普适性与独特性。 1. 欧洲的区域一体化与标准引领：重点分析欧盟“欧洲绿色新政”的治理逻辑。欧盟的模式是建立在共享的法律基础之上，通过“共同目标、分摊责任”的机制来构建治理体系。书中细致剖析了其环境影响评估（EIA）程序的严格性，以及欧洲法院在维护环境标准统一性中的核心作用。我们探讨了这一模式在应对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时，如何平衡“发展权”与“环境责任”。 2. 北美自由市场下的环境监管：考察美国在不同政府更迭中，环境政策的波动性，以及独立的环境保护机构（EPA）所扮演的缓冲角色。对比加拿大和美国的跨界水资源管理（如五大湖区）的法律和政治博弈，展示了在高度市场化的背景下，如何通过诉讼、倡导和科学证据来驱动环境治理的进步。 3. 亚洲的“追赶式”治理与技术驱动：选取东亚和东南亚的案例，探讨这些国家如何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环境治理的加速转型。这包括对新加坡的“高密度城市环境管理”经验，以及韩国在应对产业污染危机后，如何快速建立起先进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和水资源循环利用系统的路径分析。重点关注技术创新在“跨越式”治理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政府引导+市场激励”的组合拳的有效性边界。第四部分：面向未来的治理：韧性、公平与全球协同本书的最后一部分着眼于未来，探讨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背景下，环境治理体系需要具备的特质。韧性（Resilience）：现代环境治理不再是静态的控制，而是动态的适应。我们探讨了“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EbA）的治理策略，以及如何将气候风险纳入长期基础设施规划和城市空间布局中。治理体系的韧性，意味着它必须能够吸收冲击、快速恢复，并从危机中学习。环境正义与公平性（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Equity）：治理的合法性源于其公平性。本书强调了内部（不同社会群体间）和外部（代际间）的公平考量。我们分析了全球供应链中的“环境外溢效应”，并探讨了如何通过国际合作机制（如气候融资和技术转让）来弥补不同国家间环境治理能力的结构性差距。全球协同与多边主义的重塑：面对气候变化、海洋塑料等无国界挑战，国际合作是唯一的出路。本书评估了《巴黎协定》等新一代多边环境协定（MEAs）的治理结构，并研究了新兴的“非国家行为体”网络——如城市气候联盟（C40）、企业可持续发展倡议——如何填补传统国家间合作的空白，推动全球治理的创新实践。本书旨在为政策制定者、环境学者和关注全球可持续发展议题的读者提供一个全面、深入且具有批判性的全球视野，以期在全球复杂性中，寻找构建更具适应性、公平性和有效性的环境治理体系的现实路径。

用户评价

评分☆☆☆☆☆

这本书的标题真是直击人心，立刻让我这个一直关注中国环境问题的普通读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一直觉得，环境治理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话题，而“现代化”这个词又给它增添了一层迫切性和前瞻性。我特别期待书中能够详细阐述，到底什么是“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它包含了哪些具体的要素？是从制度设计上，还是技术应用上，或者是公众参与度上，进行系统性的提升？而且，为什么会特别强调“以国际经验为中心”？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梳理和借鉴那些发达国家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成功案例和失败教训的，这些经验又将如何“落地”到中国的具体实践中？例如，在污染防治方面，西方国家是否有过哪些突破性的政策或技术，而这些是否适用于我们独特的国情？在生态保护方面，是否有值得借鉴的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协作模式？我非常希望这本书能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带我深入了解这场“现代化”的旅程，看到清晰的图景，理解其内在逻辑和前行的方向。

评分☆☆☆☆☆

这本书的标题，特别是“实现路径”和“国际经验”这两个关键词，立刻勾起了我对于具体方法和策略的兴趣。作为一名关注政策研究的读者，我一直认为，探讨问题不能止步于现象，更要深入到原因和解决方案。所以，我迫切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系列具体的、可操作的“实现路径”，而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比如，在提升治理体系方面，是否会涉及到对现有法律法规的梳理和完善？在能力建设方面，又会如何看待科技创新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以国际经验为中心”的提法，也让我对作者的研究视野和深度有了很高的期待。我希望作者能够借鉴那些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国情的国家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并能够进行批判性的吸收和转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比如，一些发达国家在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如何处理污染问题，或者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哪些创新举措，这些都可能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启示。

评分☆☆☆☆☆

读到这本书的书名，我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任重道远”。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又如此迅速，在环境治理方面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所以，“现代化”这个词，在我看来，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升级，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管理模式和价值理念的革新。我特别好奇，作者是如何理解和定义“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它是否包含对传统治理模式的深刻反思，以及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清晰界定？“以国际经验为中心”，也让我对书中内容的独特性产生了好奇。我们都知道，很多国家在环境治理方面都走过弯路，也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深入剖析这些国际经验，特别是那些在转型和创新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比如，一些国家是如何从工业化初期的污染大国，逐步转变为环境优良的国家？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克服了哪些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阻力？这些宝贵的经验，能否为我们提供避免“重复犯错”的智慧？

评分☆☆☆☆☆

这本书的书名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球，因为“实现路径”这个词，让我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和方向。我一直认为，再好的目标，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也只是空中楼阁。所以，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够提供一套系统、可操作的“实现路径”，而不是泛泛而谈。比如，在体系建设方面，中国的环境治理涉及到哪些主要的部门和机构？它们之间的权责划分是否清晰？如何才能形成更有效的联动和协同？在能力建设方面，我们当前在人才、技术、资金、法律等方面，与“现代化”的目标还有哪些差距？又将如何弥补这些差距？“以国际经验为中心”的提法，也让我对书中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有了更高的期待。我希望能看到作者不仅是简单地罗列国外案例，更能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挖掘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创新性解决方案。比如，欧盟在碳排放交易体系上的经验，或者一些国家在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方面的实践，这些是否能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借鉴？

评分☆☆☆☆☆

这本书的书名，给我一种“顶层设计”和“实操落地”相结合的感觉。作为一名对国家发展战略一直很关注的读者，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为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描绘出一幅清晰的蓝图，并且更重要的是，指出一条可行的“实现路径”。“现代化”这个概念，在我看来，涵盖了从政策法规、管理机构到技术手段、公众参与等方方面面的系统性提升。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理解和构建这个“体系”的？而“能力”又将如何被具体衡量和提升？“以国际经验为中心”的提法，让我对书中内容的国际视野和比较分析能力充满期待。我希望作者能够深入研究不同国家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教训，特别是那些在复杂环境下成功实现转型的案例，例如，欧洲国家在应对雾霾和水污染方面的长期策略，或者一些亚洲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创新实践。这些经验，将如何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并转化为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这是我最想了解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