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重构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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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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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

ISBN：9787509381656

版次：1

商品编码：12171274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1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16

字数：161000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中国农村需要什么样的集体经济组织？这个问题或许已经困扰我们很久。自1982年党中央第yi次关注“三农”问题以来，至今已经历了30余年。本书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制度、组织形式、组织治理等方面进行了重构。2017年3月15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章第四节是关于特别法人的规定。其中第96条、第99条已明确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定为法人性质。在这样的背景下阅读本书或许会启发您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体制改革产生更深更远的思考。

作者简介

　　贺嘉，男，1983年7月生，浙江杭州人。师从于全国著名民商法学者赵万一教授，2014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就职于浙江工业大学，担任法学院及国际学院(英文授课)的多门法学课程教学。

　　何嘉博士已先后在《法学》《浙江学刊》等全国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并主持了省教育厅课题及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教学改革课题。

精彩书摘

　　第一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界定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语源

　　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宪法在内的各级各部门法律、中央的文件中对农村集体经济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概念都有着反复的使用，但是对其相应的内涵和外延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权威界定。概念上的模糊反过来导致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地位及治理结构的混乱，成为阻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因素之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重构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明确本文研究、讨论的对象和内容。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之初，相关的法律文件中尚且只有合作经济而没有集体经济。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并未提及集体经济，除了第二十八条规定“国有经济”、第三十条规定“私营经济”外，仅有第二十九条提及“合作社经济”。《纲领》规定：“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最初是以发展合作社的形式展开的。1954年《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由此可见，在1954年“合作社所有制”即等同于“集体所有制”，合作社经济即为集体经济。但是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保留社员对土地等重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初级社很快被高度公有化的高级社所替代，并进一步转变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合作社经济在农村消亡。1975年《宪法》中取消了对合作社经济的规定，其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七条第一、二款规定：“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一般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改革开放之后，合作社经济重新得到了中央的认可，1982年《宪法》恢复了关于合作社经济的规定，其第八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取代人民公社，1993年《宪法》将集体经济的相关表述修改为：“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1999年《宪法》进一步完善了家庭承包经营与集体经济组织关系的表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根据历年宪法对集体所有制的定义，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我国，合作社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合作社与集体经济组织在概念的使用上具有重合性。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形式并不仅限于合作社，在历史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形式还包括人民公社等。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各种形式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存在的目的不同，但作为集体所有制，其总的实现要求就是“在合作社社员对集体所有制生产资料共同所有的基础上实现社员的个人利益”。

　　笔者认为，集体经济组织和合作社概念上的区别在于：集体经济组织的概念中“集体经济”强调的是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产权存在形式，而合作社的概念中“合作”则更侧重于劳动者自由合作劳动的联合这种企业运行形式。

　　（二）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历史

　　我国农村的集体经济发展在时间上大体上可以以三十年为一个阶段，以1983年为中间点，区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这两个阶段包含了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产生到发展，再从衰落直到边缘化的过程。

　　1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集体化

　　第一个阶段从1953年开始，到1982年结束。在这期间，中国提前结束了新民主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在短时间内从初步的合作化运动，转变为人民公社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建立。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后，这一表述被纳入到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中。在农村，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远远超过了总路线的当中关于“相当长的时期”的设定。1953年12月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之时，农业合作社的数量约为15000多个；但是到1955年底，这一数字已经变更为63万多个，参加农户人数占到总户的60%以上；1956年4月30日，中央通过《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宣布，全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以初级社为主要形式的农业合作化。

　　一方面，农村集体化的覆盖面越来越广；另一方面，集体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在发展初级社的同时，各地加快了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转化，有的甚至一步到位，直接建立了高级社。与初级社基本上保留社员对土地等重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同，高级社将土地、耕畜等重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由社员个人所有变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同时取消了初级社实行的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按股分红的制度，实行完全的按劳分配。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伴随着自上而下发动的“大跃进”被正式确立。人民公社是在左的思想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极致表现。由于忽视了农民的意愿，采用大规模政治动员的方式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政策的弊端随即以农业歉收和饥荒的形式暴露出来。为了应对困境，一些地方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随后终因被认定为“资本主义复辟”，而被严令禁止。1961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调整。这一调整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局限和缺陷也很明显，正如有学者指出：“实行这样的公社体制，‘一大二公’的路暂时被否定了，但是农民强烈要求实行的‘包产到户’，继续变革公社体制的各种探索的道路也都堵死了！”

　　2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农村集体化

　　第二个阶段从1983年起，直至今日。在这期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确立，统治中国农村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公司型龙头企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小，且主体虚位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形式越来越得到政府和理论界的重视。

　　1982年底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国家行政区域划分上重新恢复了1954年《宪法》中在县、自治县下划分乡、民族乡、镇的规定，取消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中县、自治县下划分人民公社、镇的划分方式，标志着从立法的角度将基层政权机构和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分开设立，也预示着人民公社即将解体。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正式提出了：“政社合一的体制要有准备、有步骤地改为政社分设……在政社分设后，基层政权组织，依照宪法建立。”

　　由于一方面人民公社本身的制度安排违背了广大农民的真实意愿，另一方面由农民自发尝试形成的“生产责任制”也已经得到了中央的认可，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指出：截至目前，全国农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人民公社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纷纷解体。到1984年底，全国农村绝大多数的人民公社完成了由社到乡的转变。人民公社原来的基本核算单位即生产队或大队，在实行联产承包以后，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形式继续履行着按照国家的计划指导安排某些生产项目，保证完成交售任务，管理集体的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和其他公共财产，为社员提供各种服务等职责。随着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农产品市场的放开，统购统销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职能作用越来越小，其在农业领域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也逐渐被公司型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所替代。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展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中进一步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对于合作社的发展，中央提出农民合作社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有学者指出：“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等都离不开作为载体的农民的合作组织。基层党的组织、村民自治组织、专业合作组织不能代替社区合作组织。”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定义

　　有学者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获取方式的不同，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为社区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非社区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区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源自于其社区成员的身份，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其主要运行基础。非社区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包括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社和专业协会等，其成员资格的获得与社区身份无关。

　　笔者认为，专业合作经济是否属于集体经济，关键在于确定集体经济的核心要件，即某经济组织之所以是集体经济组织的关键在于其具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这一要件，还是在于其具有合作这一要件。在民商分立的国家，认定商主体和商行为的原则有所不同。有的采用“主观主义”或“商人法主义”原则，以商人概念为其立法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商行为；有的采用“客观主义”或“商行为主义”原则，以商行为为其立法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商人的概念。

　　笔者认为，这一方法原则同样可以用于认定集体经济组织上。要确定集体经济组织和合作社是否具有同一性，首先应当确定集体经济组织的认定原则是什么，然后再审视是否所有的合作社都符合这一认定原则。换言之，究竟是应当采取“集体所有”这一认定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集体经济组织，还是应当采取“合作经济”这一认定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集体经济组织。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合作社视为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途径之一。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指出，合作工厂的事实证明了工人在没有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完全能够组织生产，“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进一步阐释到： “劳动者的合作工厂（Kooperativ fabrikem），虽然到处都会在它的现实组织内，再生产并且必定会再生产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它仍会在旧形态之内，表示旧形态的最初的破坏。在这种合作工厂内，组合的劳动者，成了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使他们能够用生产手段，来使他们自身的劳动价值增值，所以，在它里面，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总算扬弃了。”马克思得出以下结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和合作工厂，都“可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到组合生产方法的过渡形态，不过在前者，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仅有消极的扬弃，在后者，这种对立便有积极的扬弃了。”

　　同样的，恩格斯在1886年1月给奥·倍倍尔的信中表示：“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但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指出了合作社的局限，仅凭合作社自身的发展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它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着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

　　因此，需要无产阶级通过夺取国家政权，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通过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使合作社能够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

　　笔者认为，对于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其所有制属性则取决于企业资本的来源，以及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归属。同样是根据《公司法》设立，既存在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独资公司，也存在私有制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在合作社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当中，由于资本和劳动之间得到了统一，工人和农民既是劳动的提供者，也是资本的提供者，因此其天然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这一社会主义因素并不必然地使合作社成为集体经济。换言之，虽然在合作社当中不存在剥削的情形，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合作社和我国当前的专业合作社仍然是建立在社员个人所有权的基础上的。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为每个成员设立成员账户，成员账户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该成员的出资额；二是量化为该成员的公积金份额；三是该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由此可见，专业合作社的财产实际上对应到各个成员账户。当成员资格终止时，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根据章程规定的方式和期限，退还记载在该成员账户内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对成员资格终止前的可分配当年盈余，在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首先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其次对剩余部分，以成员账户中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以及本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平均量化到成员的份额，按比例分配。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并没有体现出任何集体所有的内容。因此，笔者认为采取“合作”这一认定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集体经济组织，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专业合作经济也视为集体经济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另一方面，就集体经济组织而言，除了合作社的形式之外，笔者认为也可以采取其他的组织形式，具体则取决于不同经济组织设立的目的或者所负担的功能。例如，作为我国集体经济发展榜样的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都成立了江苏华西集团公司和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其中，“华西村”A股股票更是于1999年在深圳上市，使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全国第一家以村命名的上市公司。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国家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和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建立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发展规模化、标准化养殖……”2012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在这些条款的表述中，显然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行了区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采取“集体所有”这一认定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集体经济组织的观点更为可取，在本文中也采取了这一认定原则。当前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词在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上被使用，狭义层面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例如《湖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办法》第二条和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在一定社区范围内，以土地等生产资料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为基础的乡（含镇，下同）经济联合总社、村经济联合社、组经济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本办法适用于本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不适用本办法。”广义层面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指组织成员集体对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农村经济组织，包括：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供销合作社以及完全由集体投资的乡镇企业等。本文关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构建主要针对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来构建，以下若无特别说明，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词为狭义层面上的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

　　……

前言/序言

　　代序：中国农村需要什么样的集体经济组织

　　自从1982年中共中央第一次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关注“三农”问题以来，迄今已经历了30余年。在这3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三农”问题虽被屡屡提及，但却始终未得到有效的解决，以至于至今仍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主要社会问题。“三农”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社会转型期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所奉行的效益优先的内在经济驱动，又有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家从宏观国际竞争层面所作出的无奈抉择，更有“三农”问题复杂性致诱因素经长期积淀而不断加以固化后所形成的路径依赖顽疾。因此“三农”问题的破解之道既有赖于清晰有效的制度设计，更要着眼于消除引致“三农”问题发生的制度性障碍和经济性、政治性、社会性藩篱。一般认为，中国“三农”问题产生的主要成因在于我国长期实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发展战略，即为了确保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国家通过政策上的倾斜，人为地造成了城乡二元格局，以实现农村和农业优质资源向工业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因此，要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首先铲除生成城乡藩篱的土壤，同时通过良好的组织再造，有效释放农村和农业自身的生产力。

　　中国独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广泛推广，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超常规增长，但是目前这种生产力的促进效应已基本释放完毕。由于分散经营的农户具有生产趋同、交易方式单一、流通成本高昂，科技信息接收能力低下，以及在市场经济下抵御风险能力弱等缺点，因此需要农业产业化组织将农户联合起来，开展以规模效益为基础的合作经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我国农村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成员人数最多的经济组织，本应成为促进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最佳载体，但是现实情况却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中陷于越来越边缘化的困境中。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产权制度、组织形式和组织治理等方面的缺陷，导致其无法成为促进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载体;另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村社区组织在成员、财产上的混同，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部分收益被用于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和维持公共服务，而没有全部转化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历史证明，传统的农村和农业经济组织事实上已无法担负起振兴农村经济，实现农业经济结构转型的历史重任。

　　通过观察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经济组织的变迁是经济发展历史的最直接的反映。由经济组织变迁所决定的财产权利制度的变迁直接决定了与之相关的人的身份的运动轨迹。通过良好的法律制度安排，积极建立既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同时又符合本国国情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建构是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基本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发达的农业经济是与发达的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强有力支撑密不可分的。不管是农业产业化，还是现代农业，实现政策意图的关键环节都在于找到合理的组织形式，以便在解决产权与激励问题的基础上，突破规模化集中经营的障碍。因此，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推进多种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发展现代农业，既是我国农业经济组织的发展目标，也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路径。

　　另一方面，农村经济组织的变化还会对农村治理产生重大影响。如何改造现有的基层党组织、村委员和农村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为此必须实现农村经济组织的经济功能与自治功能、社会功能的分离;通过经济组织的创新推动农村科学治理;国家应该承担的社会管理政治功能同农民的自我自治手段和方式分离;集体经济组织的主要功能在于其经济功能，这一功能的提升有助于促进产业的发展。而通过农业产业的发展，又可以提升农村的自治能力和农村社会文化的发展。

　　何嘉博士在跟我就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一直致力于三农问题——特别是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研究，在经过长期的理论积累和实证调查之后，向我们呈现了这部充满正能量的学术专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重构》。

　　本书的主要特色除了有逻辑严密、论证充分的标配性要求之外，更主要的是削繁就简，观点明确。例如作者认为虽然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但从总体上而言，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包括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两个方面：对于城市化进程较慢的地区，发展农村经济主要是靠农业生产本身，因此以发展合作经济为主;对于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地区，由于集体土地的征用、集体不动产租赁价格的升值以及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农村经济发展主要靠集体资产的经营。

　　本书的重大理论贡献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制度、组织形式、组织治理等方面进行了重构;同时探讨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重构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指出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重构的实现离不开政府转变工业和城市优先发展战略;最后在分析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基础上，具体提出破解“三农”问题的立法建议和措施。作者认为，我国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虽然有经济组织之名，但却无经济组织之实。因此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重构目标首先是要按照“法人”的要求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村社区组织相区分，赋予其独立的人格。其次，要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能，就必须引入现代企业制度，按照“企业法人”的要求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治理，使其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构后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要功能为经济功能，在确保经济功能发挥的前提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时也起到了提供被动性保障功能的作用。至于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服务功能则不应当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来承担，而应当强调政府的社会公共职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功能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发展合作经济，二是发展集体经济。与传统的“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不同，作者笔下的“合作经济”是指通过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其他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将分散的农民联合起来进行农业产业化生产获取收益的经济活动;而“集体经济”则是指通过经营管理集体财产获取收益的经济活动。这些观点并非仅起到旧瓶装新酒的名词再造作用，而是起到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制度功效。

　　在具体组织形式的选择上，作者认为，无论是基于集体所有制的制度传承还是基于组织创新的制度驱动要求，股份合作制都无疑是最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要求的路径选择。从集体所有制的角度而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重构既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又要实现共同富裕，既要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又要明确农民对集体财产的权利，因此股份合作制应当是最佳的路径选择。从组织创新的角度而言，我国各地农村禀赋差异悬殊，有的地区适宜发展合作经济，有的地区适宜发展集体经济，因此选择股份合作制重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充分尊重农民的自我选择，既适应了现实的需要，又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根据过去我国股份合作制的实践经验，为了确保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稳定，必须对其中的股份制作出一定的限制，也就是明确股份制的作用在于确权而非引资。为了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够有效的开展生产经营，必须从经营机制、表决机制、分配机制三个方面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治理进行重构。

　　为了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重构步入法制化的轨道，除了要打通政策、试点产品和法律之间的顺畅通道之外，还必须有效协调农村经济组织建设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小农社会化、农村税费改革以及资本原始积累尚未结束是我国当前乡村治理的主要背景。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乡村治理的主要问题是农村土地矛盾的尖锐化与农村公共产品匮乏，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重构必须处理好这两方面的问题。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关系重构，应当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与农村社区组织成员身份进行区分，区分的时间应当以产权制度改革的确权时间为节点。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关系重构，重构后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应当设置集体股，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公共服务的维持应当主要由政府财政来负担。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我国是一场远未结束的艰苦攻坚战，既需要国家决策层面的良好顶层设计，也需要基层和地方的积极探索，更需要理论界的积极参与。我相信，只要全社会共同关注中国的农村改革事业，共同为中国的农村改革出谋划策，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富裕化就一定能够尽早实现。

　　是为序。

　　赵万一

　　2016年11月26日于重庆

乡村振兴的制度基石：土地、产权与治理的深刻变革书籍名称：乡村振兴的制度基石：土地、产权与治理的深刻变革作者： [此处可填写真实作者姓名或笔名] 出版社： [此处可填写真实出版社名称] 出版年份： [此处可填写真实出版年份] --- 内容概要本书以当前中国广袤农村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为时代背景，聚焦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三大核心制度支柱——土地制度的现代化、农村产权结构的优化，以及乡村治理体系的重塑。本书摒弃了宏大叙事的理论框架，采取深入田野调查与法律经济学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旨在剖析这些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实践中的复杂困境以及对农民福祉的实际影响。全书共分为四个主要部分，逻辑层层递进，从基础的资源要素入手，逐步深入到组织形态的演变和治理效能的提升。第一部分：土地制度的现代化：从集体所有到有效利用的张力本部分深入探讨了中国特色土地制度在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挑战与改革方向。集体土地作为农村最核心的生产资料，其所有权、使用权与收益权的分离与重构，是当前改革的焦点。第一章：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与风险防范本章细致梳理了“三权分置”政策在基层实践中的落地情况。重点分析了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法律保障问题，包括流转合同的有效性、长期稳定性的实现机制，以及在流转过程中如何有效防范资本下乡对农民土地权益的挤占风险。通过对多个省份的案例研究，探讨了建立统一、公开、规范的土地经营权登记和交易平台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鼓励规模化经营和保障小农户基本生活保障之间找到制度性的平衡点。第二章：宅基地的“三权分置”与盘活利用宅基地制度改革是热点与难点并存的领域。本书超越了单纯的“有条件放开使用权流转”的讨论，着重分析了宅基地用益物权化的法律内涵。探讨了在保障农民基本住房需求的前提下，如何实现闲置宅基地的有效利用，包括允许闲置农房的盘活用于发展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新业态，同时对可能引发的产权纠纷和“非本村集体成员”购买资格的认定进行了详尽的法律分析。强调了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集体决策权威的优先性。第三章：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法律路径与障碍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被视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一环。本章系统分析了不同类型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法律障碍，包括规划调整的复杂性、征地制度与入市制度之间的衔接问题，以及入市收益的合理分配机制。我们特别考察了地方政府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的角色，力求构建一个更加公平透明的利益共享模型。第二部分：农村产权结构的优化：界定、确认与保护农村产权的核心在于明确界定农民的财产权利，使其能够真正转化为资本投入生产和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资产。第四章：集体资产的清产核资与产权界定难题集体资产的量化和股份化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一步，但清产核资过程中出现的历史遗留问题、权属模糊地带，构成了产权确认的巨大挑战。本章详细分析了集体经济组织（未在此书中提及）在资产核算中的法律依据、技术难点以及争议解决机制。探讨了如何通过法律手段，确保集体资产的权益归属于全体成员，避免被少数人侵占或低效管理。第五章：农民财产权益的法律保护：从“身份权利”到“财产权利” 本章聚焦于农民财产权的法律化进程。研究了宅基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等新型用益物权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如何通过不动产登记制度确保其对抗第三方的效力。探讨了当政府行为（如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侵犯农民财产权益时，农民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和现实障碍，强调了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第六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法律地位与合作治理随着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主体的兴起，本书分析了其法律形式的适用性，以及如何通过法律工具规范其内部治理结构，确保其服务于农民的共同利益而非单纯的资本增殖。特别关注了土地流转中的“中介”风险和新型组织内部的决策透明度问题。第三部分：乡村治理的重塑：效率、民主与法治的平衡本部分将视角转向制度的“上层建筑”，探讨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乡村治理模式。第七章：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从“他治”到“自治”的转型本章批判性地考察了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在应对复杂现代社会需求时的局限性。重点分析了如何通过法律程序和制度设计，激活农民的“主体性”，推动乡村治理从传统的“行政化干预”向“法治化、民主化自治”的转型。研究了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的法律效力边界。第八章：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法律责任与投入机制乡村振兴要求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养老、基础设施）。本章分析了中央、地方政府与集体经济组织在提供这些服务中的法律责任划分。探讨了如何通过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和引入市场化、社会化的供给主体，来提升乡村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第九章：农村土地征收的规范化与程序正义尽管目标是盘活存量，但涉及新征用和规划调整的案件依然存在。本章严格遵循现行法律，分析了农村土地征收的法定程序，着重考察了“先补偿后搬迁”原则的执行情况，以及在实践中如何保障被征收农户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听证权，确保征收过程的程序正义和补偿的公平性。第四部分：制度改革的协调与未来展望本部分对前述改革进行系统性整合，探讨制度改革的整体效能，并提出政策建议。第十章：法律框架的系统性协调与衔接分析了现行分散的法律法规（如《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农业法》等）在实施中对乡村改革带来的冲突与壁垒。提出了构建一套协调统一的、以保护农民财产权益为核心的乡村法律框架的必要性，强调城乡法律制度的统一化趋势。结论与展望：迈向法治化的乡村现代化之路本书总结了当前制度重构的成就与不足，强调法治是保障乡村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未来改革的关键在于构建一个权责清晰、产权明晰、治理高效、充满活力的现代乡村制度体系，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宏伟目标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石。 --- 本书的特点： 1. 问题导向的实证研究：聚焦于法律条文在基层执行中产生的“扭曲”和“张力”，而非纯粹的理论阐释。 2. 法律经济学视角：运用产权理论、激励机制等经济学分析工具，解释制度变迁的合理性与潜在的激励效应。 3. 平衡性分析：在鼓励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始终将“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置于制度设计的核心位置，强调集体所有权与个体用益物权之间的动态平衡。 4. 前瞻性政策建议：基于对实践困境的深刻洞察，为中央和地方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完善建议。

用户评价

评分☆☆☆☆☆

我近期在寻找一些关于中国法治建设和社会转型之间关系的著作，尤其是那些能够剖析基层社会结构性问题的。这本书的题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重构》恰好触动了我对这一领域的探索兴趣。我设想这本书大概会从宏观的法律理论出发，逐步深入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具体运作层面，探讨其在现行法律体系下的定位、权责边界以及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不知道书中是否会详细阐述在改革开放以来，集体经济组织经历了哪些法律上的调整和重塑，又为何需要进行“法律重构”？是否涉及到集体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法律主体资格问题？以及在处理与外部经济主体、政府部门，乃至农民个人之间的关系时，其法律依据是否充分和明确？我个人对于知识产权在农村集体经济中的保护，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在环境保护、乡村旅游等新兴领域所扮演的法律角色也颇感兴趣。如果本书能够在这方面提供一些前瞻性的论述，那就再好不过了。我希望能从这本书中获得关于中国农村法律体系建设的深刻见解，理解其中的挑战与机遇。

评分☆☆☆☆☆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非常吸引人，朴实中带着力量，让人立刻联想到广袤的田野和辛勤耕耘的农民。我一直对中国的农村发展和基层治理模式很感兴趣，特别是集体经济组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它所面临的各种法律问题。我希望这本书能深入浅出地解析这些复杂的议题，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探讨，更能提供一些实际的案例分析，让我们这些普通读者也能理解其中的逻辑和脉络。例如，在土地流转、集体资产管理、股份合作制改革等方面，法律法规是如何规定的？又存在哪些模糊地带或者亟待完善之处？这本书能否为我们揭示这些现实困境，并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思考？我特别关注书中是否会涉及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的演变，以及这种演变对农民权益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如果书中能用生动的语言，结合具体的法律条文，描绘出集体经济组织从产生、发展到转型过程中的法律图景，那将是一次非常宝贵的阅读体验。我期待它能成为一本既有学术深度，又不失可读性的著作，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农村集体经济的法律框架。

评分☆☆☆☆☆

作为一个在城市长大的人，我对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一直有着朦胧的认知，总觉得它们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独特纽带。这本书的名字让我充满好奇，我想知道它是否能够为我描绘出一个清晰的画面：这些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律层面是如何运作的？它们的章程、成员大会、理事会等组织机构，在法律上有着怎样的规定和约束？例如，在集体资产的分配、收益的产生和分配机制上，法律是如何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我尤其想了解，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传统的集体经济组织模式是否面临法律上的困境，比如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如何处理成员的退出和加入机制，以及如何应对内部治理的挑战？如果书中能够通过丰富的案例，展现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律重构过程中的实践经验和遇到的难题，并对此进行一些学理上的分析，那将极大地拓展我的认知边界。我希望能读到一本能够让我深入理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肌理”的书，体会其在乡村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评分☆☆☆☆☆

我最近关注到一些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下，如何激活农村要素市场，特别是集体建设用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法律问题。这本书的名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重构》似乎与我的研究方向有很强的相关性。我推测书中应该会深入探讨集体经济组织在这些“沉睡的资产”的盘活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法律角色。例如，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拥有对这些土地的法人财产权？在土地流转、抵押、出租等具体操作中，又需要遵循哪些法律程序和规定？是否存在法律上的障碍限制了集体经济组织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我非常期待书中能够对集体经济组织在乡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方面的法律支撑作用进行详细的分析，特别是关于集体经济组织如何通过法律手段，实现其成员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如何在法律框架内规避潜在的风险。如果书中能够为当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面临的法律挑战提供一些清晰的解答和前瞻性的思考，那么它将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书。

评分☆☆☆☆☆

我一直对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律基础理论非常感兴趣，尤其是那些能够反映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制度安排。这本书的题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重构》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设想这本书可能是在探讨，在法律层面，如何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调整和完善，以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不知道书中是否会深入分析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其与国家法律、地方性法规之间的关系？是否会涉及到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的确认，以及如何在法律上明确其作为基层社会组织的性质？我特别好奇，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律重构的过程中，如何体现其自治性、民主性和效能性？如果书中能够通过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揭示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律重构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例如成员权利的保障、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以及如何处理好集体经济组织与市场、政府之间的关系，那将是一次非常有启发性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