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藏学研究(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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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龙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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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9787532585649
版次:1
商品编码:12213381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64
正文语种:梵文,藏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藏学研究者
  

  《国外藏学研究》以刊登国外藏学及其相关领域研究的学术史、学术动态、学术人物、经典著述介绍与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以及国内外学者有关藏学研究的较新成果为主,并辟有“译文集萃”专栏发表国外学术界藏学研究成果的汉译文。《国外藏学研究》旨在为国内外藏学及其相关研究领域专家学者提供一个高质量学术交流平台,推动藏学研究、佛学研究以及喜马拉雅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国外藏学研究》以辑刊形式出版,每年两期,开设栏目有学术史、学术动态、学术人物、经典著述介绍与研究、译文集萃、书评等,所涉领域包括语言、文学、宗教、文化、历史、地理、考古、艺术、天文历算等,主要刊载与以上栏目和领域相关的未经发表的论文、书评、译文等作品。


  

内容简介

  

  2015年12月17日,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去世。《国外藏学研究》(第一辑)以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纪念专号的形式向教授致敬,收入了国内藏学研究领域著名学者的纪念文章数篇。另有“国外藏学”刊载藏学研究学术史译文四篇,“藏学新论”栏目收入相关学者前沿性研究成果数篇,“国外藏学译萃”介绍了四位国际藏学研究者的研究新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

  王启龙,男,1964年生,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硕士(1993),中央民族大学博士(1996),
  主要研究方向:语言文学、藏学(历史、宗教与语言文献研究)。1996年8月起任教清华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双聘教授,其间曾长期负责清华大学留学生本科教学管理工作,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运行委员会副主任、中心理事兼副主任;曾在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研究院、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学;先后任职西藏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援藏)、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等,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目录

发刊词
【纪念王尧先生】
王启龙:王尧先生及其藏学人生
沈卫荣:引领我进入藏学殿堂的王尧先生
谢继胜:我记忆中的王尧老师
熊文彬:怀念恩师王尧先生
乌云毕力格:追思王尧先生
【国外藏学】
孙作朋原著,王启龙、杨黎浩校订:七十年来之西藏问题(一)
沈卫荣、侯浩然:藏文文本的生成与西藏历史叙事的创建
杜永彬:当代美国藏学研究评论:以洛培兹为例
耿昇:法国探险家弥皋对于康藏地区的科学考察
【藏学新论】
赵晓星:金城公主与“七七斋”习俗传入西藏
魏 文:Cog ro源流考:以庄浪地名沿革与吐蕃属卢氏家族史考证为中心
索罗宁:大英图书馆所藏“成就颂”残片初探
张虽旺:论宋代河湟地区的佛教
魏玉贵(才让扎西):唃厮啰主政时期河湟吐蕃与西夏关系考述
沙怡然著,郭丽平译:谦逊的供养人与菩萨王者——16至19世纪内陆亚洲藏传佛教绘画俗家信众画像研究
阴海燕:《汉藏史集》中的汉藏关系史料辑考
闫 雪:《真禅内印顿证虚凝法界金刚智经》写绘风格探析
石岩刚:“大金喇嘛法师宝记”满文碑文补证
谢光典:流动的图像意涵——蒙人驭虎图与财神牵象图的宗教意蕴分析
王启龙、向龙飞:论宗教文化的相对单一性对藏族的心理影响(上)
格勒:西藏文化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
【国外藏学译萃】
克里斯蒂安?卢恰尼茨著,廖旸译:早期藏传佛教文献与艺术中的兜率天情节
林藜光著,李雨璇译:玄奘时期中国及柬埔寨的密教传播者—那提
卡尔梅?桑木旦著,曾丽容译:吐蕃时期“苯”作为宗教存在的早期证据
亚历山大? 佐林著,操林英译: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古藏文写卷中的一件密教仪轨文献


《国外藏学研究(第一辑)》是一部汇集了全球学者在藏学研究领域最新成果的学术文集。本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深入了解当代国外藏学研究动态的窗口,聚焦于多个学科视角下的西藏历史、文化、社会、语言、宗教、艺术以及与周边地区互动的历史进程。 本辑收录的文章,题材广泛,研究方法多元,体现了国际藏学研究的前沿趋势。在历史研究方面,多位学者对传统上认知模糊或存在争议的西藏历史时期进行了重新梳理和深入探讨。例如,有文章 revisits 吐蕃王朝晚期与周边政权的互动关系,通过对敦煌出土文献的新解读,揭示了当时复杂的政治格局与外交策略。另有研究聚焦于十七世纪达赖喇嘛体系确立前后的权力运作,分析了不同地区势力在这一历史转型中的作用,并对一些关键历史人物的动机和影响力进行了细致的考量。 文化研究是本辑的另一重要板块。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剖析了藏族文化的独特性及其演变过程。其中,几篇研究探讨了藏传佛教的本土化进程,尤其关注在不同地区(如安多、康区)佛教仪轨、修行实践以及寺院制度的地方性特征。这些研究超越了以往对藏传佛教宏大叙事的关注,而是深入到基层宗教生活和社会组织层面,展现了藏传佛教在不同社群中的活力与适应性。此外,本书还收录了关于藏族口头文学、民间故事、戏剧表演的研究,从叙事学、文化人类学等角度,挖掘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层含义与社会功能。 语言与文献研究在本辑中占据了相当篇幅。语言学研究部分,有学者对藏语方言的演变与传播进行了详细的田野调查和分析,揭示了不同方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及其历史地理的联系。在文献研究方面,本书收录了几篇关于新发现或鲜为人知的藏文古籍的介绍与解读,包括一些地方志、族谱、医药典籍以及宗教文献。这些研究不仅拓宽了我们对古代藏文文献总量的认知,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细致梳理,为理解藏族社会历史的诸多细节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艺术与物质文化研究也为本书增添了丰富的色彩。有研究深入探讨了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风格演变与象征意义,特别是对于壁画、雕塑等艺术形式的图像学分析,揭示了其所蕴含的宗教哲学思想和历史信息。另有几篇文章关注藏族传统手工艺,如唐卡绘画、金银器制作、服饰纹样等,通过对其材质、工艺、纹饰的考察,来理解藏族社会生活、审美观念以及与外界的文化交流。 此外,本辑中也有研究关注藏族与周边文化区域(如蒙古、汉地、尼泊尔、不丹等)的历史互动与文化影响。这些研究打破了过去以单一民族或地区为中心的视角,强调了区域文明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塑造。例如,有学者分析了藏族在丝绸之路上的角色,以及藏族商人、僧侣、使者在跨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 《国外藏学研究(第一辑)》的出版,是当前国际藏学研究领域一次重要的学术总结与展示。它汇集了不同国家、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的智慧,展现了藏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本书不仅为藏学研究的专业人士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也为对西藏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当代国际藏学研究最新进展的绝佳平台。本书的出版,必将进一步推动藏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增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交流。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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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西藏的古代文献,特别是那些尚未被充分解读的古老经文和史料非常感兴趣。这本书中的一篇“西方汉学家与藏文文献的早期翻译研究”的文章,恰好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作者详细回顾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几位重要的西方汉学家是如何接触到藏文文献,并尝试进行翻译和研究的。这其中充满了艰辛和曲折,他们不仅要克服语言上的巨大挑战,还要面对文献来源的稀缺,以及当时学术界对此研究领域的陌生。文章还特别提到了几位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独特方法,例如通过与当地僧侣的交流,或者将藏文文献与其他已有的汉文、梵文文献进行比对,来解决文献中的疑难问题。我从中看到了学术研究的严谨和执着,这些学者在条件如此有限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为后来的藏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对那些被遗忘的古代智慧的挖掘和整理,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这篇评论让我对藏学研究的学术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让我更加敬佩那些在学术前沿默默耕耘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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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吸引了我,一种沉静而厚重的学术气息扑面而来,仿佛打开了通往遥远国度的知识宝库。我一直对藏学,特别是国外学者是如何解读和研究藏族文化、历史、宗教以及社会变迁的充满好奇。一直以来,我们对西藏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内部视角和有限的翻译文献上的,但从外部视角切入,往往能看到一些截然不同的风景。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新颖的观点和深入的分析,让我能够跳出固有的思维框架,更全面、更客观地理解这个神秘而迷人的地域。尤其是关于藏传佛教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传播与演变,以及西方学者在解读藏文文献、考古发现等方面所采用的方法论,都让我倍感兴趣。我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处理那些具有高度宗教性和象征意义的文本的?他们对那些遥远而古老的寺庙遗址,是如何进行科学的考证和解读的?这本书的出版,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窗口,让我能够窥见国际藏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前沿成果,这对于提升我对藏学研究的整体认知水平,拓宽学术视野,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希望它能够带来惊喜,引发更深入的思考,甚至激发我进一步探索相关领域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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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书中有一篇关于“20世纪以来西方对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的接受与再阐释”的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章详细梳理了自20世纪初以来,西方知识分子和学者如何接触、理解和吸收藏传佛教的哲学思想,例如缘起、无常、空性等概念,以及这些思想在西方哲学、心理学、甚至新时代运动中产生的回响。作者不仅列举了许多重要的西方学者和他们的研究成果,还探讨了在翻译和阐释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和困难。比如,如何将“空性”这个高度抽象的概念,用西方读者能够理解的语言和逻辑进行表达,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文章还指出,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并非完全客观,有时候也会将自己的文化偏见和哲学倾向带入到对藏传佛教的解读中。但总的来说,作者肯定了这种跨文化交流对于丰富人类思想宝库的积极作用,也让我们看到,古老的东方智慧在与西方文明的碰撞和融合中,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我从中体会到,学术研究的魅力在于其开放性和包容性,能够不断吸收和借鉴不同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并将其转化为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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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这本书,我立刻被其中一篇关于“19世纪西方探险家与西藏的第一次接触”的文章所吸引。作者详细考证了当时几位重要探险家的传记、日记和通信,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我尤其对他们如何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克服语言障碍、文化隔阂以及政治阻力,深入到西藏腹地进行考察和记录感到震撼。文章不仅描述了他们对地理地貌、动植物的记录,更深入地探讨了他们对当地宗教习俗、社会结构的观察和理解。令人玩味的是,这些探险家往往带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他们的记录既有客观的科学观察,也掺杂着主观的臆断和浪漫化的想象。作者对此进行了批判性的梳理,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偏见和误读,同时也肯定了他们在当时条件下为西方世界了解西藏所做的贡献。这篇文章让我深刻体会到,历史研究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叙述,而是一个不断对话、修正和深化的过程。通过对这些早期文献的解读,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对西藏的认知是如何一步步演变的,以及这种认知是如何受到时代背景、文化观念以及个人经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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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西藏的近现代历史,特别是其在20世纪的国际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抱有浓厚的兴趣。这本书中的一篇“20世纪以来西方地缘政治学者对西藏战略地位的研究”的文章,为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作者回顾了20世纪以来,西方地缘政治学者是如何从战略和国家安全等角度,分析和解读西藏的地理位置及其在中亚地区和亚洲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作用。他们关注西藏的地形地貌、周边国家的实力对比,以及不同时期大国对西藏的争夺和影响。我了解到,在冷战时期,西藏的地缘政治地位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文章还探讨了这些地缘政治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局限性,例如,有时过度强调军事和政治因素,而忽略了当地人民的意愿和文化价值。但总体而言,作者肯定了这些研究为理解20世纪以来西藏在国际舞台上的复杂处境,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这让我思考,历史事件的解读,往往需要从多个学科、多个视角进行交叉分析,才能更全面地认识其复杂性和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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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思考,西藏的文化,尤其是其独特的语言和文学,在国际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是如何被理解和诠释的。这本书中的一篇“20世纪以来西方翻译家与藏文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传播”的文章,正好触及了我的兴趣点。作者深入探讨了20世纪以来,西方翻译家们在将藏族史诗、文学作品翻译成不同西方语言时所面临的挑战和所采取的策略。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到翻译美学和受众接受度的考量,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我了解到,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递和再创造。一些翻译家在面对那些充满宗教色彩和隐喻的藏文文本时,是如何努力寻找恰当的表达方式,既保留原著的精神,又能被西方读者所理解,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文章还探讨了这些翻译作品在西方社会所引起的接受度,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了西方读者对西藏文化和文学的认知。这让我认识到,跨文化翻译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它不仅连接了不同的语言,更连接了不同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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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藏传佛教的艺术形式,特别是壁画和唐卡,情有独钟。这本书中有一篇关于“西方学者对藏传佛教坛城艺术的符号学解读”的文章,让我眼前一亮。作者深入剖析了坛城作为宇宙观的象征体系,从色彩、构图、神祇的排列组合等多个维度,解读了其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和宗教意义。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不仅引用了大量的西方艺术史和宗教符号学理论,还将这些理论巧妙地运用到对具体坛城作品的分析中,展现了严谨的学术方法。我以前只是觉得坛城很精美,但并不真正理解其深层的含义,这篇文章就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通往坛城艺术精神世界的大门。我开始注意到,每一个细节都并非随意,而是承载着丰富的象征意义,例如不同颜色代表的五种智慧,不同方位所对应的护法神等等。作者还比较了不同时期、不同传承的坛城艺术风格,指出了其演变和发展,让我看到了这种艺术形式的生命力和多样性。这让我联想到,我们是否也能用类似的符号学方法来解读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某些象征符号?这本书的启发性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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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中的一篇关于“20世纪西方学界对藏传佛教高僧传记的研究方法”的文章,让我深受启发。作者详细介绍了西方学者在研究藏传佛教高僧传记时所采用的各种方法,包括文本分析、历史考证、宗教学理论的运用,甚至还包括对寺庙建筑、壁画等视觉材料的解读。我了解到,高僧传记不仅是宗教文献,更是珍贵的历史文献,它们记录了高僧的生平事迹、学问思想、以及其在佛教发展中的贡献。作者还分析了在翻译和解读这些传记时所遇到的挑战,例如,一些传记中充满了大量的宗教术语和象征性语言,需要具备深厚的宗教学知识才能准确理解。同时,作者也指出了,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可能会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学术范式强加于这些文献,导致对其意义的片面解读。但总体而言,作者肯定了西方学者在高僧传记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这些研究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藏传佛教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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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另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是关于“20世纪中期西方人类学家对西藏社会结构的田野调查”。作者通过引用几位著名人类学家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生动地描绘了他们如何在20世纪中期,那些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年代,深入到西藏的各个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他们不仅关注当地居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更深入地研究了他们的政治组织、经济模式、宗教信仰以及家族制度。文章中对当时的社会分层、权力运作以及社区关系的描写,细致入微,仿佛将我带回到了那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年代。我特别欣赏作者对这些田野调查的批判性反思,他指出,这些人类学家虽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其研究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其自身文化背景和理论框架的影响。例如,他们有时会将西方社会的某些概念套用到西藏社会中,导致理解上的偏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早期的田野调查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也为我们理解藏族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打开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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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西藏地区的历史变迁,特别是其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充满兴趣。这本书中的一篇“近代以来西方历史学家对中亚与西藏关系的学术争鸣”的文章,让我眼前一亮。文章回顾了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在研究西藏在中亚历史地理格局中的地位时所产生的不同观点和学术争论。一些学者倾向于强调西藏作为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实体,而另一些学者则更注重其与中国、蒙古、印度等周边地区在历史、文化和经济上的联系。作者详细梳理了这些争论的脉络,引用了不同学者的观点和证据,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述。我从中看到了学术研究的活力和多样性,同一个历史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并产生不同的结论。这种学术上的“碰撞”和“对话”,恰恰是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动力。这篇文章让我意识到,历史的叙述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次、多视角的。对西藏历史的研究,也需要将其置于更广阔的亚欧大陆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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