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研究(第19辑 下卷) [Journal of the In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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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主办>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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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凤凰出版社
ISBN:9787550626386
版次:1
商品编码:12249847
包装:平装
外文名称:Journal of the In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18
字数:399000#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古典文献研究(第19辑 下卷)》包括17篇论文,分为文献文化史研究、文学及文学文献研究、文史新研、文献考证、学术综述五类,从多方面探究了中国古典文献在文化建构上的重要性。
  《古典文献研究(第19辑 下卷)》包括17篇论文,分为五类:一、文献文化史研究,涉及四库全书、清人日记等,二、文学及文学文献研究,涉及嵇康、苏轼、陆游及《文选》、古典小说,三、文史新研,四、文献考证,五,学术综述。

目录

文献文化史研究

文学及文学文献研究

文史新研

文献考证

学术综述

精彩书摘

  《古典文献研究(第19辑 下卷)》:
  虽然《千载佳句》中杨巨源诗句的来源文献已无从确考,但这些诗句的独特异文与文献价值,却令我们对杨氏作品的流传状况充满疑问。下面本文即对之加以探察。
  (一)杨巨源作品的东傅问题
  察杨巨源生前,其作品尤其是七律已倍受时人称道,比如元稹《授杨巨源郭同玄河中兴元少尹制》曰:“敕具官杨巨源,诗律铿金,词锋切玉。相如有浚云之势,陶潜多把菊之情。”另外,成书于元和九年至十二年(814-817)之间的敕撰唐诗选集《御览诗》,也收录了杨巨源的诗作十四首,其中含五言诗五首,七言诗九首。这些都证明了杨巨源在此时期的诗坛影响力。另外,在时人撰于元和十三年的墓志铭序文中,还称颂杨巨源为“今之鲍昭”,以致“咸所推服,莫敢敌偶”。“鲍昭”,乃“鲍照”之误。鲍照,是见誉为“上挽曹刘之逸步、下开李杜之先鞭”的南朝宋的文学翘楚,擅长乐府诗歌和七言歌行,其乐府诗作甚至被称作“俊爽绝伦”⑤。故撰者以鲍照比拟杨巨源,愈见杨巨源的文学成就之高及其长于乐府的创作特点。由之,杨氏作品得以东渡扶桑并见收于《千载佳句》,亦非难解。
  然而,有关杨氏作品东渡邻国的携带者,史料中却无明确记载。仅可察知与杨巨源活动时期最为接近的日本入唐者乃是学问僧空海和最澄。空海曾专门致信于当时的越州节度使,寻求“三教之中,经律论疏传记、乃至诗赋、碑铭、卜医、五明所摄之教,可以发蒙济物者,多少流传远方,斯则”⑥。即除了佛典要籍,还力搜当时可资学习的外典书籍。不过,在空海携归本国的唐物典籍中,虽有朱千乘等不甚知名的诗人作品,却未见任何杨巨源诗作的痕迹,其着作《文镜秘府论》、《性灵集》所引用的唐诗资料内,也没有关于杨诗的记录。
  既然日本方面没有杨巨源作品东传的任何记述,那么,王建的“旧卷常抄外国将”和刘禹锡的“渤海归人将集去”,或可引起思考。
  王建《寄杨十二秘书》
  初移古寺正南方,静是浮山远是庄。人定犹行背街鼓,月高还去打僧房。新诗欲写中朝满,旧卷常抄外国将。闲出天门醉骑马,可怜蓬阁秘书郎。
  刘禹锡《酬杨司业巨源见寄》
  壁雍流水近灵台,中有诗篇绝世才。渤海归人将集去,梨园弟子请词来。琼枝未识魂空断,宝匣初临手自开。莫道专城管云雨,其如心似不然灰。
  由王建的诗题“寄杨十二秘书”和诗句“新诗欲写中朝满,旧卷常抄外国将”,可知至迟白杨巨源担任秘书郎的元和九年(814)起,杨氏的新作就十分受人关注,而其作品中的“旧卷”则常以转抄的形式被带出国外。据刘禹锡的诗题“酬杨司业巨源见寄”与诗句“渤海归人将集去,梨园弟子请词来”,可推断杨巨源别集被渤海人携出唐土之事,应发生在他担任国子司业期间,也就是穆宗长庆四年(824)以前。
  当然,王、刘二人所述的情况,是否就和杨巨源作品的东渡扶桑存有关联,还要结合当时东亚汉字文化圈中的汉籍流通状况来加以探讨。
  自空海归国的宪宗元和元年即平城天皇大同元年(806)、至文宗开成三年即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8)的三十二年期间里,日本再未派遣过遣唐使。但在此阶段的主要时期,平安朝廷对唐风文化却十分倾慕,渤海使节的赴日情况也较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繁。因此,唐土书籍经由渤海人之手再传至日本并非无根之谈。而这种情况原也有例可援。例如,《类聚三代格》记载文德天皇天安二年(858),渤海使乌孝慎来日,献《宣明历》。两年后,平安朝廷即将遣唐使携归的《大衍历》和《五纪历》皆行废止,而改施经由渤海传来的《宣明历》。再如,嵯峨天皇弘仁三年(812)二月、天皇与小野岑守因受白居易作于元和四年(809)的“新乐府”的影响,而于平安京神泉苑初次举办的花宴上作“落花篇”。针对此事,即有日本学者指出,此时期并无遣唐使的派遣,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快速东渡,很有可能要归因于此阶段来日的渤海使节。当然除了渤海使外,渤海商人也是传播唐物的重要载体,其所持的唐物时常受到日本士庶的欢迎和争购,以致太政官要向国司发放禁制渤海人在民间贸易唐物的官牒。由之可见,这一时期渤海在唐物东传日本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何况,杨巨源的立名文坛以及“渤海归人将集去”等事又皆发生于此阶段。
  ……
《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九辑 下卷 编者按 《古典文献研究》自创刊以来,始终秉持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致力于发掘、整理、研究和阐释中国古典文献,为学界提供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本辑(第十九辑)下卷,集结了本年度内海内外学者在古典文献领域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涵盖广泛,视角新颖,研究方法多样,体现了当前古典文献研究的蓬勃发展与深入拓展。本卷内容力求精炼、深刻,希望能激发更多学者的思考,共同推动古典文献学的进步。 卷首语:新视域下的古典文献研究 在信息爆炸、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古典文献的研究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我们既要传承前辈学者宝贵的治学经验,也要积极拥抱新兴的研究工具与方法。本辑下卷的研究成果,正是这种新旧交融、多元探索的生动体现。从对经典文本的细致考订,到对文献背后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深入挖掘,再到运用数字化技术辅助研究,学者们在各自的领域内都展现出了卓越的洞察力与创造力。我们欣喜地看到,古典文献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献训诂与考据,而是日益关注文献的流传、接受、阐释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并尝试将其置于更宏大的社会、文化、思想史的框架中加以审视。本卷所收录的文章,正是对这一趋势的积极回应。 专题探讨:宋代文人群体与文学观念的变迁 本辑下卷特别设置了“宋代文人群体与文学观念的变迁”专题,精选了多篇聚焦宋代这一文学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的研究佳作。宋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文人阶层日益壮大,其文学创作、理论批评以及审美趣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宋代士大夫的“以文会友”与群体意识的形成》 文章深入探讨了宋代士大夫阶层如何通过文学雅集、诗社活动等形式,构建起紧密的群体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形塑了共同的文学价值观与身份认同。作者引述了大量史料与文学作品,生动勾勒出当时文人之间相互唱和、激扬文字的生动图景,揭示了“以文会友”不仅是社交方式,更是维系士大夫群体精神纽带的重要机制。研究认为,这种群体意识的形成,对宋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从“为道”到“为情”:宋代文学理论的审美转向》 本篇文章着眼于宋代文学理论的核心议题,梳理了宋代文学观念从早期偏重“载道”、“明道”向后期更加强调“写情”、“抒怀”的转变过程。作者详细分析了不同时期代表性文学理论家的观点,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的理论建树,论证了这种转向背后所反映出的社会文化变迁与文人心态的调整。文章指出,这一审美转向不仅丰富了文学表现的可能性,也为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苏门四学士的文学风格与跨界影响》 聚焦宋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本篇研究考察了他们在继承苏轼文学精神的同时,如何发展出各自独特的文学风格,并对当时的诗、词、文等各类文体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还进一步探讨了四学士在政治、史学、书法等领域的跨界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如何反哺其文学创作,形成了一个多才多艺的文人典范。 古籍考订与校勘 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离不开精细的古籍考订与校勘工作,这是夯实学术研究基础的关键。本辑下卷中,多位学者贡献了具有开拓性的考订与校勘成果。 《<说文解字>“木”部字形演变考》 本篇论文以《说文解字》为主要依据,结合考古发现的早期文字材料,对“木”部字形进行了细致的演变考证。作者追溯了“木”字在金文、篆书等不同阶段的形体变化,分析了由字形变化所反映的古人对树木的认知与观察,以及由此引申出的相关字义的演变。研究方法严谨,结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诗经>“关关雎鸠”句校读再议》 针对《诗经·关雎》开篇的经典名句,本篇研究从不同版本、传注的角度出发,对“关关雎鸠”的读音、字义进行了深入的辨析。作者综合运用了古音学、训诂学等方法,对历代学者的不同见解进行了梳理与评价,并提出了新的解读视角,为理解这首千古名篇提供了新的思路。 《宋本<太平御览>〈文史部〉校勘记》 本文是对宋本《太平御览》“文史部”的详细校勘记录。作者对照不同版本,辨别字句讹误,考证异文来源,并对部分内容进行考证补正。校勘精审,注释详尽,为《太平御览》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校勘本。 文献流传与接受史研究 在关注文本内容本身的同时,文献的流传与接受历史,同样是理解其文化意义的关键。本卷中的相关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 《汉代《易》学经师的传授模式与学术生态》 文章以汉代《易》学为研究对象,着眼于经师的传授模式,如问答、讲授、抄录等,探讨了不同传授模式对学术思想的形成与传播的影响。作者还分析了汉代《易》学经师的学术生态,包括师生关系、门阀势力、政治环境等因素,揭示了文献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传播路径与演变。 《唐代边塞诗的接受与演变:从“气盛言宜”到“意境深远”》 本篇研究聚焦唐代边塞诗的接受史,考察了其在不同时期、不同受众中的解读与评价。作者分析了从盛唐时期强调的“气盛言宜”的审美取向,到中晚唐时期更为注重“意境深远”的转变过程。通过梳理历代文论与评论,文章揭示了边塞诗如何随着时代变迁而获得新的文化意义。 《明清小说中的“历史”书写与读者的想象》 本篇文章将目光投向明清小说,探讨小说中“历史”的书写方式,以及读者对其的接受与想象。作者分析了小说如何虚构、重构历史,如何通过叙事策略来满足读者的历史认知需求与文化心理。研究认为,明清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民间历史普及与文化启蒙的角色。 思想史与文化史视角下的古典文献 古典文献是承载思想与文化的重要载体,将其置于思想史与文化史的宏大叙事中进行考察,能够获得更深刻的理解。 《魏晋玄学的“无”与“有”:哲学概念的语言学溯源》 本篇研究深入探究了魏晋玄学中“无”与“有”两个核心哲学概念的语言学渊源。作者通过对先秦诸子及汉代文献中相关词汇的考察,追溯了这两个概念的早期语境与语义演变,论证了其在玄学语境下的哲学内涵是如何在语言的演变中逐渐形成的。 《宋代禅宗的“机锋”与日常生活的美学实践》 文章以宋代禅宗的“机锋”为切入点,探讨了其如何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美学实践之中。作者分析了禅宗公案、语录等文献,揭示了禅宗思想在诗歌、绘画、园林、茶道等领域的体现,展现了宋代文人如何通过禅宗智慧来追求精神自由与审美情趣。 《明代士人对待“异端”思想的态度与文献规训》 本篇研究考察了明代士人对待“异端”思想的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文献规训现象。作者通过对明代一些重要思想事件与思想家的论述,分析了当时士人如何界定“正统”与“异端”,以及官方与士人如何通过禁毁、编纂等方式来管理和控制思想的传播。 数字人文与古典文献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人文为古典文献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与可能。本辑中亦有相关探索。 《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全唐诗>词类标注与情感分析初探》 本篇文章介绍了一种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全唐诗》进行词类标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情感分析的初步尝试。作者展示了如何通过计算机程序来识别诗歌中的情感倾向,为大规模诗歌文本的情感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 《构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知识图谱的挑战与前景》 本文讨论了构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知识图谱的研究设想,分析了其中的技术挑战,如数据清洗、本体构建、关系抽取等,并展望了知识图谱在文学研究、智能检索、教学辅助等方面的应用前景。 结语 《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九辑下卷所呈现的学术成果,是当前古典文献研究领域一个侧面的缩影。我们欣喜地看到,学者们在坚守传统治学精神的同时,不断拓展研究视野,创新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深入挖掘中国古典文献的价值。本辑的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知识,更启发我们对古典文献的认识不断深化。我们期待,在未来的研究中,更多的学者能够汇聚于此,共同推动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繁荣与发展,让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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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古代学术史发展的研究者,我将这套《古典文献研究》视为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和精神食粮。它不是那种读完可以束之高阁的“一次性消费品”,而是需要反复研读、时常翻阅的“常青树”。特别是这期下卷,对一些久有争议的文献断代问题提出了新的、令人信服的证据链条,极大地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向前发展。阅读它需要投入时间,但所获得的回报是极其丰厚的——它让我们看到了古人是如何思考、如何记录、又是如何将知识小心翼翼地传递到我们手中的。对于任何想要在古典文献领域做进一步探索的人来说,这辑内容无疑是提供了一个高起点的平台,它所展现的学风和深度,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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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古典文献研究(第19辑 下卷)》的出版,简直是古籍研究领域的一场及时雨,尤其是对于我这种常年沉浸在宋代学术史中的“老学究”来说。我原以为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够多了,但翻开这辑的目录,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井底之蛙。光是其中关于某个特定版本校勘的考证文章,那细致入微的程度,简直令人叹为观止。作者似乎对墨迹的浓淡、纸张的纤维走向都了如指掌,把一个原本被忽视的小小批注,硬是挖掘出了背后一个学派兴衰的端倪。我记得有一篇论述某位明代儒者手札中对朱熹注释的微调,本来觉得是鸡蛋里挑骨头,但读完后才明白,那细微的用词变化,恰恰反映了当时理学内部权力斗转的暗流。这辑的选文水准极高,不仅是对文献本身的梳理,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让那些尘封的故纸堆重新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它不像某些流行的学术著作那样追求宏大叙事,而是扎扎实实地坐在书桌前,用放大镜审视每一个字,这种“慢工出细活”的治学态度,本身就是对古典学精神最好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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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承认,我不是每一个专题都能完全跟上作者的思路,尤其是一些涉及古代训謌和版本校异的硬核部分,着实考验我的古典学功底。但即便是略感吃力的部分,也让我受益匪浅,它像一面镜子,清晰地照出了我知识体系中的盲区。比如,其中一篇对唐五代碑刻文字的释读,涉及到当时地方官印的制度沿革,这完全超出了我日常关注的文学范畴。然而,作者的论证逻辑是如此清晰有力,引用的碑文拓片细节处理得极其到位,即使不懂具体的文字差异,也能感受到其推导过程的严密性。这套辑刊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将不同领域的专家汇集一堂,让文学、历史、哲学、金石学等各个领域的边界被有效地打破,互相渗透。它强迫读者跳出自己的舒适区,去接触那些原本可能被我们习惯性忽略的“边缘”文献,从而构建一个更立体、更全面的古代社会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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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买这套辑刊,更多是冲着它所代表的某种“南京大学学派”的学术气象去的。那种内敛、严谨,又带着一丝不苟的江南文人气质,在如今浮躁的学术风气中,显得尤为珍贵。这本下卷的内容,尤其是关于元代戏曲底本流传的研究,简直是为我近期整理的民间故事集提供了关键性的佐证。我之前一直在纠结于某段唱词的版本差异,在不同的抄本之间游移不定,总觉得缺少一个定海神针。而这辑里的几篇考据文章,通过对戏班演出记录和地方志的交叉比对,最终锁定了那个最接近“初刻本”的版本形态。这种“考古式”的文献还原工作,其难度不亚于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寻找一枚印章。阅读这些文章的过程,就像是参与了一次智力上的寻宝游戏,每解开一个谜团,内心都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成就感。它不是那种读完能让你立刻写出论文的“速食读物”,而是需要你沉下心来,反复咀嚼,才能品出其中韵味的“陈年佳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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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装帧和排版上来说,这辑延续了该系列一贯的朴实风格,没有花哨的封面设计,一切服务于内容的呈现。这正是我欣赏它的地方——它把所有的“心力”都用在了文字和考证之上。我特别喜欢它引用的那些罕见引文的标注方式,既尊重了原始文献的形态,又兼顾了当代读者的阅读便利性,这种平衡拿捏得恰到好处。有一篇文章深入探讨了魏晋时期士人交往中的“书信礼仪”与文献抄录之间的隐秘关系,它通过分析信函的书写格式变化,反推知识传播的媒介演变,这个视角极为新颖。这让我意识到,我们过去对“文献”的理解可能过于狭隘了,文献不仅是文字的记录,更是一种伴随物质载体和社交环境而动态变化的文化产物。这本书提供了一种范式转移的契机,引导我们从“文本中心主义”向“媒介与环境中心主义”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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