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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02：从现代性到媒介学》共分五个模块，各章主要内容分述如下：异域思想：选取国内、国外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呈现基于不同地域视角的有关”现代性”与”殖民性”的探讨。 机构·作者·文本：三篇文章分别从士林的聚合形式与群体共识，探究戊戌时期维新报刊的生成缘起；在媒介史的脉络中考察作者身份的确立过程，以及对”作者之死”的另一种解读；以地方党报的读者来信栏目为分析对象，观察国家意志与个体意志之间的碰撞与冲突。 数字田野：对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影响中国农村多样化政治参与的各变量中，社会资本、媒介使用的具体作用。 学术沙龙：选取2016年4月15日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42号楼读书会”关于《普通媒介学教程》的读书报告分享和学术讨论内容，并进一步梳理相关文献，对”中介”和”媒介化”的理论内涵作出厘清。 媒介评论：由电视剧《少帅》的热播反思网络传播时代”暴力乌托邦”的谎言政治学问题。

精彩书评

　　★现代性／殖民性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殖民性是现代性的构成部分，没有殖民性就不存在现代性。
　　——瓦尔特·米涅罗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不过对拉美地区而言，这种“发现”意味着一种文化、知识与价值观对另一种的，“掩盖”，即伊比利亚和西欧文化对拉美本地文化的“掩盖”。这种“发现”与“掩盖”的关系为拉美500多年的社会和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调。
　　——朱振明
　　
　　★在话语、制度之外，所谓“主体”的建构一直以来受制于媒介。在当下以及不远的未来，是否还能用印刷时代确立的“作者”标准去界定数字化时代的“作者”，这是否意味着作者的另一种“死亡”？
　　——黄华
　　
　　★按照德布雷的说法，媒介域处于一种转换的过程中，我们做传播学研究的人，都有一种深刻的经验性的感受。传统媒体的技术。生产消费模式和组织形式以及这些要素与社会和政治的关系都面临着巨大压力，这种深层的技术的、社会的、政治的，包括日常的信息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深刻变化，构成了一个关键的媒介域转型时刻。
　　——黄典林

目录

异域思想
殖民性：现代性的黑暗面
揭示“现代性”与“殖民性”的双面一体——拉美传播思想的本土意识和观念建构

作者·机构·文本
幽灵的浮现：西方媒介史中的“作者”和阅读
从“因会设报”到“寓会于报”：戊戌维新报刊缘起略论
党报，来信与批评制度——以1950年代初期《南方日报》读者来信为例

数字田野
社会资本、媒介使用与中国农村的多样化政治参与

学术沙龙
媒介学：认识传播的一种新方法——《普通媒介学教程》的读书报告
42号楼读书会：关于《普通媒介学教程》的学术讨论
是“中介”，还是“媒介化”：西方媒介化研究的概念辨析

媒介评论
《少帅》与“暴力乌托邦”的谎言政治学

精彩书摘

　　《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02：从现代性到媒介学》：
　　奇哈诺详细分析了权力殖民性，认为其通过以下手段得以形成：“（1）对全球民族进行分类与再分类——在此过程中，‘文化’概念成了关键因素；（2）用功能性的制度结构来清楚地表达和管理这些分类（如国家机器、大学、教堂等）；（3）对适合这些目标的空间进行界定；（4）存在一种认识论的视角，从该视角出发来清楚地表达这种新的权力模式的轮廓和意义，借助这种视角，使新的知识生产渠道得以疏通。”在奇哈诺看来，“发现美洲”对一种新的世界权力模式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权力模式具有以下特征：首先，用种族观念来表述差异，这使欧洲与非欧洲间的殖民支配关系自然化；其次，根据这种与世界市场和资本勾结起来的国际模式构建起一套劳动、资源和产品的历史形式；再次，欧洲中心主义实现了对认知视角的殖民化，即一种特殊的认识视角或观点具有了霸权地位，并凌驾于其他所有的主体性、文化、认识等形式之上；最后，借助地缘文化身份的分类，殖民统治被强加给其他地区和人民。按照这种说法，“权力殖民性”理论的新颖之处就在于，“种族和种族主义观点转变成了世界体系的各种等级体系的结构性原则”；“殖民性是资本主义世界权力模式具体的构成元素，它的建立依赖子把对世界人民的种族分类看成这种权力模式的基石，其运作于各个平面、领域、物质与主体维度、日常社会存在与社会规模。”在阿尼瓦尔-奇哈诺那里，“‘权力殖民性’是殖民差异和帝国差异生产和再生产的动力。这样，殖民差异转变成了陈述（Enunciacion）的认识论场所（Lugar），在此场所中，殖民权力得以运作、描绘并被合法化。”权力的殖民性就存在于体现全球设计的国家和地方历史中，存在于适应这些设计的地方历史中。换句话说，存在于特殊性和普遍性转换的过程中：源自于西方的、作为地方历史的现代性成了边缘地区地方历史的参照，成了普世方案。就是在这种语境中，出现了从殖民差异视角出发的“他者范式”“他者认识论”，在它们的认识中，去殖民化不只是研究的对象，而且成了思考动力和力量，拒绝接受西方的现代性范式和方案。
　　哥伦比亚哲学家圣地亚哥·卡斯特罗·戈梅斯从福柯的“权力观出发”，深化了奇哈诺对拉美“权力殖民”的理解。他从福柯在1978年3月22日的讲课内容中看到，在国家的诞生方面，福柯没有追随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被统治者让渡自己自然权利以求彼此间的冲突得以调解的“社会契约论”，而是如同个体被看成某些“纪律”权力技术的结果一样，国家起源的参照不再是个体，而是权力技术的变迁。在戈梅斯看来，福柯认为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初，欧洲的政策和政治权力的理解和实施形式发生了变化，管理技术的变化最终导致了国家的产生。而这一时期也是福柯认为的“欧洲”观念形成的时期，随着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导致的不同国家间的契约关系的形成，戈梅斯又看到，一个国家的权力的维持不能与其他国家的冲突关系分离开来，如果没有全球权力机制的存在，国家的存在是不可能的，福柯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a）发挥作用的权力链条与其他全球地缘政治的链条以网络的形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权力殖民性”不仅是奇哈诺所谓的对“种族”的划分与支配，而且也是这种具有“生命政治”特征的权力模式与其他权力链条联系在一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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