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国环境污染效应与治理机制研究》将“环境污染(质量)”作为核心范畴,将环境质量作为公共品,以财政学中的公共品、外部性等理论为基点,运用福利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环境健康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效率与公平两个视角(或者两个价值标准)评估环境污染(质量)变化的经济社会效应,揭示其内在机理及传导机制;从干预视角(或者环境正负外部性矫正),探讨环境质量的政府治理机制、市场治理机制与社会治理机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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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研究主题
第三节 研究方法
第四节 研究框架
第五节 主要学术观点
第二章 污染效应及治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第一节 环境污染的经济效应机理
第二节 环境污染的社会效应机理
第三节 环境污染的三维治理机制框架
第三章 中国环境污染变化趋势与治理机制演进脉络
第一节 中国环境污染变化趋势
第二节 中国环境管理体制与治理机制演进
第四章 中国环境质量的经济效应研究
第一节 环境质量、规制政策与经济绩效:地级市层面视角
第二节 环境污染成本与企业生产率:工业企业微观层面
经验证据
小结
第五章 中国环境污染的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第一节 环境污染与国民健康:来自经济周期的准实验
第二节 环境健康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小结
第六章 中国环境污染的不平等效应研究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理论分析框架
第三节 环境污染、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不平等
第四节 环境健康损害评估与地区间不平等
第五节 环境健康负担与地区内(城乡间)不平等
第六节 跨越“环境健康贫困陷阱”的进一步讨论
小结
第七章 中国环境分权体制的环境质量效应研究
第一节 问题提出
第二节 环境联邦主义与中国环境分权指数
第三节 中国的环境分权体制与污染治理
小结
第八章 中国生态转移支付与公共服务的环境治理效应研究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中国主体功能区与生态转移支付:制度背景与理论假设
第三节 生态功能区制度和生态转移制度的有效性评估
第四节 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的内生缺陷
小结
第九章 中国财政政策的“绿色度”综合评估
第一节 环境宏观经济学视角下的财政政策
第二节 一般均衡理论模型构建
第三节 中国经济周期变化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周期变化
第四节 中国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与环境效应
小结
第十章 中国环境处罚制度的节能减排效应评估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中国环境处罚的制度背景与运作机制分析
第三节 环境处罚的经济威慑与减排激励
小结
第十一章 中国环境质量的市场治理机制
第一节 问题提出
第二节 环境质量的产权与价格机制理论
第三节 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动态特征的计量分析
第四节 研究结论
第十二章 中国环境污染的社会治理机制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中国社会资本规模与结构测度
第三节 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治理绩效
小结
第十三章 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第一节 政策建议
第二节 研究展望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前言/序言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活动的场所。环境是否适宜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宜人群生存繁衍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创新发展、绿色生产、低碳消费,从而维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多样性和可持续性,不仅惠及当代,而且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
然而,如同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所言:“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却常常受到最少数人的照顾,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生态环境作为公共品,如果没有外部条件或制度约束,作为微观个体的生产者或者消费者就会倾向于过度使用,使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相对于人类的开发利用能力而言,如果生态环境产品在量上总是处于无限供给状态,那么,按照市场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生态环境产品则是没有交易价值的。例如,在农业文明时代,清洁的空气、清洁的饮用水等,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源源不断地无限供给的,因此,也是没有市场交易价值的。.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以工业化为标志,以机械化大生产为主导的工业文明后,人类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与污染急速加剧,人类向大自然的排泄物逐渐超过了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或自净化能力,产生了各种所谓的“环境问题”,这也验证了亚里士多德的先见——对个体过度“消费”生态环境公共品的“理性行为”若不加以约束,最终必将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局,陷人生态环境的“公地悲剧”困境之中——使得在一个国家(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人们都不得不为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恶果集体“买单”,并为之付出难以估量的经济、社会、国民健康等沉重代价。回溯人类工业化和城镇化几百年的历史,“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真理被反复验证:“雾都”伦敦曾因空气污染造成数万人死亡,也曾因水污染致数以万计的人死于霍乱。美国、日本等其他工业国家屡屡发生的“环境事件”同样让人触目惊心,其中,20世纪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两次发生在美国,四次发生在日本。纵观人类工业史和环境史,因环境污染加剧所导致的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动乱、物种灭绝、国民健康受损甚至大量人口死亡、残疾等环境灾难,迄今仍让人历历在目、不寒而栗。
中国当下的环境问题,与发达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中国环境问题早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也就不足为奇。值得我们自己警觉的是,由于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仍处于加速进程之中,资源消耗加速,碳排放量不断增加,生态环境赤字持续扩大,环境事件多发频发,环境风险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国民健康风险等加速积聚,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环境问题难以舒缓。辩证地看,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沿袭了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并且因中国工业化时间短、进程快,发达国家在几百年时间里分散化解的环境风险,在中国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叠加式集中爆发,雾霾天气、饮水安全、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垃圾围城(围村)等多种结构性环境问题同时出现;另一方面,面对错综复杂的结构性环境问题,中国环境治理理念、法律制度、体制机制以及治理模式等,都难以适应环境治理实践的要求,环境治理主体和手段单一,环境法律制度不完善,重增长轻环保,环境执法偏松、偏宽、偏软,环境监管体制机制滞后,公民的环境参与程度低,环境治理的信息不透明等诸多缺陷显露无遗。以至于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不得不提出,要像向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2015年又指出,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生之痛,要铁腕治理。
环境污染属于公害品,而环境质量则属于公共品,是反映环境状况的正反两面,环境污染(或者环境质量)的变化通过影响国民健康,进而影响人力资本,最终既影响经济增长,也影响社会公平。环境质量受环境负外部性与环境正外部性两个方面的综合影响。改善环境质量,或者采取各种约束机制消除或减轻环境负外部性效应,或者采取各种激励机制放大环境正外部性效应,抑或双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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