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遗珍:长安城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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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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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文物出版社
ISBN:9787501029839
版次:1
商品编码:10684174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0-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50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古都遗珍:长安城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详尽介绍了近年长安故城内出土的一批北周佛教造像的形制和特征,同时汇集了西安地区历年来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资料,并对北周造像的题材与样式,北周造像与周边北齐、南朝、西方诸国造像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揭示了北周造像风格形成的缘由。书中配有大量线图和图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古都遗珍:长安城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对从事历史学、考古学、佛教史、艺术史、美术史、雕塑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科技史等学科的研究者以及大专院校学生、佛教艺术爱好者等均有参考价值。

目录

第一章 概述
一 出土状况
二 整理情况与编号
三 分类方法
第二章 佛像
第一节 立佛像
一 圆领通肩袈裟立佛像
二 双领下垂袈裟立佛像
三 其他
第二节 坐佛像
第三章 菩萨像
第四章 其他
一 狮子
二 题记
第五章 结语
一 造像制作工艺
二 造像时代
三 造像题材与样式
四 造像源流
附录
附录一 西安出土的北周石刻佛教造像
附录二 佛教造像石材鉴定报告
附录三 北周石刻佛教造像彩绘分析与研究
附录四 国外所藏中国北周佛教石造像——松原三郎的《中国佛教雕刻史论》介绍
后记
英文提要
日文提要

前言/序言


秘境寻踪:丝绸之路沿线壁画艺术的千年回响 图书简介 本书聚焦于丝绸之路上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关键节点——敦煌、克孜尔、高昌等地的佛教石窟与寺庙遗址中,所保存的精美壁画艺术。全书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生动的叙事笔触,深入剖析了自魏晋至元代,近千年的时间跨度内,这些壁画如何承载、演变并融合了印度、中亚及中原地区的宗教观念、审美情趣与绘画技法。 本书并非对单一朝代或地域艺术的简单梳理,而是试图构建一幅宏大的艺术史图景,探究丝绸之路作为文化动脉,如何塑造了中国佛教艺术的独特面貌。 第一部分:序曲与拓扑——丝路上的宗教播撒与艺术萌芽 本书开篇追溯了佛教艺术沿丝绸之路东传的初期阶段。通过对早期洞窟(如新疆地区的麻尔孜窟、东千佛洞等)壁画的分析,探讨了犍陀罗艺术、笈多艺术等域外风格的直接影响。这一阶段的壁画往往表现出强烈的异域色彩,人物造型高鼻深目,衣纹写实而厚重,色彩对比强烈。 重点分析对象包括: 1. 早期佛本生故事的叙事模式: 研究壁画中“睒(shǎn)睒太子(耆婆)舍身饲虎”等经典故事的图像学演变,以及其在不同地域的变异和本土化倾向。 2. 色彩与材料的地域性差异: 考察了西域石窟中矿物颜料的来源和使用特点,与中原地区使用植物染料的对比,揭示了早期艺术传播中的物质基础。 3. “飞天”的起源与雏形: 追溯了敦煌飞天艺术形成前的早期形象,讨论了其与印度“乾闼婆(Gandharva)”形象的关联,以及在穿越河西走廊过程中,逐渐融入汉地审美的过程。 第二部分:鼎盛与融合——唐代壁画的巅峰气象 唐代是丝绸之路艺术交流最为繁盛的时期,敦煌莫高窟、克孜尔千佛洞的壁画艺术在此阶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本书用大量篇幅来描绘这种“万国来朝”的文化盛景如何在笔墨间得以定格。 核心章节探讨了以下几个维度: 1. 盛唐气象与审美转向: 分析唐代壁画如何摆脱早期刻板的教化色彩,转向追求宏大、饱满、世俗化的审美趣味。壁画中的供养人形象、世俗生活场景的描绘,显示出强烈的时代烙印。 2. “曹衣带水”与“吴带当风”的交汇: 重点研究了中原画派(如吴道子体系)的笔法如何与西域的晕染技法相结合,形成唐代特有的“骨法用笔”与“随类赋彩”的完美统一。特别关注了以“反 S 形”曲线展现的飘逸动感,及其在不同石窟中的技术细节差异。 3. 密宗图像的传入与本土化: 考察了吐蕃王朝统治时期(中晚唐)进入敦煌的密宗造像(如忿怒相、多面多臂相)的图像学特征,以及它们如何与汉传佛教中的菩萨形象产生复杂的对话和融合。 第三部分:变奏与坚守——中晚唐及元代壁画的艺术转向 随着中原政权的更迭和丝绸之路的战略地位变化,壁画艺术也展现出新的面貌。本书关注了在政治动荡中,艺术创作者如何通过壁画来“坚守”和“重塑”信仰空间。 重点剖析了元代壁画的特殊性: 1. 萨迦教义与藏传风格的渗透: 在元代,随着蒙古帝国的统一,藏传佛教艺术风格(如拙火定、金刚界曼荼罗等)开始大规模地影响河西走廊和西域石窟。本书通过对色彩运用(如大量使用赭石和石青)、人物脸谱化、以及密宗手印的细致描摹,来界定这一时期的“新风”。 2. 匠人团体的流动与工匠符号: 通过壁画款识、题记和特定的绘画技法,推测了元代壁画创作中,以“曹氏”“张氏”为代表的工匠家族的地域流动性。这些匠人不仅是艺术家,更是文化信息的载体。 3. 世俗化叙事的回归与象征意义的强化: 探讨在功利性供养需求增加的背景下,壁画中“经变故事”的脚本如何被简化或极端化,以便于更迅速地传达教义核心,而非仅仅追求艺术上的极致表达。 结语:千年流光中的艺术基因 本书最后总结了丝绸之路壁画艺术的持久生命力。它不仅仅是宗教图像的记录,更是多民族、多文化在特定地理空间内,进行深度交流与碰撞的活态博物馆。这些壁画的线条、色彩和构图,构成了中国艺术史中一笔无法磨灭的宝贵遗产,其丰富的历史信息和精湛的艺术手法,至今仍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着不竭的源泉。本书旨在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全面、系统的参考框架,并让广大艺术爱好者领略到“路上佛国”的恢弘气魄。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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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关于长安城考古发现的著作,无疑是古代史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拓片。我之所以对它抱有极高的期待,是因为它所聚焦的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北周,往往被淹没在隋唐盛世的巨大光芒之下。然而,恰恰是北周,作为南北朝分裂的尾声和隋唐统一的序曲,其文化和宗教的融合,尤其是佛教艺术的演变,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细节。我希望看到作者不仅仅是简单地罗列出土文物,而是能够深入挖掘这些造像背后的社会动因和审美变迁。比如,那些在西北地区与中原风格交融的造像面相、衣纹处理,是否清晰地展示了佛教从犍陀罗传入后,经过多元文化的洗礼,最终定型为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艺术语言的过程?我对那些关于造像风格的细致比对尤其感兴趣,那些看似微小的刀法差异,往往是判断时代更迭、地域影响甚至作坊风格的决定性线索。如果书中能对这些“微小”的差异进行详尽的、图文并茂的分析,并将其置于当时的政治格局和宗教政策背景下考察,那将是对我们理解中古佛教艺术史的一次重大贡献。这本书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不仅仅是一本图录,而是一部微观史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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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对中古史充满热情的业余爱好者,我更希望从这本书中读出一种“人情味”和“时代情绪”。北周是一个短暂却充满剧变的王朝,武帝灭佛的阴影尚未完全散去,而佛教的复兴与重塑,必然伴随着信徒们复杂的心态。这些出土的造像,它们是秘密地被保存,还是在某个特定历史节点突然大量出现?书中对于造像的“出土情境”描述是否详尽到位?我深知,考古现场的记录往往是破碎且不完整的,但正是对这些破碎信息的重构,才显现出研究者的洞察力。我期望作者能够描绘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一个普通的长安居民,是如何通过供养一尊小小的佛教造像来寄托对当下困境的超越和对未来福祉的期盼。这种对个体信仰体验的捕捉,即使只是通过冰冷的石像来侧面还原,也比纯粹的风格分类学研究更能打动人心,让历史真正“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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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对于任何涉及考古发现的出版物,清晰、科学的考古报告是基石,但真正令人称道的是作者如何将这些冰冷的数字和发掘记录,转化为可感知的历史叙事。我关注的重点在于作者对材料科学和图像学交叉研究的运用。例如,对于不同批次造像所使用的石料来源的分析,是否能够提供不同作坊之间可能存在的地理联系或物资调配网络?此外,图像学上,北周时期的“减塑”趋势——即造像从早期立体的、深受西域影响的雕塑,逐渐转向更平面的、更适应壁画风格的表达——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书中对这一演变过程的梳理是否足够细致?尤其是那些带有早期隋代特征的过渡性作品,它们身上糅合的“双重身份”,对于理解佛教艺术的本土化路径至关重要。我希望看到的不是对传统说法的重复,而是基于一手材料的修正或深化,哪怕只是对某一类造像定性的微小调整,都足以体现出研究的深度与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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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的编辑和装帧设计同样是我关注的焦点,因为对于视觉艺术的探讨,媒介本身就构成了体验的一部分。我非常看重那些高清晰度的拓片和照片,它们必须能够精确捕捉到釉色、刻痕乃至风化程度的细微差别。如果书中能够提供高质量的线条拓片对比图,来展示同一主题(比如弥勒或释迦形象)在不同地域、不同年份的细节变化,那将极大地便利研究者进行风格的比对和归类。仅仅是展示成品的美感是不够的,我需要的是“可供分析的证据”。此外,我对那些关于造像铭文的整理工作抱有极大的好奇心。铭文往往是连接器,它们不仅记录了造像的年代、供养人,有时还透露出当时的礼仪规范或祈愿内容。如果能对这些铭文进行系统的释读和索引,并结合历史文献进行交叉验证,这本书的史料价值将得到指数级的提升,成为未来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参考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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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这部关于北周遗珍的论著,最让我感到振奋的是其对“物质文化”与“思想史”之间搭建桥梁的努力。在许多古代艺术史的论述中,我们常常被局限于对造像“完美”形态的赞颂,而忽略了它们作为“物件”所承载的复杂社会功能。我特别期待看到,作者如何解读这些出土于长安——这个当时政治与宗教中心——的造像,它们是服务于皇室供养、贵族私庙,还是服务于更广大的世俗信众?造像的材质、尺寸、铭文的稀缺性或普及性,无不折射出当时佛教信仰在社会阶层中的渗透程度。例如,如果书中能系统梳理出土地点与墓葬等级的对应关系,就能为我们描摹出一幅生动的长安城内信仰景观图。这种从“物”到“人”的追溯,远比孤立地欣赏艺术品本身来得更有价值。它关乎我们如何理解一个王朝的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具象的艺术品来巩固和传播的,这要求作者拥有极强的跨学科整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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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现藏于西安博物院的中查村北周佛教造像“制作精美,它与本世纪在西安出土的灞桥区湾子村北周立佛(即碑林里的北周五佛)、未央区汉城乡窦寨村北周佛教造像,改变了人们过去认为北周艺术粗俗、草率的印象”。这批佛教造像以残件为多,但艺术水准不低。书封上即为最典型的第十三号佛头像。经过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整理,形成本书,为考古学专刊乙种40号。最后这点如果不拿到书根本注意不到,真是意外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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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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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侯景覆灭的同年,萧绎在江陵称帝,同时,其弟萧纪也在成都称帝。次年萧纪发兵攻江陵,兵败被杀。西魏乘机攻陷成都,占有益州。[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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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汉时的鲜卑及檀石槐建立鲜卑部落军事大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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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北周和政局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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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宇文泰死,由嫡长子宇文觉承袭为安定郡公、太师、大冢宰。诸子幼小,宇文护掌管国家大政。宇文护是内蒙古武川人,宇文泰之侄。宇文护是西魏、北周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是宇文氏政权由西魏过渡到北周至关重要的一环。宇文护在旧日与宇文泰并肩的大将于谨的支持下统理军国大事,为大司马,封晋国公。557年,他以宇文泰嗣子宇文觉幼弱,想乘宇文泰的权势和影响尚存时早日夺取政权,因迫使西魏恭帝(名元廓)禅位于周。不久,就杀了元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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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太少,价格偏贵,文物的书价格越定越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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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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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汉中期和东汉初期乌桓人的两次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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