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遗珍:长安城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详尽介绍了近年长安故城内出土的一批北周佛教造像的形制和特征,同时汇集了西安地区历年来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资料,并对北周造像的题材与样式,北周造像与周边北齐、南朝、西方诸国造像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揭示了北周造像风格形成的缘由。书中配有大量线图和图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古都遗珍:长安城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对从事历史学、考古学、佛教史、艺术史、美术史、雕塑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科技史等学科的研究者以及大专院校学生、佛教艺术爱好者等均有参考价值。
这部关于长安城考古发现的著作,无疑是古代史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拓片。我之所以对它抱有极高的期待,是因为它所聚焦的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北周,往往被淹没在隋唐盛世的巨大光芒之下。然而,恰恰是北周,作为南北朝分裂的尾声和隋唐统一的序曲,其文化和宗教的融合,尤其是佛教艺术的演变,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细节。我希望看到作者不仅仅是简单地罗列出土文物,而是能够深入挖掘这些造像背后的社会动因和审美变迁。比如,那些在西北地区与中原风格交融的造像面相、衣纹处理,是否清晰地展示了佛教从犍陀罗传入后,经过多元文化的洗礼,最终定型为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艺术语言的过程?我对那些关于造像风格的细致比对尤其感兴趣,那些看似微小的刀法差异,往往是判断时代更迭、地域影响甚至作坊风格的决定性线索。如果书中能对这些“微小”的差异进行详尽的、图文并茂的分析,并将其置于当时的政治格局和宗教政策背景下考察,那将是对我们理解中古佛教艺术史的一次重大贡献。这本书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不仅仅是一本图录,而是一部微观史诗了。
评分作为一个对中古史充满热情的业余爱好者,我更希望从这本书中读出一种“人情味”和“时代情绪”。北周是一个短暂却充满剧变的王朝,武帝灭佛的阴影尚未完全散去,而佛教的复兴与重塑,必然伴随着信徒们复杂的心态。这些出土的造像,它们是秘密地被保存,还是在某个特定历史节点突然大量出现?书中对于造像的“出土情境”描述是否详尽到位?我深知,考古现场的记录往往是破碎且不完整的,但正是对这些破碎信息的重构,才显现出研究者的洞察力。我期望作者能够描绘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一个普通的长安居民,是如何通过供养一尊小小的佛教造像来寄托对当下困境的超越和对未来福祉的期盼。这种对个体信仰体验的捕捉,即使只是通过冰冷的石像来侧面还原,也比纯粹的风格分类学研究更能打动人心,让历史真正“活”起来。
评分坦率地说,对于任何涉及考古发现的出版物,清晰、科学的考古报告是基石,但真正令人称道的是作者如何将这些冰冷的数字和发掘记录,转化为可感知的历史叙事。我关注的重点在于作者对材料科学和图像学交叉研究的运用。例如,对于不同批次造像所使用的石料来源的分析,是否能够提供不同作坊之间可能存在的地理联系或物资调配网络?此外,图像学上,北周时期的“减塑”趋势——即造像从早期立体的、深受西域影响的雕塑,逐渐转向更平面的、更适应壁画风格的表达——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书中对这一演变过程的梳理是否足够细致?尤其是那些带有早期隋代特征的过渡性作品,它们身上糅合的“双重身份”,对于理解佛教艺术的本土化路径至关重要。我希望看到的不是对传统说法的重复,而是基于一手材料的修正或深化,哪怕只是对某一类造像定性的微小调整,都足以体现出研究的深度与锐度。
评分这部书的编辑和装帧设计同样是我关注的焦点,因为对于视觉艺术的探讨,媒介本身就构成了体验的一部分。我非常看重那些高清晰度的拓片和照片,它们必须能够精确捕捉到釉色、刻痕乃至风化程度的细微差别。如果书中能够提供高质量的线条拓片对比图,来展示同一主题(比如弥勒或释迦形象)在不同地域、不同年份的细节变化,那将极大地便利研究者进行风格的比对和归类。仅仅是展示成品的美感是不够的,我需要的是“可供分析的证据”。此外,我对那些关于造像铭文的整理工作抱有极大的好奇心。铭文往往是连接器,它们不仅记录了造像的年代、供养人,有时还透露出当时的礼仪规范或祈愿内容。如果能对这些铭文进行系统的释读和索引,并结合历史文献进行交叉验证,这本书的史料价值将得到指数级的提升,成为未来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参考工具书。
评分读罢这部关于北周遗珍的论著,最让我感到振奋的是其对“物质文化”与“思想史”之间搭建桥梁的努力。在许多古代艺术史的论述中,我们常常被局限于对造像“完美”形态的赞颂,而忽略了它们作为“物件”所承载的复杂社会功能。我特别期待看到,作者如何解读这些出土于长安——这个当时政治与宗教中心——的造像,它们是服务于皇室供养、贵族私庙,还是服务于更广大的世俗信众?造像的材质、尺寸、铭文的稀缺性或普及性,无不折射出当时佛教信仰在社会阶层中的渗透程度。例如,如果书中能系统梳理出土地点与墓葬等级的对应关系,就能为我们描摹出一幅生动的长安城内信仰景观图。这种从“物”到“人”的追溯,远比孤立地欣赏艺术品本身来得更有价值。它关乎我们如何理解一个王朝的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具象的艺术品来巩固和传播的,这要求作者拥有极强的跨学科整合能力。
评分这批现藏于西安博物院的中查村北周佛教造像“制作精美,它与本世纪在西安出土的灞桥区湾子村北周立佛(即碑林里的北周五佛)、未央区汉城乡窦寨村北周佛教造像,改变了人们过去认为北周艺术粗俗、草率的印象”。这批佛教造像以残件为多,但艺术水准不低。书封上即为最典型的第十三号佛头像。经过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整理,形成本书,为考古学专刊乙种40号。最后这点如果不拿到书根本注意不到,真是意外惊喜。
评分武士俑
评分在侯景覆灭的同年,萧绎在江陵称帝,同时,其弟萧纪也在成都称帝。次年萧纪发兵攻江陵,兵败被杀。西魏乘机攻陷成都,占有益州。[7]
评分一、东汉时的鲜卑及檀石槐建立鲜卑部落军事大联盟
评分建立北周和政局的混乱
评分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宇文泰死,由嫡长子宇文觉承袭为安定郡公、太师、大冢宰。诸子幼小,宇文护掌管国家大政。宇文护是内蒙古武川人,宇文泰之侄。宇文护是西魏、北周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是宇文氏政权由西魏过渡到北周至关重要的一环。宇文护在旧日与宇文泰并肩的大将于谨的支持下统理军国大事,为大司马,封晋国公。557年,他以宇文泰嗣子宇文觉幼弱,想乘宇文泰的权势和影响尚存时早日夺取政权,因迫使西魏恭帝(名元廓)禅位于周。不久,就杀了元廓。[8]
评分图版太少,价格偏贵,文物的书价格越定越离谱。
评分西川
评分二、西汉中期和东汉初期乌桓人的两次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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