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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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双面品格的背后则是:知识背景十分复杂,其知识理路的厘清对我是困难的。但还是应当注意到,对于本书来讲,若关涉到方法论,则有两个层面,一是作为该文本之基础的田野调查的方法,这在第四编中有所反思,进一步展示了学者与法律实践者在知识生产关系中的复杂情势,说明了有利于法学知识之生产的结构处于溜流变、不稳定当中);二是作为本著作被写作的方法,即作者构建文本的理论依据。这虽也有所交代,但这种交代十分笼统。考虑到苏力自己所说的,他对西方学术“流露出一种不屑一顾”,只是“利用了驳杂的来自西方的学术理论”来开掘“中国可能开拓的处女地”,我们不得不感到不塌实。例如,尽管强调他所使用的“地方性知识”是受吉尔兹启发的,但与之不同,然而,他实际上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了“知识”这一概念。一种是被强调区别于吉尔兹的、“是交流不经济并因此不一定值得批量文本化的知识”,这实际上离开了文化解释的进路,几近于或就等同于哈耶克的经验理性主义的知识分工论(知识的弥散性),在此,“知识”等于“信息”;而另一种则是可交流的、在初步被文本化的知识。这种区分既未被指明,也未被坚持。更重要的是,这种区分的不被指明还隐含了这样的矛盾:如果苏力使用的“知识”一直是第一种意义上的,那么,关于知识的地方性与普遍性的辩解就是多余的。因为,当知识等于信息时,它就可能与这一问题无关。如此,则“知识的地方性”便不足以成为使任何知识具有被理论所重视的正当性之前提。这种“不屑一顾”的做法是否与苏力的建设性方案能够调和呢?仅仅解决知识与其生产机制的关系问题,还不足以使人疑云尽释。并没有试图探询知识在离开其产地之后与其受众的关系。但在另一种方式上,苏力表达了他的情绪与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构建了一个“概念法学”作为其批评的对象,尽管这个对象并不明确。对它的最大批评显然是认为它颠倒了知识生产的结构,它欲图以“逻辑的生活替代生活的逻辑”,其实质则是“思想和实践的贫困”。虽然如此,且流露出的感情也极强烈,但是,我们却决不能认为,当法律社会学提交了一份厚重的“作业”时,就自然构成了对概念法学的颠覆。概念法学有它存在的基础,这种基础可能同样是制度性的(德国在这方面享有世界声誉)。它的产生同样是在某种制约结构之中。激情陷于无思之境。,概念法学还有其建设意义。社会学研究离开概念工具也将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到韦伯曾经提醒人们注意在社会学上的“法律”乃与法学上的“法律”不同,那么我们就应该具有更开阔的视界,这种视界既不囿于概念的分析,也不囿于法社会学。也许,把理解成是对中国法学面对中国之不平衡的、有断层的社会现实的不够自觉的批评,更富有启发与警醒意义。正是在对理论的追求与对理论的“不屑一顾”之间的紧张关系上,我们体味到苏力的矛盾心情,但确实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颇具现代性的农村基层司法。这其中,既有科学的冷静,又有“韦伯式”的忧郁。“你怯怯地不敢放下第二步,当你听见了第一步空寥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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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好
评分我前两天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还有去年冬天看张爱玲的《异乡记》。让我深思的是,一个人,他作为小说家的状态和生活底色的比重。老陀当时是被判死刑的,张爱玲去探胡兰成,也正逢战时,兵荒马乱,满地乱孚,应该是心思忐忑,难以聚神才对。而他们的注意力,是马力全开的,不放过一点点残渣。甚至三十年后的《小团圆》里,都楚楚如在目下——她的最爱,她的伴侣,不是胡兰成而是小说。她就是作为一个小说家而活着的,其他的一切,都是补给。她舅舅家的故事被她写成《花凋》。《金锁记》里是她父系的丑事,甚至名字都没换。《易经》《雷峰塔》则干脆把早期小说里的边角料:仆佣、下人,也给血肉丰满扩充写了。小说人格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人的兴趣,而不是急着判断说理,重叙事,更关注事件的质感,喜欢慢慢地体味。评论人格喜欢指点江山,发表意见。这两者没有绝对的分野,只是比重和偏向。 有些人又以评论胜出,私以为鲁迅就是。他的杂文比小说好,刀锋凌厉,气势十足,又多产。韩寒也是,眼睛亮,戾气重,快意恩仇,这种性格,自是杂文最便利。又比如西班牙的蒙特罗,她的《女性小传》我反复看了好几遍,文字紧凑,观点犀利,非常有个人视角,但是她的小说《地域中心》,实在是不忍卒读。桑塔格也是,学术一流,小说平平。这可能和性格有关。写评论的人,好解析,寻根溯源;写小说,更需要还原事件本身和编故事。一个是缜密深究的洞察力,一个是寻求趣味的娱乐性。 同时能把小说和杂文玩溜的,张爱玲算一个,那真是左右开弓的天才。小说文字,要隐蔽、含蓄、肉感,主观低调淡出,精确的全知视角,自抑和克制。杂文需要的是出刀,更骨感,更有观点和火药味。伊简直是文学界的小龙女,周伯通练了一辈子的左右互搏术,人家天生就会。 我前两天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还有去年冬天看张爱玲的《异乡记》。让我深思的是,一个人,他作为小说家的状态和生活底色的比重。老陀当时是被判死刑的,张爱玲去探胡兰成,也正逢战时,兵荒马乱,满地乱孚,应该是心思忐忑,难以聚神才对。而他们的注意力,是马力全开的,不放过一点点残渣。甚至三十年后的《小团圆》里,都楚楚如在目下——她的最爱,她的伴侣,不是胡兰成而是小说。她就是作为一个小说家而活着的,其他的一切,都是补给。她舅舅家的故事被她写成《花凋》。《金锁记》里是她父系的丑事,甚至名字都没换。《易经》《雷峰塔》则干脆把早期小说里的边角料:仆佣、下人,也给血肉丰满扩充写了。小说人格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人的兴趣,而不是急着判断说理,重叙事,更关注事件的质感,喜欢慢慢地体味。评论人格喜欢指点江山,发表意见。这两者没有绝对的分野,只是比重和偏向。 有些人又以评论胜出,私以为鲁迅就是。他的杂文比小说好,刀锋凌厉,气势十足,又多产。韩寒也是,眼睛亮,戾气重,快意恩仇,这种性格,自是杂文最便利。又比如西班牙的蒙特罗,她的《女性小传》我反复看了好几遍,文字紧凑,观点犀利,非常有个人视角,但是她的小说《地域中心》,实在是不忍卒读。桑塔格也是,学术一流,小说平平。这可能和性格有关。写评论的人,好解析,寻根溯源;写小说,更需要还原事件本身和编故事。一个是缜密深究的洞察力,一个是寻求趣味的娱乐性。 同时能把小说和杂文玩溜的,张爱玲算一个,那真是左右开弓的天才。小说文字,要隐蔽、含蓄、肉感,主观低调淡出,精确的全知视角,自抑和克制。杂文需要的是出刀,更骨感,更有观点和火药味。伊简直是文学界的小龙女,周伯通练了一辈子的左右互搏术,人家天生就会。 我前两天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还有去年冬天看张爱玲的《异乡记》。让我深思的是,一个人,他作为小说家的状态和生活底色的比重。老陀当时是被判死刑的,张爱玲去探胡兰成,也正逢战时,兵荒马乱,满地乱孚,应该是心思忐忑,难以聚神才对。而他们的注意力,是马力全开的,不放过一点点残渣。甚至三十年后的《小团圆》里,都楚楚如在目下——她的最爱,她的伴侣,不是胡兰成而是小说。她就是作为一个小说家而活着的,其他的一切,都是补给。她舅舅家的故事被她写成《花凋》。《金锁记》里是她父系的丑事,甚至名字都没换。《易经》《雷峰塔》则干脆把早期小说里的边角料:仆佣、下人,也给血肉丰满扩充写了。小说人格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人的兴趣,而不是急着判断说理,重叙事,更关注事件的质感,喜欢慢慢地体味。评论人格喜欢指点江山,发表意见。这两者没有绝对的分野,只是比重和偏向。 有些人又以评论胜出,私以为鲁迅就是。他的杂文比小说好,刀锋凌厉,气势十足,又多产。韩寒也是,眼睛亮,戾气重,快意恩仇,这种性格,自是杂文最便利。又比如西班牙的蒙特罗,她的《女性小传》我反复看了好几遍,文字。有些人又以评论胜出,私以为鲁迅就是。他的杂文比小说好,刀锋凌厉,气势十足,又多产。韩寒也是,眼睛亮,戾气重,快意恩仇,这种性格,自是杂文最便利
评分多读经典,好书。。。。
评分这种双面品格的背后则是:知识背景十分复杂,其知识理路的厘清对我是困难的。但还是应当注意到,对于本书来讲,若关涉到方法论,则有两个层面,一是作为该文本之基础的田野调查的方法,这在第四编中有所反思,进一步展示了学者与法律实践者在知识生产关系中的复杂情势,说明了有利于法学知识之生产的结构处于溜流变、不稳定当中);二是作为本著作被写作的方法,即作者构建文本的理论依据。这虽也有所交代,但这种交代十分笼统。考虑到苏力自己所说的,他对西方学术“流露出一种不屑一顾”,只是“利用了驳杂的来自西方的学术理论”来开掘“中国可能开拓的处女地”,我们不得不感到不塌实。例如,尽管强调他所使用的“地方性知识”是受吉尔兹启发的,但与之不同,然而,他实际上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了“知识”这一概念。一种是被强调区别于吉尔兹的、“是交流不经济并因此不一定值得批量文本化的知识”,这实际上离开了文化解释的进路,几近于或就等同于哈耶克的经验理性主义的知识分工论(知识的弥散性),在此,“知识”等于“信息”;而另一种则是可交流的、在初步被文本化的知识。这种区分既未被指明,也未被坚持。更重要的是,这种区分的不被指明还隐含了这样的矛盾:如果苏力使用的“知识”一直是第一种意义上的,那么,关于知识的地方性与普遍性的辩解就是多余的。因为,当知识等于信息时,它就可能与这一问题无关。如此,则“知识的地方性”便不足以成为使任何知识具有被理论所重视的正当性之前提。这种“不屑一顾”的做法是否与苏力的建设性方案能够调和呢?仅仅解决知识与其生产机制的关系问题,还不足以使人疑云尽释。并没有试图探询知识在离开其产地之后与其受众的关系。但在另一种方式上,苏力表达了他的情绪与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构建了一个“概念法学”作为其批评的对象,尽管这个对象并不明确。对它的最大批评显然是认为它颠倒了知识生产的结构,它欲图以“逻辑的生活替代生活的逻辑”,其实质则是“思想和实践的贫困”。虽然如此,且流露出的感情也极强烈,但是,我们却决不能认为,当法律社会学提交了一份厚重的“作业”时,就自然构成了对概念法学的颠覆。概念法学有它存在的基础,这种基础可能同样是制度性的(德国在这方面享有世界声誉)。它的产生同样是在某种制约结构之中。激情陷于无思之境。,概念法学还有其建设意义。社会学研究离开概念工具也将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到韦伯曾经提醒人们注意在社会学上的“法律”乃与法学上的“法律”不同,那么我们就应该具有更开阔的视界,这种视界既不囿于概念的分析,也不囿于法社会学。也许,把理解成是对中国法学面对中国之不平衡的、有断层的社会现实的不够自觉的批评,更富有启发与警醒意义。正是在对理论的追求与对理论的“不屑一顾”之间的紧张关系上,我们体味到苏力的矛盾心情,但确实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颇具现代性的农村基层司法。这其中,既有科学的冷静,又有“韦伯式”的忧郁。“你怯怯地不敢放下第二步,当你听见了第一步空寥的回声。”
评分这种双面品格的背后则是:知识背景十分复杂,其知识理路的厘清对我是困难的。但还是应当注意到,对于本书来讲,若关涉到方法论,则有两个层面,一是作为该文本之基础的田野调查的方法,这在第四编中有所反思,进一步展示了学者与法律实践者在知识生产关系中的复杂情势,说明了有利于法学知识之生产的结构处于溜流变、不稳定当中);二是作为本著作被写作的方法,即作者构建文本的理论依据。这虽也有所交代,但这种交代十分笼统。考虑到苏力自己所说的,他对西方学术“流露出一种不屑一顾”,只是“利用了驳杂的来自西方的学术理论”来开掘“中国可能开拓的处女地”,我们不得不感到不塌实。例如,尽管强调他所使用的“地方性知识”是受吉尔兹启发的,但与之不同,然而,他实际上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了“知识”这一概念。一种是被强调区别于吉尔兹的、“是交流不经济并因此不一定值得批量文本化的知识”,这实际上离开了文化解释的进路,几近于或就等同于哈耶克的经验理性主义的知识分工论(知识的弥散性),在此,“知识”等于“信息”;而另一种则是可交流的、在初步被文本化的知识。这种区分既未被指明,也未被坚持。更重要的是,这种区分的不被指明还隐含了这样的矛盾:如果苏力使用的“知识”一直是第一种意义上的,那么,关于知识的地方性与普遍性的辩解就是多余的。因为,当知识等于信息时,它就可能与这一问题无关。如此,则“知识的地方性”便不足以成为使任何知识具有被理论所重视的正当性之前提。这种“不屑一顾”的做法是否与苏力的建设性方案能够调和呢?仅仅解决知识与其生产机制的关系问题,还不足以使人疑云尽释。并没有试图探询知识在离开其产地之后与其受众的关系。但在另一种方式上,苏力表达了他的情绪与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构建了一个“概念法学”作为其批评的对象,尽管这个对象并不明确。对它的最大批评显然是认为它颠倒了知识生产的结构,它欲图以“逻辑的生活替代生活的逻辑”,其实质则是“思想和实践的贫困”。虽然如此,且流露出的感情也极强烈,但是,我们却决不能认为,当法律社会学提交了一份厚重的“作业”时,就自然构成了对概念法学的颠覆。概念法学有它存在的基础,这种基础可能同样是制度性的(德国在这方面享有世界声誉)。它的产生同样是在某种制约结构之中。激情陷于无思之境。,概念法学还有其建设意义。社会学研究离开概念工具也将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到韦伯曾经提醒人们注意在社会学上的“法律”乃与法学上的“法律”不同,那么我们就应该具有更开阔的视界,这种视界既不囿于概念的分析,也不囿于法社会学。也许,把理解成是对中国法学面对中国之不平衡的、有断层的社会现实的不够自觉的批评,更富有启发与警醒意义。正是在对理论的追求与对理论的“不屑一顾”之间的紧张关系上,我们体味到苏力的矛盾心情,但确实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颇具现代性的农村基层司法。这其中,既有科学的冷静,又有“韦伯式”的忧郁。“你怯怯地不敢放下第二步,当你听见了第一步空寥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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