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全集中期著作》是《杜威早期著作》(1882-1898)的继续。早期著作的五卷本于1972年完成与早期著作相同,中期著作的各卷按照年代顺序出版,并且是精心校勘的版本。出版的各卷是现代语言协会美国作家版本中心的版本,加盖有该中心“认可文本”的印章。
《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包含15卷:每卷400至600页,总共有7152页,收录了杜威在该时期除通信之外的所有作品。
翻开任何一部重要的哲学家的“中期选集”,我们通常期待看到的是作者对自己早期理念进行系统化梳理和辩护的努力。以1916年这个时间点来推断,杜威必然在积极回应来自各方的批评,比如对他的工具主义倾向的质疑,或是关于其教育理论如何应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断裂。我预感这卷的文字风格会比早期的晦涩更加开阔、更具公共知识分子的气势。他可能在探讨如何通过教育培养出真正有能力参与复杂民主进程的公民,这绝非空泛的口号,而是需要一套精密的认识论和伦理学基础来支撑。想象一下,在那个传统权威受到巨大冲击的年代,杜威试图提供一条基于科学方法和民主参与的替代路径。因此,阅读这部分内容,应该能体会到一种强烈的“建设性”冲动,一种将哲学实验室搬到社会广场上的知识分子的担当,即便其中的论证细节我们尚未得见,但其精神内核的厚重感是毋庸置疑的。
评分对于那些专注于教育史研究的学者而言,1916年的文献价值难以估量。通常认为,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院体系已经颇具规模,他的理论正被大规模地付诸实践。那么,这一卷里是否收录了他对当时“进行式”的教育实验进行理论总结的文字呢?比如关于“做中学”的深化理解,或者如何平衡学科知识与学生兴趣的难题。这些议题在任何时代都是教育界的核心矛盾。我推测,这个特定年份的作品,很可能是对那些具体课程设计和师资培养的宏观反思,是连接纯粹哲学思辨与日常课堂实践之间那座至关重要的桥梁。它不像是一篇纯粹的形而上学论文,更像是一份面向实践者的行动指南,充满了对“如何使教育真正民主化”这一难题的真诚叩问。这不仅仅是理论的陈述,更像是一系列对教育改革者发出的挑战书。
评分总而言之,即使不接触具体内容,这本《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九卷(1916)》对于任何想要系统性把握杜威思想的人来说,都标志着一个不可跳过的里程碑。它代表的不是开端,也不是终结,而是一种深厚积累后的爆发性整合。读者会明白,杜威的哲学并非空中楼阁,而是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的产物。1916年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而杜威试图提供的,正是那种建立在可检验的经验基础上的、充满希望的理性工具。要真正理解实用主义如何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美国哲学范式,研究他在这段时间的论述,无疑能提供最鲜活、最具有时代烙印的视角。这是一份对历史和未来都充满责任感的思想档案。
评分如果用文学化的视角来审视,这个时期的杜威,应该正处于其思想的“高产期”,作品的密度和广度都达到了一个峰值。他不再仅仅是讨论经验的本质,而是将其应用到处理社会冲突、法律程序,乃至国际关系等更广阔的领域。这套“中期著作”的第九卷,如果如其时间所标示,那么它很可能捕捉到了杜威思想中最为“动态”的部分。他如何看待理性在非理性力量面前的局限?他如何调和自由与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问题在1916年前后尤为尖锐。因此,我期待这份文本中能看到一种精妙的平衡术,一种既不陷入教条主义的僵化,也不滑向相对主义的虚无的中间路线。它的价值在于,它不是一套完成的教条,而是一个思想家在面对复杂世界时,持续调整航向的导航记录。
评分这套《杜威全集》的编排真是太细致了,尤其是这个《中期著作(1899-1924)·第九卷(1916)》,虽然我手头没有这本书的具体内容,但光是它所处的历史时期和“中期著作”这个定位,就让人浮想联翩。1916年啊,那正是美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一战的阴影笼罩全球,实用主义哲学在教育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我猜想,这一卷里收录的文本,必然是杜威思想体系走向成熟的关键节点。读者们拿到这个卷册,恐怕会看到他对于经验、民主和教育实践如何相互交织的深刻反思。它不像早期作品那样充满探索和实验的痕迹,也不像晚期那样带有对冷战后世界秩序的宏大关怀,而是正处于一种“定型”和“应用”的黄金交叉点。因此,对于任何想深入理解杜威如何将他那套“解决问题”的哲学方法论贯彻到具体社会议题中的人来说,这一年的作品无疑是研究他思想转型的必读文献,它承载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现实世界进行理性干预的雄心与困惑。
评分1.大学初等学校:历史及其主要人物
评分教育现状
评分杜威收录于《创造性智慧》中的文章《哲学复兴的需要》,可能是杜威这卷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当霍勒斯·M·卡伦早在1913年向杜威提出编一本题为“实用主义态度”论文集的想法的时候,杜威并没有全部接受这个意见;杜威写信给卡伦说:“我并不喜欢搞什么确定的派系,我认为实用主义的精神与敞布一些观念——宣传一些观念是相悖的。”不过,早在1913年,杜威就开始考察将在那个文集中成为核心问题的观点,当然,这个文集包含了其他一些著名学者的文章,比如A·W·摩尔、J·H·塔夫茨、霍勒斯·卡伦、乔治·米德、博伊德·博德、亨利·沃尔格瑞夫·斯图亚特、哈罗德·查普曼·布朗。1913年,杜威写信给博德说,他想要写的是“关于哲学的本质,以及如果实用主义哲学家将他的概念忠实地应用于自身,这些概念将会对哲学产生什么影响”。从这一原初的动机出发,可以理解杜威文章中那个重要的评述:“当哲学不再成为处理哲学家提出的问题的工具,而成为一种由哲学家为解决人类问题而培育出来的方法时,哲学才实现了自身的复兴。”
评分《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0卷1916-1917)》可能是整个中期著作中最为庞杂的一卷。它由53篇文章组成,囊括了约翰·杜威在1916—1917年间写下的除《民主与教育》之外的所有文字。正像刘易斯·E·哈恩在导言中所指出的,这些文字不仅为数众多,而且包含“重要的哲学论文、关于教育的文章,以及有关社会哲学和公共事务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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