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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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润明,胡懿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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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ISBN:9787229058753
版次:1
商品编码:11173189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2-1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693
字数:743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资料全面系统,且尽量保持文献原貌,就有较强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内容简介

  《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选编》收集了一部分抗战时期关于大后方经济开发的文献,尽量保持了文献的原貌且注明出处,对了解和研究抗战大后方的经济状况和经济理论有很大帮助,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

  唐润明,1963年生于四川岳池,1981年考入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1985年7月毕业后留校任教,1990年7月调重庆市档案馆编研处工作,主要从事档案文献的编纂及重庆地方史、中国抗战史、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工作,发表专业论文近百篇,出版专著数部,主编档案史料汇编10余部。现任重庆市档案局(馆)档案编研处处长,兼任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会员、重庆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重庆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暨重庆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等职。

目录

总序
序论
编辑说明
开发内地 翁文灏
开发华西产业与产业革命 简贯三
我国西部地理大势与公路交通建设 胡焕庸
论战时人口变动与后方建设 陈长蘅
中国应当建设的工业区与工业 吴景超
由地理观点论西北西南之经济依存关系 齐植璐
西北与西南农田水利之展望 张有龄
西北西南军事交通建设管见 姚鸿德
资金内移之前提与后果 万树源
如何吸引游资以济后方工业之需要 欧阳仑
创设中国内地投资公司私议 章乃器
当前之内地证券市场建立问题 邹宗伊
西南证券市场之我见 丁道谦
西南经济建设问题 孔祥熙
如何共同建设西南 陈立夫
西南经济建设之前瞻 翁文灏
建国必自建设西南始 邓汉祥
开发西南经济意见 卫挺生
西南经济建设之十大政策 卫挺生
西南经济建设之我见 卫挺生
西南经济建设与计划经济 罗敦伟
谈西南经济建设 胡秋原
西南经济建设之商榷 寿勉成
对开发西南实业应有之认识 张肖梅
今日开发西南之先决条件 张国瑞
如何建设西南 张国瑞
今后西南新经济建设之途径 张国瑞
我们需要一个西南最高的经济计划机关 张国瑞
建设西南的必然性及其方案 陆鼎揆
从战时经济说到西南经济建设 贾士毅
西南经济建设与工业化 方显廷
西南工业建设与特种奖励制之创设 陈豹隐
西南经济建设与农业推广 乔启明
西南煤田之分布与工业中心 黄汲清
西南天然林之开发及其途径 李德毅
开发西北的方针 蒋介石
如何开发西北 张嘉璈
开发西北经济问题 翁文灏
西北经济建设之我见 朱家骅
为什么我们要开发西北 张道藩
发展西北事业之管见 杨亦周
开发西北管见 李烛尘
再建西北的几点意见 李洽
战时西北经济建设问题 叶达光
从地理环境论西北建设 李承三
从文化动员论建设西北 赵守钰
如何巩固西北 赵宏宇
从总裁指示论西北建设 张聿飞
增加后方生产与西北资源之利用 马铎
论西北金融网之建立 李京生
视察西北归来谈片 巴里特讲 吕春晖译
西北交通建设的几个问题 凌鸿勋
如何要建设西北铁路 郭维民
西北公路观感及其他 沈君怡
交通界人士应如何参加开发西北工作 李季清 王紫星
西北工业考察归来的感想 林继庸
论西北工业建设 徐旭
西北食品工业之发展问题 钟超
西北羊毛与我国毛纺织业 刘鸿生
抗建时期之西北林业 刘兴朝
西北的垦牧问题 周介康
西北的水利建设 李翰如
考察西北水利纪要 沈百先
西北水利问题 沈怡
建设西北与水土保持 任承统
行政院顾问罗德民考察西北水土保持初步报告 罗德民
西北水土保持问题 章元义
西北的沃野农业 陈正祥
地下水与西北灌溉问题 黄汲清
经济部的战时工业建设 翁文灏
中国工商经济的回顾与前瞻 翁文灏
抗战期内中国实业概况 翁文灏
战时经济建设概况 傅润华
中国战时经济概观 刘大钧
中国战时工业概观 吴承洛
资源委员会经办事业一览表 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
我国战时工业生产之发展趋势 李紫翔
战时工业管窥 杨桂和
抗战时期后方工业鸟瞰 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处
战时后方工业建设概况 袁梅因
我国战时民营工业之鸟瞰 吴文建
后方民营机器工业过去及现在概况 马雄冠 叶竹
抗战八年来之我国钢铁工业 王子祐
抗战期间后方煤矿之开采及利用 萧柱中
抗战八年来之电气事业 孙玉声
抗战期间之大后方纺织业概况(节选) 中国纺织染工程研究所资料室
战时之交通(节选) 《中国战时经济特辑续编》编委会
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整理后方水道之经过 傅汝霖
中国西南之经济发展 李卓敏
云贵高原上的民营工业 建子
抗战中成长之西南公路 萧庆云
西北工业建设现况及其前途 高平叔
西北民营工业概观 建子
西北之陆路交通 刘晨
后记

精彩书摘

  开发内地
  翁文灏
  过去我们的重要事业,很自然的多集中于沿海及沿铁路线,对于重要的内地,政府及一般投资的人,都来不及充分注重。抗战以来,内地资源的重要与利用的必要,已为国人所公认。开发西南与开发西北的呼声,现在已充溢国内,可见国人的视线已经转移,过去不十分受人注意的内地,现在已成为朝野经营的对象了,这是一件可以庆慰的事。
  我们的内地,资源甚为丰富,假如各界能够合作,努力开发这些资源,实在可以作为我们抗战建国的基础。拿四川一省来说,岷江、沱江之间,便是一个很明显的经济区域。在这个区域里,不但农产品甚为发达,就是主要的工矿业,如煤、盐、丝、纸及糖,都已有相当基础。如能发展电力,利用本区域的丰富资源,别种工业,也可有相当的发展。又如以重庆为中心的嘉陵江流域,过去为川省的工商业中心,工业方面,如染织工业、制革工业、玻瓷工业、火柴工业、面粉工业、肥皂工业,都有若干工厂设立;矿业方面,如江合、天府、燧川等煤矿,都有若干生产能力;输出货物,如桐油、猪鬃、丝、羊皮、药材、夏布、烟叶等等,每年均在百万元以上。抗战以后,从沿海沿铁路线移来的工厂,在100家以上。所以这个区域,将来一定是一个工业中心,不但轻工业在这儿可以发展,就是重工业因为重庆附近煤铁及石油等均有蕴藏的缘故,也可在这儿树立基础。四川除却这两个区域之外,还有以万县为中心的川东区域。我们都知道:中国近来的出口贸易,以桐油居第一位,而四川的桐油,产量与品质,在国内均首屈一指,万县便是四川省桐油集中的最大市场。这个区域,在国际贸易上的重要,于此可见一斑。四川以外,如西康青海的金,贵州的水银及煤矿,云南个旧的锡,以及滇越路、滇缅路附近的煤、铜、铅、锌、银等矿,广西的锡及其他矿产,陕西的棉花及煤,甘肃青海一带的羊毛、皮革及药材,都在那儿等待我们开发。这些资源,有的可以树立我们国防工业的基础,有的可以作民生工业的原料,有的可以运输国外,以换取抗敌的军备及生产的工具,都是在抗战建国的过程中所应努力经营的。
  我们既已明了开发内地的重要,又看清楚了内地有许多富源急待开发,便可进而讨论开发内地的方法。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误解,以为开发内地,只是政府的工作。当然,政府对于这种大事,不可诿避责任,应当去担任它所能够做的部分,不过如谓政府已在那儿推动这种工作,别人便可束手旁观,那便是最大的误解。政府的工作重在推动与领导全国的人力、财力,在一定方针之下,去努力开发内地,在这种统率之下,实在努力的当然须靠各界的勇往直前,尽瘁尽力。在这样共同努力之中,政府机关也担任经办一部分经济事业,其用意乃是为国增产,而非与民争利。所以举办的事业,都以下列原则为范围:(一)国防所急需,应当特别经营的;(二)有统筹或统制之必要的;(三)规模宏大,设备艰巨,非寻常财力所能举办的;(四)为国防民生所亟需,而盈亏无甚把握的;(五)为民营工业供给动力或燃料的。政府所办的事业,都要合乎上列几个标准,而且并不独占。政府所办的事业,如人民愿意投资,也可商定合办或互相联系的方法。除有特别的理由以外,政府不因办了某种事业,便禁止或妨碍人民举办同类的事业,就是法令上规定是由国营的,政府也可以合办或出租的方法,委托人民经营。如经济部最近曾公布国营矿区管理规则15条,便是要把依法划定的国营矿区,给人民以开采的机会。现在最大的需要,便是生产,而且要大量的生产,以为前方、后方及输出之用。假如现在把国营的范围定得太广,同时又无力量去经营这个范围内所规定的事业,那么国内的生产力,反因受了拘束而不能发挥其功能。所以我们一方面对于国营事业,认真整理,以期造成事业的规模;同时对于民营事业,也极端看重,认为国家经济的基本,必须认真发展。
  政府对于民营的事业,一向是竭诚奖助的。现为加增开发内地的速度起见,预备从下列三方面积极推行,使民营事业,可以更为发达:第一为工作的联络。以前民营事业,每皆各自为政,毫无组织,现在政府拟使各业均依照新定法规组织同业公会,各业间亦发生联系。如化学工业所需之机器,可以交给机器业代为制造,而机器业所需之钢铁,又正在设法协助供给。彼此之间,声息相通,供求相应,以形成一有机体,便可事半功倍,效率大增。这种联络组织的工作,政府自应担负。第二为资金的协助。民间事业,每以缺乏资本,而中途停顿。现在抗战期间,若干工厂,由沿海沿江迁至内地,举凡运输、建厂、购料等事,都需要大批的资金;后方的厂矿,因扩充生产,改良设备,也要加增资本。政府顾念他们的需要,一方面代向银行以低利借贷款项,一方面由政府直接拨助资金,两种合计,在过去一年之内,已达1000万元以上。以后还要照原定计划,陆续协助。第三为奖励的规定。二十七年六月修正的特种工业保息及补助条例,规定六种应由政府补助及保息的工业,范围未免过狭,而且奖励的方法,限于保息及补助二种,也未能尽奖励的能事。最近通过的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助暂行条例,把奖励的方法,加至九种,除保息及补助之外,还有减税、便利运输、免除地租等项。至于应行奖励之工业,其范围亦拟扩大,凡(一)为国防民生所必需而亟宜举办的;(二)发展内地大宗生产,或使旧有大宗生产品质更为精良的;(三)可供输出国外,以增进对外贸易的;(四)利用本国原料,仿制外洋产物,以减少贸易漏卮的;均在奖励之例〔列〕。
  政府对于经济事业全盘统筹,共同促进,如此进行,可谓之管理,亦可谓之统制。其方针以整个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前提,悉力以赴,以期奠定复兴的基础。大家也应明白国家的利益,亦是一般国民的真正利益,而且亦惟有不分朝野向同一方向认真进行,方能达到此极重要的目的。因此特为说明,望大家都秉匹夫有责之义,来完成此伟大的使命。
  ……

前言/序言

  总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启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汇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汇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的战端,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政变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有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并且与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时代熔炉与民族脊梁:抗战大后方社会经济变迁实录 本书旨在深入剖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后方(主要指长江以南、以西的西南、西北地区)在极端艰难环境下所展现出的经济韧性、社会结构调整与文化生命力。不同于聚焦于前线军事对抗或精英政治决策的传统叙事,《时代熔炉与民族脊梁:抗战大后方社会经济变迁实录》(以下简称《时代熔炉》)将目光投向了数千万人民和数千家工业企业在战火中西迁、内迁所引发的深刻社会经济重构。 本书的研究范畴严格限定于以下几个核心领域,并辅以详尽的史料考证与实地调研分析,旨在为读者描绘一幅宏大而又细腻的后方生活图景: --- 第一部分:工业的“播迁”与战略布局的重塑 本书的开篇着眼于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推行的“迁工业,保精华”政策。我们详细梳理了沿海主要工业城市(如上海、南京、武汉)的工厂如何进行“拆迁”与“西进”。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设备搬迁,更是一场复杂的人力、技术与资金的地理性再分配。 一、 迁厂路径与目的地研究: 本书通过对档案记录、企业主回忆录的交叉比对,绘制了三条主要的迁徙路线:沿长江上溯至重庆、成都、昆明;沿铁路线向西延伸至宝鸡、西安;以及向西南腹地如贵阳、柳州的渗透。我们特别关注了迁厂过程中的“流产”与“半途而废”的案例,这些案例揭示了运输瓶颈、地方阻力与安全顾虑对工业布局的实际制约。 二、 工业结构的战略转型: 后方工业的建立并非简单复制沿海模式。本书深入分析了后方工业的“战略导向性”——即优先发展满足军事急需的重化工业、纺织业和兵工产业。我们展示了如资源委员会(资委会)如何利用国家信用和行政力量,在四川峨眉、湖南湘潭等地,从零开始建立起基础工业体系,以及这些新建企业在技术引进、人员培训方面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书中也论述了“新设工厂”与“旧厂重建”在效率和管理模式上的差异。 三、 地方工业的觉醒与整合: 除了国家主导的西迁企业,本书也详细记录了西南、西北地区传统手工业和小型加工业在战时需求的刺激下,如何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并与新迁入的现代工业形成某种程度上的互补与竞争关系。例如,云南的五金铸造业如何承接了部分军工配套需求。 --- 第二部分:农业生产的极限扩张与土地关系演变 后方经济的稳定基石在于农业。本书超越了简单的粮食产量统计,重点探讨了农业生产在人口激增压力下的“空间移动”和“技术适应”。 一、 人口涌入与耕地压力: 数百万流亡人口的涌入,极大地加剧了四川盆地、川西平原和滇南丘陵地带的耕地竞争。我们分析了耕地“边际化”的现象——即原本不适宜耕种的山地、林地被强行开垦,由此带来的水土流失与生态压力,这是后方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长期成本。 二、 农产品贸易与金融渗透: 本书详细考察了战时由政府主导的粮食征收与调拨体系,特别是中央政府如何通过设立“粮食储备库”和“农产收购委员会”来稳定沿江交通线上的供应。同时,我们也分析了随迁的金融资本如何通过高利贷、土地抵押等方式,逐步渗透到后方农村的土地关系中,导致部分自耕农向佃农转变的趋势。 三、 农业技术推广的局限性: 尽管中央农业机构在后方积极推广新品种和改良农具,但本书指出,由于技术人员的匮乏、战争干扰以及地方士绅的抵触,技术推广的成效往往受限于特定区域,未能形成全国性的农业革命。 --- 第三部分:战时金融、商业网络与物价的内在机制 后方经济运行的脉络依赖于金融和商业。本书侧重于分析在物资极度短缺、财政赤字高企的背景下,如何维持商业流通的最低限度。 一、 官方金融体系的扩张与滥用: 我们详细研究了中央银行、交通银行等在重庆设立的“战时总部”,以及其为弥补军费而发行的“和平公债”和增发纸币对后方物价的冲击。书中对“法币滥发”与“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进行了量化分析,特别是对不同城市间的“物价指数差异”进行了对比研究,揭示了区域性的投机行为如何推高生活成本。 二、 战时商业网络的重构: 本书考察了大型商行(如四大商帮的残余力量)如何利用相对稳定的水路和新开辟的简易公路,构建起“中间商”网络,负责将沿海稀缺物资与后方急需的工业原料进行交换。我们关注了如“边区贸易”和“对日禁运物资的秘密转运”等非正规商业活动的运作逻辑。 三、 城市商业的景观变迁: 以重庆、昆明为例,本书记录了战时城市商业景观的奇特混合:一方面是政府严格管制的军需品供应站,另一方面是活跃的黑市和为上层精英服务的奢侈品交易,这种“两极分化”的商业生态是后方社会阶层固化的一个重要侧影。 --- 第四部分:人力资本的流动与社会生活的基础韧性 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时代熔炉》的最后一部分聚焦于战争时期,知识分子、技术工人和普通劳动力的被迫迁移,以及他们如何以极大的毅力重塑社会结构。 一、 高校与科研机构的西迁: 本书详细记述了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教育机构,如何在艰苦的条件下维持学术独立和教学质量。我们分析了这些教育机构对地方人才培养的长期影响,以及它们所带来的文化与思想的“播种效应”。 二、 技术工人的困境与价值: 迁厂过程中,技术工人的价值被空前放大。本书对比了“熟练技工”与“临时工”在工资待遇、生活条件上的巨大鸿沟,并分析了政府为稳定技术工人队伍所采取的激励措施(如“军工奖金”制度)及其效果。 三、 妇女与青年在生产中的角色: 随着青壮年男性大量奔赴前线,大量妇女和未成年人被动地进入工厂和农田。本书探讨了这种角色转变对传统家庭结构和性别观念造成的冲击,以及这些新参与者在生产线上所面临的职业歧视与安全隐患。 --- 通过对上述四大维度的细致梳理与多源史料的整合,《时代熔炉与民族脊梁:抗战大后方社会经济变迁实录》力求提供一个多维度的、立体的后方社会经济史叙事。它展现的不是一个被动等待援助的后方,而是一个在绝境中以惊人的意志力进行自我重塑和战略部署的“时代熔炉”。本书的目的在于让读者理解,正是后方经济的这种韧性与代价,构成了中国抗战能够坚持到最后的深厚物质基础与社会支撑。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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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这个书名,立刻勾起了我对那段历史的强烈兴趣。我一直认为,战争的胜负,除了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也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在中国近代史上,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经济开发,无疑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篇章。这本书的“文献资料选编”,预示着它将提供大量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这对于深入理解那段历史至关重要。我个人对当时的一些具体经济政策和实践尤为好奇。例如,为了支持抗战,国家在金融、财政、工业、农业等领域都采取了哪些措施?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又面临哪些挑战?书中是否会收录一些关于当时的经济学家、金融家、甚至是普通商人的观点和回忆?他们的视角,往往能够提供更立体、更生动的历史图景。此外,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文献,了解当时大后方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布局、以及对外贸易等情况。这本书,如果能够系统地梳理和呈现这些内容,将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特别是战时经济,提供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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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略有研究的业余爱好者,我对于《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这个书名,感到由衷的兴奋。众所周知,抗战时期的中国,大部分沿海发达地区沦陷,战时经济重心不得不转移到相对落后的西南、西北地区,即所谓的“大后方”。这无疑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被迫的、巨大的地理重塑。这本书的价值,我认为主要体现在其“文献资料选编”的性质上。这意味着它并非是作者个人的主观解读,而是直接引用和梳理了当年的第一手资料。我猜想,其中可能包含了当时的经济政策文件、各地的工业发展报告、关于资源勘探和利用的记录、甚至是企业家的经营状况描述,以及一些关于民生经济的统计数据。这些资料,如果能够得到妥善的整理和分类,将是研究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发展模式、政策效果、以及面临挑战的宝贵财富。我特别关注的是,在国家危难之际,如何组织和动员全国的经济力量,如何平衡军事需求与民生发展,以及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经济的最优配置。这本书,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意想不到的答案,甚至启示当代的经济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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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阅过不少关于抗日战争的书籍,但《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这个书名,让我眼前一亮,感觉像是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我一直觉得,在那样一个烽火连天的年代,如何在相对落后的地区发展经济,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充满挑战的课题。这本书的“文献资料选编”,让我期待能够读到一些能够触及细节的材料。我想知道,当时政府是如何调动和组织社会资源的?有哪些创新的经济模式在当时被尝试和推广?书中是否会包含一些关于民营经济发展、个体户经营、甚至是基层合作社运作的资料?我想了解,在国家整体经济压力巨大的情况下,普通民众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维系生计,甚至为抗战做出贡献的。这本书,如果能够展现出大后方经济开发的多元性,以及其中蕴含的韧性与创造力,那将是非常有价值的。我希望它能让我更深刻地理解,在民族危难之际,中国人民所展现出的非凡智慧和不屈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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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这个名字,我的眼前立刻浮现出那个动荡年代的画面。抗日战争,不仅仅是战场上的硝烟弥漫,更是整个国家在绝境中的求生与发展。尤其是“大后方”的经济开发,听起来就充满了艰辛与智慧。我脑海里想到的,是那些从上海、南京、广州等地撤离出来的民族工业精英,他们带着机器、带着技术、带着资金,跋涉千山万水,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艰难地重建工厂,发展生产。这本书的“文献资料选编”,让我期待能够看到更多关于这些具体行动的细节。比如,当时有哪些具体的工厂得到了建设?他们生产的产品是哪些?这些产品又主要服务于哪些方面?是为了满足军需,还是为了保障民生?那些文献资料,能否揭示出当时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经济开发上的协调机制?又或者,是否能看到一些关于货币发行、金融体系运作、物资调配等方面的原始记录?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超越简单的历史陈述,通过那些真实的文献,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实业家、普通劳动者,为了民族生存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非凡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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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标题——《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一下子就抓住了我对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好奇心。我一直对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的社会变迁充满兴趣,而“经济开发”这个词,更是让我联想到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人们如何维持生计,甚至寻求发展。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是那些在炮火硝烟中,依然默默耕耘的身影,他们如何克服物资匮乏、交通阻碍、技术落后等重重困难,将有限的资源转化为生产力,为支撑整个国家的抗战大业奠定基础。这本书的出现,无疑为我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这段历史的绝佳窗口。我尤其期待看到那些原始的文献资料,它们如同历史的碎片,能够拼凑出那个时代最真实的面貌。我想知道,当时的政府是如何规划和引导经济发展的?有哪些具体的产业得到了扶持?那些民间的企业家又是如何行动的?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这些细节,往往比宏观的叙述更能触动人心,也更能揭示那个时代特有的生存智慧和创造力。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不仅仅是枯燥的史料堆砌,而是能够通过这些文献,展现出那个时代人们的奋斗、牺牲、以及对未来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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