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中国民族乐队建制的探索与发展，是20世纪中国社会嬗变、科技进步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①中相关社会成员通过自身实践重塑传统器乐“母语文化”特质、探寻其历史性认知与中外文化参照价值体系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族乐队建制的探索与发展不仅在我国大陆地区专业化、正规化剧场艺术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海外华人世界也有较广泛的影响。与此同时，有关这一乐队模式的文化属性与本体价值，则长期困扰和制约着这一器乐形式的创作表演与理论探索。笔者以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为基础，综合并借用相关社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重点将京、沪、鲁三地相互影响的民族乐团（队）作为参照对象，结合中国传统乐队演变与相关地域民间器乐文化流布的关系，对1950年以来我国大陆地区民族乐队建制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系统性考察研究，旨在通过所选个案考察，梳理其渊源、形态、生存、发展等诸方面状况，以及一定社会群体利用所处地区民间器乐传统与外来乐队经验的结合探索相关器乐创作表演的规律的过程。
伴随“剧场艺术”建设而出现的民族乐队建制探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主流文化发展在不同阶段的综合体现之一。其主体构成，不仅与我国南北方一些传统乐器原理、乐种形态紧密联系，而且在多声部组合、音响结构以及创作手法等方面充分体现出与西方管弦乐队相融合的特点。因而，就该乐队建制探索对20世纪上半叶“国乐合奏”经验的承继与发展来看，相关民族乐团（队）努力挖掘各地传统文化资源，打破国家行政区划系统，尽可能从区域文化繁衍与主流文化结合的层面上获取所需养分，促进自身发展，其成就和经验是主要的、不可忽视的。与此同时，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陆地区相关民族乐团建设留给我们的反思也是多方面的：“剧场艺术”实践证明，通过借鉴和汲取西方管弦乐队原理而发展起来的民族乐队建制，较之民间流传的一些传统乐种和器乐形式固然在音响结构、舞台审美等方面具有较为稳定和协调的现代都市文化品质，其本体构成亦可以看做是我国传统乐队在一定文化生态下不断延续和超过自身内涵与外延的一种阶段性成果。但由于种种原因，有关该乐队建制的生存与发展的价值评估，学界尚未取得总体共识，相关乐团（队）的艺术机制和舞台实践面临社会文化转型、市场经济变化等多方面挑战。故此书中对中国民族乐队生存与发展所提出的思路与建设性意见，当有利于审视和检讨这一乐队模式之得失，对于我国大陆地区和其他华人地区相关民族器乐形式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钱建明，音乐学博士，南京艺术学院教授，现任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常务副主编。曾先后担任南京艺术学院交响乐团、民族管弦乐团指挥。主要著作有《西方弦乐艺术》（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并在《中国音乐学》、《音乐研究》、《人民音乐》、《黄钟》、《交响》等各类音乐期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内页插图
目录
绪论第一节 “民族乐队”概念及论域
第二节 相关领域学术回顾
第三节 本书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方法
第一章 历时考察：传统乐队乐器组合及分类
第一节 上古、中古时期传统乐队
第二节 明清时期传统乐种分布及乐器组合
第三节 西乐东渐与江南“国乐”崛起
第二章 现代民族乐团（队）三个个案考察
第一节 京畿文化圈内的中央广播民族乐团
第二节 江南文化圈内的上海民族乐团
第三节 齐鲁文化圈内的前卫民族乐队
第三章 顺应诉求：系统化乐器改良
第一节 弦鸣乐器
第二节 气鸣乐器
第三节 膜鸣、体鸣乐器
第四节 “乐改”实效评估
第四章 四组结构：趋同样式研究
第一节 “四组结构”之形成
第二节 “四组结构”之交叉界域
第三节 “四组结构”之趋同与创作空间
第五章 彭修文模式：一种乐队建制理念与实践
第一节 彭修文模式
第二节 彭修文与中央广播民族乐团
第三节 后彭修文时代：“交响化”之处境与对策
第六章 跨界文化：民族乐队建制模式扩展与影响
第一节 民族乐队：探寻海内外认同
第二节 海峡两岸：“国乐”合鸣
第三节 深圳河畔：香港乐韵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一 民族乐团建立与发展大事记（1950-2005）
附录二 部分民族管弦乐作品汇编
附录三 本书研究中“田野调查”的部分相关图片
后记
精彩书摘
2.专业人员构成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初创时期人员构成、乐队配置特点来看，大多数专业骨干人员来自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国乐队，而该国乐队早期以丝竹乐为基础的“吹、拉、弹、打”乐队结构分组，又较多受来自上海大同乐会的影响。因而，可以设想，新中国建立后中央广播民族乐团所积极酝酿并实施的四个声部功能设置，与20世纪上半叶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国乐队以及上海大同乐会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如1953年6月，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文化园所进行的首场公演，以及同年秋天灌制并推出的首批唱片《春江花月夜》、《金蛇狂舞》、《变体新水令》、《彩云追月》等，其小型合奏中已经初步具备了丝竹乐为基础的四个声部的乐队配置基础。3.基础条件
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初期的乐队建制基础，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化主管部门有关“推陈出新”以及苏联民间乐队的改革经验密切相关。在特定的京畿文化圈内，中央广播民族乐团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建立一种新型民族乐队建制，其使命是：不仅能够演奏中国古典乐曲，还能够适应专业创作的需要，演奏反映现实的、多声部的、创作技巧较为复杂的合奏乐曲。①因而，有关乐器改革及成果利用的内容，在中央广播民族乐团早期的业务建设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1956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在北京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期间，该团成功演出的《瑶族舞曲》、《陕北组曲》等，其明显扩大的多声部乐队建制与相关乐改成果的利用是分不开的。有关这一方面的具体情况，将在第四章专门阐述。
4.中央级院团影响
由于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在京畿文化圈内的特殊艺术地位，该团以丝竹乐队为基础，并参照西方管弦乐队原理而形成的四个声部组合，通过自身的广播演出、国家行政手段而得到推广，其得失也因此超过一般地方院团。据载，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后，仅北京市一地就在当年涌现出十几个大型专业民族乐队以及大量业余性质的大型民族乐队。
……
前言/序言
严格说来，中国民族乐队的建制问题从“八音皆备”的先秦时代就已经存在了，那时的建制，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考量：一个是“钟磬之乐”的乐队组合；另一个是“竽瑟之乐”的乐队组合。二者编制不同，音乐各别，功能各异，影响深远。其后，随着新兴乐器不断加入和中华各民族音乐文化的频繁交流，民族乐队的编制组合更加丰富多彩。至近现代，在自身乐器传统组合方式传承和西式交响乐队编制借鉴的促使下，大型民族乐队建制便成为都市音乐文化在舞台上展示的主流。在此，我开门见山地对中国民族乐队的发展历程做以上要点描述，不外乎是想要说明，中国民族乐队建制历史源远流长，其现实存在仅是漫长历史过程进入当代的一种演释，内容不仅丰富，而且还存在各种不同看法和争议，故而对它进行研究，其难度委实不小。但本书作者钱建明知难而上，将自己的研究视野聚焦在当代（1950-2005）这样一个中西音乐文化交汇碰撞、民族乐队建制进入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摸索实验的阶段，其探索的深度和面临的复杂可想而知。然而，建明选择这一具有相当难度的研究主题，却也具备一些可以发挥其学识特长的优势，这些优势的具备，也成为我赞同并支持他选择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理由。
建明自幼学习小提琴，曾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管弦乐专业。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又曾在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院校学习中提琴、室内乐演奏以及管弦乐队指挥。在校期间，他还同时担任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和民族管弦乐团指挥，故而不仅对西方交响音乐的乐队建制比较了解，而且对中国民族乐队建制，特别是大型民族乐队的建制和相关音乐作品也有相当深厚的演出实践感受。
用户评价
我一直在寻找能够帮助我理解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如何发展变化的书籍，特别是关于乐器演奏和作曲教学。我的学习经历中，接触到很多关于西方古典音乐的教育模式，但总觉得对于我们本土的音乐，尤其是民族音乐的教育，似乎了解得不够深入。这本书的书名虽然是“民族乐队建制研究”，但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个成熟的民族乐队，背后一定有一套完整的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从演奏员的选拔、训练，到指挥的培养，再到作曲和编曲人才的成长，这些都离不开一个健全的“建制”。我猜想，这本书很可能会详细阐述在1950年至2005年这段时期，中国是如何逐步建立和完善民族乐队的教育和人才培养机制的。比如，是否建立了一些专门的音乐院校或专业，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以及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是如何结合民族音乐的特点进行创新的。我希望这本书能为我揭示这些过程，让我更清晰地看到民族音乐教育的脉络。
评分我对音乐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角度的解读一直情有独钟，尤其当这些分析涉及到中国这样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时。这本书的书名——“21世纪中国音乐学文库：中国民族乐队建制研究（1950-2005）”——让我立刻联想到，它很可能不仅仅是一本关于音乐演奏技巧或曲目介绍的书，而更是一项关于社会变迁与音乐文化互动的重要研究。从1950年到2005年，这半个多世纪是中国社会经历巨大变革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变化，无疑都会对包括民族乐队在内的音乐艺术形式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好奇这本书将如何展现这种联系：建制的演变是否映射了国家音乐政策的调整？乐队的组织形式、人才培养、以及经费支持，又是在怎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发生的？我期待作者能通过对民族乐队建制的深入剖析，折射出中国音乐事业在特定历史时期所走的道路，以及它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而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现代音乐发展脉络的独特视角。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吸引了我，那种沉稳而又不失现代感的字体，以及背景淡淡的纹理，都透着一股学术研究的厚重感。我本身对民族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总觉得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中国民族乐队建制研究”这个标题，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好奇心。我一直觉得，我们国家有着如此丰富的音乐遗产，但很多时候，对于这些音乐的传承和发展，我们更多的是停留在感性的层面，缺乏系统性的梳理和深入的探讨。这本书的出现，仿佛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更深层理解的大门。我期待着它能带领我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去了解那些曾经为民族音乐的复兴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乐队，以及它们在组织、管理、演奏技法、曲目发展等方面所经历的变革和创新。特别是“建制”这个词，让我联想到很多关于制度、规范、体系的思考，我相信这本书不会仅仅停留在对音乐本身的描述，而是会触及到音乐发展的幕后机制，这让我感到非常兴奋。
评分作为一名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方式和观众接受度颇感兴趣的读者，我总是在思考，如何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我们的民族音乐。而“建制”这个词，在我看来，与音乐的传播和推广息息相关。一个完善的“建制”，是否意味着更有效的音乐创作、演出组织、以及更广泛的观众群体？这本书的书名——“中国民族乐队建制研究（1950-2005）”——让我猜想，它可能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探讨，更会包含大量的实践案例。我期待它能讲述一些关于民族乐队如何通过创新演出形式、拓展演出场地、或者利用当时的媒体进行宣传，来吸引不同年龄层、不同背景的观众的故事。例如，在那个年代，民族乐队是如何走向基层、走进学校、走进社区的？它们是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一点点地改变人们对民族音乐的印象，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更具活力的文化现象的？我很想从书中找到这些答案，去理解民族乐队在过去几十年的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评分我最近对中国传统戏曲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发展状况。我总是在想，那些古老而又充满魅力的戏曲旋律，在现代社会中是如何得以延续和创新的？它们是否经历过一些重大的调整和改革？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着它们的发展，又面临着哪些挑战？这本书的书名虽然聚焦于“民族乐队建制”，但我直觉地认为，民族乐队的建立和发展，与戏曲音乐的传承和改编是息息相关的。许多民族乐队本身就承载着演绎和推广戏曲音乐的重要职能，它们在编配、演奏、甚至创作上，都可能受到戏曲音乐的深刻影响。因此，我设想这本书中或许会探讨民族乐队在吸纳、转化和创新戏曲音乐元素方面的实践，以及这种互动对双方都产生的深远影响。我很想知道，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民族乐队是如何成为戏曲音乐的“守护者”和“创新者”的，它们在曲目选择、演奏风格、以及与戏曲表演的结合上，是如何演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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