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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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系列丛书精选历代常用碑帖范字加以放大,并配以折页的形式,有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书法类图书,是本社黑白版《中国历代法书名碑原版放大折页》(常销,畅销)的彩色升级版。既可用于学校、书法培训中心,也可为书法爱好者自学使用。
作者简介
古铁,原名胡紫桂,系中国书协第四届书法发展委员会委员、第五届新闻出版委员会委员、文化部青联中国书法篆刻艺术委员会委员、全国“七十年代书家”艺委会委员、湖南省书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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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礼器碑》解析
尹兴
《礼器碑》全称《鲁相韩勑造孔庙礼器碑》,又称《韩明府孔子庙碑》《鲁相韩勑复颜氏繇发碑》《韩勑碑》等,立于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碑高约234厘米,宽105厘米,四面皆有刻字,碑阳共16行,行36字。碑石现存于山东曲阜孔庙,虽有剥落,但字口大多数新妍清晰。此碑内容是赞扬鲁相韩勑修饰孔庙和添造礼器之事。
《礼器碑》是较早享誉盛名的汉碑。汉朝成熟的隶书主要集中在桓灵二帝(147—189)期间,而《礼器碑》则可以看作是从《乙瑛碑》(153)到《曹全碑》(185)的过渡时期的作品,比起《乙瑛碑》的雍容规整,它具有更多的峻拔跌宕;比起《曹全碑》的秀丽严整,它具有更多的劲挺活泼。
甚至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汉隶中的“广大教化者”,从它峻拔的风格中,孕育出了《张迁碑》(186)的朴拙凝重,孕育出了《鲜于璜碑》(165)的雄强茂密。清杨守敬《平碑记》所云“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可当作对《礼器碑》最精准的评价。明郭宗昌《金石史》中甚至评曰“以余生平所见汉隶,当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其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之神功,弗由人造”。
一、《礼器碑》的结构特点
《礼器碑》结体宽扁,合度自然,长短、大小参差,上下错落有致。字形既规整又富变化。杨守敬在《平碑记》中评《礼器碑》为“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大体认为字形要求欹正而又不失重心,严紧中见开张舒展。正所谓“结构天成”,给人以工整、规范之感。
二、《礼器碑》的用笔特点
《礼器碑》给人以犀利斩截、瘦劲如铁之感,并且继承了春秋以来齐国青铜器铭文的特色,创造了纤而能厚的流派。此派书风曾风靡一时,敦煌和居延附近出土的简书,很多与此类似,纤劲中能出奇趣。清代王澍在《虚舟题跋》中对此碑评价极高,认为“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如果我们把武威汉简与之对照,会发现两者之间有一脉相承之痕迹。简书具有用笔挺拔,波画棱角大而鲜明,结体雄健等特点,而《礼器碑》基本上都具备了这些特点。
三、《礼器碑》的章法特点
隶书章法大致可分为纵横均有规则的排列和纵行有规则、字距无规则的排列方式。《礼器碑》属纵横均有规则的排列形式。这种章法其上下字距松动,左右行距紧凑,一紧一松,布局整齐而又美观。特别是波磔飞动,左右舒展,似大雁迎面排阵飞来,整体平稳而又飘逸有致,整齐、均衡中又变化统一。《张迁碑》《衡方碑》《曹全碑》等与《礼器碑》章法大体一致,都属纵横均有规则的排列方式。总言之,《礼器碑》字形宽扁合度,结体紧严中见开张舒展,清超俊逸,端庄流丽,笔画瘦劲通神,纤而能厚,尤其是磔笔粗壮挺劲,峭劲中见轻重变化,纤健中能出奇趣。由此可见,《礼器碑》不愧是著名汉碑碑刻之一。
学习《礼器碑》,第一步当从“方”字和“变”字入手,注意方起方收之处。方笔是此碑的“精神”和“风骨”所在,需要着意表现出来,且在行笔中尽量保持中锋,先做到刻意之“方”后再追求自然之“圆”,做好了这点方可守住它古朴刚劲的风貌。其“变”表现在横画、捺画的雁尾处和长笔画的细腻微调变化中,这是此碑的“灵动”之处。注意了这两点方可表现它灵动峻拔的气息。
一个是里,一个是表,一表一里,不可或缺。林散之曾说:“临帖要先像后不像,先无我后有我。”如果第一步是像和无我的阶段,第二步就应当是不像和有我的阶段。如果第一步做得不够扎实,想把自己的衣裳披到古人的身上,恐怕只如隔靴搔痒,水中望月。清代的何绍基,当代的林散之、来楚生都是学《礼器碑》成功的代表。他们的临作,神融气畅,一气呵成,或许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学习他们的临作找到一些成就我们自己书法语言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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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汉代隶书的瑰宝:礼器碑的艺术与精神探析 一、碑刻的时代背景与艺术特征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望碑》,是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立于山东曲阜孔庙的著名碑刻。它不仅是汉代隶书艺术的杰出代表,更是研究汉代礼制、书法美学不可或缺的珍贵实物。要理解《礼器碑》的艺术成就,必须将其置于东汉中后期的时代洪流之中。 东汉中叶,隶书已发展到一个成熟且相对定型的阶段。早期隶书追求雄强、古拙,笔画多有波磔,气势开张;而至永寿时期,隶书开始向规范化、精细化演进。《礼器碑》正是这一转变中的典范之作。它的书写者(题名为“张元伯”),显然是一位技艺精湛、深谙法度的书法家。 风格上的“方峻秀逸” 《礼器碑》的书风,被历代金石学家誉为“秀逸工整,结体森严”。与同期的《曹全碑》的圆润秀美不同,《礼器碑》更侧重于“方峻”之美。 首先,结字极其端正匀称。碑文中的每一个字都仿佛经过精密的几何计算,横平竖直,结构稳健。字形多呈扁方中寓方折之势,左右舒展,体态雍容。特别是横画,起笔与收笔往往处理得十分干净利落,少见夸张的波挑,但收尾处微微上挑或顿挫,使得整体结构在方正中透出灵动。 其次,笔法精到细腻,内含筋骨。隶书的精髓在于“蚕头燕尾”,《礼器碑》的波磔处理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蚕头(横画起笔)饱满圆润,如蚕食桑叶般厚重;燕尾(收笔)则展现出极强的控制力,收笔处的挑笔或轻盈迅疾,或沉稳有力,既有力量感,又不失飘逸之姿。值得注意的是,碑中的捺笔处理得尤为精妙,起笔收缩,中间蓄力,出锋果断,是隶书捺法的典范。 再者,章法布局疏朗有致,疏可走马,密不透 বায়ু。碑文多行字数相等,行间距适中,使得整篇碑文气韵贯通,脉络清晰,读来朗朗上口,毫不滞涩。这种规范化的布局,体现了汉代隶书对整体视觉和谐的追求。 二、内容考证与礼制研究价值 《礼器碑》的内容并非单纯的颂扬,而是记录了鲁地对孔子家庙进行修缮和扩建的经过,以及所增添的礼器、乐器等事宜。碑文记载了当时参与筹备和赞助的人员名单、所立的器物种类及其数量。 (一)对孔庙祭祀制度的记录 碑文详细记录了东汉时期鲁地(今山东曲阜)对孔子庙宇的维护和祭祀活动。这为研究汉代儒家思想的官方化进程提供了直接的文字佐证。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庙作为官方祭祀场所的地位日益重要。《礼器碑》的立碑,本身就是一种官方对儒家经典的推崇和对先圣的敬仰的体现。碑文所涉的“礼器”,涵盖了古代宗庙祭祀中使用的各种器皿和陈设,是研究汉代礼仪制度的重要文献。 (二)人名与官职考据 碑文中记载了多位地方官员和士人的姓名及其官职,如主持修缮事宜的官员,以及捐资助建的士绅。这些记载为研究东汉地方行政管理结构、乡闾宗族势力以及士人阶层与官方的关系提供了鲜活的史料。通过碑文,可以大致勾勒出当时社会结构中,以儒家思想为纽带形成的社会网络。 (三)纪年与书法史的定位 碑文明确记载立碑时间为“永寿二年岁在丙申(公元156年)”,这使得《礼器碑》成为东汉隶书中纪年明确、具有可靠断代依据的代表作品。它的出现,恰好位于隶书向楷书过渡的成熟期,其规范性、法度严谨性,对后世楷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影响与历史地位 《礼器碑》自问世以来,便被书法界视为学习隶书的“圭臬”。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精美的艺术性,更在于其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与审美价值。 (一)对后世书家的启发 自宋代开始,金石学兴起,隶书的价值重新被认识。《礼器碑》以其端庄、秀雅的风格,成为历代书法家研习隶书的首选范本之一。清代碑学鼎盛时期,书家们推崇汉碑的雄强与法度,对《礼器碑》的推崇达到了极致。许多人认为,学习隶书,不临《礼器碑》,则不足以言学隶。其笔画的提按顿挫、结体的方正严谨,为后世楷书的“楷模”树立了极高的标准。 (二)书法的“中和之美” 在众多汉碑中,《礼器碑》以其独特的“中和之美”著称。它既有汉隶的古朴雄健,又不失魏晋风度对秀美的追求。它不像《乙瑛碑》那般气势偏向沉雄,也不似《曹全碑》偏于秀媚,而是在两者之间取得了完美的平衡,展现出一种庄重而不失灵动的士大夫气韵。 (三)原版放大折页的价值体现 对于习书者而言,原版高清的图像资料是至关重要的。《礼器碑》原石受风化侵蚀,部分细节已经模糊。高质量的拓本和放大图,能够清晰地揭示出书家运笔的细微之处,如墨色的浓淡变化、笔锋的入纸角度、波磔的幅度控制等。通过放大观察,学习者能够深入体会到笔画内在的结构逻辑和气韵生动,从而更有效地掌握其精髓。 结语 《礼器碑》,作为汉代隶书成熟期的代表作,以其端庄的造型、精妙的笔法和严谨的章法,矗立于中国书法史的高峰之上。它不仅是汉代礼仪制度的沉默记录者,更是中华民族审美情趣的凝固体现。它的艺术魅力跨越千年,持续地滋养着后世的文化与艺术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