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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慧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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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

ISBN：9787509391624

版次：1

商品编码：12368106

包装：平装

开本：16

出版时间：2017-12-01

用纸：胶版纸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本书对于公安情报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基本问题与体系构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明确阐释公安情报学学科定位和学科体系，对于此二级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内容简介

本书对于公安情报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基本问题与体系构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一方面在对学科研究进展情况和发展规律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了公安情报学学科定位和学科体系。另一方面又在科学划分了自然技术公安情报学科群、人文社会公安情报学科群、应用公安情报学科群、专门公安情报学科群的同时对于各学科群的属性与构成进行了详细阐释。

作者简介

梁慧稳，女，云南罗平人，江苏警官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二级警长（副调研员），硕士生导师，东南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荣获个人二等功一次，主要从事情报学、管理学等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学术专著2部，主编和参编教材2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持各级各类课题10余项，参与各级各类课题20余项。

精彩书摘

第2章公安情报学的学科定位及学科体系

在我国，公安情报学及其学科建设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需要科学解释和统一认识学科定位、研究对象、方法论、理论基础及学科体系等若干基本内容。作为学科而存在的公安情报学必须同其他学科存在显著性差异，否则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科。本章从公安情报学的学科内涵、学科研究对象、学科研究方法、学科内容体系等方面进行考察，以明确公安情报学的学科定位和学科体系结构。

2.1公安情报学的学科定位

从本质上讲，学科定位是学科的基本属性问题，即回答学科是什么、不是什么的问题。

2.1.1公安情报学是一门交叉学科

交叉学科是指在科学知识体系演进发展过程中，由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叉、融合、渗透而出现的新兴学科。科学上的新理论、新发明的产生，新的工程技术的出现，经常是在学科的边缘或交叉点上。这种交叉既可以发生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也可以发生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不同分支学科之间，还可以发生在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不同分支学科之间。通常认为，交叉学科包含边缘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三种类型。边缘学科（marginal discipline）是指形成于两门或两门以上已有学科邻接区域的学科。其形成路径有两种：一是把一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移植到其他学科领域；二是两门以上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相互融合，研究某些共同性的课题。粗略地说，边缘学科可以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产生于一个科学部类内部不同学科门类、不同学科群组、不同学科系组、不同基元学科之间的“内生性”边缘学科；另一类是产生于科学部类之间的边缘学科。综合学科（synthetical discipline）又称为综合性学科，是指以特定的自然客体或社会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各个角度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科。综合学科形成于多种学科的接壤区，因而是多边性的边缘学科。横向学科（crosswise discipline）又称横断学科，是以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某些共同属性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或者说，横向学科是研究客观世界的多种运动形式中某些特定共同方面的学科。

公安情报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是交叉学科发展而成的交叉学科。蒋瑜峰等人通过对2004~2008年18种样本刊物发表公安情报研究成果进行统计分析后认为：“我国公安情报学的研究是一种属于综合性交叉学科研究”（蒋瑜峰：《我国公安情报学研究现状与思考》，载《情报探索》2010年第12期。）。如1.4所述，公安情报学是哲学、数学、应用技术、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情报学、公安学以及其相关学科的有机结合。这些学科的发展及其在公安情报工作实践中的运用，为公安情报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学科基础。公安情报学是通过不断的引入数学、计算机科学、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方法、原理研究、探索公安情报活动规律的一门学科。从学科表述字面意义上看，公安情报学是由情报学和公安学两个直接的上位学科交叉发展而成，情报学和公安学本身也属于交叉学科。王续琨、宋刚等所著《交叉科学结构论》一书中研究认为：目前已出现了28个交叉科学学科门类。这些学科门类以人类学为中心，围绕人类的生存、发展、文化展开研究，可以相对地区分为九个组群，即涉及生存基础的地理科学、资源科学、管理科学，涉及生存环境的生态科学、环境科学、海洋科学，涉及生存界域的城市科学、农村科学、建筑科学，涉及生存安全的军事科学、安全科学、警务科学，涉及生存质量的服饰科学、设计科学、体育科学，涉及身心发展的情报科学、知识科学、网络科学，涉及科学文化的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学，涉及技术文化的技术史、技术哲学、技术学，涉及工程文化的工程史、工程哲学、工程学。（王续琨、宋刚：《交叉科学结构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1~32页。）从这28个交叉学科群来看，公安科学或警察科学，已经进入人们视野作为分支学科被提出，情报科学也位列其中。

作为交叉学科的公安情报学，可兹借鉴和应用的理论基础比较丰富，因此应加强对相关学科理论、方法的研究借鉴，促进公安情报学学科的发展。交叉领域的研究可以借鉴更多单一领域的研究方法，作为交叉学科的公安情报学不需要像单一学科领域那样建立自己的理论、方法，只需要在单一或相关交叉学科领域选择合适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公安情报领域即可丰富其研究内容。明确了公安情报学交叉性学科的定位，我们在开展公安情报相关问题的研究工作中，需要以开放的视角、广阔的视野、创新的思维、发展的眼光学习、吸收、内化、应用相关单一学科、交叉学科成熟的理论、方法、观点，促进公安情报学向更深、更广、更高层次方向发展。

2.1.2公安情报学是一门社会科学

公安情报学是研究公安情报及其活动规律的科学，公安情报是社会的产物，公安情报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因此，公安情报学属于社会科学。公安情报是指公安机关各业务部门及基层派出所，通过秘密渠道和公开管理、日常办案等途径获取的敌对分子、各类违法犯罪分子及其他公安工作对象进行危害国家安全、影响社会稳定和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情况、信息、线索，经甄别、研析、加工、提炼，可供侦查案件、分析掌握敌情和治安动向的成果（张爽：《论公安情报的社会服务功能》，载《辽宁警专学报》2009年第6期。）。公安情报源于社会实践活动，同时，公安情报又服务于社会。苏联情报学家认为情报学属于社会科学。作为情报学重要分支之一的公安情报学的核心仍然是情报问题，公安只是一个行业应用领域。公安情报学研究情报原理、情报搜集、情报分析、反情报等在公安工作中的应用、完善、创新与发展；研究并预测作为社会现象的公共安全、社会稳定以及违法犯罪活动的特点、规律与趋势，并提出相应建议和策略供各级公安机关决策者参考。虽然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公安情报活动的效率，技术方法和手段也推动了公安情报学研究的发展，但这些外在的条件并不能改变公安情报学内在的社会科学属性。

2.1.3公安情报学是一门思维科学

思维科学是研究人的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综合性科学。其应用领域涉及科学语言学、模式识别、人工智能、教育学、情报学、管理学等。毫无疑问，思维科学与情报学有着必然的联系。提出并创建起思维科学技术部门的钱学森先生说：“我是把情报这个领域作为思维科学里面的一部分来考虑的。因为情报最后要和人的意识、思维交互作用，如果人没法用，那就不叫情报了”（钱学森:《科技情报工作的科学技术》，载《关于思维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6~444页。）。邵元溥学者在《天津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发表文章认为，情报学与思维学之间的桥梁是思维。他认为思维学的逐步完善促进了情报学的发展。思维科学分成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层次，其中，思维学属于基础科学，情报学属于技术科学。因此，有学者认为思维科学的技术科学之一便是情报学。我国情报学专家包昌火认为，情报是对信息的解读、判断和分析，是人脑思维的产物（孙振誉等：《信息分析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而作为一个过程，情报分析主要是一个基于认知功能的思维过程（ DEVLIN K. The role of conceptual structure in human evolution/GANTER B，MINEQU G W，(Eds). Structures:Logical，Linguistic，and Computational Issues，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ceptual Structures . Berlin:Springier Verlag,2000.），其结果是通过人的创造性思维从大量的离散的数据中构建出有意义的情报产品或行动方案。作为公安情报学研究对象之一的公安情报，则是通过人的大脑对公共安全信息、社会稳定信息、违法犯罪信息等相关信息，进行抽象、判断、评估、假设、创新的思维产物。公安情报分析过程涉及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批判性思维等多种思维方式，而这些思维方式是思维科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所以，从公安情报和公安情报分析等的思维属性看，公安情报学具有思维科学的性质。

2.1.4公安情报学是一门管理科学

公安情报学是研究公安情报工作的理论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公安情报被作为公安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其本身在信息社会背景下又被作为一种公安战略资源加以看待。公安情报的战略资源地位要求公安机关对其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控制、开发、利用等，而管理是在特定环境下，对组织所拥有的资源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以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因此，在信息社会背景下，与社会稳定、公共安全、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相关的各种数据、资料、信息、知识等都是公安情报信息活动不可或缺的资源，对其进行序化、优化的组织管理，以及分析、挖掘的开发利用，都是属于信息管理、情报管理的范畴。而且，情报需求、情报收集、情报整理、情报分析、情报应用等情报活动，也是一个对数据、资料、信息、知识等资源进行激活，形成智能化情报产品的管理过程，即从知识资本到智力资本的管理创新的过程。另外，对公安情报机构、情报人员的管理、监督、协调、控制等也是一个重要的管理过程。所以，公安情报学需要运用管理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对数据、资料、信息、知识等资源以及情报机构与情报人员等资源要素进行有效管理，达到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以恰当的方式，将恰当的情报送给恰当的人，引领恰当的警务，付诸恰当的行动，赢取恰当的效能的管理目标。这是公安情报管理的本质，也是公安情报学具有管理科学属性的具体体现。

2.1.5公安情报学是一门应用科学

应用科学是以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为基础，直接应用于物质生产和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形成的方向性强、目的性明确、物化特征显著的一门科学。相对于普通情报学强化理论、原理、方法来说，公安情报学更重视实践应用，更重视为公安执法活动战略决策与战术行动提供情报支持。普通情报学都被认为是一门应用科学，那么，对于实践应用性强于普通情报学的公安情报学，自然更具有应用科学的特征。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谈到情报学的定位问题时说道：“有没有情报学这门学问?我认为有情报学，它当然是一门应用科学”钱学森:《科技情报工作的科学技术》，载《关于思维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6~444页。。公安情报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植根于公安情报实践活动的土壤，其理论形成过程是由公安情报活动上升到理论化、系统化的学问。这一学问是将公安学、侦查学、情报学、社会学、管理学、统计学以及信息科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转化为公安情报活动的实际应用，并满足不断发展、日益复杂的公共安全、社会稳定以及违法犯罪等形势的现实情报需求的应用科学。所以，研究如何应用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对公安情报学进行补充、完善和创新；研究如何解决公共安全、社会稳定以及违法犯罪形势的现实的情报需求，这两方面都是公安情报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是公安情报学具有应用科学属性的重要依据。

公安情报科学的应用性特征，要求其建立与发展公安情报学，应突出警务工作的客观需要，以指导并服务于警务工作和公安情报工作的实践活动为根本原则，架构的理论体系也必须体现其实践性、指导性和应用性的理论品质。研究和构建公安情报学理论体系，需紧密结合警务工作实际，以实战为牵引，探索公安情报效能发挥的特点和规律，在研究和构建公安情报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为现实的警务实践活动服务，为公安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服务。

2.2公安情报学学科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

确立公安情报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首要和最基本的问题是明确研究对象。明确公安情报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公安情报学基础理论之一，这不仅影响到研究者对该学科的整体的认识，同时也涉及该学科的确切定义和学科性质。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对该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起着决定性作用。换句话说，不同的研究对象就产生不同的理论，而不同的理论就会产生出以其为依据的不同方法。因此，确立公安情报学研究对象对开展公安情报学学科研究是最基础、也是最为首要的任务，是学科建设的逻辑起点（谢晓专：《公安情报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论纲》，载《情报科学》2013年第9期。），为研究公安情报学理论体系奠定基础。公安情报学的研究内容是研究对象的具体化，是由若干相互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知识单元组成的体系。

……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古代文献与文化史论》的图书简介，其内容与您提供的《公安情报学学科体系研究》完全无关，力求详实且风格自然。 --- 图书简介：《古代文献与文化史论》导言：穿越时空的对话在信息爆炸的当代，我们与历史的连接似乎日益稀薄。然而，正是那些历经风雨的古代文献，构筑了我们理解自身文明的基石。《古代文献与文化史论》并非一部枯燥的目录汇编，而是一次深入的田野考察，带领读者重新审视那些沉默的竹简、卷轴与碑石，探寻它们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生命力与文化意涵。本书汇集了十余篇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专题研究，核心聚焦于汉魏六朝至唐宋时期，选取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文献类型与文化现象，力图在文献学、历史学、文献整理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的交叉领域，构建一个多维度的解读框架。我们相信，每一次对古代文本的解读，都是一次与先人的深度对话。第一部分：文献的物质形态与流传之谜本部分着重探讨古代文献作为“物”的属性，以及其在漫长岁月中遭遇的损耗、重构与流传路径。第一章：泥土中的低语：简牍的物理考量与信息承载力本章聚焦于战国秦汉时期，以出土的居延汉简和尹湾汉墓竹简为例，详细分析了竹牍的选材、书写规范、编联方式对文本内容的影响。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更深入到物理结构对信息编码的制约。例如，通过对特定篇幅的竹简的重新排列实验，我们探讨了“篇目”的确定性与流传中的变异性。特别关注了古代书吏在处理冗长文书时的信息简化策略，及其对后世史料可靠性的挑战。第二章：纸的革命与“抄本文化”的兴起从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至魏晋南北朝，纸张的普及引发了知识传播的根本性变革。本章对比了早期麻纸、皮纸与后期的植物纤维纸在书写体验、耐久性以及成本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如何影响了知识的普及范围和私家收藏的规模。我们通过对敦煌藏经洞中部分唐宋抄本的残页进行纤维分析，揭示了不同地区、不同机构（如寺院、官署）在文献复制中的技术偏好与资源差异，从而勾勒出中古时期知识精英阶层的物质基础。第三章：碑刻的“永恒”与官方叙事的构建碑刻作为一种公共性的、具有高度仪式感的文献载体，其功能远超文字记录本身。本章以魏碑和唐代功德碑为例，分析了碑文的刻制工艺（如刀法、字体选择）如何服务于帝王或士族的政治意图。重点探讨了“勒石”过程中的信息筛选与修饰，以及碑文在地方史与中央史叙事中的张力与互动关系，揭示了碑文如何成为一种权力的视觉化呈现。第二部分：文本的解读与文化阐释的路径在文献物质形态考察的基础上，本部分将目光转向文本内部，探讨特定类型文献所折射出的社会观念与思想脉络。第四章：训诂之术与“义”的固化：汉代经师的语义建构本章深入研究汉代经学传统中，对《诗》《书》等儒家经典的训诂方法。不同学派（如今文经、古文经）对同一字词的解释差异，不仅是学术争论，更是不同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体现。我们着重分析了“独断”现象，即某一学派的权威性解释如何通过官方教育体系固化为“标准答案”，从而影响了后世两千年的思维模式。第五章：志怪、笔记与“边缘知识”的记录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唐宋的笔记杂著，往往被视为“非正史”的边缘文本。然而，它们是研究中古社会日常生活、民间信仰、风俗习惯最直接的窗口。本章探讨了这些文本的作者群体（士大夫、道士、僧侣）的身份特质，分析了他们记录“奇闻异事”时所采用的叙事策略——如何模糊事实与虚构的边界，以及这些记载如何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神灵和道德秩序的焦虑与重塑。第六章：法制文书的社会张力：唐代诉讼卷宗的个案研究选取唐代吐鲁番出土的诉讼卷宗与调解文书作为研究样本，本章跳出对律令条文本身的分析，转而关注法律在实际社会运行中的“操作空间”。研究了基层官吏在文书中对当事人陈述的增删取舍，揭示了地方权力、宗族关系、性别地位等非正式因素如何渗透进正式的法律程序，展现了法律文本背后复杂的人情世故。第三部分：知识的整理、传播与学科分野本部分关注古代知识的系统化过程，以及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互动与竞争。第七章：史学编纂的“叙事陷阱”：从纪传体到编年体本书细致比对了司马迁的《史记》与后世部分重要史籍的体例差异，探讨“纪传体”与“编年体”在历史建构上的核心矛盾。纪传体如何通过人物聚焦来强化英雄史观，而编年体又如何通过时间线索来追求事件的客观并列。本章特别分析了宋代官修史书中，因政治需要对前朝史实的“重写”与“修正”，及其对后世史学家的引导作用。第八章：道藏与佛藏的整理：宗教经典的“图书馆学” 佛教和道教作为中古时期重要的知识载体，其经典的收集、校勘与刻印，构成了古代版本学的两大重要支流。本章比较了宋代官方主持的《大藏经》刊刻工程与民间或地方性的道教斋醮文献的整理模式。研究了在不同宗派的竞争背景下，哪些文献被收入“正典”，哪些被排斥在外，从而揭示了宗教知识体系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权力与资源的分配过程。第九章：书目学：知识的地图绘制与分类的哲学书目，即古代的文献目录，是古代士人认识自身知识体系的“地图”。本章以《隋书·经籍志》和《宋史·艺文志》为核心，分析了古代图书分类法的演变逻辑。这些分类法（如经、史、子、集）如何反映了当时对世界知识的基本认知结构，以及不同门类的书籍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高低，这些分类逻辑对现代学科划分的启示与局限。结语：面向未来的文献重构《古代文献与文化史论》旨在强调，文献研究绝非静止的考据，而是一门动态的文化重建学。通过对文献载体、文本内容、传播路径以及整理方式的综合审视，我们不仅能更好地理解古人的“所思”，更能反思我们自身在面对海量信息时，如何选择、如何记录、如何构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典籍”。本书适合历史学、文献学、古代文学及文化研究的专业人士与爱好者深入研读。 ---

用户评价

评分☆☆☆☆☆

一本厚重的书摆在我面前，书名是《公安情报学学科体系研究》。光是看这个名字，就足以勾起我的好奇心。公安情报，这个在公众视野中常常带着几分神秘色彩的领域，其学科体系究竟是如何构建的？它内部有着怎样的脉络和逻辑？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了它，希望能够窥见这个专业领域背后严谨的学术研究。然而，当我深入阅读之后，却发现它所探讨的并非我最初想象的那些充满戏剧性的案例分析，或者侦破惊天大案的“秘籍”。这本书的视野更加宏大，它试图从学科建立的根基出发，去梳理公安情报学这门新兴学科是如何从零散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出理论框架，又是如何在与其他相关学科（比如信息科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的交叉融合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它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建筑师，不仅要展示建筑的宏伟外观，更要剖析支撑起这栋大厦的钢筋水泥，研究其力学结构和设计原理。其中关于情报的定义、情报的种类、情报的收集、分析、研判、运用等基本环节，这本书都有着详尽的阐述，但并非仅仅是概念的堆砌，而是力图在这些基本环节中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递进关系，构建出一个完整的、有机的学科体系。

评分☆☆☆☆☆

总而言之，《公安情报学学科体系研究》这本书，更像是一部公安情报学的“百科全书”，它系统地梳理了该学科的起源、发展、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关于“情报的边界与伦理”的探讨。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界定情报工作的合法边界，如何平衡情报工作的效率与公民的隐私权，这些都是极其敏感和重要的问题。书中并没有回避这些争议，而是试图从法理学、伦理学的角度，为公安情报工作的规范化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思考方向。这让我看到了公安情报学在追求科学性的同时，也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努力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同时，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这种人文关怀和法治精神的融入，使得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纯粹的学术著作，更是一部体现了时代发展和法治进步的理论探索。它为公安情报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

评分☆☆☆☆☆

《公安情报学学科体系研究》这本书，真的让我大开眼界。我原本以为公安情报就是抓坏人的“幕后推手”，但这本书却揭示了它背后更加复杂、更加系统化的学术体系。书中对情报周期理论的详细解读，让我理解了从情报需求到情报产出的每一个环节是如何环环相扣、相互依存的。尤其是关于“情报的源头识别与鉴别”这一章节，让我印象深刻。它不仅仅是告诉我们要去哪里找情报，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判断这些情报的可靠性，如何去评估信息来源的立场和动机。这种严谨的态度，对于避免被虚假信息误导，至关重要。此外，书中还探讨了情报分析的各种模型和技术，例如案例分析法、内容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等，并且分析了这些方法在不同情报场景下的适用性。这些理论化的阐述，为情报分析工作提供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我们理解情报工作的科学性提供了新的视角。这本书的学术性很强，但又不乏实践指导意义，对于想要深入了解公安情报工作内在机制的读者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评分☆☆☆☆☆

读完《公安情报学学科体系研究》，我最大的感受是，原来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工作背后，都隐藏着如此系统和深入的理论支撑。这本书不是一本教你如何“盯梢”或“破译密码”的实用手册，它更像是为公安情报工作者提供了一套认知框架和方法论。我特别关注其中关于“情报分析的认知偏差”和“情报的价值评估”这两个部分。书中详细地剖析了人类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认知陷阱，例如确认偏误、锚定效应等等，并提出了相应的规避策略。这让我意识到，即使是最优秀的侦查人员，也可能因为思维定势而错失关键线索。同时，对于情报的价值评估，书中的论述也颇具启发性。它不只是简单地衡量情报是否“准确”，而是从情报的“及时性”、“相关性”、“可行动性”等多个维度去考量，这对于资源有限的公安机关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提醒我们在海量信息中，如何精准地识别出真正具有决策价值的“情报”，而不是被无关紧要的“信息”所淹没。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帮助一线民警提升理论素养，更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方法去开展情报工作，从而提高整体的工作效率和质量。

评分☆☆☆☆☆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将公安情报工作从一种经验性的实践，提升到了一个科学的学科层面。《公安情报学学科体系研究》不仅仅是描述性的，它更具有建构性。它在梳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学科体系的理解和构建思路。我特别欣赏书中关于“公安情报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联性分析。它将公安情报工作置于国家治理的大背景下，探讨情报工作如何服务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等宏观目标。这种宏观的视野，让我对公安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同时，书中对于学科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例如人工智能在情报领域的应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化等等，也为我们提供了前瞻性的思考。这本书不仅是对公安情报学现有成就的总结，更是对其未来发展的指明灯，对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研究人员的培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